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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种答案。第一个答案说，美国将继续称雄。第二种回答是，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第三种回答是，世界将变成一个无政府和相对不可预测的多极化混乱无序的舞台。
       美国继续称霸?有三个理由怀疑这一点。第一个是经济上的，即美元作为世界经济惟一储备货币的脆弱性。美元目前依靠日本、中国、韩国和其他国家购买债券带来的大量资金注入得以维持。这一点将很难继续下去。当美元急剧下跌时，暂时可能会扩大制造业产品的销售，但美国将失去它对世界财富的控制，并丧失其扩大赤字而不立即遭受严重惩罚的能力。美国生活水平将会下降，新的储备货币包括欧元和日元将会大量涌入。
       第二个理由有关军事。阿富汗特别是伊拉克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光有飞机、军舰和炸弹是不够的。一个国家还必须拥有非常庞大的陆军以便应付当地的抵抗。美国并不拥有这样一支部队，并且，由于国内政治原因，将来也不会拥有。所以，它注定要输掉这类战争。
       第三个原因是政治上的。世界各国都得出了一个逻辑结论，即它们现在可以在政治上不理睬美国。最近的例子是，联合俄国。中国和4个中亚共和国的上海合作组织正准备扩大，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和伊朗包括进来。伊朗正是在美国试图在全世界发起反对该政权运动的时候受到了邀请。《波士顿环球报》正确地称之为“一个反布什联盟”和一次“地缘政治的地壳大变动”。
       接下来，中国到2025年是否会成为世界第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经济上表现相当好，它正在积极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它甚至开始在远离本国边界的地区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2025年的中国无疑将比现在强大得多，但中国面临三个它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是国内问题。中国在政治上尚未稳定。一党制结构得到经济成功和民族感情的支持。但它面临大约一半人口由于被甩在后面而产生的不满，也面临另一半人口由于其国内政治自由受到限制而产生的不满。
       中国的第二个问题与世界经济有关。中国(与印度)消费的极大扩张将让世界生态和资本积累可能性双双付出代价。过多的消费者和过多的生产者将对世界范围的利润水平产生严重后果。
       第三个问题涉及中国的邻国。假如中国统一了台湾，协助朝鲜半岛实现统一，并与日本(在心理和政治上)实现和解，那么，有可能出现一个能够获得霸权地位的统一的东亚地缘政治结构。这三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但将是不容易的。中国到2025年能否克服这些困难是不确定的。
       最后一种预测是多极化无政府状态和失控的经济波动。在无力维持旧霸权、难以建立新霸权以及世界资本积累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第三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看来最大。
       (美http：／／fbc．binghamton．edu／c-scmpg．htm网站2006年6月1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文，路爱国摘译)
       金融危机将结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
       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条款，今年年末中国将向外国资本开放自己的银行和金融系统。从2005年以来，全球主要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已经在中国国有银行中投资了上百亿美元。
       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央行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央行一道持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而且中国长期的每年9％的增长率刺激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并把全球的很多资源产品的价格抬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金融基础极其脆弱，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不再能继续下去。
       最严重的投机泡沫出现在房地产领域。由于看好人民币升值和炒作2008年奥运会，房地产领域的投机越来越严重。中国央行2005年末的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房地产贷款达到3．07万亿元，约占GDP的17％。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可能会给脆弱的中国银行系统带来致命的后果。
       中国经济的优势除了廉价劳动力，就是良好的基础设施。中国现在吸收的外资是印度的10倍，这是因为中国每年投资240亿美元来建设高速公路，而印度在8年中在公路上的投资才160亿美元。中国工业用电的价格只是印度的一半。2003年，61％的印度工厂必须自备发电机，而相应数字在中国是27％。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货物到达目的地平均要3—4周，而从印度出口的货物到达美国的目的地平均要7—12周。但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大量的腐败和浪费。地方省份和城市为了吸引外资相互竞争，因此都纷纷建设自己的工业园区等设施。国有银行的地方机构成为廉价贷款的源泉，最终承担起失败的基础设施计划的坏账。
       由于腐败，国有企业的效率和运营成本不断上升。在过去的10年中，国有企业的GDP产出仅占1／4，但是所得到的银行贷款却占国有银行发放贷款的70％。中国央行承认，2000—2001年政府指导的贷款占全部坏账的60％。
       北京改变这一局面的办法之一是改变外资主导的增长方式和国内企业的粗放型经营状况。但是出于政治考虑，中国也不敢抑制外资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研究表明，中国需要越来越高的增长率以产生同样多的就业机会。在80年代，3％的CDP增长率产生1％的就业增长率。由于劳动生产率必然趋向提高，在90年代，几乎需要8％的增长率才产生1％的就业增长率。据估计今年中国将有2500万人进入劳动市场，但是只有1100万个新工作机会。
       中国的另一个办法是调高利率。但是进一步抬高利率将进一步增加坏账。大多数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本来利润率就极低，并且由于原料价格的大幅上升已经面临沉重的压力。像钢铁、水泥和纺织等行业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已经严重威胁到利润水平。
       由于北京没有办法抑制腐败的蔓延和改变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政策的后果就是积累大量的坏账，这将可能导致巨大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曾经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刺激，现在中国金融的问题如果完全暴露在国际资本的攻击之下，将可能出现严重危机，这将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巨大的动荡。
       (澳大利亚http：／／www．wsws．org网站约翰·安文，丁海摘译)
       如何评价刚去世的加尔布雷斯?
       加尔布雷斯于2006年5月去世，享年98岁。人们对他的评价非常不同，原因是他挑战了主流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结论，但是又继续接受它的一些假设。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改变了一切。人们突然发现商品的买卖完全中止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工业国美国和德国的生产崩溃了，失业率升高到30％，银行破产。即使资本家都要求对此有一个解答。于是罗斯福在美国，希特勒在德国都采取了违背新古典经济学的做法来克服危机。
       凯恩斯在经济学上挑战新古典经济学，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能够自动调节的体系。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顺利运行，国家必须干预，即使这些干预遭到强有力的资本家个体的反对。加氏就是那个时代的凯恩斯的追
       随者之一。凯思斯的追随者置疑新古典体系的一些内容，有些人如琼·罗宾逊甚至开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能更好。
       加氏很好地揭示了这个体系的问题，例如在讨论1929年金融危机的《大崩溃》一书中，为了调节大资本，他认为需要壮大国家和工会对资本的牵制力量。但是这些力量的作用是帮助这个体系清除毛病，而不是消灭这个体系。
       这些观念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美国政府大力干预它的经济，如保护资本家不受30年代大危机的伤害，参与“二战”，在整个冷战时期维持极高水平的军事开支。
       加氏在推动这样的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实际的作用。他的著作被用来向50年代和60年代的学生论证：资本主义可以以一种仁慈的方式顺利运行。如果他早死30年，他得到的评价将比现在高得多。
       但是70年代中期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危机频繁出现，它给凯恩斯经济学的打击如同30年代危机给新古典经济学的打击一样大。由于政府不能以国家干预的形式解决反复出现的危机，大多数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折回去拥护新古典经济学教条，认为只要人为的阻碍如工会的力量、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被去掉，那么资本主义体系就会顺利运行。
       加氏经历过30年代，因此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他嘲笑这样的观点：如果富人的税收负担减到0，那么经济危机就可以消除。在90年代，他严厉批评所谓新经济将结束商业周期的谰言。他在1992年出版的《自满的文化》一书中甚至说，美国贫富之间的鸿沟正在拉大，将可能产生革命。
       所有这些使他比那些崇拜布什、布莱尔的经济学家要高明得多。然而，加氏一直没有和庸俗经济学彻底决裂：因为他至死都没有认识到剥削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根基。他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困惑，就像一些老工党党员对布莱尔的新工党的困惑一样，对于现状不满，但是却分析不出原因，更不知道该怎么办。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6年夏季号克里斯·哈曼文，楚全摘译)
       阿玛蒂亚·森评《白人的负担》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新著《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任何好处，反而造成了很多问题》(The White Man’sBurden：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Have Done So Much Ⅲ and So Little Good．Pen-guin Press，2006．)一书中认为，西方国家的援助恶化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穷人仍然没有文化，生活在彻底的贫穷和蔓延的疾病中。伊斯特利曾经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现任教于纽约大学，他认为在消除全球贫困的战役中，最好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
       伊斯特利在书中区分了西方援助中的“计划者”和“研究者”两种人，他认为二者是完全对立的，计划者宣布良好的意图，但从不付诸实施，作出承诺，但不承担任何责任；研究者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并要求取得一定的效果s计划者决定供应，研究者寻求需求；计划者描绘全球蓝图，研究者使自己适应地方的条件：计划者高居顶端，缺乏对底层的知识，研究者揭示底层的现实。
       阿玛蒂亚·森认为，伊斯特利这种在计划者和研究者之间过于简单化的区分导致他得出了在本书的副标题中的结论，国际援助的情形实际上要比伊斯特利所分析的复杂得多。伊斯特利的分析尽管比较偏激，但仍能为我们形成合理的批判提供基础，以反对今天经济发展文献中的刻板的理论模式和盲目的乐观主义，从而来探讨在消除贫困的过程中，为什么良好的意图并不能达成预期的目的。
       伊斯特利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存在议程设置不合理、计划过于宏大、跟地方穷人联系不紧密等问题。阿玛蒂亚·森认为，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国际机构在消除全球贫困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指出，实际上伊斯特利书中所肯定的那些“研究者”有的就是在这些国际机构中工作或是得到后者支持的。
       (美刊《外交事务》第85卷第2期[2006年3／4月号]阿玛蒂亚·森文，飞扬编写)
       拉克劳《论民粹主义理性》
       《论民粹主义理性》(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Verso，London and New York，2005)显示了拉克劳近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在拉克劳的这本书中，民粹主义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历史经验，他的研究是对二者的综合。拉克劳在阿根廷体验了民粹主义，他试图对这种历史经验作出理论上的总结，寻找民粹主义向政治转化的逻辑，离开了这些基础，拉克劳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阐发和对激进民主的思考就是难以想像的。民粹主义也存在于拉克劳近期对“普遍性”进行的哲学研究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可以说，拉克劳近期的研究努力就是试图通过霸权把民粹主义转化成政治。
       30年前，拉克劳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1977)一书中对民粹主义这一主题进行过论述，同样，《论民粹主义理性》一书也是从分析现有理论的不是开始的。拉克劳认为，现有的大多数民粹主义理论表现了一种政治上的非理性主义，而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又由于指涉太广而意义模糊，缺乏实际的操作性。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不仅存在合理性，拥有自身的逻辑，而且缺乏确定性内容正是它的关键特征。拉克劳的研究既是严格的形式主义的，也是实践性的，他认为民粹主义应当被看成是政治学中普遍的反对还原论的实例。为什么民粹主义看上去是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呢?拉克劳的回答是，因为它描述了这样一个形成霸权的过程，其中特定的要求在社会的不同层面被融进了与原来的意图相对立的整体中，却没有丧失其特殊性。
       (英刊《激进哲学》第136期[2006年3／4月号]约翰·克拉尼奥斯卡斯文，飞扬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