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2006年2月出版的《当代中国杂志》刊登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C．W．肯尼思·肯题为《中国不平衡经济增长》的文章。文章以大量的研究发现和成果为基础，预测中国在21世纪早期将出现10个大都市经济圈，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进一步在宏观策略和实际政策方面就中国经济的区域化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中取得了年均增长超过9％的奇迹。在21世纪之初，当全球化推动世界走向成熟的知识经济之际，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成为国际事务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前景有多种观点，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收入的不平等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将会导致潜在的政治与社会不安定。本文沿着这一思路，对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增长现象及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以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所启示。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景：10个大都市经济圈的出现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从本质上依赖于制度革新和经济的自由化。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放松已经推动和必将继续推动中央政府对经济计划和控制权的下放。这可能已经导致了不平衡的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将会进一步刺激区域化经济的出现。本研究为在21世纪前20年，大中华区(范围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将会出现10个大都市经济圈的预言提供了足够的事实和理论根据。
       根据中国的历史、地理经济的特点及其在当前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本研究认为，到2020年，大中华区将会出现以下10个大都市经济圈。
       六个沿海经济圈：辽宁(以沈阳和大连作为核心都市)、首都(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山东半岛(济南—青岛)、大上海(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台湾—福建(台北—高雄—厦门—福州)、珠江三角洲(香港—澳门—深圳—广州)。
       四个内陆经济圈：吉林—黑龙江(长春—哈尔滨)、长江下游(南京—扬州—合肥)、中南(武汉—长沙—南昌)和四川(成都—重庆)。
       这10个大都市经济圈包括了将近65％的中国人口，占有中国平原面积的75％，生产出超过80％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当前这些经济圈都已经建立起相对现代化的区域内公路系统，也都依靠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建立起自己的区域性市场，或者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
       当中央政府放松了对区域经济决策的控制后，市场力量就会引导经济行为建立低交易成本的产业结构和市场体制。这时资源就会由于向城市中心配置而得到更好地利用，因为城市中心的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为生产单位提供了规模化生产的条件和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这种区域经济集中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已经被最近50年日本的成功发展经验所证实。
       二、中国的贫富不均和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及其发现
       总的来说，中国的贫富不均并没有显著超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没有显著超过16个发展水平与中国接近或者是可供比较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贫富不均与当时的美国非常接近。然而，中国的区域不平衡与美国或日本相比则是它们的两倍还多。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相对较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引起的。
       (一)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的国际比较
       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全部人口中收入分配不均最为通用的方法。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43．8％。在20世纪末，世界上有10个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为38．8％，标准差为10．3％。可见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与10个人口大国的平均水平没有明显的不同。
       (二)两分法与三分法背景下的经济区域差异现状
       以省级行政区划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区域经济总体差异(Overall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界定为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两两形成的465对对子间存在的平均收入差异。用来衡量总体区域差异的区域基尼系数(Regional Gini Coefficient)则可以计算为区域经济总体差异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一半。
       传统上对中国区域的划分有两种流行的方法：沿海一内地两分法和东部—中部—西部三分法。研究发现，2000年，沿海一内地的区域经济差异(314．5美元)是中国总体区域差异(443美元)的71％，而沿海地区的区内差异(79．4美元)和内陆地区的区内差异(48．7美元)分别是中国总体区域差异的18％和11％。这是从两分法的角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从三分法的角度来看，2000年，东部的区内差异(79．4美元)、中部的区内差异(17．2美元)、西部的区内差异(4．4美元)分别是全国总差异的18％、4％和1％，而东部与中部的区间差异(172．8美元)、东部与西部的区间差异(141．8美元)、西部与中部的区间差异(26．6美元)分别是全国总差异的39％、32％和6％。
       一个非常显著但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是，沿海地区的区内经济差异(79．4美元)是中西部区间经济差异(26．6美元)的3倍。这无疑表明，沿海一内地或东部一中部一西部的划分方法过于粗放，它没有认识到，沿海12个省的经济过于多样性，不能被当作一个地区来考虑。这就启示我们用10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方法取而代之。
       (三)10大经济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变化趋势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按照地缘邻近的关系分成10个部分，通过这些区域之间的差异比较，我们有如下发现。
       1．最大的区域差异不存在于最富与最穷的区域间
       2000年，中国最大的区间差异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与中南部之间，而不是中国最富与最穷的地区之间。这一发现使我们认识到专门选取最富与最穷的区域来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局限性。区域差异不仅取决于区域间平均收入水平的差异，而且也与各区域的人口规模有关。当一个区域内存在着亚区域(如不同的省份)，或者一个国家有众多区域的时候，区域之间的差异会非常复杂和具有多面性，这时局部的分析方法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出实际情况(比如根据片面选取的几个区域，如最富与最穷的区域所进行的个案分析)。为了更加真实地描述多区域间的差异情况，我们需要对所有区域间的复杂关系作细致的研究。将中国经济划分为10个区域进行研究的结果为这一主张提供了有力证明。
       2．10大区域的区间经济差异变化趋势
       10大区域的总体区间差异在改革时期(1978—2000年)呈显著扩大趋势。1983年之前，在中国，最大的区域经济差异一直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与北部沿海地区之间，然而从1983年以来，这一差异开始减小，随后被东部沿海地区和南部沿
       海地区之间的差异所超过，又被东部沿海地区同邻近的两个人口众多的内陆区域之间的差异所超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东部沿海地区与其相邻的两个人口众多的区域——中东部(河南、安徽)与中南部(湖南、湖北、江西)之间的差异显著扩大并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与北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异。然而，东部沿海地区与其他人口密集而不富裕的内陆区域——中西部(四川、重庆)区域之间的差异，在过去25年中保持了相对稳定。中国发展最快的区域——东部沿海地区与南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异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显著缩小。而东部沿海地区与西北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缩小幅度最大。
       研究表明，在1978—200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全国超过1／3的区域差异呈现出缩小趋势。
       (四)中国经济不平衡对经济发展政策的启示
       一个区域对全国总体区域差异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该区域相对的收入水平，而且也取决于其相对的人口规模。收入在中下水平但是人口众多的省份在区域差异榜上占据高位。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为了有效地减少中国的总体区域差异，至关重要的是提高那些中部人口大省的收入，而不是直接去救援那些大多数位于西部区域的贫穷的小省。更确切地说，中央政府有必要把减少贫困的政策与减少区域差异的政策分开来考虑。
       从政策的设计和执行前景来看，减少贫穷小省的贫困可以通过相对短期内的直接转移支付实现，而减少区域差异的政策(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则需要更为复杂和全面的谋划，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长时间才能实现目标。下面我们提出一系列有关多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以供中国政府参考。
       1．在“十一五”经济规划(2006—2010年)开始阶段，中央政府应该对沿海区域实行全面的权力下放，让其全面自主经营，包括授予沿海区域完全的经济规划权与发展权。与此相应，中央政府应该全部停止对沿海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换言之，沿海省份需要自筹资金进行投资，并依靠提高生产力来应对开放的市场竞争。沿海省份也需要贯彻自己的政策，减少城乡人口之间的经济差别和完善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中央政府应该把自己的角色限定在协调省际政策和创建高效率的全国市场上，比如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的建设、省际运输系统(包括水路运输和空运)以及输电网络系统的建设。
       2．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央政府应该向中部核心区域投资，以加快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体系以及社会福利体系。中部核心区域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国家发展战略最优先考虑的对象。应给予优先考虑的是中东部地区(河南、安徽)、中南部地区(湖南、湖北和江西)和中西部地区(四川、重庆)。政府要特别设计有助于中部核心区域省份发展的政策，比如出口退税、有利于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税收和信贷政策，这些都被认为会必然加速中部核心区域的经济发展。
       3．政府应该继续实施以投资交通运输与环境保护项目为首要关注点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应该继续向国际资本和竞争开放资源开发部分。另外，中央也应该通过直接转移支付的方式提升西部省份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水平。同时，高等教育体制应该对私人投资和市场竞争开放。当前行政主导式的人力资源发展政策也需要用中央政府补贴和直接转移支付方式来代替。中央政府也可以考虑增加一个新的税种(诸如西部大开发附加税)来资助大西部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及其局限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可归因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其中，政治和社会稳定，高速的人口增长和更高速的劳动力增长、持续增加的国内储蓄、渐进式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制度改革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支持，被认为是主要因素。
       (一)发展前景展望
       本研究对中国未来直到2020年的经济发展可能途径提出了三种构想。这三种构想可以分为高增长、稳健增长和低增长。高增长构想的实现要以中国继续成功地执行积极进取的权力下放和自由化的政策为基础。稳健增长以继续顺应过去和现在的改革政策发展趋势为基础，低增长是假定出现了专制体制的反复。这三种构想的根据是中国官方经济计划的预测以及世界银行的预测。
       在稳健增长的构想下，中国将走一条渐进的路线(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年均5．8％的复合增长率，这样到2020年时，中国经济规模总量将是现在的3．9倍。与此相应，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相当于当前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低增长构想下，中国经济年均复合增长率将会是较低的4．3％。如果中国成功地加速改变经济不规范行为和实行权力下放，直到2020年，中国将可能达到7．4％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如果这变成事实，届时中国大陆的人均生活水平将达到当前台湾地区居民的程度。
       到2020年，本文作者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结果有80％的可能性将处在高增长和低增长构想之间。换言之，本研究将说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只有10％的机会超出高增长的构想或低于低增长的构想。世界银行的预测高于稳健增长的构想，中国官方的预测高于世界银行，而这两方面的预测都低于本文所提出的高增长构想的预测值。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限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不但严重地受到人口增长率下降和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影响，而且因为自然资源的匮乏，也严重地受到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程度的限制。中国拥有超过世界1／5的人口，却只拥有世界7％的可耕种土地。依据资源的人均基础，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最缺乏的国家。可耕种土地与可居住用地的短缺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形成了基础性的自然局限，这启示我们要超越这一基础性的局限，关键的前期工作是实现经济的区域化和城市化。
       1．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递减
       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已经开始放缓，而劳动力增长减缓比人口增长减缓的速度要快得多。中国人口到2040年将达到15．8亿的最高峰，此后其规模将开始缩小。然而，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在2l世纪20年代的早期达到高峰。中国劳动力增长率将于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开始落后于人口增长率，而且，从那时开始的10年内将呈现出负增长。这就可能使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黯淡：在中国总人口停止增长之前的20年(2020到2040年之间)，中国将面临着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必须养活越来越多人口的情形。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有效地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以弥补其数量的减少所带来的影响。
       加速教育投资可以提高未来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然而，有利于知识创新、分享与转让的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对未来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有必要实现其制度体系，如新闻媒体、社会福利、法律体系、财产所有权
       和知识产权、银行和金融制度以及继续教育等的现代化，以提高其知识的创新能力。
       2．自然资源的匮乏
       中国人均农业用地面积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8％，人均可供放牧的草原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森林及野地面积仅为世界水平的15％，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除煤外，中国的人均能源占有量也非常低。除非采取高效的利用方式(如先进技术)，中国自然资源的天然缺乏将严重地限制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利的增加。虽然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的国际化、经济结构的全球化使中国能够解决大部分自然资源贫乏的问题，但是相对较低的人均可耕种与居住用地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关键性的、持久的和难以解决的自然限制因素。
       当城市化与工业化导致城市用地增加时，土地价格和土地使用价格的上涨速度可能要高于其他物价的上涨速度。高昂的可耕种土地及居住用地价格，加上政府对城市用地的限制，将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像美国那样的)现代化国家运输系统的建设形成障碍。这样，与可耕种土地和居住用地密切相关的生产成本，就对中国的资本生产力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构成严峻挑战。
       (三)制订有利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平原人口比率低这一自然条件的限制将促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向区域多样化发展。中国经济的每一个单独区域都将基本上形成相对独立的工业结构和市场体系，以减少区域之间的陆地长途运输成本，这样就会大幅度缩减占用大量可耕种土地和居住用地的后勤和运输系统的规模，从而使通常在所有经济活动的后勤交易成本中占极大比重的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中国经济从总体上将会在保持相同水平的产出的情况下，使用较少的资源，这将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
       通过对不同区域间资源配置权的下放和分散，中国将在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双向受益。这也是保证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已经有研究估计，通过这一经济区域化战略，中国到2020年经济生产率平均每年将提高1．5％。
       如果中国的中央政府继续实行当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改革和坚持稳健地向地方政府下放经济权力的政策，中国将会出现多个拥有相对自主的工业结构和市场的区域经济。如果中国宏观经济战略的设计者能认识到自然资源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限制，从而加速经济权力的下放和区域化进程，中国经济的区域化和城市化进程将会发展得更快。
       假如中国经济的区域化得以实现，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国将出现以大都市为中心的10大经济区域。如果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中国经济将可能持续实现高速增长，直到2020年都保持超过7％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四)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前景预测
       虽然本研究聚焦于经济分析，但是作者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和政治演进的交互作用出发，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清晰的前景预测，那就是说中国强势的经济现代化不可能同其政治改革相分离。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自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邓小平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中国的许多乡村已经开始自由选举。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论断确定了未来中国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通过务实的政策和民主途径的探索，后江泽民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可能会进一步加快制度和政治改革的步伐。对于其结果，作者乐观地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崔存明：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