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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汉字社会功能的实现是通过释读与书写来进行的 。释读的汉字学是以写好的汉字为研究对象，是静态的汉字学，其研究很难开掘汉字发展的 内在规律，难以解释汉字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现象。汉字书写功能的加强，导致许多异构字与 异写字的出现，使许多汉字的构造理据不断丧失，又不断重组。我们应注意汉字的动态书写 及 研究汉字书写的动态文字学。动态文字学在当代形成并趋于完善，得力于启功先生，他补足 了解释文字学的另一面，解释了释读文学学中许多知其已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关键词： 静态文字学；汉字书写；动态文字学
       中图分类号： H0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8)06－0059 －04
       收稿日期： 2008－03－15
       作者简介： 王宁(1936—)，女，浙江海宁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 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中国的文字学是从古代“小学”发展来的，“小学”别称“六书学”，是以汉字的结构为 主 要研究对象的。“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很明显，这种文字学是从教给人认字的角度出 发来总结的，也就是说，它是释读的文字学。金石之学始于宋代，清代晚期有了古文字学， 本来已经扩大了文字学研究的范围，出现了“字母说”、“孳生说”、“三书说”……动摇 了“六书”的地位，但是有一点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关注的仍然是汉字的结构，是汉字形 与义的关系，仍然是释读的汉字学。
       实际上，汉字在完成了初步的造字阶段进入大规模使用时期后，它的社会功能是由两个 不可分割的过程合起来实现的，那就是释读与书写。对于任何人，母语可以自然习得而文字 却需要刻意学习。释读的初级阶段以认字为目的，高级阶段以阅读他人的书面语或复读 自己的书面语为目的，都是对已经写好了的字初认或再认。
       释读的汉字学是以写好的汉字为研究对象，所以是静态的汉字学；认字是认别人写好的字 ， 所以又是接受的汉字学；以前的“小学”要认读经过大学问家规范过的字，而且把汉字当成 “ 王政之始，经艺之本”来看待，这是雅文化（上层文化）正规教育的汉字学，后来的文字考 据面对的书面语扩大为俗文献、小吏写的低级文书等等社会通行字，这是不论雅俗的汉字学 ，其目的仍然在认字和阅读。
       二
       字是写成的，光研究写好的字却不关注字是怎么写出来的，不是完整的汉字学，因为 静态的研究很难深入开掘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无法对汉字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现象进行解 释。
       写好的汉字里表现出一些现象，实际上都与书写的事实有关。这里举出一些实例说明书写对 构形的影响。现代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实用汉字是甲骨文、金文，因为书写的载体和工具不同 ，它们不但有风格上的差异，同一个字也有不同的写法。甲金文之后出现的简帛文字、纸写 文字，都有主用字体和速写字体之分。隶书本来就是因篆书速写演化的，古隶与章草并行。 楷书和行书、草书同时通行，没有行书，楷书的笔形无法实现。这些现象，是“六书学”解 释不了的。汉字书写的社会性越来越强，异构字与异写字不断出现，不从动态的书写来观察 ，异写字的形成就无法解释。汉字字形忽简忽繁，但始终保持不同程度的系统趋势，汉字构 造 的理据不断丧失，然后又不断恢复与重组，这种现象只靠观察别人写好的字，是难以理解的 。要注意汉字书写的动态——也就是写字的过程，这种书写的汉字学始于当代，是启功先生 将它系统化并完善的。
       三
       启功先生创建了汉字字体风格学，他对字体提出了宏观的定义：“所谓字体，即是指文字的形状，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字的组织构造以及它所属的 大类型、总风格。例如说某字是象什么形，指什么事，某字是什么形什么声；或者它是属于 ‘篆’、‘隶’、‘草’、‘真’、‘行’的哪一种。其二是指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 风格。例如说‘欧体’、‘颜体’等。”［1］在这个定义里，启功先生明确地把字形与字体分开，把字体限定在按风格分类的范围内。同 时，他把字体风格分为“大类型、总风格”和“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两个方面 。为了区别这两种不同的风格，我们称前者为“字体”，后者为“书体”。
       一般人总以为，字体问题纯属书法问题，是艺术问题，与汉字学理论关系不大，因而未 加重视。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深入地揭示了字体问题在汉字学理论发展中的价值。 字体风格是汉字发展中必须时时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它不但自身是汉字学不可或 缺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会影响到汉字学中的字形结构问题；第二，书法学的前提是汉字科 学，然后是书法科学，再后才是书法艺术，没有科学作前提的艺术可以称“创作”，但不可 以称作“学”。当然，字体的研究从书法学的角度和从文字学的角度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着 眼于汉字的艺术化（美化），后者着眼于汉字形体的描述和解释。
       四
       关于字体，启功先生在论及古代字体时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字体风格的形成由微 而显，两种主流字体交替必有一个过渡带；第二，字体风格多种多样，形成的原因有时代、 用途、工具、方法、写者、地区六个方面；第三，历史字体存在名实不对应的现象，这是由 于字体分类的多角度、多标准造成的；第四，字体风格模糊朦胧，但特征是可以描写的。 ［2］启功先生是当代的书法实践家，同时也是书法理论家和书法评论家，如何描绘汉字的字体风 格特征？启功先生从书写的角度，提出了若干观察字体风格的方法。他的主要方法，是将同 一种字体的风格特征进行分解。启功先生从字体大类别的风格特征中，总结出字体的风格属 性。
       1 行笔。行笔分为笔势与笔态。完成一个单笔画行笔的过程特征，称作笔势，形成单笔 画 后的姿态特征，称作笔态。很显然，笔态是由笔势造成的，但是由于笔势是动态的过程，因 此，描写笔势，需要对笔态进行观察。对行笔的描写只有在观察笔态的基础上分析其笔势的 过程，才算是完整。对于不同风格的字体，在分析行笔的特点时要特别注意三个重要的方面 ：
       (1) 笔画的弹性。启功先生在论证书体时将笔画分解为头、胸、肚、尾四部，笔画有不同 程 度的弹性，这种弹性，主要表现在单笔画肥细的变化和均匀度上。启功先生在谈到商代甲骨 、玉片、陶片上朱或墨写的字时，说它们“都有一种情状，即是笔画具有弹性，起处止处较 尖，中间偏前的部分略粗，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他认为，“在西周铜器上也出现过这 样的字，例如智君子鉴、嗣子壶等。还有楚帛书、长沙仰天壶楚简、信阳楚简等。虽然互相 有其差别，但主要风格上都属于同类的，是古代的一种‘手写体’。这种弹性与商周某些铜 器上随形轻重和接搭凝结的笔画姿态并不相同。”他又说：“回过头来看魏石经的古文，实 有一种毛病，即是笔画弹力表现得非常呆板一律，胸部都较夸大。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把简 册上的字移写入碑，便有整齐一律的要求。” 引自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字体风格属性的引文， 不加注者，均出自此书。从这个实际的分析里，可以看出启功先生所 说的“弹性”概念的内涵。按照这种分析的原则，楷书的笔画弹性要大于隶书。
       (2) 笔锋。笔锋指的是入笔（头）和收笔（尾）的情状。启功先生在谈到篆类中的“蝌蚪 ”，也就是《说文》的古文时，认为它属于手写体，说“它的点画下笔重，收笔尖” ［3］，就是 对笔锋的描述。在谈到《正始石经》的小篆时，特别说到它“笔画较匀细，但常见入笔顿挫 ，收笔保留尖锋的手写特色。”［3］139这些都是对笔锋的描写。根据这种属性的 分析，隶书的收笔是露锋而楷书的收笔则是藏锋。
       
       (3) 转折。也就是接笔与折笔转折处的轨迹。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圆转或方折上。例如， 隶变的关键是将篆体圆转的折和围（封闭的折为围）转变为方折。
       2 结字。也就是整个单字笔画与部件的组合布局的状况。汉字的结字总体要保持匀称， 疏密得当，不同风格的结字特点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
       (1) 重心。启功先生在谈到北碑的结字时说它“常把一个字的重心安排偏上，字的下半部 常是宽绰有余，架势比较庄重稳健”［3］143，可见重心与风格是直接相关的。小 篆的重心偏上，下部 比较宽绰，楷书的重心一般居中，造成人们对这两种字体的感觉不同：前者雅致，后者沉稳 。
       (2) 摆布。首先指部件之间的空间关系。左右结构的字如果两个部件的笔画不均匀，笔画 少 的部件在书写时要让出一部分空间，使笔画多的部件靠就、扩展。这就是所谓的“让就”之 说。上下结构的部件则有“承覆”之说。上部件小于或窄于下部件，如“奇、杲、集”等， 为下承上。上部件大于或宽于下部件，特别是交接部位呈“人”形时如“奈、合、令”等， 为上覆下。其次，部件的空间关系也会影响笔画之间的空间关系。启功先生曾引用清代邓石 如对唐以后真书的结体的说法，说这类字体“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 3］143这是 因为唐以后的真书要用笔画的疏密来调节部件的空间，因而不能把笔画平均分配。汉字的摆 布对结字的影响具有决定作用，在字体里，摆布可以总结出一些基本规律，而在书体里，摆 布具有很大的任意性，这些任意性是个人书写风格造成的。
       (3) 行气。也就是单字排列的横竖比例造成的效果，分横行气与纵行气两类。启功先生在 谈 到西周铜器时曾说它的铭文“由两项条件所组成的特殊迹象”，其中的一项即是“有竖行气 ，也有横行气，或更有方格，在格中写字”。
       3 笔意。笔意是整个单字样式的特征。分为图画性强和图案性强两类。又分隆重的雅体 和 约易的俗体两种风格。笔意的形成，与上述每一个属性都相关，它是上述属性综合的产物。这些风格属性，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转折的特征与笔意的类别有关。圆转的折是软性的， 有利于图画性的汉字；而方折是硬性的，有利于图案性的汉字。都是可以分辩、能够称说、 严谨而科学的。字体风格的属性化，使字体理论不再是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为字体 问题成为汉字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奠定了基础。这些观点对汉字历代字体的发展作 了充分的总结，对汉字发展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书体”，启功先生指的是“偏于书写的艺术风格方面”，“包括对各种书法流派的品 评、各种碑帖的考订等等”。对“书体”，启功先生有十分辨证的看法，他说：“或问学书 宜学何体，对以有法无体。所谓无体，非谓不存在某家风格，乃谓无某体之严格界限也。” ［4］这是说，对学习书法而言，重“法”不重“体”，但是在书法鉴赏、碑刻鉴定 等方面，也就是面对已经形成的“书体”而言，启功先生又很重视风格特征。五
       启功先生就书写风格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创建了“书格说”，他在《论书札记》 中说：“风气郁人，不易转也。一乡一地一时一代，其书格必有其同处。故古人笔迹，为唐为宋为 明为清，入目可辩。性分互别，亦不可强也。‘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故献不同羲，辙 不同轼，而又不能绝异也，以此。”［4］
       启功先生运用“书格说”分辨了历代字体的风格特点，根据这些观察到的特点分辨了碑刻的 时代和地域。例如，他提出《夏承碑》乃北齐重立，就是因为现在所见的《夏承碑》“掺 杂隶篆之体而混于一碑中”，是汉碑隶体中绝对没有的现象。［5］“书格说”不仅 用以分辨碑 刻的时代地域，而且用以确立书家的特征。启功先生对北朝张猛龙碑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
       龙门诸记，豪气有余，而未免于粗犷逼人；芒山诸志，精美不乏，而未免于千篇一律。惟 此碑骨格权奇，富于变化，今之形，古之韵，备于其间，非他刻所能比拟。
       这是在总体风格共性的基础上求其个性特征，都属于“书格学”的范围。
       关于书法风格，启功先生提倡“风格移植”和通过移植而创新：
       某一种艺术品种的风格，被另一个艺术品种所汲取后，常使后者更加丰富而有新意。举例 来说：商周铜器上的字，本是铸成的，后人把它用刀刻法摹入印章，于是在汉印缪篆之外又 出了新的风格。又如一幅用笔画在纸上的图画，经过刺绣工人把它绣在绫缎上，于是又成了 一种新的艺术品。如果书家真能把古代碑刻中的字迹效果，通过毛笔书写，提炼到纸上来， 未尝不是一个新的书风。［3］144
       启功先生就书写的运笔，创建了“理趣说”，他以笔的六面行动——前后左右提按——为“ 理”，“理”是运笔可能行动的方向。按理写字的姿势或席地而悬腕，或临桌而贴腕，均需 “指腕不死”。又需“轨道准确，如走熟路”，这些都是写字之常法。总结这些常法，纠正 历来的误解误传，建立的是基础写字学。这使书法文字学免去了神秘虚玄，任何人都可以起 步。但是，书法艺术又不是仅仅循理依法实行就可以达到的，在“理”与“法”的背后，还 有一个“趣”字。要“解其笔趣”，既见笔，又见字，位置聚散不失度，点画顾盼不呆板， “行笔如‘乱水通人过’，结字如‘悬崖置屋牢’”。这些属于更高层次的艺术写字学。
       体、法、理、趣是启功先生书写文字学的四个主要方面，这种研究汉字学的新角度，丰富了 中国的文字学，也充实了中国的文字史；他是动态的文字学，施行的文字学，他补足了释读 文字学的另一面，解释了释读文字学中许多知其已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启功先生创建的书写文字学，与一般讲书法的书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它是从中国历代有代 表性的书写成品中总结出来的，是从风格上对汉字史进行的高度概括。其次，它来源于丰富 的实践。启功先生的实践包括观赏的实践，鉴别的实践和自己长期书写的实践。来自实践 的归纳总结是切实的，所以，这些论述不是虚玄的感悟式的描述，而有十分准确的可操作性 ，构成了严密的理论体系。上述的每一个概念，都既有自身的定义，又具有相互的关联，也 都可以进一步加以论述。启功先生作为汉字书写、鉴别、欣赏的实践家和贡献卓著的文字理 论家，他的文字理论开一代新风，为中国汉字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弘扬这些理论，是 我们今后需要集中精力投入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文的初稿曾发表在《启功书法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版，此次发 表从标题到内容均有重要改动。)
       ［ 参 考 文 献 ］
       ［1］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
       ［2］ 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Ｊ］．三峡大 学学报，2001(3).
       ［3］ 启功．从河南碑刻谈古代书法艺术［Ｍ］∥启功丛稿：论文卷．北京：中华书局， 1999．
       ［4］ 启功．启功论书札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5］启功.论书绝句百首［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2：185．
       ［责任编辑 杜 敏］
       Static Interpretative Philology and Current Dynamic Writing Ph ilology
       ——On Characteristics of Master Qi Gong’s Philology
       WANG Ning
       (Philological Institution of Folk Classic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reali zed by interpretatio n and writing. Therefore, interpretative Chinese philology deals with written Ch inese characters. Hence a static Chinese philology. Static philological study ca n hardly reveal the internal rules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nor expl ain clearly the numerous phenomena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 cters. Moreover,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writing function, many varied-forme d and varied-written words came into being, and the making bases of many Chinesewords continue to get lost or re-shaped. Thu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dyna mic writ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tudy of dynamic Chinese philology, whichhas shaped and completed currently with the brilliant contribution of Master QiGong.
       Key Words: static philology; writ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dynamic phil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