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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世界主义是当今全球知识界所推崇的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世界主义的思维逻辑表明，区别“我们”和“他人”不再以人种为条件，不再预先规定绝对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区别的思维模式（选择原则）正在为包容性区别的思维模式（肯定原则）所取代。以世界主义的视野反思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其焦点当是中华民族从生存本位立场思考世界和自身命运时，对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理念型”的叩问、追寻和理性创构，对一种新的生存实践定位坐标以及导向、规制方式的寻索。世界主义思维下中国原创文化的实践过程，则是“现代性存在模式”的解蔽过程，新的共在、共生价值观的澄明过程——文化真我的自主呈现、本性复归的过程。其思维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用整体人格向世界说话。
       关键词： 世界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原创文化；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D5；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8)04－0033－09
       收稿日期： 2008－02－18
       基金项目： 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教科技司2005)
       作者简介： 袁祖社(1963—)，男，陕西兴平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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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全球化”的概念一样，“世界主义”同样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理论主张，人们对此褒贬、毁誉不一。何谓“世界主义”？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一书中是这样理解和规定的：“……世界主义视角是将对文化不同的他人的尊重与每一个个人的生存乐趣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世界主义是一种继历史地衰退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之后出现的又一伟大思想，这种思想也许能使人类活过21世纪，而不倒退到野蛮时代，将这种不可跑变为可能。”［1］3“即将产生的伟大思想可能是自我批判的世界主义，除非它不能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理解欧洲现代化的古老传统。”［1］287不仅如此，“世界主义的想象代表着人类本身及其利益”［1］4。当然，乌尔里希•贝克如在“世界主义”问题上是审慎的，该书第一章《以世界主义为着眼点的新批判理论》和最后一章（第八章）的标题《写给正在到来的世界主义时代的简短悼词》，充分说明贝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如果说，贝克的立场基本上是肯定性的，那么，以赛亚•柏林的否定性立场则更坚决得多。早在1991年，柏林在接受意大利一位杂志主编的采访时说到：“我和赫尔得一样，认为世界主义是空洞的。人们若不属于某个文化，是无从发展起来的。”“一旦生活方式的多元性被认可了，不能融合的各种不同观点也就能够彼此尊重。要用高压手段把异己成分都扫除，恐怕没那么容易。”［2］
       在中国文化的变迁历程中，以世界主义的视野反思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一直面临着立场选择和定位问题上的诸多迷茫。思考和指陈世界主义观念下中国原创文化问题，本文立足的是对中国原创文化的“现代性境遇”及其反思性突破的内在逻辑及其演进机理，取的是生存论哲学的分析向度和价值论人学的研究进路。因为，按照有的中国学者的观点，中国现代文化的麻烦在于，“‘原创性’中似乎还要包含着本土‘原生性’即‘本土性’。说穿了，对抗西方文化的‘殖民’，继‘军事殖民’、‘经济殖民’之后，据说‘文化殖民’成了当前世界的主要形式”［3］。有必要说明的是，由于作者的学力、学养所限，本文所做的，充其量只是一些必要的前提性问题的甄别和澄明工作，不拟过多地论及操作层面的中国原创文化的实践问题（目标虽很难预期，过程亦曲折艰难无比，但依然按照文化自身的逻辑，持续地前行着）。既如此，那么，在世界主义的思考范式和叙事框架下审视“原创文化”的诸多问题，就必然面临着一种新的两难处境和尴尬。
       由此所引出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中国原创文化的发展和文化原创的中国式实践而言，“世界主义”究竟是一种新的激活性场景——民族文化自我创造和自我提升的契机，抑或是一种新的限制性条件？涉及本论题的核心是：世界主义视野究竟为中国原创文化提供了哪些足以使这一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因素？世界主义视野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主创新是一种新的视野、一种新的历史范型，还是一种限制？
       对此的应对思路，还是得回到康德式的追问：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原创文化意欲何为？何以可能？由是可知，我们思考的焦点，当是中国原创文化赖以建立的基本话语范型即“知识型”和“理念型”的问题，因为所谓“知识型”和“理念型”的主要工作，“是确定特定文化的性质及其在世界中的角色——即为文化获得定义提供基本话语规范”［4］。
       一、 对“现代性意识形态假设”的反思与批判立场：中国“原创文化”对“世界主义”下人类生存的窘境问题的艰难应对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可以肯定地说，源远流长的世界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业已并正在成为一种影响、指导中国原创文化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的思维框架以及合法性建构的理念依据。当然，世界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裹挟着经济、政治、传统、民族等多种因素和力量的角力，对此，中国原创文化从一开始就必须保有高度的理性觉知。
       世界文化的传播历程与演进逻辑表明，近代以来，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各种原创文化形态，几乎无一例外地持续遭遇着以普遍性逻辑横行于世的现代化实践以及“现代性文化”的强大冲击，从而陷入多方面的深刻危机。“现代化过程在两个方面同时发挥其影响力：一方面，它破坏了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为适应现实生活而不得不有所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另一方面，它使人们对后天获得的自我身份认同产生怀疑。在变革的年代里，人们突然感到无所适从，因为现代化破坏了生命的世界性原始背景，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托，今天的世界已变得不再可信了，同样，民族的文化价值和有效性也受到质疑。而这将导致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并孕育着巨大的危险。”［5］66
       面临现代性的挤压与冲击，原创文化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已经不是“何以可能”的抽象追问，而是转换为一个更为严峻、更为紧迫的生存权的问题：凭什么坚守自己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以什么为原则和评判标准：生存方式的原创？价值观念的原创？等等。显然，在一个以“经济强权、军事霸权以及文化殖民权”为核心的狭隘的民族利益本位的世界中，文化的原创面临着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复杂得多的一系列难题和困境。威尔•金里卡坦言：“世界主义所认定的形式，一般说来，为特定社会实体或群体之特定理想所制约，代表着这一实体或群体的反应。”在金里卡看来，世界主义是反对地方城市、地方阶级和地方宗教团体的结果。但在当今世界，世界主义总是在与民族主义的对比中得到肯定。［6］218-219
       金里卡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世界主义的实质和真实面相。它启发我们：世界主义无论在好的或者坏的意义上，都构成了21世纪人类“文化性生存”必然遭遇的新的宿命性场景。世界主义时代的“原创文化”，只能是沿着符合新时代精神的“文化原创”的逻辑辩证前行，此乃本论题的真义所在。
       那么，何为符合新时代精神的“文化原创”逻辑？
       我们认为，原创文化是新世纪，对从人类生存本位立场思考世界和自身命运所需要的新的思维典范——换言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理念型”的叩问、追寻和理性创构。用乌尔里希•贝克的话说：“只有到了有决心和能力用他人的排他性眼光观察一个被现代化束缚了的世界，使之在文化层面上觉醒并成为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在这个彻底被分裂的世界上才可能有安全。达成这个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共识，弘扬承认他人渗透着种族的、民族的和宗教传统的、在交往中复苏的精神，在‘9•11’事件以后不再是一种道德败坏的幼稚的文字魔术，而是一个生存问题，……”［1］3
       
       如此，原创文化“叙事方式”的旨趣，直接指向一种通常所谓文化主体伦理与价值自觉意义上的“张力空间”的探询和殷殷关切，是觉醒了的、觉醒着的人类对一种新的生存实践定位坐标以及导向、轨制方式的寻索。
       以人类的公共性生存为本位的这样一种立场的确立，意味着我们在思入、言说该论题时必须抱持一种反思、批判的立场：谁之“世界”？何种“主义”？哪种类型的“原创文化”？此其一。
       其二，对原创文化的思考，人们不约而同地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必须区分“原创文化”和带有“原创性的文化”。它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究竟哪一种文化才是真正原创型的文化？
       其三，世界主义时代，既有的原创文化将面临什么样的存在境域？未来的人类有没有创造出一种集各种文化的优秀品质于一身的新的转生形态的“原创文化”？
       当然，就人类已获致的智识水平而言，原创文化的思考，还只能是“象征方式”意义上的，即积极地促使有关文化的思考实际地进入到人际间的理解层面，自由地展开对“周围世界”与“共在世界”的始终当下的有效性询问，以求化解“生存的困境”，切近“存在的真实”之谜底。
       二、人文思考的“世界主义”场景和界域：“排他性区别的思维模式”向“包容性区别的思维模式”的转变
       世界主义的思维传统、习惯和价值追求并非西方的专利。但在文化自觉的意义上，又确实首先是根源于希腊的一种智识上的创新。“智慧的历史不是一份简单的‘成分一览表’，智慧是一束转换，……”［7］世界主义思维恰恰就是这种智慧转换的产物，这种转变是文化自觉的体现。传统上我们执著于“文化是什么”的探究，却忘记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难题：“文化是谁的”这样一种身份意识的确认。看来，我们需要一种以世界主义为着眼点的新的批判理论。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中的cosmos乃指宇宙，且指秩序井然的亘古荒冷的宇宙。Politan指都市市民。世界主义是指摆脱狭小地方民族偏见，由诸多民族和语言构成的大都市。“世界主义”的思想观念源远流长。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它主要是古希腊的创新，可以追溯到第欧根尼的时代。“他反对按照自己人和外来人的标准区分希腊人和‘野蛮人’；他不仅反对拿‘我们’与‘他人’相对比，而且回答了怎样代替他人的问题。他根据跨界的、无界的身份变动发明了‘世界主义’。”［1］36-37就世界主义观念流变而言，一般认为，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主张和模型。一是“古典世界主义”。这是由古希腊斯多葛主义者提出的，“他们最先说明自己是世界主义者，并力求用人类可以和谐生活于其中的‘世界’（Cosmos）的核心作用来取代古代政治思想中城邦（polis）的核心作用。斯多葛主义者通过强调我们生活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地方性的、我们出生时被赋予的世界，另一个是真正伟大的和真正共同的世界（Seneca）——而发展了这一思想。每个人都生活在地方社会中，同时也生活在充满人类理想、渴望和争端的更广阔的社会中。后者的基础在于对所有人都很重要的东西——理性和人性的平等价值之中。”［8］古典世界主义包含着这样的观点：每个人都是“世界的公民”，而且首先对“世界性的人类共同体”负有责任。二是18世纪的世界主义，“那时‘世界公民’已成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术语……康德把世界主义的观念同新创的‘理性的公开运用’（the Public Use of Reason）概念到一起，并探讨了这种理性概念产生审视文明社会的批评性视点的方式。通过把启蒙定义为摆脱教条和非正当权威，康德按照是否消除‘理性的公开运用’的束缚来衡量它的进步。”“康德把对世界主义的社会参与，而不是对公民社会的参与，想像为一种进入开放的、自愿对话的世界的权利——并在其所谓的‘世界主义权利’定义中采用了这一观点。世界主义权利意味着在政治共同体之中并通过它来表达并倾听的能力；这是一种不受人为限制和规定的对话的权利。”［8］319显然，这样理解的世界主义权利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特殊要求，扩展到所有‘世界共同体’之中。它意味着人们如果学会忍受其他团体并与之和平相处的话就必须接受的权利和责任。“第三种世界主义概念是最近才出现的，……包含三个关键要素。第一，道德关怀的最终单位是个体，而不是国家或其他任何特殊的人类组织形式。……这个因素可以被看作是个人主义的道德平等主义的基本原则，或者简单来说，就是平等的个人主义。第二个因素强调平等的价值地位应该得到每个人的承认。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个人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基础。当代世界主义的这个第二个因素可以称为相互认可原则。当代世界主义的第三个因素强调：地位平等和相互认可需要个人权利得到公平对待，即基于所有的人都能依此行动的原则。因此，世界主义是用来说明规则和原则的道德参照系；并且，世界主义以不公平为由拒绝那些建立在无法普遍采用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实践、规则和制度。”第三个原则可称为“公正理性原则”。［8］321-322
       从世界主义观念的历史性嬗演和逻辑进程中，可以透见出近代以后的“世界主义”观念的核心所在：主要是和“个人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如著名的启蒙运动理论家孔多塞就认为，世界主义是个人解放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他指出：人们降生在某个特定的种族、宗教、语言群体中，其中一些人可能选择留在其中，而解放了的个人却认为，他们的选择范围不应因为他们是所继承的文化群体的成员而受到限制。“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到群体之外去寻求选择权，并且随着文化成员资格变成了纯粹自愿的非强制的东西，族裔的文化认同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重要性，而被一种更世界化的认同取代。哪些较小的群体将逐渐融入到越来越大的群体中去。”［6］217
       世界主义的思维逻辑表明，“区别‘我们’和‘他人’不再以人种为条件，不再预先规定绝对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区别的思维模式（‘选择’原则）为包容性区别的思维模式（‘肯定’原则）所取代，因为，‘他人’、‘外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已经失去和获得自己的异己性。所以，‘世界主义’意味着在取消‘我们’和‘他人’的区别的同时，设计人人都有双重地位的结构。”［1］37
       据此，遵照世界主义的文化与价值取向，可以说，原创文化的未来形态，一定是一种兼容性极强的文化，它以承认不同文化的平等参与、共同创造以及交融互摄为鲜明标志。中国原创文化一开始就具有这一鲜明特点。古代中国人由天道—自然—和谐的信仰出发，创造出一整套与众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处理纷繁的人际关系时，他们把宇宙的和谐奉为楷模，力图创造出一个合乎自然的社会。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人道与天道并非全无干系，它们相通乃至相合，天道就在人心中，并且是人间全部道德的最后依据。人依其天性而生活，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就一定能实现。”［9］
       那么，中国原创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呢？“……中国文化的根本性质就在于是在‘我/他’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模式，强调的是兼收并蓄，融化他者，所以能够在今天形成中国的双重文化身份，即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身份……”［10］
       当然，中国原创文化在其后来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却逐渐渗透进了许多“非文化”的因素。除了传统的道德主导型、权力主导型模式以外，还产生和出现了所谓“科技主导型”等多种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的适应性在增加，但自性以及民族性却日渐减弱。
       那么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原创文化当取何种形态呢？
       
       答案是：生存本位的和谐主导型模式。 换言之，世界主义视野、观念和基本主张——共生、共在等已经并正在成为中国原创文化应对全球化、市场经济、现代公民社会这一人类性的新的生存情境的全新的质素和活性因子，与中国原创文化具有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刻的异质同构性。
       中国原创文化对于当代世界的作用是独特的、深刻的、必要的、必然的。因为生存本位的和谐主导型模式作为中国原创文化的本质，是一种新的文化同一性的追求，同样也是新的文化人格和价值认同模式的寻求。所以，这是由带有典范性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所决定了的。成中英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和理论建树。成先生认为，当代世界有四种思维方式：以科学方法为典范的理性思维、以诠释传统为典范的历史思维、以绝对精神为典范的超越思维、以空无清虚为典范的静止思维。这几种思维被证明都没有解救西方人的灵魂与内在生命于水火的能力。而“中国文化以其优容自在的易学体系与变化意识”，正好在思想方式上提供了一个包容多端而统会成章的思维模型——以通变合和为典范的（周易）创新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把任何分歧看成属于一个整体，然后在这个整体中找寻并穷尽所有的关联，并对这些关联做深度的透视以了解其可能具有的相反相成、相生互制等动态关系，最后在时间过程中掌握其历史源流及追溯其本源，又在其现在存有的结构中透视其发展未来。”“……周易思维显然可以提供两种作用：一是合和当代的四种思维；二是在合和基础上导向新典范、新系统的创立，而此新典范和新系统正是新的一代人所需要的生活与发展凭借。”［11］302
       三、 重建“我们”与“真实”的联系：世界主义下原创文化的新形态、新质态与“逻辑革命”
       文化实践与文化存在中的多元与一元的冲突业已表明，不同形态的所谓“原创文化”，实际上是不同地域、国别、民族等在生存实践中所生成、发现、体悟并实际践行着的各种独特的、相互照应着的“叙事方式”，但仅做此断语还很不够，因为，对我们而言，“我们还必须考虑，当他们如此言说，他们的思想史的前提是什么，这些前提是否也是我们的前提”［12］。
       真实在当代的复兴，本质上就是“整体性”、“有机性”文化观念的复兴。此可以视作“原创文化理念变革”的契机和“文化原创实践创新”的实质所在。它同时预示着并深刻地启示着、型构着“原创文化”和“文化原创”的新的叙事方式。在现代性文化观念中，“……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虚构的’，是一种社会习俗，一种话语，一种纯粹的‘叙事’。然而，我们的叙事或思维方式是以我们在自然中和社会中的身体经验为依据的。知识界当前关心的，是我们的集体叙事及观念与特殊文化构架相适应的方式。这种观点应该扩大：人的一切思想，无论是社会的或个人的，总是处于身体、自然和地方的程序中”［13］1-5。
       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可在《真实之复兴》一书中指出了现代原创文化目标以及文化原创实践努力的正确方向：真实之复兴——超越现代性。他认为，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现代性总是与为谋求更好的生活而脱离束缚有关，但它却往往不能够明智地辨明开什么是压迫性的束缚，什么是人类自身所有的以及人类与自然界其他东西之间所有的深刻关系，而后者所带来的是深刻的责任感。”[注: 参见查伦•斯普瑞特奈可著《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的身体、自然和地方》中文版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现代人应该重新理解并追求“真实”（the real）。而所谓“真实”则是用系统的、生态的、差异的、联系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一切，“真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认知的身体、创造性的宇宙和复杂的地方观念”。“由于现代世界观如此抽象，它支持心灵对身体的‘强制’计划、技术‘进步’对无声无息的自然的设计、全球性强权对‘落后的’地方的规划，因此，我特别强调具体。”“所谓‘身体’，我指的是统一的身心；所谓‘自然’，我指不是科学上的理论体系或文化中所感知到的胁迫恐惧，而是我们的物理环境，它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所谓‘地方’，我指的是生物区域，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场所。”［13］5“我们正要去抓住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假如真实之深厚的关系本性得到尊重，那么，身体、自然和地方就将成为智慧和活力的源泉，而不是现代性意识形态所认为的‘限制’。”[注: 参见查伦•斯普瑞特奈可著《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的身体、自然和地方》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由于现代的发展，渊源于人类境遇的传统关系大多被征服、控制和取代了：现代生活允诺人们可以脱离变幻莫测的身体（body）、脱离自然（nature）的限制以及脱离对地方（place）的乡土联系。身体被看作一架生物机器，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现代经济的外壳，地方观念成了世界主义眼中未开化之物。”［13］2
       真实复兴的意义在于承认，“我们被包含和嵌入在了一个动态的环境中，它是由物理关系和物理过程构成的，是一种真实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曾受到强健的个人和支离破碎的‘同一性政治学’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否定。”而“关系和过程对我们的存在具有决定的而非偶然的意义，机械地否定这一点，会把我们带入现时代这样一个境地，其中似乎只有分离才是真实的。当然，差异是真实的，但各式各样的统一体和相互联系也是真实的”［13］9。
       人类思维面对“原创文化”的挑战，出现的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与彷徨。那么，原创文化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以及有无必要？我们的理论任务和责任是：本着原创文化的几种既有形态，探索文化原创的规律问题。
       原创文化不期求所谓“形态学意义”，它不应偏执于某种既定的结果，而毋宁是以“实践性”、“成长性、“开放性”等为其基本的姿态和立场。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世界主义下原创文化的实践过程，是“现代性存在模式”的解蔽过程，新的共在、共生价值观的澄明过程，从而也是文化真我的自主呈现、本性复归的过程。
       原创文化的本质一如哲学，它本着真实的生存逻辑，应当是自由的灵魂表达与追求，它借助于各种不同的文化来全面地、立体地显示自己，但并不执著于某一种文化的具体形态。（1） 前科学时代，神话是惟一的文化形态，遵循的是比附的逻辑，是一种“外向型”的对象性表达。
       （2） 科学时代，理性是原创文化的灵魂和最高目标，遵循的是分析的、建构的逻辑。
       （3） 后科学时代，整体性生存体验是原创文化的最基本形态。
       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人类赋予了太杂多的内容，曾经要么受制于神灵、要么受制于权威、要么受制于狭隘的“工具理性”等，已经完全没有了其原本固有的纯然的气质和气象，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自性。弗兰西斯•培根说过：“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把建筑在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所以是害多于益。”［14］
       文化的自性，其实不是别的，它是文化与真实的自然、合理的社会与优雅的人性的一种天然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结果，就是所谓“总体的人的生成”。这是世界主义下原创文化的“逻辑革命”。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一个偶在的生命个体，不可能不遭遇世界。这种与世界的遭遇，就是“世界化”（mondialization）。一种地域文化，不能与世界隔绝。地域文化之进入世界体系，也是“世界化”，或者说“全球化”（globalization）。“世界化或者全球化，就是一场冲突，一场生命个体与世界整体的冲突，一场为生命个体所携带的文化与他域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15］
       
       为此，我们需要一种“视角转换上的根本变革”：（1） 生态本位的生成性文化：后人类文化的视角；（2） 生存本位的价值取向的文化：整体性的视角；（3） 文化的真实与真实的文化：生存整体性、合作性、团结性目标的达成。
       四、“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中国原创文化的思维逻辑：着眼于“友谊”和“团结”的 “共同体本位”的生存智慧的彰显——整体性进步观念观照的逻辑
       文化是历史的投影，是人的生存样式的感性显现以及理性表达，大儒梁漱溟先生称其为“活法”。通常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是一种推崇“实用理性”的文化，一种具有中国文化所推崇和理解的“天下”情怀，以“整体性”为价值取向的准“公共性”文化。在文化比较的意义上，在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累进攀升具有实质性推进功能的意义上，这样一种类型的原创文化自有其别的文化所不具有和无法替代的内在的诸多优点、优势等。它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为这种制度下人的生存文化与生活价值选择提供了可资认同的丰富资源，为这种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秩序供给方式。当然，这种文化因其对个体权利的绝对漠视等缺陷，而同时又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文化，存在着这种文化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弊端。
       中国文化具有原创性的资质，这是一个不争的问题。以中国原创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为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哲学开始即具有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并不是由任何系统性的方法或独断性人格化宗教表达出来的，而是由人的血缘情感与自然以及在时间中的历史感与生命的严肃性和最后对于人与世界的真实性及潜在是完满性之信仰表达出来的”［11］6。中国文化因其这一内在特质，而获得其世界性意义。
       中国原创文化，是一种成长型、涵容性极强的文化形态，它与整个社会的文明与历史的进步具有深刻的一致性。论及“中国文化独特的价值”，成中英先生认为“任何最完整的回答必须显示下列四项：一曰：天人合德为人与宇宙全体创造活动之泉源，亦为其终极目标；二曰：内（圣）外（王）合用为人与社会全体创造活动之活动泉源与终极目标；三曰：诚明合能为个人在宇宙创造活动中实现个人创造活动之泉源与终极目标；四曰：知行合体为个人在社会创造活动中实现个人创造活动之泉源与终极目标。此四种融通合一的精神决定了中国文化发展之契机及其主流方向”［11］6。
       著名学者乐黛云教授指出：“在相互交往的全球意识正成为当代文化意识的核心这种形势推动下，各民族多在寻求自身文化的根源和特征，以求在世界文化对话中，讲出自己独特的话语而造福于新的文化转型时期。”［16］对待中国原创文化，需要一种历史性的眼光、实践人类学的生成性价值思维逻辑。基于文化演进的视角，有史家曾把中国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中国在中国；中国在亚洲；中国在世界。第一个时期，由商代勃兴至汉代衰落。历时两千年，为中国文化草创时期，在此期间，中国人在固有疆域之内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中国历史的第二个时期，自汉衰而延至明末，约一千五百年，期间，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有广泛的交往，且一面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一面影响于外部世界。二由明末至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一直受着更大的外来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西方。［17］
       显然，中国原创文化的理论与当代实践，面临着思维坐标的一种深刻而彻底的转换：由近代以来的以民族的“政治国家”为中心转向以“全球公民社会”为中心。此种转变实际上业已发生，它所彰显的新“整体性”逻辑，正在成为原创文化的新的路标。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学者汪晖先生认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对“作为普遍理性的科学与现代社会”之间关系的正确认知。因为，科学概念的广泛应用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晚清以降的中国思想氛围中，科学是解放的象征和召唤，也是各类文化改革的客观依据。科学的力量在于它将普遍主义的世界观与一种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的社会体制密切地关联起来，最终通过合理化的知识分类和社会分工将各种类型和取向的人类生活囊括在它的广泛的谱系内部。［18］1395按照汪晖之见，现代国家的主权是一种世界政治体系和经济关系的产物。伴随着现代国家在贸易、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主权地位的确立，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关系也随之变化，其标志为：“一、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主权改造原有的帝国体系，在单一主权的概念之下建立人民与国家的统一关系；二、帝国权力或皇权代表着一种多样文化关系中的群体关系，而民族-国家则将这一多元文化关系中的群体关系构想为一个整体的人民主体，从而将主权与一个具有单一意志的人民纳入民族的框架之内。”［18］1398
       著名文化学者甘阳先生认为，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2004年12月29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关于中国要复兴、中华文明要复兴、该如何面对复杂的古代文明传统和近现代传统，在当代中国的这种社会努力中中华文明可能呈现出何种建构性的样态等一些列问题采访时，甘阳做了如下的回答：“我大概有一个笼统的想法。从现在看来，中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有三种传统势力特别强大，表现特别明显：第一个传统是儒家传统，我们可以用仁爱来概括这种传统的精髓，第二个传统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第三个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而中华文明未来的形态，很可能是三种传统在相互冲突之间的磨合与交融。这三种传统一方面在融合之中，另一方面相互之间也有着张力”［19］。
       甘阳先生是公认的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的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坚定、鲜明、积极的世界主义立场和情怀，其睿智识见所指，与大多数中国学者普遍的看法基本一致，对我们不乏启发意义：一是必须重视异质文化之间差异合理性的逻辑的客观真实性，承认、包容个体性的文化多样性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视为当代文化原创必须遵循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原则；二是重视不同文化之间共在、共生的合作性逻辑，切实建立一种基于“友谊”和“团结”的文化生存整体性逻辑，这是从根本上保证原创文化实践的有效路径选择。杜维明先生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以相互容忍创造对话的条件，以承认对方存在的基本信念确立认识对方的意愿；对话的目的不在于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是了解对方，扩大自己的参照系，反思自己的局限性；对话的结果是相互参照，相互学习，并实现“celebration of diversity”。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的著名16字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现代原创文化研究的切点，乃是基于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现实，试图在“人类一家”的意义上建立一种共同的信任与责任自觉信念。文化交流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应该是建立和实际形成不同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之间的民众的一种普遍的信任、友谊，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共同体意义上的团结一致，从而使个体真正依托此而领略并感悟人性的高贵、真正属人生活的尊严和华美。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什么是友谊？在一个不断表现出共同努力与稳定秩序，同时又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冲突与达成共同行动之和解的一个世界中，什么是朋友？我们活在一个匿名责任的时代，这个时代依据于它自身的组织技术而衍生出某个‘人与人之间’相互陌生性的世界。谁是与我们共同生活的邻居？”不仅如此，“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必须自问：团结警示了什么？而某种所谓的‘宣称的团结’又应该是什么？……真正的朋友，以及使朋友之间之为朋友的朋友间的信实，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甚少受到考验。再者，也应当弄清楚：人们如何分享友谊与团结，同时捍卫友谊与团结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大家必须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团体化是如何导致团结，以及如何对他人负责。”［20］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主义下中国原创文化的思维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用整体人格向世界说话。因为不管怎么说，世界主义这一思维方式首先使中国原创文化的实践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张力空间，对于中国原创文化战略理念的确立和实践模型的创构等，都具有革命性的启蒙意义。这一思维方式表明：一方面，新的原创文化形态的生成，首先是民族文化自觉的结果。它使中国民族的文化主体认识到，在气势汹涌的文化相对主义强势观念制导下，形态各异的文化理想和主张，有其作为“少数的权利”的不可被剥夺、取代的自主谋求合法生存意义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文化原创的新实践，更同时是对作为“他者”的看似异质但却合理的新的文明因子的有效涵容。这一双重立场现实化的过程，预示着中国原创文化从一开始就力图站在当代人类文明所业已达到的同一标杆和水平线上，从而确立了一种不卑不亢的进取姿态。有学者以对“现代性价值”的普适性认同为前提，认为中西文化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曾经有过真实的交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民主平等观念有中国思想的适当缘助；世俗化进程：实践理性取代宗教神学有中国哲学的助推作用；自主性原则与儒家的自主性思想、道家的自然主义”等。［21］
       从生存意象的合目的性展现来看，我们离“文化整体性”已经很久远了，整体性文化之于我们，业已变得非常的陌生，我们实际上一直生活在反整体性、去整体性、无整体性的生存场景中而并不自知，现在到了该觉醒、反省的时候了。这其中，我们首先应当反思和确定的是中国原创文化的类型、本质和现代意义的有效值域问题。我们需要一种着眼于“友谊”和“团结”的理智、有限和适度“和谐文化”，此乃世界主义观念下原创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必然的、惟一的合理的形态。《文明的共存》一书的作者、当代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正确地指出：“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只有在深刻的社会危机时代才显现出来。当国家政权机构和社会团体没有能力满足对其寄予厚望的民众的基本需求时，整个社会的危机也就随之而生。”［5］64
       坦率地讲，各种不同的文化在面对“世界主义”时，在立场、态度上显然是矛盾的，有些时候甚至是相互激烈冲突的。尤其是当文化与权力纠结在一起时，往往会导致文化沦为狭隘利益之争的工具的尴尬情景。因此，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世界主义的原则、立场，被普遍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我们认为，世界主义作为一种“公共善”，“最终包含了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空间，它为认可人们平等的道德价值、能动的主体以及自主与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提供了参照系。”［5］324既如此，从逻辑上讲，世界主义与中国原创文化之间，就应该是一种真实的相互为用的关系。当然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式原创文化原本就具有着世界主义所要求的精神气质、胸襟、情愫和价值特质。
       但现实的情况是，所谓世界主义观念中，西方文化是其毋庸置疑的强势观念。这种情形提醒我们，世界主义关系与中国原创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就变成如何对待、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原创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哈拉尔德•米勒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认同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指出：“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却令西方文化圈倍感陌生的巨人当属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拥有5000年的文化传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许多人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惟一的真正可以和西方社会抗衡的力量。在亨廷顿看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证明：一个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国家也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他认为，中国在21世纪将是一切冲突的中心”［5］42。米勒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认为“中国正坚定地实施经济私有化的战略；划分了不同的经济区域并采取了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勉强开放了全球电子交流的信息领域，这三个过程迫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不断受到挑战，尤其是统治方式”［5］43。他做出了自己的并不确定的结论：“我们可以对中国做出这样的预言：文化特征将逐渐和西方文化接近。当然，我们无法预言的是，这个进程是否可以毫无困难、毫无冲突地完成。”［5］42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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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张颐武，王一川，张法. 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J］.文艺争鸣,1994(2)：10-20.
       ［5］ 哈拉尔德•米勒著. 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M］.郦红，那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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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胡晓明.现代性的普世依据：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与欧洲启蒙思想的真实融会［M］∥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思想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1-74.［责任编辑 蒋万胜］The Utopian Image of “Cosmopolitanism” and Deep Loss of the Logic of Intelligent Conception of Original Cultures
       ——A Multireflection on Ideological Basis, Thematic Hierarchy, Stereotypical Construction and Limitation of Practical Functions
       
       YUAN Zushe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Abstract: Cosmopolitanism is a new ideological conception advocated by the intellectual world all over the globe. The thinking logic of cosmopolitanism demonstrates that the race is no longer a term to discriminate “us” from “others”, and that an absolute exclusiveness is no longer predisposed. This exclusive discriminative mode of thinking (principle of selection) is being replaced by an inclusive discriminative mode of thinking (principle of affirmation). A refle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a cosmopolitan view should focus on inquiry, pursuit and rational innovation as regards a novel “cultureideology mode” and exploration of ascertainment, orientation and regulating means of a new practice of survival when we contemplate on the destiny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our nation in terms of survival itself. In a word, a cosmopolitan thinking logic can be generalized as speaking to the world with a complete personality.
       Key Words: cosmopolitanis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riginal culture; 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