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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迪厄的头脑中，似乎有个挥之不去的问题：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有什么作用?他们与权力机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当被证明是权力关系的同谋者之后，他们还能做什么?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布迪厄认真谨慎地思考着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身份、历史，这既与他的个人气质、生活轨迹相联系，也和战后法国思想界的大气候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张意在专著《文化与符号权力——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简称《导论》)一书中对布迪厄的法国思想资源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抓住“实践”与“符号权力”两个主题展开论述。自解构主义运动在大西洋两岸衰微以来，布迪厄明确宣称其理论目标是要同时超越结构主义和现象学，他期望将自己的思想说成是对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辩证超越。因为这双重的否定，他才另辟蹊径，将其社会哲学命名为“田野工作”(field—work)或“实践”。他突破传统主体性认识论框架，延续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即思想应该回归人际交往的具体的生活世界中，从而转向“生活世界”的缘发构成境域，从身体一习性的维度逼视现代生活中的软性暴力。在他那里，实践的逻辑展开了一个分析社会结构、场域和机制对身体一习性的设计，以及身体以习性的方式再生产隐蔽的社会系统、等级的社会空间。布迪厄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立场和德里达等后现代解构立场之间找到一条中间小径，试图在抽象的理论中心开辟出一片更新了的实实在在的场地，并在这片场地中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
       《导论》围绕那条贯穿布迪厄研究和著作的理论红线——符号权力，向我们揭示，在现代社会生活里，权力寄生于千变万化的符号形式之中，通过各种看似中立、客观的符号体系，如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法国高等教育体系所携带的支配、结构上的不平等，在符号形式的遮掩和装扮下若无其事地对社会生活、场域中的行动者产生影响。布迪厄指出：社会现实必然充斥各种权力的冲突、斗争，同时社会现实作为一个意义整体，必然存在一个象征维度。因此所有的文化、社会表象、语言都是作为象征维度来参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象征维度与作为支配的政治经济秩序在结构上同构，因此象征维度必然折射着权力结构。曾经是透明的语言、客观公正的知识被发现从一开始就是权力关系的同谋者。张意进一步指出，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实际上是一门有关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考察强加并灌输合法知识和现实构建的政治经济学。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拥有并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在场域中的位置在哪里呢?
       在1966年的名为《知识分子场和创造性方案》一文中，布迪厄把“场域”的概念延展到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中。在整个社会的空间场域中，根据人们占有的有价值资源——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布状况，行动者被划分为支配阶级和屈从的被支配阶级两大阵营。根据布迪厄的描述，我们可以用X轴和Y轴所形成的四个象限，来显示资本和权力的分布：
       X轴代表经济资本的贫富，Y轴象征文化资本的多少。那么属于X轴和Y轴的正象限中的，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都极富有的统治阶级：处于X轴的负极和Y轴的正极的第二象限中的，是经济资本相对稀少而文化资本丰富的统治阶级中的下层，位于X轴的负极和Y轴的负极的第三象限的，是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都很贫乏的最下层的被统治阶级，而居于第四象限的，则是拥有相对多的经济资本而缺少文化资本的小资产阶级。一、二象限的群体为统治阶级，其中，知识分子为统治阶级中的下层。统治阶级运用文化符号资本形式，掩饰他们拥有的资本和权力并使之自然化。
       缺乏对文化的符号权力的认识和深刻反思，必然导致知识分子背对现实，沉溺于自恋式的“自主神话’之中。然而，在布迪厄通过反思把握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过程中，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描述的结构主义色彩，对于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也都是在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理论框架中完成的。他一方面追求反思的社会学，力图唤醒充满矛盾性的自我意识，努力拓展科学研究的自由空间：而另一方面，他的理论强调社会决定机制(支配的结构现实)，强调社会历史条件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他的反抗模式是首先接受知识分子场域的被压迫现状，站在“第二象限”攻打“第一象限”，导致还未“出师”便已“入辙”。可以说，布迪厄的“实践’是为了分析而存在，而不是为了改变而存在的，是认知的实践而不是反抗的实践。
       布迪厄用类似科学研究的口吻，描述了符号资本的隐蔽运作方式，把潜在的推向前台，变成显在的，这除了使被压迫阶级对于软性暴力的理解包容能力得到了拓展，并没有提供有力的反抗武器。在布迪厄那里，一切“合法的”资源都得到了谨慎的承认，他只是客观地重新证实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空间和心智空间的霸权秩序。历史——有着诸如阶级、种族和性别等一切严重的矛盾冲突的历史，变成充满“区分”的相对平缓的空间。这种科学研究式的方法，尽管初衷是反抗，但结果却是同谋。张旭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布迪厄的“社会哲学”和由当代法国理论体制的惯习(habitus)所具象化了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符号资本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致命的同构性。布迪厄苦心经营的一切皆可被认为是某种业已被投入一个充分制度化的意义与分类(classification)之场域(field)的符号资本。“社会哲学”已滑变为经济系统在社会学上的摹写。布迪厄与当代世界的实证主义本性，简言之就是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心照不宣的妥协，没有在其社会学策略中表露出来；然而，这已经悄悄地被编码进他对时间和历史的哲学态度中。
       发现符号资本掩盖下的等级制只是一个起点，但起点之后呢?
       在科学研究之外，布迪厄并非缺乏介入社会历史的激情，然而他的政治干预大多是间接的，以学术论著的方式进行，这也符合他所坚持的科学知识分子应该以自主的科学研究为武器干预社会现实的思想，即以专家的姿态加入社会斗争，捍卫知识自主和社会公正。进入90年代以来，布迪厄改变了间接干预的策略，日益活跃在法国和欧洲的政治舞台上。他发表大量的社论文章，领导社会抗议活动为“三无者”(无家可归者、无工作者和无证件移民)疾呼，为他们争取合法权益，他与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执，批评其金融政策，他出版小册子《论电视》，矛头直指控制公众舆论和视野的大众媒体。他的理论和他的行动之间，既存在矛盾冲突之处，也有内在的一致性。总的来说，这种反抗是无力的，缺乏正面介入的途径和效用。
       对于符号资本而言，与其说内在的服务与契合是常态，不如说变化与裂隙中间孕育的历史可能性也是常态。政治经济结构确实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但不能把历史本质化。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的发展没有既定的方向。今天的世界呈现纷繁复杂的面貌，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的、具有一定历史方向和相同社会结构的结果。如果真有所谓四个象限，那么知识分子要做的应该是从第二象限向第一象限位移，冲破“科学研究”的界限，正面介入、掌控部分经济政治资本，自主地塑造历史。当前，对于阶级、性别、民族、文化冲突等矛盾有足够认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走向社会决策的前沿，而是如布迪厄一样，在各种研究机构中从事“科学研究”。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只有走向历史前台，从“同谋”走向“反抗”，以认知并改变世界为目标，才能导致布迪厄资本结构的解体与错乱，才能在历史变迁中体现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
       [陈宇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黄晓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