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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剧在我国的流行是一段时间来人们关切的热点。有关的讨论中，“怎么拍”被放到了显要的位置，人们普遍赞赏韩剧的制作精良，认为如今重要的不是“拍什么”而是“怎么拍”；而一些影视界人士则“忿然”于国人对韩剧的“纵容”，认为韩剧剧情节奏这么慢，如果是国内剧，早就被骂到狗血淋头了。“怎么拍”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考验到“主体”生产能力的同时，更直接关乎对眼球的吸引，韩剧显然深谙其道。然而，把注意力一味地放在“怎么拍”上，或将它简单地理解为画面的安排或节奏调度的问题，则将遮蔽韩剧中另外隐藏着的、值得我们重视的其他一些重要的面向和层次。有一些论者谈到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对韩剧的影响，而我这里力图要指出的则是它对传统的“突破”，或者说，其于传统的表象下对现代理念的积极“引渡”。
       韩剧中家庭生活剧占了大约一半的比重，而剧作者大多为女性。家庭历来是女性的主要“领地”，女性作者与家庭生活剧的“联袂”本不为奇，然而，家庭生活剧之在韩剧中占了半壁江山，除了“性别”的缘由——是女人写（或为女人写）和女人看——之外，与国家政治的变革亦有着相当的关系。韩国学者李泰曾指出国家政治与韩剧的关系，在他看来，“韩剧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国家的民主、自由”，两者间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一九九三年以前，韩国乃是军人政府，其间，虽然民众反对独裁统治的运动不绝如缕，而国家尚处于军人政府的掌控之下。韩国诗人辛东门曾这样描述军人统治时期的韩国：“静静的后方／温暖的村路／没有战争也没有敌人／你怕那深夜踏过的军鞋声吗／我的祖国啊／／特别是那不分昼夜／比铁链还沉重／颠来倒去的／‘向前走’／‘向后走’的号令／你不烦闷吗／我的祖国啊／／还有那既没有罪／也不受罚／堵住我们的眼和嘴／叫喊着／靠近的皮鞭／你不愤怒吗／我的祖国啊。”独裁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则“韩国影视一贯的主题是：‘反共’，尽量远离现实生活，减少对现实的批判”。而一九九二年以后民间和国民政府的建立，则使有关种种成了明日黄花，影视拍什么自然不再是问题，普通百姓平常过日子的饮食男女、家长里短不仅重新获得了表现的合法性，且因为政治变动而有了新的意义。国家政治在韩剧的发展中无疑有着重要作用，而从一个更为宽阔的视角来看，其崛起、尤其是其中家庭生活剧的方兴未艾，除了政治的原因外，还与更为广义的社会变革有关，乃是对于不断发生的“变迁”的反映与回应。韩剧之值得我们瞩目的，是在亲情展现的同时，也是现实矛盾、新旧思想冲突的平台。《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开篇便将两代人的“冲突”提上了“议事日程”，做母亲的着急女儿的婚事，女儿们却各有各的说法和“活法”。韩剧经由大家庭的“家长里短”、“婆婆妈妈”所表现出来的，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乃是其对传统家庭／“亲密关系”的重新打造。
       表面来看，当代韩国的婚姻家庭观仍未免是传统保守的，如人们普遍发现的韩剧的“干净”，几十集看下来，恋爱中的男女常常连一个热吻都没有，更不用说暴露镜头。然而，即使是从韩剧现有的屏幕表现看，当代韩国的婚姻家庭也已变化多多。未婚妈妈和离婚男女都不时可见，昔日情人的突然出现，私生子女和生身／养父母的复杂关系，青年男女的酒后性关系……凡此等等，是韩剧中常有的插曲或剧情组织方式之一。但故事再离奇曲折，情感再凄婉复杂，通常都只是／只能出现在婚姻之外（前）；一旦建立起婚姻，便不容有违婚姻家庭准则的故事任意发生。韩剧的家庭生活剧基本上不搬演婚外恋的场面，不给婚外性关系以叙事空间，婚外情、“第三者插足”乃是一桩严重的事，“插足者”亦会在相当程度上背上思想包袱。《人鱼小姐》中雅俐瑛的父亲抛弃病中的妻子停婚再娶，不仅对妻女造成了伤害，也给自身带来了负面影响，从报社辞职后，办出版社又倒闭了，住房也越搬越小……无不表现出编导者们的意向——其维护、“保守”现有婚姻的意向与传统的家庭观念“何其相似乃尔”！差别在于，在传统的婚姻规则里，标准是双重的，所谓规则事实上只是对女性一方有效，“婚后的双重标准是一个真实现象”，“对妻子来说，单单通奸行为就是‘对财产法和遗传思想的不可饶恕的违背’，一旦被发现就要遭受极严格的惩罚。对比之下，丈夫的私通则被普遍‘认为是令人遗憾但却可以理解的小毛病’”（吉登斯）。《人鱼小姐》等正是意识到了传统婚姻关系中双重标准的存在，而将现代男性和女性重新置于了同一标准之下。曾几何时，现代男性和女性一样，在相互关系中“忠诚”和“亲密”等词语成为重要的了，而造成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在一个“民主”、“平等”日益成为时代精神的社会里，日益强大的妇女，已不再能受制于双重标准。
       如此我们不难意识，韩剧“保守”婚姻家庭的取向与传统的婚姻观似乎不无一致，却并非一回事，倒更类似于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家庭观念”：“我们需要一个第三条道路的家庭观念，它既有别于那些根本无视家庭问题的人，又不同于那些企图使时光倒转到女人外出打工之前的人。”韩剧中不少女性尤其是中年妇女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甚至一些年轻女性也常在婚后的一段时期里扮演了全职太太的角色。如果以女性是否“居家”为标志，那么，确如有论者所以为的，韩剧中没有女性主义“政治正确”的禁忌；然而，却不等于没有女性主义的意识或取向。韩剧的“有趣”和“务实”之处在于，它的女性意识不立足于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彻底否定（在韩剧的编导者们看来，这显然不可能或者也不必要），而致力于“拉近”两性间的“距离”，让男性或主动或被动地向女性“靠拢”。于是，除了变婚姻的双重标准为同一标准外，韩剧中的男性还时而被“派”往厨房工作，《黄手帕》中身为孝子快递公司社长的“他爸”，常亲自下厨，为怀孕的妻子做“好吃”的；《人鱼小姐》中从来坐享其成的朱旺爸，当家中女性集体病倒之时，也破天荒地入了厨房。《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女人们集体外出赏花，把孩子留给了家中的男人们照看。结果，节日一样的赏花季节交通成了大问题，女人们被困在车里，不能按时回家给男人们做饭，男人们只好吃煮得糨糊一般的方便面，女人们则找到了一个好借口，美美地品尝了一顿西餐……
       通过“换位”游戏，韩剧让男人们多少了解了女性的处境、家务劳动的重要和不易，而韩剧对亲密关系变革的追求远不止于此。如果说刻板的性别分工阻碍了两性间的了解，那么，在现代性的晚近发展中，情感在许多方面成了生活—政治问题，吉登斯认为，“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远不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偶然的特征，当那种控制开始失效时，我们看到男性的性强制性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衰退的控制也产生了一种增长着的男性对待妇女的暴力潮流。此时，一种感情的深渊出现在两性之间”，两性间的交流从而成了当务之急。而“亲密关系的变革”，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对于脱出权力掌控的相对“纯粹”关系的追求，因而，除了禁止在相互关系中使用暴力、应当遵守共同的规则外，它还要求关系双方在情感上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的交流与关爱，一些韩剧的“浪漫”、感人，某种程度正是来源于此。《加油！金顺》中年轻的外科医生对妈妈美容院里的实习生金顺情有独钟，却又时常表现出阶层和男性的倨傲，一度还因她“单身妈妈”的经历和身份而“恼怒”，“处境”不利的金顺则以她的自尊善良、勇敢顽强使从小在妈妈的溺爱中长大的他逐渐学会了如何爱人，从而使平等的相爱可能成为他们日后共同生活的主导。如此，我们亦可理解韩剧的另一不无“有趣”之处，剧中相恋的男女常常连一个热吻也没有，却不少相拥的场面，以动物人类学家的说法，“拍别人的背，在任何地方几乎都表示安慰、友谊……乃因它是拥抱动作的简化。当我们小时候最喜欢母亲用她的双臂把我们抱在怀里，因为那儿有绝对的安全与怜爱”（莫里斯）。有意味的是，这种相互尊重和关爱的要求不仅存在于青年男女中，也扩展到了上一辈的身上，《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和《人鱼小姐》中的“两公婆”都生动、深刻地表现了这一意愿。如果说年龄某种程度表征了与历史的因袭关系，传统的权力模式也总是在较年长者中更有“势力”，那么，他／她们由背反、疏离而至谅解、新的尊重和关爱的达成，则说明传统的父权文化正在受到广泛的冲击。
       “亲密关系的变革”确乎已经波及到了传统的父子关系，《黄手帕》、《加油！金顺》等都涉及了血缘问题，而所要处理的并非是《血疑》（山口百惠主演）式的“兄妹之恋”，而是“父子相继”的问题。韩国曾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人统治，其间，传统的父子关系有意无意地成了威权统治的工具，而血缘从来是“父子相继”的“要件”之一——上述各剧的“夺子之战”中，却最终都让孩子随生母和没有血缘联系的继父建立了新的关系——宁不“意味深长”？与此同时，剧中子辈对父辈仍保有了传统的尊重，通常恭敬有加，却已不是无条件的认同。如《看了又看》中在小学任教的弟弟，敬重校长，但对他旧式师道尊严的教育方式却不以为然。韩剧中婆婆们的“权威”更时常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婆婆无论说什么，媳妇都只能说“是”，稍有解释便成“辩解”，儿辈的行为尤其是婚姻，如果未能得到她们的应允便不能成立。有趣的是，这样一种“毋容置疑”的关系，却往往是以子／媳的胜利为结局。而婆婆们的“作梗”其实并非完全无“理”，她们为之“痛心疾首”的，时常有着“超常”的性质。但这里重要的不是“超常”和“属常”，更不是谁胜谁负，而是彼此间新的“商谈”关系的产生。如我们所知，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长幼有序”如同“男女有别”一样，都并非是简单的序／别关系，毋宁是上下、主次、尊卑的等级区分，韩剧中婆婆们的“绝对”权威，相当程度上是出于这一传统。而剧情“超常规”的发展，则表明人们并不真正、简单认同这一传统。相反，“婆婆”们的权威越是表现得“没有商量”，“商谈”的过程就越是曲折深入。往往，在一番或直接或迂缓的“交战”后，情况都有了新的发展，但这里决定事情“转向”的已不是长者的“权威”或某（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而是彼此间不懈的沟通、设身处地的着想，“相对”的双方在“各抒己见”的同时，亦进行了深刻的“扪心自问”。那些看似“家长里短”的矛盾，由于触及了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并联系着人们的现实生存，往往不无深刻和尖锐，而有关的韩剧大多采取了“轻喜剧”的处理方式——相比之下，我国的一些家庭生活剧，则似乎更习惯和“娴熟”于以“歇斯底里”的吵闹为叙事方式——由于“喜剧性”的介入，在避免过于激烈的冲突和截然对立的态势的同时，也将事物的“悖谬”处更为深刻地显露出来。
       父子／长幼／两性关系等等由于通常是在家庭中展开，似乎只涉及于个人生活的层面而与公共领域无关，而按照吉登斯的说法，个人生活的民主化某种程度构成了社会民主的基础，“亲密关系意味着对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民主化，其方式完全可同公共领域的民主相提并论”。“亲密关系归根结底是平等交流的问题，在人际间平等的语际中与别人与自己交流感情。”作为“交往”的最小单位，父子、长幼、两性间的平等相处与交流或许只与个人生活有关，而当这一结构／原则被“翻版”到公共领域、纳入到现代性的规划中时，便将扩散开来，起到强化公共领域中的民主意识的作用。简言之，如果说国家、社会层面上的民主自由为韩剧的兴起提供了根本的动力和基础，那么，韩剧对“亲密关系变革”的关注和搬演，其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民主”扎实细致的理解、追求，则夯实、扩展了这一基础，从而对全社会、国家层面的民主实践起到了不断“建构”的作用。
       如何借助电视剧的形式，重建我们的日常生活，使个人生活的民主化成为社会民主的基础，是中国电视剧、电视人值得关注的问题和可“用武之地”，却令人遗憾地被忽略了。“怎么拍”本不仅是技术的问题，同时也是立场和视点的问题，与制作者希望讲述、演示什么样的故事及如何统摄技术直接有关。而有关的讨论中，人们尤其是一些业内人士热衷于在资金和某一细节上与韩剧“比拼”，未免忽略了问题真正的关键所在。
       （《男性统治》，布尔迪厄著，刘晖译，海天出版社二○○二年版，18.00元；《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吉登斯著，汪民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年版，18.00元；《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吉登斯著，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二○○二年版，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