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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舅喜欢孩子，特别是表弟和我。小时候，我常住姥姥家，大舅是孩子头，都三十多岁了，成天和孩子们逗乐。我去，领我们玩儿的总是大舅。
       夏天领我们逮知了，摸“泥猴”——就是知了的幼虫。天刚擦黑儿，大舅领我们一帮孩子到小树林里，先是在地上踅摸，大舅说，看哪里有洞眼儿，悄悄等着，一会儿泥猴就抓出来。果然，那小家伙出来了。当我用小手抓它的时候，心怦怦跳。有时候等不及了，就用手指头抠，手指抠不动，就用小树枝撅，但有时会把泥猴伤着。倘若你在洞口没找到泥猴，别急，过一会儿你再顺着树干找，它们会沿树往上爬。泥猴抓回去，放到蚊帐里，等它变知了。等着等着，睡着了，第二天一睁眼，一只大知了正在蚊帐上爬呢，翅膀还是白的，后边是土黄色的知了壳。摸泥猴之外也逮长成的知了，会飞的，会叫的。歇晌的时候，用拴着马尾的竹竿举过去，让马尾的活扣正好放在知了的头前，沉住气，知了的前腿会自己去挠那马尾，它可能还觉得好玩儿呢，等到它把头也伸进马尾扣里，你一拉，知了拽着马尾飞着叫着在你的竹竿上了。也有时晚上点一把火在树林的地上，大舅就去用脚踹树，一棵棵地踹，只见树上的知了，一只又一只地往火堆这儿飞下来，有的还拉着长音儿。我们这些孩子就跑着去捡。
       初秋逮蝈蝈儿，天再冷一点儿逮黄雀儿。大舅手巧，做许多好玩的给我们，包括做蝈蝈儿葫芦，鸟儿笼子。那简直是工艺品。蝈蝈儿葫芦是用自家种的葫芦做的，涂上颜色，刻上好看的花纹，还有很好看、很合缝的盖儿。我小时候珍藏着几个蛔蝈儿葫芦，连睡觉也搂着。可惜，跑鬼子，战乱，离家，丢了。蛔蝈儿一直养到冬天，揣在棉袍子里，在胸口上叫。冬天和乡亲们一起晒太阳，突然自己棉袍子里蝈蝈儿叫起来，甭提多自在，多骄傲!鸟儿笼子各式各样，圆的，方的，还有专逮黄雀儿的“打笼”。做笼子有一套工具，小时候我数不过来。做笼子用的竹子是经过处理的，不变形。一只好笼子，从选料起，不知费多少道工序。插笼条的眼儿要打得周正、均衡，距离一样，而且从笼顶儿到笼腰儿再到笼底儿，上下几道眼儿对得倍儿直，如同今天计算机处理过似的；笼条粗细也像现在机器制作的，不差毫厘。笼子做好了，磁磁实实，一个大人踩上去，没事儿。现在想来，大舅当年做的笼子，比有名的“涿州马”不差。秋天过黄雀儿了，大清早，大舅把自制的“打笼”高高挂在树上。我们跟着他，远远的。打笼分两层，底下一层是大笼子，放着“鸟油子”，或者借用现在的时髦词儿，叫鸟“托儿”，通常是母鸟儿；顶儿上一层是两个可以反扣笼门的小笼子，谷穗拴在小笼盖儿上，盖儿向上打开，连在一起的活动横粱也升起来，那横梁恰恰同笼顶儿处在一个水平上，鸟儿若想吃谷穗，只要往上一站，啪!笼盖儿扣下来。不一会儿，成群的黄雀儿叫着从天而降，我们都不敢喘气儿，直到眼睁睁看着小黄雀儿落进打笼，才跳起来。不是逮到什么样的黄雀儿都留，大舅要仔细察看，选当年的小雏鸟儿，个儿要大，身条儿要长，头顶儿要黑，毛色要黄里带青，形体要自由而舒展，叫起来要洪亮而带水音儿，真是百里挑一。挑好了；其余的鸟儿，全放飞。他养的黄雀儿，可以打开笼门儿飞到树上，手一招，飞回来了。等来年一开春儿，鸟儿撒着欢地哨，而且哨出各种花腔儿来。有的黄雀儿特灵，能学“红子”(北方、特别是北京人爱养的一种山雀)，哨出“的的锵，的的锵”，很有节奏、很有韵味。
       大舅还爱养鸽子。南屋是牛棚，也是鸽子房，靠房顶儿一排，是大舅用秫秸杆儿做的鸽子窝。平时，我爱坐在堂屋门口儿的台阶上，看着屋檐上的鸽子出神儿。有两只鸽子，除了眼睛是红的，通体没有一根杂毛儿，一身白，白得比大舅种出来的棉花还白。另有两只白鸽子，头顶儿上就像有谁用毛笔点了个黑点儿，瞪着红眼睛，歪着头看你。还有两只白鸽子，好似有人不小心把墨汁甩到翅膀上了，人称花大哥、花大姐，它们正嘴对嘴玩儿呢，就像孩子们过家家。屋檐的最边儿上是一对蓝灰色的鸽子，羽毛在太阳下闪着亮光，个头儿大的一只，一抬头一低头地围着另一只叫，脖子胀得粗粗的，不一会儿，它竟踩到另一只身上去了。我很不平，喊起来：它欺负人!大舅笑着：傻孩子，那是鸽子踩蛋儿，小两口儿好着呢，过些时候，它们会像你刚才看到的花大哥、花大姐那样“换食”(噢，花大哥花大姐嘴对嘴，原来是换食)，再以后，你就等着看孵出来的小鸽子吧。孵出小鸽子来的时候，大舅就踩着梯子上去，把还不会飞的小鸽子拿给我们看，黄茸茸的嫩毛儿，喜欢煞人，可大舅不让我用手摸，只准看。大舅还会做鸽哨儿，他的鸽哨儿是远近闻名的，有单哨儿，有双哨儿，有浑洪的低音，有清脆的高音，给几只个大体壮的公鸽戴上，飞起来，哨声划破晴空，几里地都能听见。小时候我常常指着天空，向一同玩耍的小伙伴显摆说，那是我大舅的鸽子。
       那时候我感到天底下最能的人就是大舅了。
       平时，大舅总是笑眯眯的，尽着我们闹腾，很少大嗓门儿跟我们说话。他个儿高，足有一米八以上，家里倘若需要取高处的什么东西，姥姥总是说，让你大舅举着你去拿。有一次我还骑在他脖子上扬着小手摘桑葚吃，桑葚的汁液把我的手、嘴唇、牙齿都染成绛紫色，下来的时候，怕摔着，赶紧用沾着桑葚，汁液的小手抱着大舅的脸，他嘿嘿笑起来：我的脸快成唱戏的了。但有一次他生气了。那是个初夏，我和表弟到张家菜园子井台上去玩儿，看见绿阴架子上结了许多葫芦，真但敌人仍然要斩草除根，祸及亲属，我姥爷首当其冲。妈妈说，日本鬼子在汉奸指认下抓到我姥爷之后，把乡亲们赶到村东场垣上，用大刀把我姥爷的头砍下来……妈妈泣不成声。
       一次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在不少地方饿死人的那年春节，我作为大学生，饿回老家去了。姥姥和舅们、姨们，从牙缝里省出可吃的，送到我嘴里。那年，姥姥的头发全白了，而大舅，好像脸变长了，个儿也显得更高了，大概是因为瘦的缘故吧。为了一家老小生计，大舅早巳没有心思和闲情养鸽子，做笼子，喂鸟儿……正经事儿还做不完呢。大舅是种地的好手，在生产队里，扶耧、扬场、簸簸箕……这些传统的高技术活儿，非他莫属，而在农活之余或农闲时候，他则起早贪黑，到周围赶集，为人补自行车带。他不只补车内胎，而且用热补的方法，补车外带，这在方圆数十里，是他的绝活儿。那年春节期间特别冷，雪下得挺大，老化不了，西北风吹到人脸上，像刀子似的。快到年根儿底下了，大舅还去赶集，天黑前回来躺在炕上，我给他捶腰。他说，小瀛儿，你是个大学生了，你给我说说，你们一家一辈子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革命，革到这会儿，怎么有的地方还会饿死人?我答不上来。春节过后回学校时，大舅把我叫到一边，塞给我三十块钱：饿了，买点吃的。那时候，农村一个工分儿是七分钱，一个壮劳力一年最多能挣两千来个工分；我一个月的饭费是十块钱。
       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妈妈离休住在北京，让大舅来这里玩些天。大舅年逾古稀，可身板儿硬朗，腰不弯，背不驼，脸上虽然添了许多刀刻似的皱纹，但是又让我看到了小时候看到的那种乐和劲儿，而且还是像当年喜欢我那样喜欢我的两个孩子。 白天，妈妈带着他看长城、香山、颐和园、故宫、天坛、北海……晚上围在一起看那台十二叶像刚刚听过的童话中说的那种宝葫芦——只要手里拿着这种宝葫芦， 口中念念有词：宝胡芦、宝葫芦，我想要一盘包子，立马，一盘热腾腾的包子出现在你眼前；宝葫芦、宝葫芦，我想要一杆红缨枪，红缨枪就来了。简直是要什么有什么，神极了。于是，我和表弟商量，偷偷地，一人摘了一个葫芦带回家。晚饭的时候，叫大舅发现了。哪儿来的?只得照实说。大舅腾地站起来，饭不吃了，虎着脸，一手拉一个，把我们俩拽到张家，鞠躬，赔罪。那天晚上黑极了，是我儿时最黑的一个晚上，而那个教训，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还铭刻在心。第二年，大舅自己种了那种“宝葫芦”。
       以后，我离开老家，离开大舅，至今半个世纪有余。少年时期跟着妈妈“转战”山东各地：乐陵、淄博、青岛、济南…“可以说逐妈妈工作之地而居、而学。成人之后，落脚在北京，笔耕近四十年矣。半个多世纪以来，时时想起大舅，但只见过三次。
       一次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博山上中学，寒假回去探亲。大舅还是那么乐和，只是脸上已经添了一些皱纹，见了我，一个劲儿拍：长高了，长高了。晚上一家人凑在姥姥炕上，大舅、二舅，还有二姨、三姨、四姨，围着姥姥，说不完的话儿。忽然，大舅严肃起来：小瀛儿呀(大舅叫着我的乳名)，这几年最解气的事儿，莫过于政府把害你姥爷的汉奸查出来，正法了。就这一句话，全家沉寂下来，只听见火炉子上烧开水的铁皮壶咝咝咝响。我知道，谁也不愿再说起那个痛得撕心裂肺的惨剧。小时候，大舅也从未对我说过，大概怕我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住；上中学时填表，涉及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要填爸爸，姥爷……妈妈才告诉我：那是一九四二年冬天，汉奸领着日本鬼子来抓抗日干部家属。因为我爸爸杜子甫是中共鲁北地委书记，兼八路军某部政委，虽然已经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在著名的柳林惨案中壮烈牺牲，的黑白电视，怀里揽着孩子。大舅嘴里不断啧喷感叹：这玩意儿怎么那么奇呢，怎么那么奇呢!不念书，没文化，造不出来。一定叫孩子多念书，能念多高念多高。
       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大舅，只是从信里，后来从电话里，知道大舅八十多岁还能骑自行车到三十里开外的县城。
       二OO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舅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