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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现代身份分裂症
       南非开普敦大学语言学教授戴维·卢里，是二OO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的长篇小说《耻》(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中的男主角。一翻开小说，我们就看到卢里教授(他让人想到一个奔放的器官)正在妓女索拉娅“奢华与肉欲的绿洲”上驰骋，就像周末例行的高尔夫球游戏一样，热情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商人交换时的冷漠、盘算和无聊。尽管卢里教授的肉体状态很“后现代”，但他的精神状态跟加缪笔下的莫尔索差不多，还有一点索尔·贝娄笔下的赫索格的，影子。不同的是，莫尔索和赫索格患上的是内部的“精神分裂症”，卢里患上的是外部的“身份分裂症”。这一差别正是文学史中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库切的写作穿越了它。
       中译本前面有一篇译者序，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是“越界的代价”，卢里教授于是就成了道德上的“反面人物”了，把这部小说解释得怪怪的。我的阅读感受与所谓的“越界”恰恰相反，《耻》是一部关于“剥夺一维护一放弃”的悲剧，也可以看作一种在“身份认同”渴求下“身份分裂”的悲剧。特别是在不同话语体系的挤压下，这一“悲剧”变得那么隐晦而又暧昧。在行动之中，卢里教授一直在维护某种东西，却处处遇到巨大的阻力，直到他变得一无所有。卢里的女儿露西一直试图放弃某种东西，却处处受到伤害。这里没有丝毫“英雄遭遇”的色彩，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和荒诞。分析这种“剥夺一维护一放弃”的过程，比直接阐明“耻”的所指，要更有意义。
       当五十二岁的光棍卢里教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我也可以借用一个法学术语来形容他，是一个“人格减少”的人。按照西方古老的法律，一个人的人格身份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自由之身，而不是奴隶；第二是城邦的市民，而不是异邦的流民；第三是家庭中的父亲或者丈夫。这三者有缺失，谓之“人格减少”，三者全部没有了，就是“负人格”(参阅徐国栋《人身关系的三维透视》)。卢里教授的经历就是一个变为“负人格”的经历。尽管他还是那位生活在偏远乡村的女儿露西的父亲，但他已经丧失了丈夫的身份，独自一人如丧家之犬。尽管他似乎还是一个自由之人，一个有职业的市民，但后来的情节发展，就要将他剩余的两种身份完全剥夺。
       事情是从家庭变故开始的。家庭变故是“现代性病变’’中一个最复杂、最隐秘的病灶。这个问题也曾经死死地纠缠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在探讨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时，提出了“偶合家庭”的概念(他笔下的一批问题少年，都出身于“偶合家庭”)。家庭都可以“偶合”(包括婚姻生活神圣性的消失，性生活的混乱和随意，个人欲望膨胀的合理化)，还有什么不能“偶合”呢？情感、信仰、价值等等，都可以“偶合”，都可以变得像上超市购物一样轻松随意。“偶合”的结果就是家庭身份的丧失，也就是公民人格的缺失。这是卢里教授面临的第一次身份变异。变异造成了卢里教授的身份更改，由一个完整的“人格身份”，蜕变成了单一的“肉体之身”，就像一个器官。
       然而卢里教授并不这样看。他将自己的行为(比如离婚、嫖娼，比如诱奸自己一位十八岁的学生梅拉妮)看作“自由选择”或“主体能力”的结果，是生命自身的要求。按照现代西方的观念，所谓的自由人(生物学和社会学合而为一的概念)身份，实际上是人格受到贬损的结果，也就是以放弃自由来换取自由，并接受社会给定的自由界限。具有现代意识的卢里教授拒绝“放弃”，他用自由的理念维护自己的自由选择，嘲弄大学的道德审查委员会。于是他就只能失去社会学意义上的一部分身份。身份的改变正是“人格的减少”，也就是身份负值的增加。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选择，卢里还决绝地放弃了大学教职，离开了那座城市。当他走在通往女儿那个偏僻农场的路上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除了“自由”之外一无所有的人了。为此，卢里脸上还一直挂着胜利者的微笑。因为他认定自己的尊严得到了维护。
       2．逃亡者的焦虑
       在“维护”的过程中，卢里教授丢失的不过是“家庭外部身份”的一部分：教授身份(城市给的)。他还保持着自由人身份(西方国家和宪法给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职业，所谓自由人身份基本上是一个空壳。也就是说，卢里教授的“家庭外部身份”是残缺的。他开始向家庭内部逃亡。问题在于，他的“家庭内部身份”也是残缺的，他只是父亲，不是丈夫。当社会性身份遭到贬损时，人们可能会转而皈依他的自然身份。卢里想到了自己的女儿露西，他试图恢复家庭中的父亲身份。但这一选择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首先，按照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卢里与女儿之间没有社会关系 (比如财产关系)，而只有自然关系(比如血缘关系)。这一开始就为卢里教授重新确立家庭身份埋下了一个不妙的伏笔。女儿露西自己开了一。个小农场，是一个小农场主，而且还有雇佣工人。露西是农场惟一的法人。卢里的到来，除了少许的父女温情之外，只不过给农场增加了一个劳力。其次，按照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他与女儿之间没有“父权关系”(神权的世俗化)，而只有变化莫测的“朋友关系”(他与前妻也是“朋友”)。朋友关系是介于人身关系(非物的尺度)和财产关系(物的尺度)之间的一个暧昧而灰暗地带，充满了变数。关键在于双方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稍有分歧，就有可能“割席”而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思就是“拜拜”。
       在没有父权和财产权支撑的情况下，父女之间的朋友关系和血缘关系(自然关系)显得那么脆弱。卢里与露西之间的父女之爱、温情，始终是飘忽不定、细若游丝的。这是卢里教授内心隐秘的焦虑。小说中有大段关于动物的描写。我们看不出露西对父亲的关注，与对那些丧失家庭庇护的动物的关注有什么区别。按照露西的观念，实际上也就是露西所接受的黑人社区的观念，人与动物就是朋友关系。同时，人也是自然物种的一部分，因而他们之间也有“血缘”关系。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恐龙》，就是以描写人与恐龙之间的血缘关系为主题的。尼采说，在人类起源的大门口站着一只猴子(《论道德的谱系》)，这是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挑衅，当然也是对卢里教授脑海里根深蒂固的观念的挑衅。如果卢里教授放弃自己既定的价值，那么，他在露西的农场里的价值，就跟那只罗德西亚猎狗差不多，就像一头山羊一样。关键在于你怎么对待。按照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这就是“正身份”的丧失，这就是彻底的“负身份”。按照露西和她身处其中的黑人社区的观念，这就是平等，是彻底的平等，人跟植物和动物一样平等。露西并不是在说大话，而是在身体力行地做。父女俩在这一根本价值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使“朋友关系”面临崩溃的危险。看看他们的对话：
       卢里——“多么贫瘠的大地，多么贫瘠的土壤。地力耗尽了，只能放放山羊。露西真打算在这里度过一生?”(72页)“这些关注动物福利的人们都有一点像基督教徒。人们都那么兴高采烈，人人都怀着善良的愿望。但同他们相处一会儿，就让人想逃离开，去干抢劫强奸的勾当。哪怕是对这猫狠狠地踹上一脚。”(82页)
       露西——“他们是不会把我带进更高层次的生活……但根本就不存在更高层次的生活。生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是我们同动物共同拥有的生活……这也是我试图学习的榜样。与动物分享人类的一些特权。我不愿意像猪狗一样地回到另一个世界中去，不愿意在那里像现在生活在人的欺压之下的猪狗那样生活。”(83页)
       露西身处其中的南非黑人文化社区，作为殖民地文化的组成部分，它能够接受西方法律中的财产关系的规定(比如露西就是农场法人，佩特鲁斯是她的雇员)，但不能接受人身关系的规定(比如有正负高下之分的人格身份)。分歧正出在这里。这就像东方欠发达国家的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关系一样，就像“中体西用”的概念一样。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冲突常常会通过战争来解决，或者通过文化(市场)的强势来推广／o但在父女之间，强力方法完全失灵。事实上生活的艰苦与否并不是问题所在。露西认为，现代文明生活就是猪狗不如的生活，这恰恰是卢里对露西农场生活的认识。这种分歧很难修补。对于卢里来说，这是身份的又一次变乱，类似于人身关系内部的一次暴动。卢里的“维护”在这里彻底失败了。他没有维护住教授身份和家长身份，现在连朋友身份也将要丧失!
       3．救赎者的悲剧
       露西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异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厌倦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西方青年经常采用的反叛方法是自暴自弃(吸毒、滥交、施暴、天体营、摇滚、垮掉等等)。他们就是要死在市场和中产阶级的家门口。这是一种自杀式的反叛。相比之下，露西那种公社社团选择的方式，显得更理性、温和，但也更加决绝。他们的方式就是“放弃”。露西放弃了城市居民的身份，放弃了中产阶级家庭；更重要的是，她正在努力使自己放弃已有的知识和文化(西方教育中的“自由”观念和“人格身份”)，培养自己对土地和生物的情感。这是一位厌倦了自己文明传统的人的自我救赎。
       露西原有的身份已经分裂，在这一点上她跟父亲是一样的。但父亲采取的方法是逃亡，是自我流放，是中年人低调的自暴自弃。但他内心依然在留恋原有的身份。所以，卢里就是一个残缺的人。这种残缺是身份分裂带来的人格分裂症。露西所努力做的，就是要通过建立一种新的身份，来抵抗身份分裂和人格分裂。最起码从“主体”的角度看，露西的人格是完整的。露西试图通过主动选择来改变自己原有的身份。这种自我救赎，可以说是真正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她光着脚，穿着黑人的衣服，指甲上沾满了泥土，种地，照料牲口，一切都做得小心翼翼。这是“自我认同”。问题是黑人社区对她是否有身份上的认同感呢?这一直是个疑问。也就是说，选择问题已经解决，但认同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
       在日常生活中，冲突被掩盖了，身份问题被遮蔽了。而尖锐的冲突总是出现在非常时刻，就在那一瞬间，它否定了一切貌似和谐的生活形式。露西的生活就是在一瞬间被击碎的。社区里的三个黑人强奸了她，烧毁了牲口棚，抢走了卢里的汽车。卢里是目击者，因此他决计要报警，却遭到了露西的极力阻止。卢里认为这是法律问题，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而露西则认为这是文化问题，只能用文化融合来解决。卢里的一整套观念(人格受到侵犯、伤害，私人财产受了损失等等)在露西这里根本不成立。卢里试图劝说露西离开这里，也遭到了拒绝。露西一直在放弃、放弃。这种“放弃”就是她的选择，是一种柔软而又坚硬无比的东西。露西说：“我正在走的路也许的确是危险丛生，可我如果现在就离开农场，我就是吃了败仗，就会一辈子品尝这种失败的滋味。”(180页)
       露西的悲剧在于，放弃这一选择就意味着失败；但除了个人选择之外，她什么也做不了。新的身份的建立和被认同，是一件跟她无关的事情。发放身份证的不是露西，而是社区里的黑人。对于黑人来说，露西什么也不是，她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女性身份，母亲身份，社区“公民”身份，一项也没有。对付没有身份者(入侵者)的惟一办法就是伤害。其实露西根本就不是同性恋者，她不过是在黑人女性中寻求安全感。现在面对已经出现的“伤害”，父女俩的看法依然是南辕北辙。
       她对父亲说：“戴维，难道这个问题就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了吗?……要是这就是为了在这里呆下去的代价呢?也许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也许我也应该这样想。他们觉得我欠了他们什么东西。他们觉得自己是讨债的，收税的……男人和性……是不是像杀人……他们要你做他们的奴隶。”(177—178页)
       露西将异族男人的性暴力，作为仇恨的一种隐秘形式，于是黑人的强奸也就变成了一种文化复仇。复仇是种族存留的基本方式之一，是一种生物本能。如果没有这种本能，人类就堕落了(尼采)。正是这一点，使露西的“自我救赎”和“自我认同”归于无效。因为露西身上始终带有强势文化残留的气息。特别是父亲来到农场之后，这种气息更为浓烈。暴力迟早会出现，卢里教授的到来，不过是让文化复仇(性暴力)提前到来。
       露西的自我救赎，对现代文明身份的放弃，是一厢情愿的选择，其身份分裂症并没有得到医治。而黑人社区文化自身也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他们的文化价值(人格身份)是古老的，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现代西方制度。因此，复仇受到现代法律制度的约束。在诸多的复仇方式中，两性的身体语言可能是成本最小的一种，所以使用比较频繁。在任何一次公众暴力事件中，受伤害的首先是女性。这是女性身份的悲剧。而露西却在继续放弃、放弃……甚至将抽象的女性身份放弃，变成一位具体的母亲。在复仇者的土地上，她腹中孕育着复仇者的种子。种族血液混杂带来的身份变乱，或许正是“救赎”所必须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