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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为了加强其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巩固这些国家的稳定，用政治手段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扶持那些既能控制动荡局势、又能忠于苏联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上台执政。“匈牙利事件”爆发前，为缓和匈牙利的国内局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苏联从开始支持拉科西到后来以格罗取代之，但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苏联对匈牙利的早期政治干预，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党内矛盾，刺激了匈牙利国内强烈的仇俄与反苏情绪，强化了匈牙利业已存在的紧张的国内气氛，为后来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埋下了伏笔，也为“匈牙利事件”的悲剧结局拉开了帷幕。
       关键词： 苏联外交政策； 匈牙利； 政治干预
       中图分类号： K51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4－0106－05
       收稿日期： 2006－09－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2CSS003）
       作者简介： 胡舶(1967—)，男，陕西洛南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政治干预和军事干涉是贯穿于1956年苏匈关系始终的两条主线。政治干预是指，苏联为了加强其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巩固这些国家的稳定，用政治手段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扶持那些既能控制动荡局势、又能忠于苏联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上台执政。本文根据新近公布的苏联档案，探究“匈牙利事件”爆发前苏联对匈牙利的政治干预过程，以期更深刻地理解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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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匈牙利历史上看，由于受沙皇俄国的压迫，匈牙利民族有着强烈的反俄意识和抗俄情绪。在长期遭受以拉科西为首的亲苏派领导集团的高压统治，特别是国家保安机关对广大党内外反对派人士的迫害下，更增加了人们对苏联和拉科西的不满。此外，改革派纳吉1953年任职到1955年又被免职，使匈牙利人民认识到回到“新方针”改革的日子已经无望，长期以来沉郁于人们心中的不满再也压制不住了，由此导致了国内骚动日益明显，并逐渐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民主潜流，这使得拉科西的地位和威望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尽管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拉科西在匈牙利的地位，但是为了维持东欧国家政权的稳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苏联还是尽可能地试图支持拉科西政权。1956年4月4日是匈牙利解放纪念日，苏共中央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部长会议和党中央委员会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4月6日是苏匈友好条约签订纪念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代表苏共中央又发来贺电，称“拉科西·马加什是革命运动久经考验的老战士……拉科西·马加什同志和赫格居斯·安德拉斯同志过去和现在都不遗余力地为巩固匈苏人民友好和兄弟般的合作而努力”。［1］267无疑，苏联此举给了拉科西以极大的支持。
       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对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国内的骚动深为不安，特别是对1956年春天以来裴多菲俱乐部积极开展的活动深为忧虑。他一方面对匈劳动人民党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迟钝反应不大满意，另一方面他又恳求苏共中央对拉科西以更大的支持和援助。安德罗波夫在4月29日致苏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他与拉科西、赫格居斯就匈牙利如何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以及匈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人员充实等问题交流意见的情况时，［2］134-138要求苏共中央给拉科西政权以尽可能的支持，从而使得拉科西政权不再对“右倾分子”和“蛊惑人心分子”做出让步。根据安德罗波夫的电报，苏共中央于5月3日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匈牙利在苏共二十大后的政局变化以及贯彻苏共决议的情况，决定派苏斯洛夫前往布达佩斯并同安德罗波夫磋商有关问题。［2］133苏斯洛夫6月7日到达布达佩斯，除同安德罗波夫不断地磋商以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他在6月13日致苏共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匈牙利的问题并没有像安德罗波夫说的那么严重。他说在匈牙利不存在对匈党领导的“真正的不满现象”。苏斯洛夫反对把所有不满的人都列为“敌对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认为，所谓拉科西的反对派只不过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一部分纳吉的追随者，主要是“最近两年得到平反的共产党员”，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因各种原因都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现领导表示不满”。［2］146-149
       与安德罗波夫相同，苏斯洛夫此行的目的还是想为拉科西撑腰，他完全是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意见，想极力巩固拉科西的地位,想方设法为拉科西出谋划策。苏斯洛夫积极游说政治局委员并使得大多数人同意,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把新的五年计划作为首要和主要问题来讨论，而不涉及其他问题。不仅如此，苏斯洛夫还抱着一线希望去找了纳吉，希望纳吉能够做自我批评，借以证明拉科西有理。他认为如果纳吉让步，就可以重新当总理，群众的激愤情绪也可平息，但纳吉拒不让步。［1］267苏斯洛夫遂于6月14日飞回苏联。
       安德罗波夫和苏斯洛夫的支持无异于给拉科西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开始强硬地对待党的一切批评，称对他的批评就是“直接反对苏联同志”［3］。他依仗有苏联的支持不允许党内有不同的声音。但是，6月下旬发生的两件事又改变了匈党中央政治力量的平衡。1956年6月27日，人们在裴多菲俱乐部再次展开激烈论战，要求纳吉重新回到党内。此次活动引起匈党中央的极大不安。6月28－29日，波兰发生波兹南骚乱，出现了反共产主义的游行。
       “波兹南的流血事件使俄国人确信有必要最严格地控制目前的非斯大林化过程并掌握其‘剂量’。如果允许哪怕只多‘一个药匙的量’，尤其是在阵营里，病人就可能完了”。［4］6月3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决议，强调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不应导致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团结并保持意识形态的绝对统一。可以说从6月底起,苏联开始意识到东欧局势的严重后果，并试图降低反斯大林的调子，以防止东欧国家再次重演波兹南的流血事件。然而，就在苏共中央发表6月30日决议的当天，匈劳动人民党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对波兹南事件和裴多菲俱乐部的对策问题。中央委员会虽然承认裴多菲俱乐部“富有成果的辩论”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又作出决议，［5］称“开始时具有良好倾向”的辩论后来反而被“某些反对我们党的政策的分子”所利用。这些持反党观点的人主要是“以纳吉·伊姆雷为中心的某一集团”。决议还就匈党中央没及时对裴多菲俱乐部的一些敌意攻击进行足够的反击提出批评，指出《自由人民报》在报导裴多菲俱乐部辩论时起了一种误导的作用，进而助长了反对派的力量。决议还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因为在反党蛊惑性的观点影响下，一个反革命骚乱的危险正在日益增长”。会议还决定将在6月27日辩论中宣传“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观点”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德里·蒂波尔和塔多斯·蒂波尔开除出党。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诸如波兹南骚乱之事在匈牙利发生，拉科西还伙同内务部长彼罗什和格罗等人开列了一张“立即逮捕”的400人的黑名单，为首的就是纳吉·伊姆雷
       。［6］尽管这一计划后来由于米高扬的干涉未能实施，但它反映了拉科西当时的绝望心态。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1］268。
       拉科西的这一系列作法不但没有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反而使群众的愤懑情绪日趋激烈。就连匈牙利一些领导人都认为，匈牙利的真正问题根本不是什么裴多菲俱乐部，也不是什么反对派，而是拉科西自己，即拉科西不辞职，就不可能缓和国内紧张的局势。［2］190-205安德罗波夫7月9日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电报再次明确地表示出他对拉科西的担心，称“敌对分子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内的反对派已经公开发起了反对拉科西的斗争”。这些人公然要求匈牙利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并开展“民族共产主义运动”，使匈牙利人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国家内务”，而不是听命于苏联人的摆布。安德罗波夫还谈到了格罗对于时局的悲观情绪，转达了格罗希望从苏共中央得到“具体建议”的愿望，他建议苏共中央发表一立场鲜明的声明以支持匈劳动人民党6月30日决议，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党的团结并坚决同敌对力量进行斗争”。［2］151-162
       安德罗波夫的电报再次引起苏共中央领导层的重视。苏共中央主席团于7月12日开会讨论匈牙利和波兰时局。新发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详细披露了当时会议的情况。就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及其他苏共领导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匈牙利局势动荡的深层次原因。［7］赫鲁晓夫等人认为，近来波兰和匈牙利的骚乱是“帝国主义搞颠覆活动”的结果，帝国主义企图攻破社会主义的“国际薄弱环节”，妄图煽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并“逐个地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会议还决定由《真理报》发表文章，重申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要联合一切力量挫败帝国主义的进攻。会议委托米高扬前往匈牙利重新探明匈牙利的党内斗争以及国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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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姆林宫的强心针最终未能挽救日暮途穷的拉科西的政治命运。米高扬7月的布达佩斯之行决定了拉科西的下台。赫鲁晓夫派米高扬赴匈的目的表面上是同匈牙利同志们商谈，但实际上苏共中央已经做好了更换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班子的心理准备，因为安德罗波夫的电报表明匈牙利的形势已十分危急。苏联领导人不得不一改以前坚决支持拉科西的态度而另换他主。
       米高扬7月13日上午抵达布达佩斯后，立即同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等领导人进行了2个小时的座谈。新解密的苏联档案中记述了当时匈党内人员更替的决策内幕以及会谈的整个过程。米高扬首先表示，苏共中央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非常担心匈牙利局势，但苏共中央主席团不知道匈牙利同志在加强党领导团结和改善匈牙利国内政治状况的措施到底如何。之后，拉科西等就近来局势与党内情况向米高扬作了汇报。格罗承认匈牙利国内政治状况非常复杂，而且特别强调团结问题是“问题之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情况就不会有好转。赫格居斯认为，中央真正的团结能否实现，党是否不再陷于新的困境之中，这些都值得怀疑。而拉科西却提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任何措施。米高扬最后指出，“在目前情况下，最好是拉科西同志自己提出辞职，以保证维护自己的领导和便于粉碎反对派分子和敌对分子”。［2］191-1957月13日下午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米高扬首先就苏共二十大后的国际政治形发表了看法。他强调指出，二十大决议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进步力量为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武器”［2］190-205，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仍然试图转入进攻，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寻找着各种各样的薄弱环节。“波兹南事件就是来自帝国主义势力的这种压力及其代理人的阴谋所造成的结果”［2］190-205。米高扬强调，正是由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战争危险性的减弱，所以必须更加警惕意识形态战线的斗争。苏共中央和兄弟党不能不为匈牙利的情况而担心，因为不允许在匈牙利再发生类似波兹南事件那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米高扬特别指出，匈牙利政治局势之所以混乱，其主要原因在于党的队伍“缺乏真正的团结”，只有拉科西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才能使敌对分子和机会主义者无法再次攻击党中央。最后，米高扬再次强调加强党的纪律和党内的高度团结是匈牙利劳动人民首要任务，同时还要严格控制党的宣传工具，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正是米高扬拿着苏共中央的尚方宝剑才迫使拉科西同意辞去匈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的职务。其目的在于缓和匈国内的紧张局势，加强匈党内团结，加强同党内的“敌对分子”和反对派的斗争。那么，拉科西的继承者人选就是决定时局能否平稳过渡的关键问题。事实证明，苏共中央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继承人的错误选择直接影响了匈牙利后来的事态发展。格罗之所以被选为继承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选举时玩弄了政治手腕。在事先同米高扬谈话时，格罗表面上不同意自己为候选人，也不同意米高扬把赫格居斯作为第一书记的候选人，而是推举卡达尔为候选人，但在7月16日没有米高扬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为了获取这个职位，并没有恪守与米高扬谈话时的承诺，推荐卡达尔作为第一书记的候选人，而是相反，提议赫格居斯为候选人。米高扬说：
       “其余政治局委员不同意这一提议，坚持格罗同志作为候选人。拉科西同志曾在政治局会议提议卡达尔作为候选人，但说得不坚决，因此也没有得到支持。格罗同志没有同拉科西和赫格居斯一起到我这儿来通报政治局讨论第一书记候选人的结果，他请拉科西同志向我转达。如果我们苏联人怀疑推荐他为候选人是否合适的话，那么他就不同意政治局推荐他为候选人的决定。”［2］183-185米高扬在7月16日给苏共中央的电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格罗的这种政治手腕：“格罗同志在同我事先谈话中的立场和在没有我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的立场，带有策略手段的性质。看来，他内心始终赞同自己作为候选人，但又不想同我们的愿望发生尖锐的矛盾。”［2］183-185
       尽管米高扬对格罗的这种作法有一点不悦，但他还是极力为格罗能在中央全会上当选第一书记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工作。［2］225-2367月17日早晨，米高扬就同格罗和赫格居斯就中央全会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交谈。为了在中央全会上不出意外，按照米高扬建议，格罗和赫格居斯在他们三人会晤的当天晚上同拟定增补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单独交谈了5个小时，然后又就全会工作的方针问题召开了政治局委员会议，再后来又召开了政治局委员和全会的其他18名最有影响的而且反对中央政治局决议的中央委员会议。召开这些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前统一意见，不至于使第二天召开的中央全会出现意外而使中央政治局出于被动地位，从而为格罗的顺利入选第一书记铺平道路。至此,会前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按米高扬的话说就是“在中央全会召开前夕进行这样的事先交换意见决定了全会工作的性质”［2］225-236。
       一切准备就绪，7月18日匈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按时召开。格罗、赫格居斯等牢牢控制着大会的主动权。大会以“拉科西有理由的辞职声明和赫格居斯同志代表政治局所作
       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组成人员变化的报告开始”。赫格居斯首先宣布一系列人事变动的决定：拉科西由于“健康原因”被解除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格罗·艾尔诺为第一书记。然后赫格居斯在报告中隐诲地批判了拉科西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纳吉·伊姆雷。［1］272赫格居斯之所以对纳吉进行批判，主要是害怕拉科西下台之后，在匈牙利的混乱局面之中，纳吉·伊姆雷会趁机反攻。赫格居斯后来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
       第一，我确实害怕由于拉科西离开领导层会出现当年纳吉宣布政府纲领以后的那种反对社会制度的局面。那次使我们措手不及，自此以后我们对这类动态总是心有余悸。第二，那时已发生了波兹南起义，这次起义比柏林的那次要持久，影响也更大。我们怕拉科西下台会导致打开闸门,出现波兹南那样规模的事件”。［1］272赫格居斯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参加全会的许多中央委员都对拉科西的辞职表示遗憾，“全党刚刚还在无条件地支持拉科西,而现在则通报他辞职，这可能会引起党员的震惊”。米高扬在当天致苏共中央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值得注意的是，有20多名中央委员在两天之内都对格罗发表了意见，他们全都强调了他个人性格方面的缺点：不容忍批评、对同志狭隘偏执。一些人甚至强调指出，他对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态度冷淡严酷”。为了给与会者施加有利于格罗、赫格居斯等的影响，米高扬顺水推舟讲了一番政治性的话题。他表示苏共中央和其他各兄弟党都对匈牙利的命运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担心。他们“在波兹南事件的教训后都不希望匈牙利也发生某种类似事件”。米高扬指出，匈牙利和裴多菲俱乐部论坛“是没有开枪的意识形态的波兹南”。匈牙利共产党人不能因“没有直接的反革命攻击”而对没有提出反革命口号的裴多菲俱乐部“高枕无忧”。裴多菲俱乐部中共产党人已经同“小资产阶级阶层溶为一体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二十大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口号，不是要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做出让步，同敌对观点调和，而是恰恰相反”。［2］22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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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苏联档案不难看出，米高扬从7月13日抵达匈牙利一直到7月18日匈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召开，“不辞劳苦”地做了大量工作，终于将格罗扶上了台，实现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前苏联对匈牙利的第一次政治干预。
       这次政治干预发生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匈牙利事件”爆发之前，档案反映的整个政治干预过程更充分地显示出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进行政治干预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特别的苏东关系。首先，自冷战发生以来，东欧国家包括匈牙利都被苏联先后拉入苏联怀抱，拖入苏联轨道，采用苏联模式，形成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小区域发展圈，从而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其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全球发展圈相对抗。斯大林用这种“阵营对抗战略”控制东欧国家，而且在“阵营对抗战略”指导下的苏联国内外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东欧国家各种政策走向与道路抉择。其次，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党内斗争加剧，随着赫鲁晓夫相继战胜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并在党内的地位日益巩固以后，开始改变以往斯大林时期对西方的“阵营对抗战略”为“缓和战略”。同时，苏联也在积极探索对东欧政策的改变，实行所谓的“松绑”政策，就是允许东欧国家在其他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有一定的自由度，允许并推动东欧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发展其经济，维护其稳定，其目的在于缓和与西方关系的同时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在苏联的积极推动下，东欧国家如东德和匈牙利等都先后推行了不同程度的“新方针”改革，且初见成效。再次，苏联对东欧国家实行“松绑”政策并推行某种程度上的改革，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有更大的局限性。表面上它是为了维护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与稳定。最后，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不仅在苏联党内而且在东欧国家同样引起剧烈振荡。苏共党内许多人包括莫洛托夫等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导致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与混乱，甚至以此为借口团结党内保守派加紧对赫鲁晓夫的夺权斗争，因而，赫鲁晓夫1956年在处理东欧问题上慎之又慎，毕竟保持相对稳定的苏东关系不仅是对西方实施“缓和战略”的前提，更是稳定苏联国内秩序、巩固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地位的必要保障。
       不仅如此，从新解密的苏联档案看，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的政治干预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与政治效果。首先，政治干预成为苏联处理与东欧国家关系、加强对东欧控制的首选渠道与主要手段。苏联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主张并充分利用政治干预的手段解决东欧国家的内部稳定，极力扶持那些既能控制二十大后东欧国家的动荡局势、又忠于苏联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上台执政，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在东欧扶持一个忠于苏联的政府。其次，政治干预是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苏联与东欧国家不正常的国家关系，通过苏联共产党施加政治压力强迫东欧国家接受并实施的。米高扬在匈党七月全会上的一番说教表面上似乎增强了匈劳动人民党中央的党内团结，缓和了国内局势，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正是由于米高扬在七月全会前后的关键作用才促成了拉科西的最后下台。再次，在冷战时期特殊的苏东关系背景下，政治干预中苏联“特使”的作用固然必不可少，但苏共中央对东欧国家党的领导人的挑选则至关重要。苏联先后赴匈的几位“特使”中最重要的当属米高扬。米高扬当时赴匈的首要任务就是换掉拉科西以缓和匈国内局势，保证匈牙利不会出现类似于波兹南的骚乱，希望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七月全会后能建立起“坚强的领导和牢固的团结”。但是，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在拉科西之后任用格罗为党的第一书记实为换汤不换药。格罗上台后执行的仍然是没有拉科西的“拉科西主义”。这使得苏联在匈牙利事件前对匈牙利的早期政治干预，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党内矛盾，刺激了匈牙利国内强烈的仇俄与反俄情绪，强化了匈牙利业已存在的紧张的国内气氛，为即将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埋下了伏笔，也为“匈牙利事件”的悲剧结局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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