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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代月　摘译
       英国桑德兰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大卫·伦顿在《科学与社会》2005年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对本民族的无隔绝研究?——反思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章。作者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论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指出这些史学家一方面关注以往被忽略的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其研究视野又没有超出本民族的边界。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包括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维克多·基尔南、约翰·萨维尔、多洛西·汤普森、爱德华·汤普森、阿·莱·莫尔顿，乔治·鲁德和多纳·托尔在内的那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他们改变了研究过去的方式，显示出历史是和劳动人民的经历，而不只是与政治、经济精英们的经历有关。这个群体认为是工人、农民和其他的无产阶级创造了历史：普通大众的劳动建造了工业社会，而他们的激进主义则推动了民主的传播。这些观点的产生并非偶然。这代史学家都是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克里斯托弗·希尔，约翰·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在纪念其导师托尔的文集中对这种激发了他们所有人的平等主义进行了一番解释。他们写道：“她让我们感觉到历史就在我们的脉搏中跳动。历史不是纸上的文字，不是国王和首相们的活动记录，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历史是普通人民或者说我们的人民的汗水、鲜血、眼泪和他们的胜利。”在20世纪40年代及随后的几十年，这样的研究方法既激动人心又富有创意。
       然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是一个总体。除了在知识上取得的明显进步，其中也存在一些后来成为批判对象的要素。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代更为年轻的史学家，在“新左派”的影响下，毅然断定他们的前辈忽略了妇女的历史，当然这种论断也许是苛刻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爱德华·汤普森也因为没有足够重视过去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和忽略了自由主义观点的主导地位而受到谴责。最近的批判是宣称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倾向把所有工人都当成激进分子，而没有注意到爱国工人的角色，他们中曾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英帝国的军队中服过役。
       还有个相当不同的主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比尔·施瓦茨(Bill Schwarz)是一个更为年轻的英国活动分子，他发现在这些共产主义史学家的研究中，关键概念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阶级”，而是“人民”。施瓦茨根据这些史学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解释了他们选择“人民”概念的原因：“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打败，在战争中产生的激进大众运动象征着对社会重建的渴望及可能性，对于那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历史是真正重要的。”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这些历史学家没有提倡工人革命，而是代之以一个伟大的议会联盟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战略有赖于把人民视为民主实施者的观念。这些史学家都接受了这个观念，并且以此观念来解读过去的历史运动。施瓦茨赞同这些历史学家的选择。他在文章中描写并赞美了这个“民族大众的民丰传统”，并坚持认为“党和它的历史学家小组对人民、民族和争取民主的历史斗争尽到了其责任”。施瓦茨撰写此文的日的之一是解释这些历史学家对他们从自身、从他们的党所学到的激进民粹主义思想的依赖。
       虽然可以像施瓦茨那样从正面来论述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相似的观点。但同时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也有可能被给予更为否定性的评价：我们可以批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根据“通往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来理解政治，或是把这个群体的研究断定为用现在的策略来理解过去，把社会和阶级运动误以为是人民和民族的活动。因为他们要求一种比后来史学家所能允许的更力口激进的变革，从而忽视了真正的可能性，所以他们的史学被批判为时代错位的史学。因而本文涉及这样—个核心的主张：即民粹主义和民族丰义歪曲了英国乌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实践。文章将要考察这是否属实。
       “民族”一词的一些不同用法
       本文通过讨论这个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内部关键人物的研究开始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这个小组的第一个关键人物是阿·莱·莫尔顿，他的著作《人民的英国史》在“二战”结束后得以刊印。在1946年，为了宣传莫尔顿这本著作而组织的讨论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诞生。莫尔顿在他的著作《英国的乌托邦》中将其兴趣延伸到了“柯坎乐土”，这是早期英国农民的一个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没有争论和冲突，衣食无忧，共享闲暇。有时能够感觉到莫尔顿的社会主义好像是把“普通人民”的概念和“普通英国人民”的概念混淆在一起，以至于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也就没有意义了。
       许多天才的人物曾出现在1946年历史学家小组第一次会议的名单中：多纳·托尔、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等。时至今日托尔是最不为人所知的。然而希尔把托尔看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是这个小组的灵感来源。作为一名作家和有着相当社会地位的活动分子，多纳·托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翻译到了英语同家，而且她还曾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工作过。当党内年轻的历史学家与年老的同事们发生冲突时，她拥有保护年轻学者的权威。例如，在1940年，托尔参与了围绕着出版克里斯托弗·希尔的简短著作《英国的革命：1640》而展开的争论。党的领导层最初反对希尔的这奉著作，认为他把英国内战错误地理解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托尔后来将她对希尔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的激赏之情告诉了其他的史学家，并提出希尔最终的胜利带来了小组得以发展壮大的自由氛围。“首先我们都将这种氛围的建立归功于他，这不仅对政治是个胜利，对理论本身也是如此。”
       在托尔出版的著作巾最重要的是关于英国的工会主义者汤姆·曼的生平的。在她写作的传记中，托尔强调了曼的英国特质，但显而易见，她的这个评价降低了汤姆·曼的地位，因为汤姆·曼本身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少曾在三个大洲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托尔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描述成一段关于英国的历史，并把写这本著作的人部分灵感归结为恩格斯于1842年对英国的第一次访问。勿庸置疑，《资本论》包括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这个过程以系统的方式首先在英国发生。然而，《资本论》还涉及很多其他的东西。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察觉到对历史的一种简写(这是一种以英国术语来改撰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将其改变成其他某种东西的强烈渴望)，并发现某些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民族主义历史之间达成一种妥协的迹象。
       第三个要论及的原始资料是希尔关于诺曼·约克(Norman Yoke)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这个小组的历史具有重大影响。这篇文章于1954年发表在一个题为《民主和劳工运动》的集子中，这篇文章是同包括托尔在内的小组其他成员讨论的结果。托尔和希尔在观点上的一
       致性可以从两年之后出版的汤姆·曼的传记中看出来，在托尔写的这本传记中，她详尽地探讨了在曼出生之前英国的激进主义传统。从希尔和托尔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有一种去探寻在马克思主义之前英国确实存在过激进传统的欲望。
       克里斯托弗·希尔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在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曾经有某种形式的民主或无阶级的乌托邦，然而却被公元1066年诺曼底人的入侵所破坏而荡然无存。这个神话和其他的观点重合在一起，包括那种认为英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一直是反对专制丰义的一道屏障的观点。
        那么这是否说明希尔接受以激进的撤克逊主义来洞察历史呢?他宣称不是这样。希尔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神话已经越来越少地被使用。他认为其原因之一可能是这些激进主张和历史事实全然不符。希尔强调撒克逊英格兰恰恰既不是无阶级的，也不是自由的。这个神话不能解释19世纪的情况，并随着托马斯·潘恩等人更为可信的观点的提出而衰落。希尔写道，当历史进展到1850午时，这个神话已不适宜现时代。蒸汽机和铁路带来的革命改变了英国。工人阶级不断被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而需要一个更新、更现代的旗帜来联合他们。相应的，其敌人也不再是诺曼底贵族，而是资产阶级。根据希尔的观点，当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力量，“落后的面貌就会被社会主义理论所取代，这点会导致在将来出现一个黄金时期”。
       很明显，希尔并不相信在撒克逊英格兰曾经有过任何种类的原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认为希尔的著作有着民粹主义的痕迹有悖作者本人的原意，这仅仅是读者阅读后脑子中产生的主观印象。在阅读希尔的著作时，这是常见的情况。
       另一种努力还是痴心妄想?
       　到此为止这篇文章已经提到了像“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这样的一些概念，但还未曾详尽地解释它们。我们能够区分三个不同的可行的分析概念——阶级，人民，民族。在1936年前，许多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为了支持第一个概念而倾向避开最后一个概念。他们公认从一个诸如英国过去怎样、现在怎样、将来怎样的逻辑开始的思路倾向于忽略英国国内的所有人民，武断地把每个人都同富人、同英国政府的利益混为一体。这是诸如英国右派所采用的方法。
       在强调不同社会力量差异的阶级策略和忽略社会冲突的民族主义之间，还存在有其他的思路，其中之一就是民粹主义一一把人民当成历史有意识的代理人的新思维方式。希尔对诺曼·约克神话的研究旨在弄清不同民粹主义之间的矛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这个神话有一个功能：几个世纪以来它把无产激进分子们联合起来与政府为敌；作为一种分析形式，任何断言都必然是过于草率的。当诺尔曼和撤克逊不再是作为两个可以区分的民族群体存在时，这个神话就变成仅仅是神话，是一个错误的分析，是一种对已成过眼烟云的过去事情的描述。这种特定的民粹主义能够导致被批判，而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同样也逃脱不了被批判。谈论“人民”也许可以把国家和它的公民区分开来。但它并没有把不同群体真正地区分开。说正在受苦的人民并没有解释清楚是哪些人在受苦，他们为何受苦。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有着社会主义背景的英国作家和史学家趋向怀疑民粹主义使用的语言，至少在1936年以前是这样。然而，为何后来这样的怀疑又消退了呢?
       我们需要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事业开始的那个特定时刻有所了解。这个小组的起源不仅可以追溯到这些史学家的青年时期，而且可以溯源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党政策的转变。维克多·塞尔热(Victor Serge)用“世纪的午夜”来描述1933年希特勒的当权以及他的最终失败。纳粹主义的崛起首先是对意大利左派的一个挑战，然后是对德国左派的挑战，他们成为纳粹的第一个受害者。英国的共产主义者们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即要解释为何他们的德国同志不是和他们的社会主义者伙伴合作来反对纳粹，而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改良主义的左派。把潜在的盟友一律看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政策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德国共产主义者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1934年，法国共产主义者开始探索与其他更多的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合作，紧接着又把自由主义分子和一些保守主义分子都囊括到合作中来。在1935年，季米特洛夫领导的共产国际公开支持人民阵线。共产主义者被教导不要让他们民族的历史屈从于法西斯；要去恢复他们自己国家历史中所有进步的运动和传统。他们应该坚持人民的传统，这将促使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对教条不感兴趣的人民联系起来。历史本身被融入到变革的事业中。人民阵线的理论暗示忽略民族主义的各种运动注定要被边缘化。人民阵线虽然并不要求提倡爱国主义，但是它确实使左翼更普遍地提倡爱国主义。
       人民阵线在名义上是一种反法西斯主义的策略，但很快它就必须以一种复杂得多的形式来支持。共产主义者被催促去和他们过去所反对的包括右翼在内的政治党派联合。
       为了人民阵线的成功，这个新的策略促使共产主义者们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各种激进传统重新结合。人民阵线的批评者却把它视为向右迈进的非同寻常的一步。对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这场战争是个动荡的时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形成的联合展示了由所有阶层组成一个朝向各种激进目标的大爱国联盟的可能性。
       带着激进爱国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政策不是战术性地，而是战略性地被采用。然而，我们批判1941年的这些政策，它们持续地把英国左翼从黄金时代带进了青铜时代。在它们的影响下，英国共产主义者在1945年警告工党不要反对保守分子，他们告诉工人在温斯顿·邱吉尔取得战争胜利后反对他是自私的。战后英国共产党所延续的民粹主义是对它自己过去标准的一个退却。从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姿态可以看出党的这种变化。1948年，共产主义者们欢迎牙买加定居者乘坐“帝国疾风号”轮船到英国，但是他们反对“法西斯波兰人”和东欧人移民英国。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1951年版的《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将左派对工党的抨击与一种不受人欢迎的盲目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共产党宣布保守党、自由民主党、工党的领袖和它们在新闻媒体的发言人正在背叛英国的利益，屈从于美元帝国主义。我们号召所有真正的爱国者联合起来保护英同的民族利益和独立。”这就是共产土义政治家被批判为民族主义的原因。但历史学家们又是为什么被批判为民族主义呢?不情愿接受的传统
       为了理解这个小组独特的历史性的策略，我们需要理解爱德华·汤普森的策略。他被大多数的当代人看作他们那一代人的旗手。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代表了当代新左派在历史领域的策略。也是汤普森在和阿尔都塞以及他的英国信徒们的·系列争论中确立了独特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在他1973年的文章《致拉赛克·科拉科夫斯基的公开信》中，汤普
       森问厂一个极具修辞色彩的问题：“为什么必须始终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他的答案值得引述，但不是因为它表述了与这个群体一致的认同，而是表达他个人的观点。“就我个人而言，这种选择是很自然的”，他写道：
       “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在英国从没有被扭曲到不可补救，即使在和斯大林主义在知识上没有脱离关系的时候，我们毕竟还有一个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英国历史进行分析的现存线索。在英国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意味着在马克思所奠定的传统中工作。在这个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不丢脸。”
       汤普森在别处倾向干夸人英国民族传统中潜在的激进主义，而在一定程度上嘲笑了对他所在的左派进行的严肃批评。
       汤普森还在很多情况下公开反对保守主义的政策和用爱国主义来解释过去的各种已写成的历史的形式。这有必要回顾一下林达·柯莉(Linda Colley)的《不列颠人》(Britons)。柯莉实际主张英国统治阶级赢了那场1800年左右的思想战争，说服了大部分工人接受了新教、反对天主教和仇外的观念。汤普森写道：“假如柯莉是正确的，那么我以前的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必然是错误的。因为我在此处和别处都主张英国这些年的经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阶级的各种结构、彼此的敌对和相互矛盾的文化的形成。”汤普森决不乐意妥协让步，他写道：“我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如‘不列颠人(Britons)’那样一致的民族。”
       在汤普森的著作中存在着不同的修辞策略。有时这位作者对英国人(En21“h)和英国(Britain)做了明确区分。前者指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流行的习语。后者则指一个国家。在其他地方，汤普森保持了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这种区分，但是没有把它应用到任何特定民族的形容词上，所以England和Britain这两个单词在他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而且几乎可以互换．
       E．P．汤普森对英国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成熟辩护在《英国的特性》和《致科拉科夫斯基的公开信》这两篇文章中得到清楚表达。第一篇文章是对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英国例外主义论题的答复。安德森和汤姆·奈恩在首发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系列文章中坚持认为，欧洲和英国的政治传统的不同可以归结到社会民主的根基不牢，而这个事实相应地又和为何没有能够建立一个适宜的市场环境，因此英国没有完成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关。第二篇文章是对科拉科夫斯基的表态的回应。科拉科夫斯基是一名卓越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异端分子，他谴责左派通常都对东欧所受的苦难负有责任。
       奈恩断言英国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结果可以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感受到，这些意识形态包括英国的分裂和乡土观念、英国的落后和传统主义、英国的宗教虔诚和道德虚无、还有琐碎的经验主义。我们根据上文略知，为何这些控诉是那么明显地打动了汤普森。因为这种语调使他回忆起1956年他所抵制的斯大林主义，因为奈恩和安德森所写的文章好像表明，在所有英国历史中都不曾有激进分子的一席之地，因为他们对汤普森以及他的同党们曾经获得什么提出了质疑。这确实就是汤普森那代人的处境：“我属于一个衰败的历史传统，它被一种有敌意的民族文化所包装，这种文化具有自鸣得意和抵制理智、缺少自信的特点。然而我分享了与这种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文化相同的传统。”汤普森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去寻找根源性的证据，以此来挑战他的左派批判家和右派的保守的大不列颠人。
       那么他是如何回复这些民族主义的控诉呢?汤普森复杂的辩论法促使他采取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策略。首先他宣布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无任何不同。不同民族的历史故事只是提供了这些民族之间相互往来的足够证据。在奈恩和安德森的历史学中，他们创造了“与世隔绝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区分，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让人想到霍布斯、休谟、卢梭、柯勒律治以及德国哲学)”。伦敦是欧洲文化的中心，欧洲(例如英国)是进步和保守的大本营。其次，汤普森戏弄了奈恩的批评。汤普森问道：难道英国真这么糟?他的论证逻辑使他必须主张革命在英国历史上发挥了值得骄傲的作用，它确实是英国文化和传统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看到汤普森大声宣告他的民族起源：“其他国家并非总是一直和在一切方面都比英国要做得好，除了他们有顶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占支配地位的无产阶级。”这些论述充满了讽刺嘲笑。
       然而即使这样，问题却依然存在。既然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是相互关联的，又何必去费力保护英国性呢?另外，既然民族文化如此易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么它的良性内容是如何单独得到发展的呢?假如英国确实处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前列，那么这些不同的批判家们又如何以及为什么轻率地发现英国还处在后面呢?毫无疑问，汤普森赢得了这场小冲突——他的理由成功地打压了奈恩和安德森，但是他的论述中仍存在民族主义的痕迹，部分原因是他恰好在这个领域中表述他的史学。
       采用被发明的传统
       在爱德华·汤普森之后，他们那一代人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尽管他俩曾有10年的时间都同是历史学家小组的领导，但两人气质迥异。我们可以在他俩的著作巾发现社会主义和民粹土义的某种关系，但其表述却各不相同。另外两人有着不同的灵感和受到了不同的影响。与爱德华·汤普森生十英国并‘直在那儿接受教育不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产儿，一如他所描写的，他是“维也纳普通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产儿。
       霍布斯鲍姆生于奥地利，在战前的一个月才旅行到英国。在政治上两者也有差距。小像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直到1990年末1991年初的那个冬天、即共产党消广之前都保持了他的党员身份。因为变成了运动的资深发言人，他被迫通过迂回曲折的机动战术跟随他的同志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是党员，他却一贯不像汤普森那样是一名激进主义分子，他在他的自传中记述了这一选择：
       “这个政党当然是我最初的激情。但即使是作为一名专职的共产主义者，在剑桥要完全地投身于暴动、宣传和组织中去，则有大多的事情要做，而这些不是我的强项。我最终不情愿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值得向往的专业革命家的职业并不适合我。”
       霍布斯鲍姆对待民族政策的处理方法在他的不同著作中有所变化。在和津巴布韦作家、激进丰义分子特仁斯·兰格(Terence Ranger)共同编辑的集子《传统的发明》中，他注意到了那些传统被发明的过程，其中19世纪不受欢迎的英国君主制作为大众意志的表达被再次发明出来。这个被发明的传统的主题自此成为很多民族主义理论批判的主要靶子。在这一批判史中，霍布斯鲍姆毫无疑问地扮演了主角。同时，在他的生活和写作中，因他多次对美国和意大利的访问而受到的激进思想的影响同汤普森对印度的
       热爱同样重要。
       然而在某些段落，霍布斯鲍姆好像几乎夸大了国际主义运动中的民族视角，例如，他对19世纪欧洲工人的观点。他写道：“除在某一短暂的革命时期外，他们阶级意识的有效框架是国家和政治上界定的民族。”然而假如工人一直是爱国的，那么他们所选举的任何政权在与敌对民族竞争时仅仅能够代表他们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同样有一个隐藏的假设：任何工人阶级的胜利都和代表他们的政党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假如在选举中，“他们”那边失败，那么这对这些工人将意味着什么呢?
       1979年英国保守党的胜利恰恰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霍布斯鲍姆发表文章说，工人运动已经遭受下叶《人的失败。在1980年后，他的“劳工前进的步伐”已经十止的观点被以工党领袖尼尔·基诺克(Nell Kinnock)为首的新现实主义者引用来作为与政治现实妥协的论据。英国人都变成了撒切尔夫人热情的支持者。左翼除了跟随，一筹莫展。霍布斯鲍姆的当代分析此时被派上用场：使工党的右倾转变合法化(虽然有时可能和作者明显的动机相左)，这使他成为基诺克最喜欢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新工党的开创者。
       霍布斯鲍姆史学中的一些问题可以从他对待战时“反对共同敌人”联盟的态度中看出来。他对联盟的态度是他在《极端的年代》这一其在20世纪最主要的著述的中心。问题的关键同样是人民阵线。霍布斯鲍姆认为人民阵线是罗斯福和斯大林、邱吉尔和英国社会主义者、戴高乐和法国共产主义者这些相反力量的惊人联合，它通过先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共同支持得以实现。抵抗法西斯的方法是最广泛的可能的反法西斯联盟。但社会主义者和保守分子并不是天然的伙伴。联盟在政治上是会反对左翼的一 假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客们在联盟的同时密谋改变工人政权，那么共产主义者不可能真诚地欢迎他们。当西班牙和欧洲的共产主义者相继发现问题的关键不是革命，而是对民主的捍卫时，他们的目标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对于霍布斯鲍姆来说，简短答案在于：这个运动更深入地理解了社会主义的战术。
       “它反映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转变：从暴动者变为渐进主义者，从面对面的冲突变为通过谈判、甚至议会以求掌握政权。根据西班牙人民对政变的革命性反应，共产主义者现在能够明白在希特勒篡夺政权后，共产主丈运动的急迫形势所导致的一种实质上的自卫战术是如何带来了向前发展的前景，这个战术起固于战时政治和经济的紧急需要。支持造反的地主和资本家都将丢失他们的财产，但是不是作为地主和资本家，而是作为叛徒。”
       从霍布斯鲍姆的论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辩护，而是左翼民族主义的辩护。从现在起，不仅仅在西班牙“支持反叛的地主和资本家”需要与真正的爱国者区别开，在其他的国家也需要这种区分。民族主义变成了全部共产主义者话语的核心范畴，从而屏除了先前把爱国主义当成恶棍游戏予以抵制的看法。与这种政治性的弱点相关联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盲点。从“共产主义者现在能够明白”这个术语可以看出某个历史时刻被精心地神秘化了。假如共产主义者意味着囊括了所有的左派，那么在西班牙共产主义者之外的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左派，托派分子以及其他的这些革命者又将是怎样的呢?
       其他的事件亲历者持一种相当不同的观点。乔治·奥威尔注意到在西班牙被镇压的受害者不是“地主和资本家”，而是巴塞罗纳的工人们，他们不像共产主义者那样愿意把自我牺牲当成一种从防卫转向进攻的手段。根据他的叙述，1937年的五月代表了共产主义战胜它的对手的时刻。警察占据了巴塞罗纳的电话交换局，为了阻止革命变得无法控制而杀害了好几十个人。这种真实的争论在霍布斯鲍姆的史学中是模糊的，因为它对霍布斯鲍姆的一个论述提出了质疑，即更高的知识可以通过不流血而获取胜利。
       替代方法
       本文在开始时提出了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和其他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与民粹主义混合的产物而被改变的可能性。为了评估这个陀断的准确性，本文在探时这些史学家使用“人民”这个概念的方式时力求更加准确。当然去描写一个民族的历史并不需要成为民族主义者，去书写“人民”的历史也并不需要成为民粹主义者。但是接受民族主义的必要性或是认为这个观点落后于时代，是时代错位，就可能真正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我们无法找到一种简单的表达模式，而是遇到各种不同的民粹主义：一些被讽刺性地表述出来，一些则较微妙或是有着细微差别，还有涉及不同风格的其他民粹主义。这里确实存在一种规律：这种民粹主义与史学家作为英国共产党党员所接受的培养有关，后来随着这些历史学家逐渐摆脱这些早期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也许最有用的是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用二重性来概括。一方面，这些史学家致力于研究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决心使他们去研究以前被忽略的人民生活。正是这个原因，这些史学家对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荣誉当之无愧。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研究者的视野没有超过他们民族的边界，其研究的经历也仅仅是他们本国的。因为把兴趣限定在这个方面，大部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倾向于把他们的研究回溯到过去，寻找英国劳工持续前进的证明，从而忽略了社会进程正导向一个超过他们自己时代的、完全不同的平均主义的后果。当然有少数例外。但为了去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政见和历史写作，最好明白这—群体中的很多成员都被训练成相信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左翼的民族政治家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王代月：清华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