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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报换　崔存明　译
       2005年12月出版的《科技分析与战略管理杂志》刊登了荷兰特文特大学教授卡拉克·J．米勒等人撰写的文章《政府在科技创新园区发展中的作用》。文章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企业体制，并对当前世界上主要的科技园区进行了归类研究，指出由市场驱动的英美发展模式不是经济成功的惟一道路，且其自身也存在许多弊端，因此中国应该重视政府在企业发展与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文章内容如下。
       一、导言
       　创建科技园区以及通过这一方式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已经成为21世纪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公共政策关注的主要问题。作为世界最著名的科技园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被认为是没有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所驱动的。然而，新近出现的一些成功的科技园区，如法国的索菲亚—安提波利斯科技园、新加坡的科技园和中国台湾的新竹科技工业园，都是依靠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密切合作发展起来的。
       中国由于经济结构转变的带动以及跨国经济合作的发展，在当今全球经济环境中占据了经济大国的地位。由于中国所取得的这种地位及其对公司经营与运作产生的影响，我们急需对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竞争驱动型国际管理理论加以重新评价。我们还应该结合其他影响交换体制的社会科学来考虑问题，这些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这些其他类型的社会科学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
       “二战”以后，在亚洲各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人多数国家和地区，政府在企业发展和科技园区的创建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其制订的公共政策在企业与科学技术的互动过程中所发挥的潜在作用，对于中国在21世纪初期处理科学、技术和创新等问题时会有所启发。
       本文旨在为那些以分析政府在企业发展和科技园区的创建中所发挥的潜在作用为对象的模型提供一种类型学上的研究。世界上那些成功的先例以及法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之间的对比表明，政府在企业发展和科技园区的创建中发挥了潜在作用。科技园区有三种基本类型，而中国辽阔的幅员使得其不同的地区或者会采用其中的一种，或者是采用这二种相结合的形式。本文的意义在于对这些模式进行类型学上的分析，并指出它们对于中国处理科学、技术和创新等问题的意义。
       二、中国与美国企业体制的对比
       就其社会组织与制度而言，把中国企业体制与经过充分研究的美国企业体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本质上存在着一些关键性区别。各种社会组织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比例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企业体制，而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力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发挥。一种企业体制可能在各种社会组织与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亚洲和欧洲大陆的一些集体型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比而在有些地区存在着强大的法律体系，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比例及其重要性则成为该地区经济表现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因此又发现了制度与社会组织相分离的情形。
       在有关国际企业战略、创新以及发展的研究文献十，公共政策和政府在亚洲国家的发展中的作用一直得到充分关注。这些让我们得以将美国与中国的企业体制进行对比：美国重视正式制度，而中国重视非正式制度。
       在中国企业体制的诸多特点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经济、政治和教育组织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同那些经济、政治和教育组织之间关系较为疏远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企业体制中的这种跨组织的紧密关系正是其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发展速度能够快得多的关键所在。
       三、中国的企业体制
       为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判断这些现象对中国的启示，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企业和金融体制作进一步的分析。经济的一体化和进步要求中国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市场和银行)着眼于长期的经济表现，避免出现短期主义行为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盎格鲁－撒克逊式体制下是普遍存在的。大量批评言论的矛头指向了对短期股市市场融资行为的过度依赖，这种行为已导致英美国家的公司的融资与投资计划旨在满足那些目光短浅的股东们的短期收益。为了使中国的企业体制关注长期的经济表现，加强基础法制建设成为保障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必然要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银行就不能在公司治理中扮演预期的积极角色。事实上，银行机构的低额股权持有状况对于那种建立在各种关系之上的企业体制的基础是有破坏作用的，这一点在中国尤为重要。
       如果中国的公司治理体制想要更力口透明，关键性的进展就要求该体制发生结构性转变，原因如下。经济一体化将逐步引导中国的市场走向更加自由化，这就需要对外来投资者更加透明。中国经济的转型阶段要求低成本的、长期的资金支持，除非金融家对中国公司的短期和远期状况都充满信心，否则资金支持无法得到保证。在这一点上，中国正处于有利形势，它可以利用自己的科技信息优势以降低交易成本，并对于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和股东变得更加透明。
       中国市场的自由化要求公司行为遵循国际会计准则(IAS)，同时要按照处于土导地位的英美企业体制下的金融巾心的规则，实行透明化管理。然而，由于中国法制基础薄弱，还不能成功地使会计事项充分透明化，大量涉及会计欺诈和违反财务公开原则的案例被发现。
       由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利用价格信号来有效地配置资源和监控市场的反馈，透明度会带来更好的融资与投资决策。在这一点上，我们提出了一个用来衡量中国企业治理体制改革进程的标准，这就是，除其他因素外，其进程取决于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各在总的资金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认为，长期金融计划所占的百分比越高，我们就可以断定外来投资者对中国企业未来的信心越大。由于经济利益驱动的企业体制以及与其相关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企业治理体制，都导致了在融资与投资决策上的目光短浅，因此，对于在中国建立起一种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企业治理体制而言，具备一种长远目光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分析各国的企业体制的时候，除采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外，人们也注意到了其他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逻辑与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与其他研究者的观点相一致，我们认为中国的企业体制是两种主要体制的混合物，即它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股权持有制与社会公有式利益相关者制(communitarian stakeholder system)的混合。不同类型的企业治理方式和信息公开方式将会对企业和组织的关键性举动(如决定从事社会主义的企业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四、与科技园区相关的三种类型的企业
       政府和公共政策在企业以及科技园区中的
       作用日益成为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同时也成为全世界经济政策制订者不断争论的一个主题。研究和决策中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企业和科技园区发展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我们认为对于科技园区中的企业而言，存在三种主要的框架和模式。
       第一种是市场驱动的科技园区，如美国的硅谷和英国的剑桥。第二种是政府驱动的、旨在吸引外国跨国公司的科技园区，如法国的索菲亚安—提波利斯和新加坡的科技园。第三种是政府驱动的、侧重培育本土公司的科技园区，如中国台湾的新竹科技工业园。我们认为这三种类型的划分为全世界的企业和科技园区提供了通用的框架模式，本文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这三种框架模式是同有关政府以及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作用的研究相一致的，这一作用(特别是在亚洲)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这种研究表明政府管制在促进企业的反应能力，特别是在鼓励出口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干预在这一范围内的有效性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关键的问题不仅是要在由市场引导的发展与由政府推动的发展之间作出区分，同样重要的是要在由政府驱动的不同科技园区之间作出区分，比如，看它是关注于外国的跨国公司，还是侧重于本土的工业企业。
       在国家层面上，可能存在一种混合型的模式，因而，在任何一个国家里，现实情况总是趋向将这三种极端的框架模式结合起来。因此，要给某一个既定的国家找到或者勾画出“最好的框架模式”是困难的，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变革并不十分快速的国家。然而，我们认为，我们对这些框架模式的分类为我们在企业和科技园区的成功创建方面选择可能的类型模式提供了初步的概念分析。
       五、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
       在21世纪的前期，创建成功的科技创新园区成为全世界各国的决策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水文关注的是政府在企业和科技园区创建中的潜在作用，以及由此可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的启示。首先，我们在发展企业活力的背景下来定位中国经济，在讨论中国企业体制选择时，我们将其与另外两种主要体制——盎格鲁—撒克逊体制和社会公有体制进行了比较。资本主义比较研究和企业体制比较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研究课题。众所周知，一些国家(如美国)实行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企业体制，而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和法国)以及亚洲某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则实行厂社会共有的企业体制，这两类国家之间的比较表明成功的企业体制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多样性。中国的体制也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关联。
       然而，有两个领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1)分析政府在企业和科技园区创建中的作用对于其他新兴国家(如巴西、东欧和印度)的发展的启示，(2)对全球范围内那些政府在其创建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科技术创新驱动型工业园区进行经验性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讲，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管理中所处的地位将成为…个重人的、持续性的研究课题。
       [王报换：北京印刷学院宣传部：
       崔存明：北京印刷学院杜科部]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