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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群　译
       文森特·D．利奇(Vincent B．Lcitch)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英语系教授，曾任《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集》(2001)主编，著有《解构主义批评》(1983)、《美国文学批评：20—80年代》(1988)、《文化批评、文学理论和后结构主义》(1992)、《后现代主义——地方影响与全球流动》(1996)、《理论至关重要》(2003)等书。《理论的终结》(Theory Ends)一文对大写理论的含义和形形色色反理论的代表人物与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作者认为“终结”的概念错综复杂，持不同立场的人对它抱有不同的态度。实际上，理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正在经历一场嬗变，所谓的终结只不过是某个运动或流派在历史上的结束或消逝，丧失的只是理论的个别身份和作用，理论的一些特征将继续存在下去，并以新的不同形式对现实作出反应。本文译自2005年出版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刊物《职业》(Profession)。
       20世纪后期北美理论复兴的重要标志是各种理论流派和运动史无前例地激增。21世纪之初，在文化研究包罗万象的旗帜下，许多较新的理论运动和流派分支或多或少自愿地聚集到一起，取代了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并采取了以几十个公认学科分支为特征的日趋分解的前沿形式：身体研究、残障研究、白人研究、媒体研究、土著研究、叙事研究、色情研究、表演研究、工人阶级研究、人众文化研究和创伤研究等等。
       其结果是理论在其目前的框架中至少有六种不同的意思，每一种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接受，并产生一些影响。第一种，理论这个名称松散地指当代理论流派和运动的整个范围，以及它们的根源和在文化研究中的分支。也就是说，它命名了广阔的领域，并与批评同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致力于对经典文学作品作道德和形式主义分析的保守主义学者们(布鲁姆，埃利斯)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抨击。第二种，理论指普遍原则和传统作法以及在所有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所作的自我反思。同这种理论进行争论的主要是反对普遍原则的新实用主义者(纳普和迈克尔斯、费什)，争论规模较小，但十分激烈，结果是现在几乎没有人以雄Jb勃勃的方法论或科学的抱负来捍卫理论。第三种，理论被普遍认为是装有灵活、实用和附带设备的工具箱，效率和创新程度是衡量它的标准。对这种实用主义理论的批判规模不大，主要来自各种不同的客观阐释的捍卫者，其中包括这种理论出现前那些专注于老式批评的脾气乖戾的学者、新批评的捍卫者，以及更具挑战性的解释学者(哈里斯、莫汉蒂)。第四种，理论意味着专业常识，即那些不言而喻和每位专家都清楚的东西，因此该领域里的每个人都有一套理论，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这个观点来看，理论是社会历史的建构，充满着矛盾和盲点，然而又被现状所支撑。但是把理论同专业上形成的常识等同起来，结果适得其反地淡化了理论的特殊性，冲突及其反霸权的功能。第五种，理论表示较小范围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著作，包括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及其追随者和模仿者的著作。今天人们经常称之为高雅和宏大的理论，在结构主义之后而来的是低俗的(或本地的)理论和后理论(威廉斯)。对这种高雅理论的反对不仅来自保守的学者，也来自广泛的与之竞争的白山主义的学者和左翼的理论家，它被谴责为哲学上的理想主义，蒙昧主义、唯名论和清净无为思想。1987年保罗·德曼“二战”期间发表的反犹太文章暴露出来之后，出现了迟来的道德和政治转向，标志着后结构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的逐渐衰退，关于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和后理论的谈论日趋广泛。第六种，理论命名一种历史上是新的、后现代丰义的话语形式，它打破了K期存在的边界，将文学批评，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分析和政治融为一体。”毫不奇怪，这种跨学科的混合物也受到了广泛的批判，这主要是因为它破坏了人们现代以来为大学和学科，特别是文学批评和美学艰苦赢得的自主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经常听到宣布理论终结或死亡的声音(麦奎恩、吉勒瑞、托马斯、佩恩和谢德、伊格尔顿等)。但是哀悼理论不仅要对理论作出界定，而且要采取某种态度。如果珲论是指(各种)后结构主义，指所有当代的理论运动和流派，或者是指后现代的话语，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它在历史上的消逝和终结。然而这种理论的某些特征将毫无疑问地继续存在下去，例如，二元概念的解构、交叉学科的书写和对歧视性的性别和种族规范的批判等。这种关于理论消逝的谈论在某些人心中隐藏着希望它消亡的愿望，而在另一些人心中意味着对狂热的和令人陶醉的早期岁月的怀旧般的痛惜。有关理论终结的观点在当代很早就出现了：如理论的经典启蒙课题在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中达到顶峰；稍后一系列新流派和运动超越了形式主义，占据了支配地位；接着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压倒了美国的形式主义；再接下去，文化研究取代了后结构宅义，现在文化研究，以其上世纪70年代典型的英国形式而非后来分解的北美版本，回顾性地阐明了比较连贯的政治与方案。哀悼理论既表达了对某种较早期历史的捍卫，同时又由于目前对不确定性的焦虑而表达了对更美好未来的渴求。
       现在有必要对终结(ends)的概念稍加思考。该词有多种含义：枯萎，消失；丰满；关闭、终止、灾难、死亡，转折或终点；目的和目标。它唤起一系列的现象：有限性，开端和中间、预期的变化、怀旧和悼念。它暗示着残余，亡灵和永存。当终结表明调整的或精心预谋的消逝时，它不仅使人联想到保存期限，还想到循环模式，将历史编纂学与时尚融合到一起。时尚本身使人想到乏味、机会主义、可变性和肤浅。终结，像起源一样，呈现出多层和复杂的意义，“理论的终结”也是这种状况。
       理论的过去表明理论具有未来。其悠久的历史，从前苏格拉底学说一直延伸到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时期延伸到维多利亚时期、现代以及后现代时期。当然，人们会定期根据新的发现和迫切关注的问题而重构历史。但是对理论概念、问题和争论的继承，对有效方法和语用协议的寻求，对长期存在的理论文本产生的影响，对邻近领域的借用，以及对现状的批判似乎都不大可能消逝。像河床一样，理论在变化，但仍在继续。
       按照其最通俗的意义，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论，即使自己没有意识到。以这种方式来界定，那就不可能简单地说理论消逝，只能说不同身份的丧失，某些作用的消失，它不过是一种重组或重新命名而已。这正是目前所发生的情况，如文化研究兼并了理论的各个方面和任务。
       或许今天的主要问题是：未来的大学和学院会在什么地方容纳和研究文学和文化理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容纳和研究多少?有多大的广泛性?在大多数还是在少数的文学系当
       中?在普遍教育、导论课程，还是在高级理论课程中讲授?所有这些疑问都提出了大学的未来这个更为广泛的问题。由于热衷于聘用临时工和对人文教育的漠视，大学的企业化是否会把理论教学和终身教职变为先前的实体的空壳?日益扩大的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服务性教学(service teaching)会不会将科研和理论置于次要地位?反过来讲，新兴的交叉学科组合是否能进一步传播理论?即使理论消逝了，并受到哀悼，它会不会像鬼魂一样以难以预料的形式卷土重来?
       理论的市场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征上世纪70年代之前，这种事情在北美儿乎不存在。但是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理论的就业市场急剧扩大，许多学术岗位到了理论家手中，特别是在英语和比较文学专业。此后，与文学，语言学和修辞学等其他专业方向相比，对理论的需求减少了。这种需求似乎稳定在像18世纪英国文学这样的前现代历史时期的水平上。然而，近些年来大量的岗位都把理论列为第二重要或优先考虑的强项。这种需求提供了就业机会。然而更有效的是理论长期以来在科研和出版上所扮演的角色。在大部分领域里，如果没有在使用或展示当中表现出某种广博的理论倾向，成果就很难发表。其结果是很多学者虽然没有被称为理论家，但仍然熟悉理论，并在著述和教学中运用理论。因此理论的市场不仅仅是特定专家和特殊岗位的问题，而且或多或少还涉及整个职业。在许多领域里，著作的出版以及职位的聘用都与理论有关，这种情况持续了1／4个世纪。尽管存在着如此众多的不同种类和相互争论的派别，以至于很难令人信服地把理论视为一个统一的势力，但是理论的体制化说明为什么它有时会被视为新的正统观念。就业市场上对理论的神圣化有助于确保理论的未来。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世纪末促使人们回顾过去，计算收获和损失，恳求未来。《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集》(2001)等近些年来出版的理论文集就表现也回顾的倾向，以厚重的形式和大量的注解展示一条完整的理论谱系。所有这些清算都需要作巩固、捍卫和树碑立传的工作，要展示出理论有限公司是一家控股公司，但却是一家面向未来的公司。时尚和市场模式从后资本主义时期的焦虑无意识中一下子凸显出来，理论成为一个专业市场，种种时尚瞬息即逝。尤其是研究生院的学生对此颇感好奇，经常询问谁在流行?谁已过时?最新的趋势是什么?
       某些理论掮客宣布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另一些人宣称文化研究正失去活力。然而其他的一些观察者说北美理论的高潮——也就是上世纪70和80年代及其遗产——正在消失。纯文学思潮正在回归。同性恋理论现已进入主流。后殖民主义理论已过了鼎盛时期。种族理论批评确实颇有耐力。
       这种猜测、简化、有计划投资和撤资的前奏使理论具体化和商品化，这些毫不令人感到惊讶。当下人们正是这样对待学术活动的。在这一语境下，将出现，而且必然会出现关于消逝、悼念、之后、终结和有限性的讨论。确实将出现关于保鲜期、可售性、繁荣—衰退、新进展、最新浪潮的讨论，消费者对时代的认识需要这种议论。
       理论是其时代的一部分。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的新批评与凯恩斯时代出现的高等教育发展相一致，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大企业与大规模的劳工以及大政府的结合、大众传媒以及先锋派现代主义、庞大而强有力的政党与和谐大家庭的结合。20世纪后期的后结构主义是与分解的综合性大学形式的扩散以及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相协调的，这种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简约政府、非规章制度化、非工会化、媒体增殖、多种改良的新社会运动和一夫一妻制的灵活化等的结合。近年来的美国文化研究符合高等教育的加速瓦解和日趋增长的全球化趋势，其特点是解散政府、临时和不稳定的工作，移动的跨国经营、易受伤害的小家庭、扩散又聚集的媒体、每周7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传播的无所不在的大众文化，以及全球化的文学(英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和汉语的等等)。理论一方面反映其时代，对时代或批判，或有时忽视，或不做剖析，另一方面对起作用的各种势力作出反应。最近后冷战时期的根茎式研究(rhizomatous studies)模式取代了现当代理论的先锋流派和运动范式，同时也将如下三种势力置于突出地位：1．知识和研究(与教学相对立)的迅速非学院化；2．研究领域最大自主性这种启蒙目标的瓦解；3．在新达尔文式的争取生存空间和未来空间的斗争中，所有争取公众的注意、资助和合法性的科研领域都在进行专业市场化(niche marketizatLon)。然而从高雅理论转向后理论再到本地理论表明理论并非是垂死的，恰恰相反，理论正在以新的病毒形式对其时代和场所作出反应，它是一个在物质利益上参与的、表明社会症候的、批判性的、机会主义的东西，是一个被偷换后留下的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