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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锦州是一片历史悠久的土地。早在西周以前，屠何部族的先民就在这里饮大小凌河之水劳作，枕医巫闾山林涛安眠。西晋末年，鲜卑慕容氏建立了辽西第一个北方民族国家前燕，曾以此为国都达五十余年，给这片土地涂抹了一笔短暂的辉煌。宋、辽以降，这里人烟栉比，桑麻遍野，成为连接东北与中原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
       锦州也是一部人杰地灵的交响乐。北魏时期，这里曾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石窟造像，至今还保留着16个洞窟中的430余尊石佛，成为东北地区之文化极观。辽代佛教文化鼎盛时期留下来的咸熙(奉国)寺、北镇庙、崇兴寺双塔等完整遗存，仍在向今人述说着香火背后的传奇故事。这里依山襟海，风景独秀，医巫闾山被冠以东北三大名山之首，兀立海中的笔架山不愧天造地设的一处胜境。二百年前的皇封同盛金烧锅，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窖藏了四只酒海的宫廷宴酒，至今醇香四溢，成为国之瑰宝。1934年，日寇曾在此地成立伪锦州省，“光复”后中共辽西地委和专员公署也在此地办公，1949年至1954年曾为辽西省省会。锦州还是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上世纪60年代即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惟一的新兴工业地区，现已形成以石油、机电、轻工产品为支柱、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近百种高新科技产品远销四海。
       锦州更是一座英雄辈出的城市。作为连通关内外的咽喉重镇，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烽火硝烟浸染了城市史册的每一篇章。站在李成梁石坊下，遥远的厮杀声依稀不绝于耳，让人生出怀古之悠思。“九一八”事变后，大凌河畔组织起辽西抗日义勇军，打响了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记忆最深刻的当然还是1948年的辽沈战役，万余将士血染黑山塔山，十万国民党守军被歼，换得东北全境解放，为新中国的成立慷慨奠基。目前驻锦这支部队，历史上曾经打过1000多次恶仗，累计歼敌26万余人，成长出200多位将军和1000多位战斗英雄，他们的足迹遍及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海南岛到朝鲜战场……
       这块土地上出现过朱瑞将军，出现过梁士英烈士，出现过被胡锦涛总书记誉为“青年干部的楷模”的张鸣岐。
       历史描绘了昨日的晚霞，而今天的凌河儿女正在续写黎明的清晖。在此，我仅给读者讲一段八个老兵的故事，他们是锦州光荣历史的继承者，他们是当今300万锦州人的一个缩影，他们是这片被炮火犁遍的土地上盛开的一朵奇葩，他们用平凡的生命践行着“三个代表”的时代理念，他们的精神品格已成为今天锦州人的一张名片——
       他们是“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
       事出有因：刘成金的“电影情结”
       故事还得从队长刘成金说起。
       刘成金出生在黑龙江省双城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那一年的十月一日，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刘成金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担任过担架队长，母亲也曾毫无惧色地面对敌人的刺刀，叔父在拼死了三个日本鬼子之后壮烈牺牲。这是一个光荣的家庭。黑土地上的红高梁被红旗映得更红了，松嫩平原上的长风催生着茁壮的幼苗，但落后的生产力还无法改变一穷二白的生活现实。那时候乡下很穷，一年到头挣得的工分，还不够个口粮钱，所以在刘成金童年的记忆中，寒冷和饥饿是一对挥之不去的魔影。
       刘家兄妹五人，成金行二。黑土地给了人坚忍的意志，这个贫苦少年并未被寒冷和饥饿折断幻想的翅膀，在新生活的曙色中，他经常远眺着平原尽头的钢青色大山心驰神往。这时候，一支农村电影放映队在少年多梦的季节里出现了，马车上拉着几只铁皮箱子，放映员进村吃“派饭”，两根长竹竿在黄昏暮色中高高架起，寂静的小村庄便开启了一扇通向现代文明的窗口。那情景是多么令人神往啊!银幕下挤满了男女老少，有坐小板凳的，有坐石头的，有抱着肩膀站在场边的，有把孩子架在脖子上的，大家说说笑笑，插科打诨，但等灯光一灭，传来放映机轻微的“咔咔”声响，一束神妙的白光照在白布上，电影便开始了。人们屏住呼吸，伸长了脖颈，跟随剧情或哭或笑，恨不能自己也钻进电影里去……
       也许是因为银幕上的故事跟他父母亲的生平经历有关，电影成了少年刘成金的一种精神寄托。他跟着电影队转遍了远近十里八村，一部电影看上十几遍，场场不落，直到把剧牛台词倒背如流。村与村相距足有一二十里，不知有多少次，他走迷路了，半路陷进雪坑里了，回家来被父亲关在门外了，可就是痴心不改。他钻到电影机近旁，想弄明白那些小人儿是怎么跑到银幕上去的，可人家不肯答理他，嫌他脸上光有鼻涕没有毛。那会儿他常常枕着月光想：等我将来念足了书，一定要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也去给乡亲们放电影1
       1966年，刘成金从双城县农机化学校毕业，分配到公社广播站工作。这无疑是份美差，不仅每月拿38元的高工资，而且能经常摆弄机器。他对机器着迷透了。再来电影的时候，他已经不完全是局外人了，帮着倒片啦，架机器啦，甚至还收藏了几片烧坏的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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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1月，一年一度的征兵又开始了，家里四弟高中毕业，想走，父母同意他报名了。来接兵的是位指导员，就住在公社院子里，刘成金每天帮人家烧洗脚水，焐被子，还给他买烧饼，一来二去混熟了。那位指导员见他有文化，又会来事，十分喜欢他，就说：“你想不想当兵啊?我带你到部队去吧!”成金心里话：我干吗整天价围着你转?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可是征兵名额本来就挺紧张，一家走哥俩，能行么?再说家里老人也未必乐意呀!指导员就去做刘家老人的工作，什么当兵光荣啦，部队锻炼人啦，成金自己也把胸脯拍得山响：“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要长出息，要是让我当了兵，一定干出个样儿来。你们就让我去吧!”
       父母同意，政审合格，体检更不在话下。38元月薪留不住年轻人的心，成金只带了10元钱，便与四弟一起来到锦州，成为3137部队的一名通信兵。这个团是战争时期功勋卓著的“铁拳团”。
       是知识和信念给了刘成金上进的动力，入伍后不到一年，他就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12月，部队在抚顺搞军事演习，电话线被坦克轧断了。刘成金提前测出了故障，奋不顾身冲进现场，很快把线路接通，保证了指挥系统畅通。陈锡联司令员在望远镜里见了，对军长说：“这个小战士是谁呀?很勇敢嘛!”演习结束后，刘成金荣立三等功。
       在部队能继续与机械电器这些东西为伴，是刘成金的幸运，所以他干了12年无线电技师没改行，眼看着同期战友提职晋衔超过了他，却没有半句怨言。更为幸运的是，他居然在部队里实现了自己童年的夙愿，果然当上了电影放映员！在俱乐部里，两千多名官兵先是拉歌，然后是团首长讲话，待铃声一响，他的工作就开始了。放映机那轻微的“咔咔”声，真是要多美妙有多美妙。还有置身于军营里的那种感觉，简直就像一只锚桩，把他的心拴得牢牢的，九匹马也拉不动!
       后来他被选派到军校学习了，因为他很优秀，有更重要的岗位在等着他。在金州军校学习期间，火车站上有一列油罐车着了火，刘成金用水浇湿身体，和学员们一起奋不顾身去救火，后来受到军区通信兵部通令嘉奖，又一次立功。
       当了27年兵，从战士到团职干部，两次二等功，十次三等功，还被沈阳军区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正当他在军旅生涯中乐此不疲之时，1994年的中国百万大裁军开始了，同时中央军委又出台一项规定：军队不再办企业。
       刘成金此时正在驻锦某集团军企业局当副局长，所在单位摊上一个转业名额。原定的那位战友不愿意走，提出了许多条理由要留下，领导只好来找刘成金谈话。可是谁又愿意离开部队呢?尤其是刘成金，打19岁起就把自己全副身心交给了部队，从未想过离开军营啊!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太令他震惊了，当时他大脑里一片空白……
       首长对刘成金说：“有想法你也可以谈。你工作很出色，可以找个合适的职务留下来。“然而刘成金却说：“我服从组织安排。”这时他才想到：一个人总归不能当一辈子兵，迟早都要转业的。虽然这对他来说可能有些残酷。
       当他脱下那身被他视如生命的军装时，一种要永远离开家的感觉使他哽咽了，眼泪直往外涌。但他还是从容镇定地走上讲台，代表全集团军复转官兵宣读了保证书：“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和支持军队、国家改革，服从大局，接受组织分配。”
       锦州市当年总共要接收850多名军转干部，为历年来最多。不过以他的军龄和立功受奖的表现，安排个好工作还是有优势的。不久便传来消息：市人大机关、古塔区公安分局等单位都愿意接收，只等他去办手续了。
       刘成金认真思考了好几天。
       全国有7000万老兵，仅一个锦州市就有18．6万人，这是一笔不小的社会财富，但也可能是个社会包袱。没少听见有些老兵抱怨，这个不公了，那个不正了，待遇不合适了，工作没意思了……其实这里面有个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处在人生转折期的老兵，想要寻找个新的归宿，就好比生理上的更年期，难免产生一种失落感，甚至是失败感。如何顺利地迈下从部队到地方的这个陡坡，让自己的后半生继续光彩?刘成金想走出一条新路来给战友们看看。或者主要的还不是要给别人看，而是他个人性情的必然。
       跟他一起生活了20年的妻子宋恩芳，这会儿也弄不懂他的心思了，“怎么，你真想扔掉铁饭碗，自己找罪遭去?”亲朋好友更觉不可思议了，“老刘啊，职业可不是那么好谋的，你一家三口将来靠什么过活?”
       遭罪他是从来不惧的，而且他有足够的自信去维持今后的生活，只是不肯跟自己的战友争饭碗。但埋在心底几十年的那份心事，此时却不便跟妻子明说。恩芳随军后一直在部队企业里当会计，现在也跟他一起离开军营了。夜深人静之时，难免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老家，想起那些历久弥新的童年往事。离家27年了，军装便是一张心灵的邮票，随时都会把乡情寄回去，可现在，昨天的军人便成了今天的一只风筝，无助地飘荡在异乡的天空。他一拍桌子对妻子说：“不回老家，也不端铁饭碗，我自有要做的事!”
       1994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刘成金拿着8000元安置费走出军机关大院，恍惚中还在问自己：难道我的军旅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么?
       这天中午，他喝了很多酒，也流了很多泪。
       情之所至：旧梦浮现在有钱之后
       刘成金用8000元转业安置费垫底，办起了一间不干胶商标印刷厂，取名叫“天龙”。创业的艰难可想而知。起初没有客户，刘成金夫妇加上11名工人，全都成了业务员，走街串巷跑了一个来月，好歹才拉回来一份订单。接着便是质量问题，大家全力以赴干了十几个通宵，结果工艺技术却不达标，第一笔生意就把老底都赔进去了。
       那个多风多雪的冬天，给了刘成金一个无情的“下马威”，也让他军人的性格得到一次全新的历练。他和工人们一起搞技术攻关，多方请教专家，反复摸索试验，终于解决了工艺难题。当春风吹融了街边最后一片积雪的时候，刘成金骑上一辆旧自行车，又挨门挨户出去揽活儿了。
       可接下来的麻烦更让他忧心如焚——货送出去了，钱却回不来!小厂此时已累计举债30多万元，拿什么还人家?订单正在不断地上，原材料拿什么买?进不来原材料，生产怎么持续下去?更主要的还是信誉，刘成金为人最重要的一条准则就是人品端正，一个当过兵的人不能失信于社会啊!没办法，还得出去借钱，一借又是10万元，这才维持了正常生产。
       
       小厂刚站稳了脚跟，求职的人们便蜂拥而来。一天，两位下岗女工来敲门，话还没等说完就眼泪吧嚓的。厂里员工告诉她们：“俺厂子小，用不了那么多人，再说现在还没见着多少效益，你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吧。”两个女人刚要出门，碰巧刘成金一身寒气从外边回来，这俩女人又诉了一番苦：下岗了，又离了婚，自己带着个孩子，总之天底下所有的不幸都摊在她们头上了。刘成金最见不得女人流泪，不由得心软如豆腐，说：“要是不嫌弃我们这儿的条件，明天就来上班吧!”身边的员工急得直扯他袖口，小声道：“这俩人既不会广告设计，也不懂印刷技术，白吃饭来呀？”刘成金说：“先让她们学徒嘛，给她俩指定个师傅。”，员工嗔他一眼转过身：“学徒也得交学徒费呀!”可到了月底，刘成金不但没收女工的学徒费，还自掏腰包给她们发了“补助费”，一发就是三个月，直到她俩能正式顶岗上班。
       善良不是伪装的，正如沙滩建不起高楼一样。刘成金心好，能体谅别人的难处，也乐于帮助别人。他跟朋友们说：“市场经济应当是让人充分发展，不是把人变成金钱的奴隶。钱是神仙，也是魔鬼，我这辈子可不想钻进钱眼儿里卡死。”
       到1995年的冬天，厂子小有盈余，刘成金的好心肠也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时候，有三个复员兵受到刘成金的启发，也想合伙办个不干胶印刷厂，来找他求教。刘成金答应得十分痛快：“来吧，学多长时间都行，包教包会，不收一分钱学费!”消息传开，朋友们不免替他担心：“不干胶行业本来就是僧多粥少，你可当心带出徒弟饿死师傅啊!”刘成金付之一笑，让全厂技工把家底全都亮了出来，一应绝活儿毫无保留。三个月后，小伙子们翅膀硬实了，心里有底了，要走。刘成金掏心窝子说：“日后有啥困难，尽管来找我。”
       没有白说的话。没几天，三个复员兵又来了，说办厂子缺钱，能不能借几万给我们?刘成金心里打鼓，嘴上却说得硬：“行，我不要你一分钱利息。”身边的人心里有点发毛，劝他说：“刚见着回头钱，自己的债还没还清呢，倒充大方!你跟他们非亲非故，要是他们赔进去了，你哭都来不及了。”刘成金直摸后脖颈子，心想人家劝的也在理，如今社会上欠钱不还的太多了，自己不就亲身经历过么?
       这天夜里，刘成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忽听有人敲门，正是那三个复员兵，进屋就递过一张《复员证》，证书的背面，写的居然是“借据”!刘成金心头一颤，不觉落下泪来。这几个“战士”是以老兵的名誉作保证来跟他借钱的，也是对他的信任啊!有什么比老兵的名誉更贵重、更让他觉得亲切的呢?第二天，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还充当担保人，帮老兵们外借了一笔。在刘成金的扶持下，小伙子们的工厂如期投产了，他们说，是老刘为他们筑起了“创业平台”。
       这一来，陆续有许多复转军人和下岗工人都来找他，锦州城里就跟雨后蘑菇似的，一下子钻出好多家不干胶印刷厂。而刘成金自己的企业却严重受损，货源客户大大减少，不干胶分厂不得不停产了，损失至少在十几万元以上。但是，他间接地为社会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这让他志得意满。他说：“我是党员，就是要做为党得分、为党树碑的事。”
       1996年春节，工人放假了，会计合上账本告诉他说：去年刨除已缴纳的税款，净剩7万多元钱，厂子开始进入“良性循环”了。这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于是妻子宋恩芳开始盘算了：女儿刘威在军射击队当运动员，除了军装之外，得不得买几件像样的衣服？老家那边侄子要结婚了，得不得寄点钱回去?厂子里什么时候买台车?咱家的房子什么时候换一处宽绰些的?
       刘成金这厢也在盘算。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电视里出现一个镜头：一位山区的老太太，一步一挪地背着个残腿儿子，村里来了电影。老太太说：“俺娃从小长到大，20多年还没看过电影哩。”
       这镜头就像一道闪电，一下子引燃了刘成金心底那堆厝了许久的干柴。电影!放电影!给老百姓放电影!现在到时候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弄得激动不已，恨不能马上就干。春节刚过，他就跑到距城区100公里外的义县白庙子乡兴隆沟村，他问村支书王福巨：“村里人平时都于些啥?”王书记说：“山沟里人还能干啥，打牌，喝酒，闲扯淡。”他又跑到另一个村子，妇女主任告诉他说，她每天都要去解决夫妻打架，妯娌争吵，婆媳不和，邻里纠纷……
       刘成金知道，文化体制改革正处在探索阶段，近年来电影放映队在农村消失了，而村里并不多见的电视机，也因为信号效果差、可接收的台少，以及播放时段与农民下地时间冲突等原因，并未真正成为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主要来源。山里人灰黯的眼神，萎靡的脸孔，低矮的土房和随处可见的牛粪，让刘成金大为伤感：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山区老百姓的生活竟然还这么落后，我该为他们做点事情才是啊!
       第二天，刘成金找到张显龙、朱忠文、韩彦斌等几位老战友，在酒桌上把自己想成立老兵电影放映队的想法说了。朱忠文过去在部队时也放过电影，现在是锦州市国家安全局干部；韩彦斌在市国税局当科长；张显龙就在老刘身边，给他当助手。这几个人平时就情投意合，自然一拍即合：“好哇!既给群众办了好事，又给咱自己找了乐趣，何乐不为?”
       既然是好事，不妨再多找几个人。于是又找来交通局的彭玉德，公安局的陈凤久，刑警支队的赵云吉，还有古塔区人武部的韩国玺。八个人，吉利数，八仙过海，四通八达!
       你道这些人，从前在军营里就熟识，赵云吉是刘成金女儿的射击队教练，老彭、老朱和陈凤久都是团职干部。只有韩国玺还是现役，人厚道，没挑拣。张显龙岁数最小，又在老刘身边，就让他当电影队的副队长吧!队长自然是老刘啦。得制订个放映计划，重点是贫困山区，然后是厂矿、社区、部队……大家在单位都是骨干，工作万不能耽误，咱就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八个人还得有分工，你管放映，他管音响，我当电工，还有宣传、保卫、车辆，各司其职……
       好事多磨：开弓没有回头箭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的是勇气，第一个登珠峰的人需要的是冒险精神，第一个做“傻事”的刘成金们，需要的则是心理承受能力。当得知以刘成金为首的这八个老兵想自己花钱出去给人家放电影，有的人吃惊地把鼠眼瞪成牛眼，有的人不屑地把嘴角撇到耳根，有的人则狐疑地妄加腹诽，那话才叫难听：
       “这不是脑袋让毛驴踢了么?都啥年头了，还扯这份哩哏愣!”
       “敢情是想图点儿啥吧，沽名钓誉。”
       “他不是办厂子吗?许不知是变相打广告吧!”
       “败家子，不着调，有钱没处花了，不如帮帮那些穷亲戚。”
       冷水一瓢接一瓢，连刘成金的妻子宋恩芳也说丈夫是“精神病”。
       其实，刘成金的小厂用不着打广告，打广告也用不着到乡下去。八个老兵中有六个人的家属下了岗，没下岗的单位效益也不大好，按说钱倒是有地方可花。可是，这年头以权谋私的可以宽容，报复杀人的可以获得同情，为老百姓义务放电影，反倒难以理解了，这叫什么事？
       老兵们真有些恼火，恨那些人愚昧庸俗，鼠目寸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又一想，正因为这样，就更应该去放电影了，不用先进文化去引导社会，还会有更多的人愚昧庸俗下去!老兵们互相鼓励：咱干的是正事，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功利，听见拉拉蛄叫就不种豆子了么?干!至少也得放够100场!
       可放电影需要设备，首先得有一台放映机，还有租片，雇车脚，吃饭，都得钱。刘成金责无旁贷，一应“投资”都由他解决。他的钱都在账面上，平时手头也挺紧张，恰好女儿刘威要去西宁打比赛，恩芳准备了5000元钱，要给女儿路上用的。他只好做一回“家贼”，偷出那5000元钱去了省城。他从沈阳军区电影站买了台旧放映机，回来后又做了队旗，购置了各种放映器材，然后去市电影公司租片，又花300元钱租下两台面包车……
       1996年10月15日下午，一支身着迷彩服的队伍，从位于解放大路东段的天龙不干胶厂门前出发了，一面印有“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字样的大旗，在秋阳照耀下格外炫人眼目。街上不知有多少为生计奔波的人们驻足观看，这道亮丽的风景其实就在他们身边，然而他们却觉得非常陌生。当车行至“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时，老兵们朝烈士纪念碑行了个庄严的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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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电影，他们送给了凌海市西八乡的喜鹊村。他们选的片子是《高山下的花环》。为确保首战告捷，他们三天前就派人去村里贴了海报。在那个金色的黄昏，村里孩子们老远就迎着车跑来，喜鹊般喳喳叫着：“来电影啦!看电影啦!”老兵们支杆子，挂银幕，架机器，放音乐，心里美滋滋的，当西天上的晚霞染红山峦的时候，小学校操场上挤满了至少上千人，有的甚至从几十里外开着手扶拖拉机跑来，坐小板凳的、坐石头的，抱着肩膀站在场边的，把孩子架在脖子上的，说说笑笑，插科打诨，但等……40年前旧景重现，刘成金仿佛又看见了小时候的情景。他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儿，一会儿跑到银幕后面，一会儿又跑回前边，不住地惊叫：“奶奶，你看多有意思啊，从后面也能看!真神!”老兵们却在女孩儿稚嫩的叫声里心头泛酸：40年前孩子的表情，竟然凝固至今。山区太需要文化生活了!电影演完了，人们还是不肯离去，灯光下无数双眼睛闪动着欣喜和渴望。他们一边帮着老兵抬机器、装箱子，一边试探着问：“你们还能来吗？”“俺们下山一趟不容易，多来演几场好呢。”刘成金大声说：“来!只要乡亲们需要，我们还会来的!”
       那天回城的路上，好几个老兵都哭了，是同情，是感动，也是幸福。
       然而，这种幸福感并不是随着每个双休日的来临而浮上他们的心头，接下来的遭遇常常令他们尴尬。尽管他们给自己约法四章：一不怕吃苦受累，二不怕上山下乡，三不吃群众一餐一饭，四不拿群众一分报酬。但还是没少遭冷眼。大老远跑到村子里，却到处找不见村长，不给接电，甚至往外撵。一次在朝阳市七道岭，四个小时的路途奔波已经很疲劳了，电影刚开演，忽然跑来两个村民，不由分说就去拔杆子，还推倒了放映机，口中大叫：“谁让你们演电影来?别想骗我们钱!”费了很多口舌，还是闹，逼得刘成金没办法，只好说：“我给你们10块钱缴电费，请你们看电影，行不?”
       是市场经济迷住了双眼，还是腐败现象伤了人心?为什么社会上一些人已经不相信好人了呢?队员韩彦斌爱好文学，他记得鲁迅说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老兵们当时就是这种心情。
       机器摔坏了，大家不免有些伤情。还有更糟糕的事。放映队经常后半夜回来，宋恩芳不给开门，楼里住的都是团职干部，使劲敲还怕别人笑话，刘成金只好到厂子里将就一宿。为了阻止刘成金他们的“精神病”行为，宋恩芳还组织家属“反战同盟”，让夫人们挖墙脚。可是，那些老军嫂们却持不同意见：“不偷不抢的，权当是自娱自乐啦，反对他们作什么?俺家那个自从去放电影，麻将也不打了，多好啊。”还有的说得更干脆：“放电影，总比去学坏强啊!”敢情她们不拿钱，我可是自己身上割肉呢。女儿刘威就劝妈：“你就让我爸去呗!你看别人，今天唱歌明天跳舞的，我爸什么也不会，连烟都不会抽，你想把他憋死啊?”
       为了说服宋恩芳，老刘跟哥儿几个想了个绝招。有一天，车都装好了，在路边上等，老远看见宋恩芳走过来，张显龙假装着急上火的样子说：“嫂子啊刘大哥病了，你赶紧上去看看。”上了车，见刘成金捂着肚子蜷着身，病恹恹的。快走，上医
       院吧!车开跑了，过医院大门而不入，却一直奔了老爷岭!宋恩芳这才明白，她是被这帮人“绑架”了。
       那是个炎炎夏日，半下午的阳光还烤得肉皮焦糊。坡陡，车上不去，大伙儿扛着一吨来重的器材，爬了三里的山路。路上宋恩芳说韩国玺：“你们呀，脑袋真是让驴踢了!凭空找这等罪儿遭，什么瘾头啊！”韩国玺笑着说：“可不是瘾么?这多有意思啊，就跟部队野营拉练一样!俺这些人，部队生活没过够呢。”
       恩芳还怕招不来人，那多淡得慌呀，可是音箱一放歌，那些农民一堆一伙的都来了。人们围着机器看呀看，就跟仙女来了似的，一个个喜眉乐眼的。村长来请老兵们吃饭，老兵说，我们自己带着呢，那给你们烧口水喝?不用，车上有矿泉水。放电影的时候，她特意混在那些村妇中间，听见她们说：“人家过去都是大军官，放电影不要钱，就为咱们高兴。”
       宋恩芳这回可受了感动，虽然腿上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大包，可她理解了丈夫为啥乐于做这件事。第二天，她上街买了八件T恤衫，说放映队得有一套夏天的队服，形形色色的哪像老兵?夜里丈夫睡下，恩芳悄悄为他身上涂药，丈夫肉甜，蚊子格外爱叮他。
       这时期，恰好中央发出了“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号召，老兵放映队好雨逢时，得到了广泛认可，腰杆也更硬了。从此，他们把放电影叫“演出”。苦乐人生：第八个是铜像
       下乡很辛苦。每放一场电影，往返至少得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得十七八个小时，夏天虫咬日晒，冬天顶风冒雪，路途多艰。刚开始时，还有些新鲜感相伴，像是去郊游踏青，可时间长了，那些浪漫的情致就渐渐沉淀为一种责任和义务，成为老兵们的神圣使命了。他们说：“我们是在自觉地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先进文化陶冶群众的精神，再苦再累也值。”
       他们恪守着自己的诺言，每次下乡都自带干粮和开水，从不做一丁点扰民的事。宋恩芳成了放映队的“后勤部长”，每次都替他们买好面包、香肠，夏天预备西瓜，冬天预备瓜子，当然还有白酒。辽西走廊的冬天风很大，有时车误在半路，不喝几口酒暖暖身于不行啊!
       有一次，面包车的皮带轮断了，半夜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他们就在寒风凛冽的大野地里点上一堆柴火，围着火堆跳“圆舞”。香肠冻成了冰棍，咬一块得含上半天，含化了才能咽下。他们像从前的伐木工人那样，把一瓶白酒转圈儿递，你一口我一口，直到喝得周身发热。那种“野味”，决非都市中的“灯红酒绿”可比，也决非懦夫闲土可尝。就在那瓶子烧酒递来递去之中，他们的战友情义越来越浓，他们的生命质量越来越增值，他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得到升华。
       义县七里河镇深山里有一所敬老院。1998年秋天，老兵们专门去为那里的16位老人放了一场电影。开演时，刘成金发现还差一位老爷子没来，便进屋去找。原来那老爷子双目失明。刘成金背起老人说：“大爷啊，咱也去看，您老坐着听声儿，我给你讲。”就这样，刘成金一边放映，一边给老人讲故事，老人微微张着嘴，听得入了神，握着刘成金的手臂直到演完。老人摸着刘成金的脸，哽咽地说：“孩子，我看见啦，我都看见啦。”
       刘成金跟老兵们说：“看起来是咱为农民服务，实际上咱也受益不少。人都需要成就感，咱们的成就感就是别人认可了咱的工作。”
       张显龙有一天上街买放映机零件，那位个体老板认出他是老兵放映队的，便说：“你们放电影都不要钱，我这几个零件也不要钱，送你10个!”
       市电影公司的同志可能感情更复杂一些。为了表达心意，公司领导决定无偿给老兵们提供片源，想演什么尽管来选！
       1998年夏天，他们到北宁市后陆村放专场电影，慰问党的十五大代表、种粮大户金令久。老金刚从北京开会回来，激动地说：“义务送电影在俺村还是头一回。我一定要向你们学习，富了不忘乡亲，多种粮，回报社会。”
       还有一次在大榆树堡，那天气温降至零下27摄氏度，老兵们以为不会有几个人来看了，可“电影大篷车”开到时，上千人站在刺骨的寒风中等候多时了。队员们深受感动，也顾不得手指头冻僵了，还额外加演了短片。
       这是一支好人的队伍。好人自有天佑，出发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可是到放电影的时候却雨．住风歇。这类事情他们碰上多次了，你说奇也不奇?
       可是，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那是在1998年春节前夕——
       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这一天，放映队都要下乡去演出，这是惯例。这一次他们去的是凌海市温家沟村。温家沟是锦州地区有名的贫困村，全村二十几户人家，只有两台黑白电视机，山顶上有一所希望小学，只有四个学生和一位老师兼校长。
       那天最冷，多少年也没那么冷过。临行前，宋恩芳特意为他们借了几件军大衣，还多带了一瓶烧酒。
       那天也真是多难。蜿蜒的山路不及两步宽，旁边就是几十米深的陡沟，险哪!眼瞅着就要挪到地方了，一条冰河又拦住了去路，车陷进河里了，大家只好跳进河里推车。韩国玺也跟着跳下奉，众人不让，说咱哥儿几个数你身子骨单薄，这两天心脏又不舒服，你就在车里坐着吧。国玺不肯，说弟兄们推车他坐车，受用不起。那水才叫凉!脚乍一下去，就像心筋儿给人使劲抻了一下，接着下半身就木了，脑门却像在冒汗。半个小时后上得车来，才发现从小腿肚到脚脖子，全都是冰刃割出的血口子，居然不知道疼!
       那天的确是非同寻常。他们不但带着电影，又带了书包、作业本等好多送给孩子们的文具，还特意带了面国旗。薄暮黄昏，在山顶那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学校里，8个老兵与4个参差不齐的孩子，共同举行了一次别致的升旗仪式。大山深处的小村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第一次奏响了国歌!孩子们庄严地举起小拳头，仰起被寒风吹红了的小脸，眼里噙满了泪水。那位姓王的老师兼校长，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
       那天演的是《刘胡兰》。演完电影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八个饭盒冻成了八砣冰，八个老兵有五个发起烧来。此前此后七个年头，那是他们惟一的一次在老乡家里吃饭——饭盒得热啊，夜里实在无法下山啊。土炕烧得滚热，屋里却四面透风，喝了酒也睡不着。老兵们索性黑着灯聊天儿，从撒尿和泥聊到野战训练，从秦始皇聊到克林顿。早起要上路了，一条车胎却瘪了，找遍全村才找了只打气筒，大家轮番上阵，只打进一半气。四条红领巾长久地飘在山顶上，孩子们的喊声被风刮得颤颤巍巍……
       回到家来，老兵们谁都不说话，宋恩芳还以为他们跟人家惹气了呢，问了半天才被告知：“舌头冻在嘴里了，说不了话。”第二天，刘成金请众兄弟吃饭，大家这才有说有笑，一个个兴奋得像孩子。可是，桌上少了一个人，韩国玺正在家里发高烧。
       国玺在古塔区人武部做党委秘书，是这八个老兵中惟一还穿军装的人。他是从野战军调过来的，他老家就在锦州乡下。国玺是个大孝子，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常跟妻子于艳丽说：“咱刘大哥选队员，不忠不孝的不要。”每次演出，他都争着架杆子，挂银幕，搬机器。有一次在架设备的时候，银幕突然脱落了，为了节省时间，国玺硬是顺着细细的杆子爬上去，重新挂好。下来后，他浑身大汗淋漓，脸色煞白，气都喘不匀了。
       1999年1月8日晚上，韩国玺持续高烧不退，体温表上显示39．6度。于艳丽慌了神，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没等车到，国玺已经昏迷了。21点30分，国玺死在市中心医院，年仅41岁。听着母女俩的哭喊声，老兵们心都碎了。真后悔不该让他下去推车啊!如果回来就逼他上医院，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国玺走得太匆忙，谁都没有想到啊，最后连一句话都没留下。
       女儿小雪手里攥着一张纸币，那是爸爸在最后一次下乡那天给她的10元零用钱，她小心地把它夹在一本《少年科学》里。有一次，不知底细的妈妈把这本书借了出去，小雪急得大哭，“那里有爸爸给我的东西啊，我不能让它丢了!”
       如今四年过去了，小雪一直不舍得花这10元钱，那本书每天就放在她枕头底下；每天放学回来，她都要把这本书抱一会儿，就像又见到爸爸一样。2003年春节，已经长成婷婷少女的韩小雪这样对刘成金说：“刘伯伯，让我也跟你们一起放电影去吧。我虽然做不了什么事，可我能见到爸爸从前见过的那些人啊!还有山顶上的那四个小同学，多让我羡慕啊，爸爸曾经给他们放过电影……”
       老兵们把玺子送回他的老家凌海市三台子村安葬了，坟头一块青石碑上刻着：“老兵义务放映队队员韩国玺之墓”。每年八一建军节和玺子祭日，老兵们都要带着鲜花到玺子坟上来，摆上果蔬和烧酒，大声喊着：“战友们看你来啦玺子!真想你呀玺子!喝口酒吧玺子!咱们还在为老百姓放电影呢，100场早就超过啦，咱想一直放下去，死了就来陪你。放心吧玺子……”
        在老兵们的心里，玺子永远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永远是放映从里的一员。聚会时他们要给玺子摆上一副碗筷，斟满一杯酒，跟他说几句话，站队列时也会不自觉地留出一个位置来。直到今天，这八个人的队列里，还始终保留着一个空位。曾经有人不只一次问过他们：“都说老兵放映队是八个人，怎么只看见你们七个?”这时他们会认真地告诉对方说：“没有少，第八个是铜像。”
       风雨七载：团队精神永远不倒
       是的，100场早就超过了。可他们不想停下来，因为这已经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一份事业，他们乐此不疲。
       七年来，从偏远山区到喧闹市井，从工厂到农村，到学校、部队、干休所、福利院、教养院、劳教所……老兵的足迹踏遍锦州山山水水，并且辐射到了朝阳、阜新、赤峰等地，行程5万多公里，放电影340多场，观众累计超过70万人次。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老兵们的团队精神。头几年一步一个坎儿，大家坚定地站在放映队的旗帜下勇往直前，如今声名远扬头顶光环了，大家仍然团结一心目不斜视。他们把自己的口号谱成“队歌”，一路唱着翻山越岭，走村串屯：“让新风吹进千家万户，用电影传播精神文明，向前，向前，永远向前。”
       在西北山区的刘龙台，、乡亲们拿出原本预备大年三十晚上放的鞭炮，热烈欢迎老兵们，称他们是“活雷锋”。山里有一座小小的哨所，只有两名战士，长年担负国防光缆线路维修任务。老兵们去了，专为这两个战土放电影。
       随着放映队的影响日渐扩大，乡下便时常来电话要电影，如果赶不上双休日，别人没空，就只好由刘成金和张显龙两个人去了。张显龙1968年出生，原籍吉林省白城，找了个锦州媳妇，退伍后便留在了这里。显龙夫妇生了对双胞胎儿子，不但家里人高兴，连厂里的人也跟着高兴。几年来，显龙一直给刘成金当厂长。可是，家里人却时常看不着他的影子，妻子问他：“你整天忙忙叨叨的，干啥呢?”显龙不敢说实话，怕岳父岳母知道了，嗔他不务正业。可后来还是露馅了，岳父却拍着手说：“你干的是好事呀!得，家里的事不用你管，孩子我们给你带，你好好放电影去吧!”
       有一次，显龙的双胞胎儿子出水痘，连那些老兵嫂子们都替他着急，可他还是跟着老刘下乡去了。嫂子们没法儿，这个去帮两天，那个去侍候一日，不然可真够显龙媳妇一呛。现在，他的双胞胎儿子什么话都会说了，尤其是模仿老兵们打电话，一口辽西腔，活脱脱的一对喜剧小品演员，能把人逗死：
       “老刘啊，该走啦!”
       “去哪儿呀?”
       “义县吧。那儿旱得苞米苗点火就着啊。”
       “好啊。这回就不带显龙了吧，让他给孩子做饭。”
       “显龙不去不行啊，龙不去怎么下雨啊?”
       
       其实不仅是张显龙，放映队的每个成员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这是一支英雄的队伍，他们的青春岁月曾荣膺28枚军功章，退役后他们又以勤奋扎实的工作获得了“优秀党员”等多种荣誉，如今，老兵放映队又让他们的精神世界进一步升华。
       韩彦斌稳健儒雅，时不时在报刊上发表几篇小文章，是放映队里的秀才。他的儿子在锦州市一所重点学校里读书，一直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老韩参加放映队以后，儿子的成绩一路下滑，星期天班主任老师来家访，每次都见不到老韩的面。有一天老韩告诉儿子，在乡下他看见一位母亲背着个残疾儿子，用被子捂着来看电影，他问那男孩，要是你的腿治好了，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男孩说，我要上学。儿子哭着说／“爸，我懂了。”讲完亲身经历过的故事，老韩自己也很感动，放电影的过程也是他心灵净化的过程，虽然作出些牺牲，换来的却是精神的满足。
       陈凤久从前是个神枪手，步枪尤其是长项，转业后在市公安局管基建，平常喜欢画画儿。在有些人看来，管基建的活儿无异于摇钱树，摇成个“大款”很容易。可是，老陈实际上却是个十分吝啬的管家，大伙儿给他起了外号叫“陈老细”。工地上散落的钢筋头、钉子、木板，他都要仔细捡起来堆好，哪怕为一包水泥，他也会跟人家发脾气。2001年2月，老陈右腿被钢筋头扎了个窟窿，缝了3针，没等拆线就跟战友们下乡，弄得伤口化脓，发烧好几天。一次到阜新市的新丘区演出，车子坏在那里，老陈为了保证第二天能上班，连夜打出租车跑了回来，花了600元钱。2002年夏天，岳父有病，妻子去上海陪护，他一个人在家带儿子，而儿子正面临高考。有一天半夜从乡下回来，老陈见儿子坐在马路边等他，原来忘记了带钥匙，足足在外边等了七个小时!儿子哭了，他也落泪了，谁不心疼自己的儿子啊!
       赵云吉曾经是刘成金女儿刘威的手枪射击教练，多年来还一直保持着对射击和体育的浓厚兴趣。刑警的职业既辛苦又危险，经常执行布网蹲坑、追捕逃犯等任务，老兵们怕他休息不好，有时下乡故意不喊他。可他不放心，他是分工负责“保卫”的，有他在一路上会顺便一些，所以总是当仁不让。去年市里搞“文化广场”活动，老兵们领下了“露天电影周”任务，不巧小赵在家做饭时被菜刀砍了脚趾，动一动也疼得要命。可他还是坚持到现场，履行自己的职责。
       彭玉德被大家称作“彭老总”，其他人都是从驻锦部队转业的，只有他来自济南军区。女儿丽丽在山东潍坊上学，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多年的相濡以沫，养成了一个生活习惯：没有老彭在家，老伴儿自己睡不着觉。每次半夜里回来，不管多晚，老伴儿也要站在路边等着，所以老兵们每次都要先送老彭回家。老彭参加放映队三年，女儿竟全然不知，女儿匆匆回来一次，或接或送，老彭都赶不上——他不在家呀!要么在单位上班，要么下乡演出。后来女儿是在报纸上看见老爸名字的，赶紧打电话回来，兴奋地说：“老爸这大年纪了，还在学雷锋做好事呢，真谢谢您啦!” ‘朱忠文在这群老兵中年纪最大，人称“朱老总”，过去在部队时也当过放映员，如今在市安全局工作，是多年的“优秀党员”。老朱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八旬老父住在乡下，可自从放电影，就没时间经常回家看望父亲了，只能托人捎些钱物伺去聊表心情，这对老朱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民兵、老党员，当得知儿子参加放映队后，老人说：“我一辈子都信共产党，共产党要说这事干得对，你就干……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你不必老回来看我，别耽误了正经事。”老人临死前，四处打电话也找不见人，等老朱回到锦州时，父亲已经咽气了。老朱和战友们安葬了老父，家里人告诉他：老人家弥留之际就想看他一眼，口口声声叫：“我老儿子呢?忠文啊，忠文怎么还不回来？”每当提起此事，老朱都潸然泪下。
       这是一支正派人的队伍，他们不为风香铜臭所迷，不为一己私欲所囿，持正义在手，怀仁爱在心。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行为端正，自律性强，没有不良嗜好。他们的品德与放电影是互为因果的，他们也在向社会提出一个很常识又很艰深的问题：做好人难吗?
       百尺竿头：锦州高扬“老兵精神”
       刘成金说：“没有家属支持，我们不可能坚持七年。”
       老军嫂们的支持无疑是这支放映队的动力之一，军功章也理应有她们的一半。就以宋恩芳为例，七年来30万元的额外花销，从她手上“打水漂”出去了，哪一分不是血汗挣来的?本该享受的、夫妻恩爱天伦之乐，却因为放电影而成了牛郎织女，人生还有几年好时光?累出病了得老婆侍候，一身泥土得老婆给洗，临时出现的所有大事小情都得老婆在家顶着，容易吗?宋恩芳患有胆囊炎，一生气就容易犯病，好几次昏倒在卫生间里，只能她一个人可怜巴巴地爬到屋里找药吃……
       不过，比起老兵们给社会作出的贡献，老军嫂们也就心安理得了，自豪感远比委屈感大得多。她们的丈夫顶天立地，受人爱戴，潇洒快活又造福人民，此生何求!
       有一度社会上“法轮功”猖獗，老兵们就找来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宣传片，四处放映。2003年春夏，“非典”肆虐，老兵们就自制了一套幻灯片，深入田间地头作宣传，普及抗“非典”知识和卫生常识。老兵们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把使命和责任担在肩上。1999年以来，锦州地区连年大旱。为了帮助农民抗旱夺丰收，老兵们从在锦州召开的“中国北方农展会”上，买了50张农业科技光盘和上万份农村实用科技资料，随着电影送到农民家门口，放映队成了科普宣传队。
       位于大凌河西岸的白庙子乡兴隆沟村，九沟十八岔，岔岔有人家，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全村214户人家，人均年收入只有30元。老兵们把这个村定为重点帮扶对象，不但送去科技片和科技读物，还送去了五只小尾寒羊。到现在，该村农户养羊1250只，果树由3万棵发展到6万棵。支书王福巨说：“由于老兵送电影送科技，村里赌博的人少了，婆媳邻里关系好了，搞家庭饲养和扣大棚的多了，我们离不开老兵放映队了。
       七年来，刘成金他们花在这方面的钱，就将近四万元。
       2003年初，又是农历“小年”。受锦州市委书记褚光宇的委托，老兵们带着40只大红灯笼和200副春联，到全心店村拜年，放的电影是《喜盈门》。村民说：“这次你们是代表党和政府来的，感谢党啊!”一次在白善村放完电影，车刚要走，村长气喘吁吁追了来，非要送几筐苹果给他们不可，村长说：“我们这疙瘩穷，没啥好招待你们的，果子是我自家树上结的，带点回去给孩子吃吧。”老兵们笑着说：“我们有纪律，要是收了礼物，纪委就该收我们党票啦!”几筐苹果当然犯不上党纪处分，可他们心里的“党员”二字是纯洁无瑕的。
       为了保持放映队的纯洁性，他们甚至拒绝了一些完全可以不拒绝的事情——有了名气之后，聪明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商机，于是纷纷找上门来，求他们给代做产品广告宣传。电影是个好传媒，放映队足迹遍及城乡，而且这些人还有信任度。有的老板甚至跟老兵们说：“只要你们每次加演我一个五分钟的广告片，我给你们按月发工资，所有经费我都包下。”刘成金他们都一一拒绝了。
       有人说老兵们观念陈旧，既然是市场经济时代了，为何不“从善如流”?况且为企业做广告也是参与经济建设，也是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渠道，有何不可?但在老兵们看来，不论是“从善如流”，还是“随波逐流”，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神圣的理念和做人的尊严。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验证那些广告的真伪，他们也不愿意被“利用”。他们说，不想被金钱玷污了“义务”二字。
       对此，任何一种伦理判断都将是无意义的。今天的纷繁未必会沉淀为永恒之“道”，何况精神理想从来就不必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当金钱不再成为人的命运的主宰的时候，理智会告诉那些善意的批评家：老兵们只是在做一件很平凡的事。
       刘成金已经退役十年了，如今在他的公司里，墙上仍挂着金色的八一军徽。
       现在，刘成金这支“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已经名满天下了，他们的行为感动了许多人，也包括那些从前说风凉话的人。人们说，这支队伍出现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是很自然的事，是他们继续自豪下去的理由。锦州已有几十名志愿者报名参加放映队，远在河南的中原油田，居然也成立了锦州老兵的“分队”。战士作家高玉宝，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现任雷锋连的代表，都来锦州与老兵们座谈。
       锦州诗人易仁寰在他的长诗中这样盛赞老兵精神：“心与心共聚，燃起一盆火；爱与农相融，点亮万盏灯。”诗人激情澎湃地畅然放歌，“谁说土地的血液升不到高楼大厦的顶层，请看插在路边的老枪已长出浓浓的绿阴……旗帜上的铁锤正为山村的犁铧燃炉淬火，共和国的镰刀将为大地的收获弯腰鞠躬!”
       在老兵放映队这个“典型”的成长过程中，中共锦州市委宣传部一直给予着紧密的关注，他们像敬业的园丁一样，精心守护着这支朴实而芳香四溢的花朵，并且在适当时机将这朵奇葩向世人展示。2001年11月，中共锦州市委宣传部认真总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结合“三个代表”的学习，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宣传老兵事迹。他们还组织了专题报告团，至2003年7月，已经巡回报告了60余场。为了大力弘扬“老兵精神”，他们还专门成立了“锦州市老兵精神研究会”，并且提出了“理论指导，行为感召，产业支撑”的工作目标。
       2002年2月，这支老兵放映队被中宣部树立为全国公民道德建设重大典型之一，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等13家新闻单位给予集中报道，中央电视台还在六个栏目中同时播送。4月，中共锦州市委作出决定，并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向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学习活动的通知》。与此同时，驻锦集团军也作出决定，号召现役官兵向他们学习。7月，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学习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的通知》。8月，解放军总政文化工作站、沈政文化工作站和65631部队，共同赠送给他们一套国内最先进的105型35毫米电影放映机及配套器材，省文化厅还送来一套16毫米放映机和2万元慰问金。
       2003年2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授予老兵放映队“学习雷锋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刘成金被评为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4月21日，总政副主任袁守芳作出批示，称赞老兵们是“传播先进文化的好榜样”。5月31日，正在辽宁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钢都鞍山亲切接见了老兵代表刘成金。温总理称赞说：“你们放映队的事迹很感人，是全国复转军人的榜样，实践三个代表的典型，我们都要向你们学习。”7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正式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向老兵放映队学习活动……
       走过七年路程的“锦州老兵”，身上披满了鲜花彩带，但脸上的表情依旧那么朴实平和。“电影大篷车”还在走乡串屯，观众也越来越多，老兵们的精神世界也越来越充实了。他们还跟七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风雨兼程，潇洒快活，乐此不疲…… 2003年7月17—23日写于近天楼7月28日一8月3日改于锦州一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