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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雄踞的斯芬克斯:论“我的阿Q”
作者:刘九生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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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阿Q正传》是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一个斯芬克斯式的谜,是鲁迅“反省”文学的巅 峰之作。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既非人类普遍弱点之一种,更非剥削阶级统治者腐朽没落的 精神状态,而系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整个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根源就存在于 我们历史悠久、传统强大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之中。鲁迅冲破古往今来一切传统思想传统手法 传统审美观念,创造出“我的阿Q”,“本意”在教人“反省”,催人自新,让精神获得解 放,思想冲破牢笼,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革除贫穷、愚昧、落后、野蛮、禁锢,以完成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 鲁迅;《阿Q正传》;阿Q精神;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3-0037 -18
       收稿日期: 2005-01-26
       作者简介: 刘九生(1948—),男,陕西岐山人,陕西师范大学社会 科学评论编辑部副教授。
       一、 论“不朽之人”:《阿Q正传》的传主
       “阿Q正传”是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鲁迅所称“我的阿Q”堪称我们中 华民族自己历史十字路口雄踞的斯芬克斯。这个谜,比那希腊神话和传说还要曲折、动人。 让我们从鲁迅的创作及其对这种创作的理解中,求得说明。
       《阿Q正传》开宗明义,即开始了语言上的突围。猜破“我的阿Q”全部之谜的入口或捷径, 就预设在这语言的突围里。突围之妙,在于“我”利用了传统的“立言”,冲破了“立言” 的传统,“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一厘一毫,都没有被传统的“立言”所利用。失以毫厘 ,谬以千里。为了避免万一失足,落入传统阅读或审美的井底,所以,我们得特别留神,看 好《阿Q正传》开宗明义的第一句:
       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 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 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注:《呐喊•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1981年人民文学版,第487页。按以下凡引自《阿Q正传》的文字,不再注明。]
       瞻前顾后,吞吞吐吐;曲折伸缩,欲言又止。细看之下,修辞立其诚,无一不是实话实说 。
       古有三“不朽”,“立言”即其一。“我”要给阿Q做正传,构想已经不至一两年了。一旦 化为创作,分明在“立言”。何以还要特地声明,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呢?
       答曰:“往回想”,我要给阿Q做正传,并非为了追求个人的所谓“不朽”。在我个人,毋 宁做出来的这一篇文章“速朽”。《阿Q正传》自属我的“呐喊”。万般因缘,无不与传主 息息相关。说白了,《阿Q正传》“须传不朽之人”,系“不朽之人”的“本传 ”。“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而 终于归结到传阿Q”。“人以文传”之“人”系“不朽之人”,“文以人传”之“人”系“ 阿Q”。“归”者,集中也;“结”者,聚合也。一体而众体,“我的阿Q”集中聚合“不朽 之人”于一身。古往今来,凡人物传记,无论传主人数多少,无不有名有姓有籍贯,传主一 体而分殊。惟“我的阿Q”独步世界。“人”为体,“文”为用,“不朽之人”的本传遂靠 “传阿Q”浑然天成。出神入化,点铁成金。“我”就这样凭魔幻般的语言文字力量,创 造出了“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的无 差别境界,完成了召唤“不朽之人”的决定性起飞,从而引领读者,进入了人类文学史上一 个空前绝后的主题:“反省”,拿“我的阿Q”镜子“反省”自己或自己“反省”。
       神出鬼没。“我”欲为之做传的“不朽之人”究系何人?“我”思想里的“鬼”究在何处?
       试看“我”基于“立传的通例”:姓氏,名字,籍贯,怎样逐一叙事。叙事之妙,仍体现 为语言上的突围。不过,主要利用了负的方法。因“有”言“无”,有无相生。负的方法, 恰好使“我”能言不可 言,言尽不可尽言。所以,“我”所面临的“万分困难”,反成了“我”继续冲破传统的推 进器和脚踏板。
       “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阿Q曾想跟“阔人”赵太爷攀“本家”,结果被赵太爷一记嘴巴 打过去,斥之:“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可怜的阿Q没有“抗辩”,摸着打 痛的脸从赵府退出去了。从此再无人提起阿Q的“氏族”。“我”于是只得违背立传的“通 例”,干脆避开阿Q姓氏不提。
       “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所以会有这个“阿Q”名字,乃作家终于不能避开而 中西合璧的一个创造。“阿”在汉语中不是实词,可冠附于任何亲属称谓或名字之前,如传 统医学里便有“阿是”穴,位置不确定,何处有病痛,该处即是穴,施行治疗。“Q”很像 一个人脑袋后边拖一条小辫。鲁迅“自己说,他就觉得那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好玩 。”[1]41(不必说辛亥以后了。当今脑袋后边拖一条小辫的人,大约只能见诸戏剧 舞台电影电视了。然而动辄以下跪作揖为荣耀,崇拜“皇”、 “帝”、“王”、“霸”的臣民心理奴隶根性及其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表现,不也非常泛见 吗?马克思“天才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言应验了:“一切已死的 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阿Q的“籍贯有些不定”。阿Q多住未庄,只能有乖“史法”说他是个“未庄”人了。“ 未庄”在何处?根本不明指。任读者自思自量而避免了固定在某处的可能。阿Q不独是姓名 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历史上没有阿Q的位置。有关“他”思想 言行的记述文章连踪影都难以找寻。
       通观“我”欲为之 做传的“不朽之人”,“我的阿Q”确乎很像一个谜。“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 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2 ]《文心雕龙•谐隐》难怪自1921年12月4日以降,“我的阿Q”崭露头角,走向人间,围绕这个“熟悉的陌生 人”,会有那么多南辕北辙的御手,骑着驴子找驴子的主人,东 躲西藏要摆脱自己影子的幻想家。当“我的阿Q”走向人间十余年之后,万般无奈,1934年1 1月14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里,“我”只得自己走出来,揭开谜底。
       未庄在那里?《阿Q》〔剧本〕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 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 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 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 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 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 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 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 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 ,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Q的姓呢,谁也 不十分了然。……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 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 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 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 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3]145-146
       
       未庄——中国,不朽之人——我们中国人。难道还能有比这更白更确切的回答吗?千 思万虑,“我”到底都出于何等目的,要这样安排,这样表现,想竭力免除的是那些“枝节 ”,渴望产生的是什么社会效果,难道还能有比这更详尽更语重心长的说明吗?
       仰望人类语言艺术史的闪闪星空,古往今来,有那一位语言艺术家,能像鲁迅,对自己国家 民族的人,怀有如此非凡的“诚和爱”?那些不朽的“经典作品”,有“歌颂”的,有 “暴露”的;那些不朽的“典型人物”,有“正面”的,有“反面”的,不知激动了多少人 的心灵。然而,“我的方法”谁用过?像“我的阿Q”这样所谓“熟悉的陌生人”可有第二个 ?教人反省,催人自新,让精神获得解放,思想冲破牢笼,启蒙先启自己的蒙,超越“歌颂 ”“暴露”,超越“正面”“反面”,《阿Q正传》甚至成为连作家自己也难以 超越的巅峰之作。古国要革新,人要现代化,“我的阿Q”确乎有可能开出“反省的道路” 。但是,跟托尔斯泰之在俄国一样,鲁迅之在中国,真正了解的还只是少数人。千百万人的 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阿Q式的心理习惯由来久矣,早就程度不同地支配了许许多多人 的思想行为方式,受众极难从“我的阿Q”身上“反省”自己或自己去“反省”。阿Q只能被 铁订为“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鲁迅的苦心被糟蹋,受恶报,挨酷评。多少年 了,围绕“我的阿Q”,大家互相“推诿”,生出了多少“无聊”的大“枝节”,争了多少 通不可开交的“闲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阿Q”甚至成了无人敢于问津的禁 区,结果岂至“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而已。
       接下来,让我们再仔细看“我”思想里的“鬼”。
       “鬼”在“名实”之辨上。名副其实,言行一致, 是为“名正言顺”。反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我的阿Q”关乎国人 彼此都“反省”,“我”深知此事体大。为求名正、言顺、事行,所以我“才下笔”就在文 章的“名目”上动脑筋。鲁迅精研 从“志怪”到“志人”,一直发展到近现代的中国小说史,通晓多种人物传记文章体式。“ 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我 ”的要求。“正名”,“名从主人”,原是自孔夫子以来我们的一大讲究。然而,“不朽之 人”却“有”主而“无”名。这使得古往今来一切人物传记的“名 目”,“我”都“不敢”用,用不得,用不成,不能用。必须另辟蹊径。权衡了又权衡,掂 量了再掂量,不愧行家里手,“我”最终大笔一挥,截断众流,受民间说书艺人启示,从“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二字,作为“名目”。 “正传”犹“正 题”“正文”。蓦然回首,直攻核心。找遍辞海辞源千百度,难道还有比这更妙的“名目” 能中“我的”本意”吗?所以这“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即“正确 传授”字面上很相混,“我”也“顾不得了”。所谓“顾不得了”,旁敲侧击,实乃对“正 传”犹“正题”“正文”这一命题或取义的强调:《阿Q正传》即“不朽之人”的“本传” 。
       “我”欲为之做传的“不朽之人”,并不是古典意义上那些“立 德,立功,立言”的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英名永存”的那些逝去的人,并不是一个一个 孤零零的单个的个人。“阿Q”之于“不朽之人”,颇 类似“小我”之于“大我”。依照中国人思想中的“不朽”观念,“就像猫狗会死一样,个 人也会死的,但是他却依然存在所谓人类或社会的‘大我’之中,而大我是不朽的。大我的 继续存在,成为无量数小我个人成功与失败的永存纪念物”[4]358。
       “鬼”在“鬼魂”纠缠上。鲁迅献身于进步和科学,反对迷信,却不能摆脱过 去,有时甚至完全让自己屈服于传统的重压。“鲁迅无疑背负着某种鬼魂,……对于其中的 一部分,他甚至隐藏着一种秘密的爱恋。”[5]653 鲁迅《致李秉中》中说到:“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 他,而 不能。”所谓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所谓“我”毋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 ,究其实盼望的正是无量数的“不朽之人”即我们中国人“反省”自己或自己“反省”。预 期的社会效果达到了,“我”这“文章”不“速朽”还留着等什么呢?“我”“只希望有‘ 历史癖与考据癖’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将“我”思想 里的这些“鬼”一一究明。惜乎这一语重心长的建议至今悬空。[注:鲁迅对胡适的小说考证工作,一贯评价甚高。据《鲁迅全集》第11卷,鲁迅致胡 适的8封信(1921年1月3日—1924年6月6日),主要讨论小说史考证等学术问题。1924年1月5 日,鲁迅称胡适为《水浒传续集两种》等书所写“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从1922年 8月21日信可知,胡适对《西游记》的考证,还得到鲁迅的帮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 《史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论及《红楼梦》,都引用了胡适的观点。《阿Q正传》连载始于192 1年12月4日,终于1922年2月12日。比照之下,这里所谓“胡适之”云云,是真“希望”而 绝无“讽刺”之意。]
       二、 论阿Q精神:传统农民的整个
       不健全 心理状态或习惯古往今来,凡能创造出“我的阿Q”式的“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的语言艺术品,几乎 全是鸿篇巨制。鲁迅自有一套删繁就简、领异标新的神异本领。 《阿Q正传》分为篇幅短小的九章,总计约两万六千字,却能表现深邃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 ,即日常生活场景:《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恋爱的悲剧》;非常生活 场景:《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大团圆》;革命场景:《革命》,《不准革命》。整体看,阿Q“这一个”,就像海上冰山,露出水面的,仅冰山一角,山体绝大部分沉 浸在水中。沉浸在水中的,那是我们活的历史传统。鲁迅正是在对我们活的历史传统与生活 之流整体的非凡理解及把握中,才创造出了“我的阿Q”或通常所谓“阿Q精神”。《阿Q正 传》每一章、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经得起反复探究,犹如经能工巧匠切割和琢磨之后的 钻石,从四方八面折射着生活的光辉。
       阿Q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个无依无靠受苦受难最深重的人。“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 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真是拼命干活”[6]464,“又很自尊”。加以进了几回城,因而在未庄人 面前更加“自负”。
       可惜,阿Q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尤其是正视世界上不合理的东西,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尤其 是正视自己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告诉我们:“弱者总 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 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 一切感觉。”[7]589鞭辟入里,仿佛说的正是“我的阿Q”思维方法思想行为方式 即阿Q精神。
       阿Q常常为获得想象的“自尊”、“光采”,实际上付出沉重的代价。有时他为了维护或挽回自己的面子,混同甚至根本颠倒“ 名”与“实”,到了不要脸皮的地步。他以先前的“阔”掩盖眼前的困顿,拿自以为是的优 点去比别人的缺点,自欺而欺人,损人而不利己。对于因贫穷无医留下体质上永恒的缺陷“ 癞疮疤”,则采取忌讳的态度。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他宁肯闭上眼睛,抚慰自己精神上、肉体上所受到的双重的伤害。想象使 失 败化为胜利,痛苦归于宁息。阿Q喜欢昏天黑地混而不愿明明白白过,喜欢忘却而不肯长记 性。想象使阿Q任意盲动蛮干,不知认错,从不总结经验教训。所以,阿Q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 为摆脱屈辱,为对抗压迫与损害,为 恢复自己人的尊严和权利,所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努力、活动、斗争,结果只能是徒有虚名 ,事与愿违。阿Q的“优胜”实为“劣败”。《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就是阿Q随意摆 弄精神胜利法万花筒的大写真。
       
       对新生事物,阿Q不问是非,盲目仇恨、反对、排斥。钱太爷的大儿子钱秀才,曾留学日本 。阿Q称之为“假洋鬼子”,当成异类。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尤其“深 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阿Q昧 于历史,根本不知道清初法令,强迫汉人仿照满人剃发留辫,敢有不从者“杀无赦”。辫子 原不是什么祖传宝贝,而系民族压迫的产物,顺民或奴隶的屈辱标志。假洋鬼子留学时剪了 辫子。迫于和数目的力量不得已而装了一条假的,实在应该得到同情之理解。阿Q反其道而 行之,凭一己死脑筋上纲上线,不以为耳心, 反以为荣。给自己后来“革命”,平添了障碍。
       在两性关系问题上,阿Q鹦鹉学舌,因袭了老“中国的男人”的旧货,诸如: “女人是害人的东西”、“女祸亡国”之类,对于“男女之大防”自来“非常严”。受“圣 经贤传”思想蛊惑,加以长期过着非人的独身生活,本能受压抑,阿Q表面上“正经” ,实际上却逃不脱本能牵制,阴暗、敏感、多疑,因渴望而生妒嫉、憎恶。心理的不健全不 干净导致行为举止的低级、下流、荒唐、可笑,出演恶作剧。“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 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阿Q或往往“怒目而视”,或大声说几句“诛心 ”话,躲在冷僻处,“从面后扔一块小石头”。他趁着人多,还“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 一个女人的大腿”。
       “对凶兽显羊相,对羊显凶兽相”,原是阿Q的拿手戏。欺侮小尼姑,这是他少有的一次“ 胜利”。不过,他很为之“得意”的这一 次胜利,沾染着一点流氓气。当然,阿Q绝非流氓。他和吴妈的“恋爱”,已经是对“男女 之大防”的一次超越了。他严肃、 认真,甚至表现为一种神圣,根本没有什么错,更没有犯什么罪。畸形的社会,吃人的礼教 ,才使得他的“恋爱”成了“悲剧”。
       为了解决“生计问题”,阿Q只顾为自己开路,匆忙中竟推倒一切与他无 碍的行人,迁怒于小D,干出了同类兄弟“龙虎斗”的蠢事。求食无门,就“爬上矮墙”跳 到尼姑庵里偷萝卜。“偷”,这是一种反抗方式,不过是一种卑劣的反抗方式。更不可取者 ,当人赃俱获,阿Q非但不认错,还当着老尼姑的面,说什么“这(萝卜)是你的?你能叫得他 答应你么?”对弱者耍泼,撒野。
       迫于“生计问题”,阿Q才不得不进了城。在城里,他先在举人老爷府上“帮忙 ”。但这位在百里方圆之内 都独享大名的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残暴远甚于未庄的土皇帝赵太爷,以致阿 Q不高兴“再”帮忙了,随之堕入了偷儿帮,对压榨盘剥他的不合理的现实,采取了更加卑 劣的反抗。如此反抗,除了使自己更加堕落还能有什么别的收获?阿Q毕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 民,毕竟靠劳动过活惯了,毕竟不是走贼道当偷儿的那路人。瘦骨伶仃,胆子又小,在偷儿 帮里,他“不过是一个小脚色,不但不能上墙,并且不能进洞,只站在洞外接东西。有一夜 ,他刚才接到一个包,正手再进去,不一会,只听得里面大嚷起来,他便赶紧跑,连夜爬出 城,逃回未庄来了,从此不敢再去做”。当时,刚过“中秋”。他“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 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钿钿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不出一月,“革命”那一 天,“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阿Q已“将搭连卖给赵白眼了”。从一时“中兴”的幻境, 跌入山穷水尽的“末路”。面临空前“生计问题”这一次怎样才能化凶为吉活下去?借酒浇 愁,腹内空空毕竟不行,“空肚酒”醉了的滋味 可不是那么好受,阿Q转而将解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到“革命”上。远在阿Q之前,从陈胜吴广 到太平天国,历史上千百次农民造反、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即农民革命,皆缘于死里求生, 万般 无奈。论身份,阿Q跟他的老前辈陈胜,惊人地相同。他一贯不满现状,不安于久久当奴隶 ,难道能不革命?受传统“顺民百姓”思想观念的影响,阿Q“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 便是 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革命”使“太”“妈妈的”的举人老爷“ 这样怕”,他本能地有些“神往”了。面对“见识”远在自己之下,“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 慌张神情”,促使阿Q的自尊心和好胜心,得着了一个发泄表现的绝佳天地,他成了全未庄 农民里边,第一个也是惟一的欢呼“造反了!造反了!”的先锋,第一个迫切要求“来投”— —“申请加入”[6]468革命党的人。
       在革命生活的场景下,阿Q想象竟空前急剧地扩张。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 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 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 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 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 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 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 可惜脚太大。”
       阿Q没有想得十分停当,已经发了鼾声,四两烛还只点去了小半寸,红焰焰的光照着他张 开的嘴。
       这是一幅精美绝伦的阿Q理想世界的全息摄影,一面令人叹为观止的旧式农民革命的镜子。 爱与恨,正与邪,真善美与假恶丑,相互渗透,难以分割。本能纯朴的革命性要求中不可避 免地带上了一系列落后性胎记,愚昧荒唐的落后性胎记中自然而然预示着一系列革命性要求 。“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 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 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8]301所以,即令真 正“造反了!”或“申请加入”了革命党以后,“我的阿Q”问题依然很严重。
       阿Q想象跟“白盔白甲”的革命党“同去”造反,所求的只是纯粹个人一己欲望的满足:权 势,东西,女人。“白盔白甲”云云,原系未庄人对革命的传闻之辞。实际上,“革命党” 来“叫”阿Q的事终归未见踪影。相反,当他鼓足勇气,“怯怯”地去“结识”他素来排斥 的“异端”,原以为“没有了做人资格”的真正的革命党假洋鬼子的时候,面对他的却是扬 起来了的无情的“哭丧棒”并“滚出去”!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地逃出门 外。由于阿Q不能代表自己,一 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他要“革命”而代表他的人“不准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 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革 命热情随着对救世主的幻灭而消失了。
       阿Q想象自己是未庄社会里至高无上的主宰,生杀予夺随意决定,一切人都得面向他跪下来 ,祈求、听命,他竟能听着哀哀的“饶命”而感到“好笑”。个人的复仇心理因权势欲的满 足而使他变得冷酷,使他分不清敌友,使他发了疯昏了头,“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 怕的 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 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8]297。他更不知道,凭一个高 高在上,惟我独尊,其余别的什么人都“不要”了的权威所主宰的社会,正是他身陷其中, 受尽屈辱、压迫、损害,没有人的尊严、没有人的权利的未庄,难道还让这样的社会在他 主宰下死而复活吗?
       
       阿Q想象将赵家和钱家的金钱物质,全搬到土谷祠,据为己有,供自己享用,将未庄人的整 体利益变为他个人的特殊利益,对特殊的个人利益的追求使他丧失了理性。他的物欲、他的 情欲,跟他的权势欲一样反常、老朽、吓人。
       阿Q关于几位女性的想象,是他关于女人“学说”的新版本。原来,他私心里一直艳羡秀才 “娘子的宁式床”。生活场景突变,久久遭压抑,变态心理,肆无忌惮地泛滥开来。这位 年龄“该是三十岁左右”的单身汉道德标准失衡了,乱点“鸳鸯谱”:赵司晨的“妹子”, 邹七嫂年方十一岁的“女儿”,假洋鬼子和秀才大爷的“老婆”。这些平时隐藏在内心深处 的思恋对象,忽而因想象中自己地位的改变,全变得不中意了,甚至连吴妈也看不上了,因 为“脚太大”。原来,他暗恋小脚。如此择偶标准,比那老皇上还要落后整整十年:早在阿 Q“革 命”前十年,1901年,“我大清皇上”已龙口大开,“劝谕女子”勿再缠足。诚如论者所言 :“一个文明容忍像妇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 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我的阿Q”,此时此地还向往在“惨无人 道”的污泥浊水里舒舒服服打滚,说明他跟一个健康人、文明人的距离实在太大了。想当初 ,他怎样向吴妈求爱?现在他变了,自己否定了自己,自己糟蹋自己。他不仅是个“假正经 ”、“假道学”,而且颇为势利。
       一个想以奴役别人的方式解救自己的人,一个想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人,一 个想制造并以玩赏这种痛苦为乐事的人,即令他的“思想”全都如愿以偿,结果又怎样?结 果无非是使人奴役人、宰割人的现状依旧延续下去,借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再新开一桌“ 人肉的 宴席”。陈胜为王斩杀了垅亩伙伴以显权威,刘邦追求秦始皇那一套威势,绿林赤眉清一色 信奉“皇权主义”,黄巢张献忠杀人如麻,朱元璋的阴毒残忍大大超过了蒙元皇帝,李自成 创造了腐化堕落导致灭亡的高速度冠军,“天王”洪秀全等级制度之分明细密严格更使“咸 丰妖”相形见绌,……“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历史上旧式农民革命,不就是一再这 样循环吗?何以循环不息,涉及的其实是这样一个要害问题:“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 形式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断然回答是:“决不能。”[9]532农民革命没有也 不可 能改变旧世界,尽管他们有这个强烈的愿望、要求。因为受经济生活条件生产方式文化教育 诸因素支配,“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7]91阿Q 毕竟是个农民。他之必然革 命或走向 革命,革命后必受其固有缺陷的“纠缠”,绝非孤立的社会历史现象。只要看看距离阿Q最 近的一位先 辈:义和团,如何愚昧,蠢动,盲目,排外,凭借巫术符咒的精神武器,用生命为代价,在 跟内外敌人苦斗硬抗,问题就一清二楚了。阿Q精神的根源,当然应该求诸支撑起未庄“社 会形式”的传统小生产方式。
       公元1500年后不久,德国纽伦堡的一位锁匠,早已发明了可戴在手腕上或装在口袋内的表。 100多年后,随传教士东来,钟表方进入中国皇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未庄仍“少有 自鸣 钟”(钟表)。穷,闭塞,生活节奏迟缓,社会停滞不前,人的惰性随之增长,自然缺少时 间观 念。威势赫赫的“阔人”家赵府,每天晚饭“早”,“定例不准掌灯,一吃完便睡觉”(“ 偶 然”的一些例外是:赵大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阿Q来打短工时,“准 ”其点灯舂米)。阿Q“中兴”带回的一些“旧东西”,赵府上下皆期期以为不可如热锅蚂蚁 。未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单调于此可见一斑。赵太爷的权威却至高无上,为所欲为。因 循守旧,祖传的“老 例”无所不在,必然使人的思想越来越僵化,目光越来越短浅,不开化性加剧,创造性萎缩 。人与人之间,彼此隔膜,互不沟通,没有交流。阿Q自以为高人一等似的,全未庄根本 上也没有谁把阿Q放在眼里,来关心他,爱护他,帮助他,引导他。赵太爷进一回城都算件 “事”,一般村人居民难得有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现代文明离他们如此遥远,他们的痛苦 无人关心,根本没有受教育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机会。未庄只有两位“文童”。“赵太爷钱 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 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赵太爷因此而“大阔”。清朝1905年发布上谕,宣布1906年 为始停止科举考试。1904年举行了最后一次进士科考试。而东邻日本,1900年确定实施4年 的义务教育制。1902年初小入学率达到90%,小学教育基本上普及了。阿Q跟文化教育绝缘, 至死一字不识,“人的观念”,一个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他根本无从得知。他生平 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拿起笔来,是在法庭上 抖抖索索“画圆圈”。他纯系“法盲”,根本不知道那“一张纸”就是自己的死亡判决书, “画圆圈”意味着自己对那“莫须有”的“抢案”供认不讳。他坚信人死后有“灵魂”,百 忙中,还“无师自通”地说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说明 了缺乏科学与理性精神的未庄传统文化,积淀于他的无意识之中。
       阿Q是一个农民小生产者,阿Q精神实际上就是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个体小生产者整个不健全 心理状态或习惯,极其深广的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阶级的根源就存在于 我们源远流长的小生产汪洋大海之中。一个人祖祖辈辈,生活于如此贫穷落后的地方,如此 封闭落后的文化氛围中,如此野蛮落后的制度下,如此专制落后的社会里,物质生活、精神 生活都极度单调贫乏,他怎么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尤其是正视世界上不合理的东西?怎么能正 确 地认识自己尤其是正视自己的缺陷?整个心理状态或习惯又怎么能健全得起来?将阿Q精神 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心理状态,当成腐朽没落者的精神意识,归诸剥削阶级统治及其 思想影响,犹如手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并没有触及“我的阿Q”或阿Q精神的实质: 弱者,凭借想象解救自己。传统小生产远不止是封建主义的基础,小生产意识及其习惯 势力,远比剥削阶级 统治及其思想影响更大,更悠远,更广泛,更根本。传统小生产条件下,农民的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居住状况,交通状况,交往程度,教育程度,文化水平,思想水平,都决定了农 民整个心理状态或习惯不健全,根本不可能健全起来。如所周知,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 于农民的古典式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见诸《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法德农民问题》等经典著作。
       三、 论未庄人:男男女女或形形色色的阿 Q
       周作人论之曰:“在未庄里阿Q却是惟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被‘正法’ 了。”宜其卓识。比较之下,阿Q确系未庄社会必须的一个人,一个实干苦干而且非常能干 的多面手。就“质朴”而言,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就“愚蠢”和“狡猾”而言,比阿 Q更甚者颇不乏人。阿Q见多识广。第一个自己走出来,迫切要“革命”。应该说,阿Q很优 秀。这样说,参照系当然不是假洋鬼子那样有新色彩的人,而是传统未庄社会中普通的村人 居民。
       在未庄,“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即“真是拼命干活” 之意。别人根本就不认识阿Q的价值。他“忙碌”完了,走了,别人也就把他忘了。再记起 来也只是“做工”,而不是他这个人。他这个人被人当一件顺手的工具用。他去押宝,自己 的钱全流入别人的腰包,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这份善意,别 的未庄人没有。他当过偷儿,也“并不讳饰”。这种诚实,错而能改,别的未庄人没有。
       
       当阿Q在稠人广众之前宣称,他和赵太爷是“本家”,其时几个“旁听的人”倒也肃然的有 些“起敬了”。可阿Q因此而大倒其霉,“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 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旁听的人”和“知道的人 ”全不顾事实,不问是非,见风使舵,一样地具有对等级,对“阔人”盲目服从崇拜的阿Q 式心理。所以,阿Q“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一个人价值的高低 ,取决于身份,取决于他跟“阔人”的关系,不论这种身份或关系有无意义,是正面的还是 负面的,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在权威面前,未庄人毫无例外,不顾事实,不管是 非,无条件地放弃了自己的意志 。赵太爷眼看快要抱孙子了,还要“买一个小的”,赵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将要“生孩 子了”的秀才娘子也因此大为光火。此中不知隐藏了多少肮脏。赵太爷却依然故我高高在上 。这跟阿Q向吴妈求爱所引发的“悲剧”,对比何其强烈!
       “恋爱”之所以成为“悲剧”,就在于,吴妈既逃不脱本能的牵制,头脑又被礼教的梦魔死 死纠缠;吴妈式的男同胞女同胞比比皆是。所以,迎接阿Q的,不是同情,不是安慰,而是 普遍的敌意。一个能拼命干活,为社会所必须的人,竟然 成了多余 的人。偌大的未庄没有他的容身之处,立足之地。布衫落入赵府,毡帽做了抵押,棉被归了 当铺。阿Q所有的,只剩下“卖不出钱”的破夹袄和“万不可脱”的裤子。酒店不肯赊欠了 。管土 谷祠的老头不让住了,叫他走。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请他做短工。阿Q忍不下去了,他只 好到老主顾的家里去探问,“然而情形也异样:一定走出一个男人来,现了十分烦厌的相貌 ,像回复乞丐一般的摇手道:‘没有没有!你出去!’”本无过错的阿Q仿佛真干了什么见不 得人的事,十恶不赦似的。未庄人不能代表自己。秀才大爷的“大竹杠”就是他们的教鞭。
       做贼不成逃回来,阿Q在未庄反得了“新敬畏”。凭什么?凭“现钱和新夹袄”。阿Q大讲其 在城里的见闻,听者思想感情随之发 生奇妙的波动。听说他在举人老爷府上帮忙。那“当然是可敬的”。为什么? 因为在一个等级社会里,“帮忙”竟会因被帮者的等级而有高低贵贱之分,举人老爷的身份 名望均高于他们未庄的土皇上赵太爷,故而为之帮忙“当然是可敬的”。听说他“不高兴” 帮忙了,又都“叹息而且快意”。这又是为什么?因为听者那根深蒂固的等级崇拜主义心理 得到了某种负面的补偿。这跟阿Q分癞头疮为“高尚的光 荣的”与“平常”两等,是半斤八两抑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残酷的剥削压迫的反抗之心 孰高孰低?
       当阿Q的“可疑”之点被“传扬”出去后,村人的“新”敬畏忽而“变相”了,虽然还不敢 来放肆,却很有远避的“神情”,而这神情和先前防他眉飞色舞“杀革命党”,“嚓”的时 候又不同,颇混着“敬而远之”的分子了。一旦阿Q“傲然”地说出他的“经验”之后,未 庄人又眼一闭,赶紧翻了一个筋斗,稳稳地站在原来的地方了:村人对于阿Q的“敬而远之 ”者,本因为怕结怨,“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这实在是“斯亦不足畏也 矣”。如若阿Q贼胆包天,村人又该拿他怎样看?够了。与其慢也宁敬→疑而且敬→新敬畏→ 敬而 远之→斯亦不足畏也。这奇妙的思想感情变化曲线,说明未庄人只管眼前,怎样方便怎样行 事,其余一切,什么事实,什么是非,什么平等,什么长远,宁肯不管,得过且过,昏天黑 地硬胡混,混一天是一天。他们“自私”吗?他们何曾为自己考虑,即令损人而不利己也照 样混。都一样:愚而诈。
       管土谷祠的“老头子”,在“恋爱的悲剧”中,主动上场,加入了反“社会公敌”阿Q的大 军 ,“催他走”。阿Q出尽风头“革命”“造反”回来,老头子却意外地和气,请他“喝茶” ,——满足他的要求,给了他两个饼,“点过的”四两烛和一个树烛台。莫非“老头子”良 心发现了?非也。此“与其慢也宁敬”之长策也。一旦“不准革命”,阿Q深夜归来,就只能 在比未庄“更漆黑”的土谷祠里,“摸”进自己的屋子了。此“斯亦不足畏”之权衡也,明 哲保身之世故也。同是天涯沦落人,可怜他老人家的心,仍是缺乏诚与爱的未庄心。
       阿Q和小D因争夺“饭碗”,演出了“势均力敌”的“龙虎斗”,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 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但见“看的 人”而不见有人劝。看的人,有说“好了,好了!”的,有喊“好,好!”的;说“好了” 的,是已经看够了的人;说“好”的,是没有看够还想再看的人;直到两个可怜的“仇人” 无力再斗下去,头发里都冒烟额上都流汗,同时放手,“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 去”。“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 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10]240都一样:以猜疑相贼为 能事,拿残酷当娱乐,无聊当有趣。
       欺侮小尼姑的恶作剧演完后,阿Q“哈哈哈!”,“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 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倘若“酒店里的人”有谁跟阿Q一样,那“九”分的笑马 上就会增加到“十”分了。赏玩别人的痛苦,跟制造这种痛苦的人,彼此人格的高下,不言 而喻,彼此彼此。都一样:呆而坏。
       阿Q进了几回城,因而更加自尊,自负。不幸得很,听阿Q大讲其“见识”的人,比阿Q更贫 乏,更浅薄,更无知,因而不得不折服。这些听众从未离开过未庄。阿Q这时在未庄 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 ”。好个“眼睛里的地位”!这使得“未庄人”的无知,狭隘,愚昧,卑怯,麻木不仁,等 级观念,以一种特别的清晰性和精确性表现出来。都一样:刚而奴。
       “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11]477未庄人感情大都已经硬化了,因而竟然 不为所动。阿Q被游街,被示众,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阿Q说出“过了二十年又是 一个”半句话,从人丛里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喝采声”。阿Q死了,阿Q精神不死, 化为未庄和城里的“舆论”。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 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 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阿Q不知自己为什么而死,未庄人和城里人也不知自己为什么活着。四年之前,阿Q曾在山脚 下遇见一只饿狼,要吃他的肉,“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而这回他 又 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 他 皮肉以外的东西……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所以,大难临头 一瞬间,“救命,……”阿Q本能想说“然而阿Q没有说。”习惯成自然。“暴君治下的臣民 ,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然而,难道命 运的鞭子只会抽打阿Q一个人吗?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 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 阿呀”,活的高兴。[12]366
       纵然如此,希望还不能说没有。作为有意无意接受新事物,追随时代潮流的一种表现,略早 于阿Q,小D已经像昔日的“异端”假洋鬼子那样,“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借用阿Q的 话来说,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阿Q似的未庄人终究要自己走出来, 革命,自无可疑。
       
       吴妈年轻轻守寡,生活不健全导致心理异常敏感。赵太爷“要买一个小的”,太太怎样醋 劲大发,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其时尚在“春季”),成了她跟阿Q“谈 闲天”的主题。“唠叨”没个完, 无意间释放出被深深压抑的本能。阿Q听着,受了感动,“跪下了”,直楞楞向吴妈求爱。 “阿呀!”“吴妈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有这个必要吗?吴妈做戏,“恋爱的悲剧”因此而开演。阿Q“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 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按旧礼教,寡妇不能再 嫁。否则,无从得到“正经”之名。吴妈小小年纪,为礼教所误,殃及阿Q,宁肯把阿Q感情 的遗留踩在脚下,走牺牲自己给人看的“正经”之路。“大团圆”去法场的路上,阿Q无意 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妈”。“很久违,”阿Q轮转眼睛去看“城里”的吴 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比在赵府时更“正经”了。吴妈只是无数“蚂蚁似”跟着的杀头看客里最“出神”的一个 人。这跟阿Q眉飞色舞地宣扬“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比起来,可谓“此时 无声胜有声”了。
       “恋爱的悲剧”中,未庄女同胞紧跟吴妈,全体出演,陷阿Q于难堪之境。 “仿佛从这一天起,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 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强烈 的做戏的本能,使这位老旦不仅忘了自己也忘了女儿的年龄。邹家和赵府 是间壁。跟阿Q对赵太爷钱太爷“独不表格外的崇奉”异趣,邹七嫂懂得怎样利用得天独厚 的地 望。吴妈在许多人面前哭,她赶来,巍然站在赵府大院,若在自己家中,放言叫板:“谁不 知道你正经,……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俨然礼教法庭的终审法官。所谓“短见”,难道 吴妈自己“寻”了吗?这位老旦是嫌吴妈表演还不够夸张。她忘了,她训诫的是一位“小” 孤孀。邹七嫂所谓“正经”实在荒诞不经,终归逃不脱自以为是的阿Q式高明。
       人还是那人,闺中还是那闺中,然而今非昔比了,只因阿Q“中兴”了。“这阿Q的大名忽又 传遍了未庄的闺中。”“所以也算得一件神异。”促使“闺中”人出现“神异”的魔法师, 正是 这位将近五十岁的老旦邹七嫂。邹七嫂从阿Q那里买了一条廉价的旧蓝绸裙 ,在她的带头示范和炒作下,未庄的女同胞人穷志短见识浅,贪便宜买赃物的胃口全被 吊上来了。“于是伊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 洋纱衫,不但见了不逃避,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问道:“阿Q,你 还有绸裙么?没有?纱衫也要的,有罢?”蝇头小利而且多半是想象中的蝇头小利,激动得 “伊们”一个个大做其白日梦。伊们不仅忘却了自己昔日的那副尊容,而且也不去想阿Q怎 么会“中兴”,其实这些“中兴”之物的来路及其多少,皆远非不可思议的难题。伊们强人 所难,画饼充饥,大可不必。在对待赃物这件事上,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老旦邹 七嫂,尤其下劣。“因为邹七嫂得意之余,将伊的绸裙请赵太太去鉴赏,赵太太又告诉了赵 太爷而且着实恭维了一番。”于是有当天晚上赵府大会的隆重举行。赵太爷亲自主持,太太 ,秀才大爷,秀才娘子全都出席,方形成非同小可的“家庭决议”:命邹七嫂为紧急特使, “即刻去寻阿Q”,“叫”阿Q来,既想贪便宜买赃物,又想盘问底细。邹七嫂衔命,不怕天 黑,来回奔走,弄得“气喘吁吁”,一“说”再“说”,把阿Q“叫”来,自以为得计。实 际上,这位老旦只顾表演到位,开心,凭一己想象取悦赵府,赵府里阴谋下面有阴谋,地雷 上面有地雷,她那里能看透。她是拿着纸惹鬼,甚至把阿Q往死路上推,她那里能晓得。一 旦知道了阿Q“中兴”的底细,第二天,颇类于阿Q 自打嘴巴,邹七嫂便将那蓝裙去“染了皂”,又将阿Q可疑之点“传扬出去了”。邹七嫂列 席了赵府大会。当然,这位“《水浒传》里王婆婆”式的行家里手,对阿Q守口如瓶,她严 格地按秀才大爷的“叮嘱”办,阿Q成为赵太爷严密提防或监控的重要目标,自己一点不知 。邹七嫂之讨好权势者,跟阿Q之欺凌弱小者 ,犹如一块钱币之正反两面,而更卑鄙,可恶。当举人老爷转移的“秘密”财产,走了风声 ,邹 七嫂急权势者之急,跟着帮腔,胡说什么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 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从邹七嫂亦真亦假虚虚实实的这种说辞,最能看出她那 奴颜媚骨中潜伏的机巧来。她的满足现状,她的卑怯,她看“面子”会做戏的本事,她背负 的传统包袱之沉重,都远在阿Q之上。
       柔弱的小尼姑,受着阿Q欺侮和酒店里的人调笑,吓得连哭也不敢,只能满脸通红地说:“ 你怎么动手动脚……”一面赶快走。走远了,保险了,如阿Q之“在冷僻处”从后面给人扔 小石头,她带哭的声音里夹杂着这样的骂:“这断子绝孙的阿Q!”这骂,反映的不正是男 子中心主义的家族观念吗?她这样骂阿Q同时又何尝不是在骂自己?小尼姑虽是个出家人, 思想深处仍脱不了阿Q式的“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 类的世俗正统观念。
       远离红尘的老尼姑,对阿Q“求食之道”很隔膜:一方面 “阿弥陀佛”,一方面质问;一方 面“阿呀,罪过呵”,一方面“放出黑狗来”,险些“咬着阿Q的腿”。“庄严 佛土”竟会有这样老到的多面人,显得滑稽的难道只是一个偷吃萝卜的阿Q吗?“革命”时, 伊因为静修 庵失去了“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而哭得“两眼通红”,足见未庄“阿弥陀佛”还教 人信仰“皇帝”,因而培养了她老人家处惊不变坚定不移的“真龙天子”主义。当革命无门 仍然肚饿的阿Q“有意无意”再到静修庵时,老尼姑—见阿Q“失了锐气”,将开了一条缝的 大门“飞速”的关上了,任阿Q“再打”,“没有”回答了。“普渡众生”么?“慈悲为怀” 么?她老人家跟阿Q之隔膜,足可与管土谷祠的“老头子”媲美。她之没有信仰,正如没有信 仰的未庄人。跟小尼姑一样,老尼姑也是吃教的人。
       假洋鬼子是留学东洋的知识分子,未庄真正的革命党人。革命前,他孤立无援,处境很困难 。革命后,被胜利陶醉,真假莫辨,遂使赵家父子投机阴谋得逞。革命“危机”降临了,给 未庄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一个根本的条件。假洋鬼子所领导的未庄革命仅仅只完成了政治 权力的转移。他大喜过望,俨然自己就是成功革命的 救世主,大门紧闭,站在自家院子里 ,白着眼睛,直面“挺直的站着”的赵白眼和三个闲人,自吹自擂,挟“洪哥”即黎元洪以 自重,派“洪哥”讲“洋话”,虚装声势,自欺而欺人,掩盖自己恼人的软弱无力。这跟 阿Q之“先前阔”“见 识高”正相同。假洋鬼子宣称“自己是不会想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的。连自己都瞧不起这个 。”[6]467露出了自己皮肤下面阿Q式的“小”来:自轻自贱,自己不相信自己, 看不起自己正在干的事情。对未庄普通村人居民,他本负有教育引导的责任和义务,阿Q式 的“小”限制了他。他之对待阿Q革命,一如革命前阿Q之对待他。总而言之,假洋鬼子不是真正的强者。
       当阿Q被押上法庭的时候,满头剃得精光,站在两旁的十几个“长衫人物”都吆喝着:“ 站着说!不要跪!”当阿Q“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时:“奴隶 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显然,“长衫人物”容忍甚至 认同“奴隶性”,尽管他们表面上已将“奴隶性”的那个象征物“辫子”剃得“精光”。所 以,当那个稳坐大堂,也“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昔日的清朝知县大人,像往常那样“ 沉静”的清楚的威逼:“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阿Q 吓得说不成话时,这么多的“长衫人物”竟也激动得大声附和:“招罢!”游街示众前,“ 用黑字写 着阿Q的姓名和罪行”[6]468的那件“洋布的白背心”,竟是“许多长衫和 短衫人物 ”一并给阿Q穿上的。阿Q何罪?人证物证又在哪里?对阿Q的指控能否成立?“许多长衫和 短衫人物”全糊里糊涂。
       
       “闲人”以无行为特征,平日里欺侮弱者,无事找事,寻开心。革命后,闲人变得更可恶了 。闲人变成了忙人,三个闲人和赵白眼联手,见风使舵,一并投向未庄的新派权势人物假洋 鬼子,“必恭必敬”,吃起了革命饭,帮着假洋鬼子把迫切要求革命的阿Q赶出了大门。
       地保出场三次(《序》、《恋爱的悲剧》、《从中兴到末路》),每一次都在乘人之危落井 下石,每一次都是一副凶神恶 煞相,每一次都要额外榨取阿Q钱物,心狠手辣,靠牺牲别人维持自己的存在。地保系赵太 爷的鹰犬,精神世界,跟不安于现状,靠想象解救自己的阿Q,显然泾渭分明;跟以混世为 能事,思想变化无踪迹可寻的“闲人”,似乎不可混同,而迹近赵太爷之流。
       四、 论“大团圆”的秘密:国民性或必然 性
       “大团圆”当然是一个反语技巧。“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 ,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 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 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 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 底问题。”[13]316
       纵然二者的篇幅犹如霄壤,但比起曹雪芹构思的《红楼梦》收场:“直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 净”,鲁迅笔下的《大团圆》,却更有表现力,更彻底,更有震撼力,更有普遍性,更积极 。从举人老爷到赵太爷到新当权者到阿Q到所有杀头的看客到所有未庄人包括城里人在内, 鲁迅硬是描写出生活的本来面目,使每一个出场的人都不能满意,都留下了自己深深的缺憾 ,终复回归日常生活之场景,“缺陷”的暗河就正在这回归日常生活之场景的底层汹涌,意 味着循环必须打破,现状非改变不可。为什么?
       血淋淋的“大团圆”,因缘于赵太爷的秘密毒计。赵太爷得逞了,其他所有未庄人包括城 里人在内,全都中计了,被赵太爷利用了,欺骗了,蒙蔽了。难道这能长久吗?一旦他们觉 悟过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紧接着的是什么,还用说吗?
       赵太爷得知阿Q“在外面发财”的消息,于是有当天晚上赵府大会的隆重召开:“家庭决议 ”。一旦阿Q“踏进赵府的门槛”,赵太爷探明底细,防人之心和害人之心一并秘密地生长 起来了。
       当阿Q乘着醉意飘飘然,满街跑,狂热地高唱他的“革命造反”歌,忘乎所以,大声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冷冷地,静观事变,赵太爷领着秀 才大爷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以赵太爷为 首的“真”赵家人要的是 实际上的胜利,而不是阿Q那样表面上的戏剧性效果。革命的威力,赵太爷要比假洋鬼子更 明白。阿Q必然成为“革命党”,赵太爷要比阿Q更明白。深刻的恐惧,使面临灭 顶之灾 的恶狼装成一只恭顺的羔羊,赵太爷一声声“怯怯的”“老Q”,欲言又止的“现在……发 财么?”终于套出了阿Q“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的自供。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回得家来,赵太爷秀 才大爷父子久久“商量”的结果,是赶紧采用以屈求伸之计,投机革命,秀才大爷混进了 “自 由党”。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 阔”,远过于他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见了只是徒然自己狂呼高叫“革命”,却不得其门而 入的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背地里则磨刀霍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四天 之后,阿Q自己竟被当作真江洋大盗,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
       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 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 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Q抓出来;直待擒出 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才有些清醒了。
       煞有介事,逮捕,再三审判,在死亡判决书上画圆圈,终落得一个血淋淋的“大团圆”。天 日昭昭,“赵家遭抢”根本与阿Q风马牛不相及。阿Q何以终落得一个血淋淋的“大团圆”? 秘密在于:被侮辱,被损害,不甘久久忍气吞声当奴隶的农民,终归要像人一样活下去,像 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真正的革命党必然不会饶恕这个未庄的土皇帝。 赵太爷欠下阿Q那么多,阿Q不会放过他。这个问 题,赵太爷当然远比我们一些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更明白。“赵家遭抢了!”赵太爷官报私仇 正好除去心腹 大患的时机也来了。“赵家遭抢”本是无头案,正好无中生有,嫁祸于人,栽赃阿Q,告他 就是打家劫舍的罪魁祸首。于是乎,大睡其觉的阿Q,才会像真江洋大盗那样被“抓出来” 。老光头威逼阿Q:“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怎样“早”知道的?
       赵家“遭抢”后,惟“庭训”是从的秀才大爷非特“因为上城去报官,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 辫子,而且又破费了二十千的赏钱”。难道这不意味着诬陷,行贿,公报私仇,借刀杀人, 而这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就是革命前未庄那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赵 太爷吗?
       赵太爷的毒计所以得逞,就在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太急于树立自己的权威,跟封建遗老举人老 爷较劲,“惩一儆百”。对阿Q的审判虽然进行了三次,每一次都是先入为主,徒具形式。 审判者威逼阿Q“从实招来”,“长衫人物”也跟着起哄:“招罢!”阿Q的供词是“断断续 续”半句话:“我本来要……来投……”,“投”即“投降”亦即“申请加入”革命党的意 思,可惜由于胆小,口呐,这个意思没说出来。去“结识”假洋鬼子那一次,阿Q也曾有过 类似的表白。假洋鬼子当然明白阿Q说话的意思。但这一次,审判者全都大大误解了,将“ 我本来要……来投”降革命党“误解为是来投案的”[6]468。问者自问,答者自答 , 性命攸关而各说各的话。紧接下来,审判者问:“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即为什么不自 己来“投案”;阿Q的供词是:“假洋鬼子不准我!”意思是假洋鬼子不接受他的申请,不 准他革命;审判者又误解为阿Q要自己来投案而假洋鬼子“不准”,故有这样的威逼:“胡 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阿Q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才问道:“什么?…… ”审判者诱供:“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阿Q照实回答:“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 己搬走了。”阿Q所谓“他们”是虚指,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是 什么人。不料审判者误解了,宁肯相信阿Q所谓“他们”是实指,阿Q的确跟“他们”是“同 党”,参加了这抢劫,将阿Q的所见“他们自己搬走了”当成 阿Q的确参与了,凭空要阿Q交待:“走到那里去了呢?说出来便放你了。”没有的事情怎么 能“说出来”呢?“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来叫我……”可审判者宁肯相信“银桃子”挂 在大襟上的诬陷者,诬陷者“二十千的赏钱”当然要比阿Q词不达意的口供作用大。令人 痛心不已的是,阿Q凭借想象,感觉良好:“因为我想造反”,才被抓进监狱。那背后的一 切,秘密之中的秘密,他非特没想到,并且根本不会去想,尤其是不会去想杀身之祸的招致 即“革命”“造反”与自己既定思想行为方式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绑赴刑场的路上,“他意 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他至死也不明白,他究竟 是因为什么死的!活着的人又有谁明白呢?未庄人明白吗?“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 未庄人糊里糊涂,倒果为因,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 究竟他坏的“证据”在哪里?“证据”根本没有,不存在。城里人明白吗?“城里的舆论却不 佳,他们多半不满足”。因为城里人想看的是“杀头”,阿Q却遭“枪毙”,按照他们的欣 赏趣味,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他们想听的是唱戏,阿Q游街示众那么久竟“没有” 唱一句,“他们白跟”一趟了。蝼蚁尚且惜性命,一个好端端的人,仅仅因为愚弱,无端地 被毒计害了,同类的愚弱同样惊人,那野蛮、残忍、放纵、非理性东西,反而因同类被害, 释放出来了。阿Q在遭枪毙之前,先已被这些愚弱的同类的心“枪毙”了无数次,想象着, 渴望着,眼巴巴等着,“张着嘴”,脖子当然被拉长了,累不累?“嚓!”曾几何时,阿Q颇 为得意地表演,“咳,好看,杀革命党”。结果他自己落得什么下场?
       
       哦,《大团圆》,一首中国的《荒原》,精神的“荒原”,《呐喊•自序》所剖白所断言“ 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 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旧景重现,死灰复燃。哦, “大团圆”,现代主义荒诞派或先锋派《感天动 地窦娥冤》,启蒙主义感天动地的万古绝唱。呐喊的沉默,滚烫的冰火,在吐露“我的阿Q ”或“国民性”永恒的秘密……《大团圆》就是以如此出乎意料情理之中丝丝入扣一气呵成的精细入微,表现令人震惊不已愤慨不已血 淋淋的“大团圆”。“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14]683在 《大团圆》里,生活的逻辑与艺术的逻辑交相辉映,全方位地显示出严酷环境下, 生活—哲理的丰富性和广袤性。革命不彻底,错杀了阿Q,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反为“阔 人” 赵太爷之流所利用。作家一丝一毫都没有将革命理想化,描写了革命本身的诸多问题,但一 丝一毫也没有否定革命本身。革命使得举人老爷赵太爷之流威风扫地,为所欲为的时代毕竟 无可挽回地过去了,所以“全家都号啕了”,“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怀恋昔时的 心情)[6]468。
       “大团圆”的秘密说明,鲁迅的确是一位“全心全意地关心文学社会效果的作家”,的确拥 有非凡的感受力,非凡的判断力,非凡的技巧,非凡的表现力。他没有将人美化也没有将人 丑 化,没有将革命拔高也没有将革命贬低。革命教人活不是教人死,跟人相比,革命并非惟一 更非最高的价值。人的价值在人本身:人生现实缺陷或缺点的补救、改良。
       五、 论“我的阿Q”:“国民性”思想观 念或真理的深度
       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个体小生产者整个的不健全心理状态或习惯的阿Q精神,鲁迅视之为“ 国民性”,有时称之为“国民的弱点”,有时又称之为“国人的魂灵”或“沉默的国民的魂 灵”。诸如此类独特的思想观念,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据许寿裳回忆,1902年秋,当 他和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相识:
       “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 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 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 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 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 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 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 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惟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我从此 就佩服他的理想之高超,着眼点之远大。他后来所以决心学医以及毅然弃医而学文学,都是 由此出发的。”[15]59-61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 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 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注:许寿裳:《怀亡友鲁迅》,载《我所认识的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国民性”三问题,还可参阅:《我所认识的鲁迅》 ,第70-73页;《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0-23页。]
       依鲁迅之见,人对社会负有责任。国家民族不行,是因为人民不行,人民不行是由于制度不 行,制度不行是由人民思想落后,观念陈旧,心理状态或习惯不健全,冲不破“古训”所 筑 成的高墙。当他在日本的医学实验室里解剖人体时,就已认定“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 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 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6]417 中华民 族的复兴,取决于“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 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7]56在以后千变万化 的社会潮流中,鲁迅始终坚持并发展了他独特的“国民性”思想观念。一直到逝世那一年— —1936年3月4日,鲁迅仍念念不忘,剖白心迹:“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 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 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8]682-683对我们“国民性”的“伟大”,鲁迅自有其非凡的了解;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或“国民性”的改善,鲁迅自 有其非凡的渴望。勇者知耳心。自强者强。惟 其如此,鲁迅方能冲破传统,万难不辞,得失 毁誉不计,“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国民性的缺点”,撕下“面子”。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惟其如此,方有“我的阿Q”艰难漫长的孕育,一朝诞生。
       为了警人警世,作家企求自己创作尽善尽美。有时为了一个字词的使用,甚至特别找人请教 ,商量,反复推敲。[注:参阅川岛:《当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载《和鲁迅相处的日子》,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6页。]《阿Q正传》问世好几年以后,作家仍记忆犹新:“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 [19]569这是何等的勇气和责任心!即便是“银桃子”这样的细节,也并非没有生活 根据。[注:秀才大爷的“银桃子”,使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 个翰林云云。实际上,“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 了。”(《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382页)1990年,在浙江临安,果然发现了一枚形状像桃子、银质、上部饰有桃叶两 瓣及一个顶子的“中华自由党员”证章,号码为浙临58号。这证实了当时浙江境内确有“自 由党”的组织和活动。(《临安发现“柿油党”证章》,1990年2月21日《每周文摘》)]
       作家以近乎“荒诞主义”的威武雄壮的阵容,表现阿Q被当成江洋大盗遭逮捕时,“大象对 小猫”式的不对称。北京的学生要到执政府去请愿,而执政府在“东门上添了军队,西 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说明现实比“荒诞主义”更荒诞。因为反动派无所不用其极,一切善良的革命的人们,务必要提高警觉;对他们的凶残狠毒, 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 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 otesk[德文,荒诞离奇之意]。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 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20]380-381
       关于“大团圆”的结局,只要我们没有忘记辛亥以来中国革命血写的历史,这问题将不成其 为问题了。鲁迅表现的是“相类的事实”,是严酷年代严酷环境的严酷的真理,因而他断然 否认“大团圆”的结局会有什么“随意”的成分。
       至于所谓阿Q“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的问题,只要我们承认,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小 生产者,他们的整个心理或习惯,本来就不健全,根本不可能健全,这个问题同样也将不成 其为问题了。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 ,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 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 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 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20]379
       鲁迅所谓“我的阿Q”的“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即应当从农民革命的必然性及其 固有缺陷来看各 种生活场景下的阿Q,既不能因其固有缺陷而忽略其潜在的革命性,亦不能因其革命而掩盖 其固有的缺陷。阿Q对自己、假洋鬼子、赵司晨、小D诸人“辫子”的态度,前后变化过程, 就是他的“人格”即整个的心理状态或习惯不健全的绝妙表现。所谓“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 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表明鲁迅对农民精神风貌的异乎寻常的洞 察力,不仅看到了“我的阿Q”问题的严重性、长期性,也看到了解决的可能性;农民的固 有缺陷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必须也必然会逐渐改善。所谓“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 ,而是其后”,表明作家的着眼点主要不在辛亥,而在其后甚或将来。
       整个地看来,鲁迅关于阿Q“人格”的见解,堪称是一个先知式的预言。这个预言以其水晶 般美妙透彻的思想阐明了“国民性”与中国革命及其未来的之间结构关系,跟马克思主义创 始人早就阐明了的农民革命二重性或固有缺陷论,惊人地一致;跟毛泽东的农民观相互对照 彼此辉映,给人无穷无尽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没有把农民看作革命的动力,而只是把农民视为一个有先天缺陷的 二重性阶级。马克思关于东方农民的思想观念,更与“东方专制制度”密为一体。马克思揭示了东方专制 制度源于“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古老形式的文明”农村公社 。马克思格外提醒:“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 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 信的驯 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 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 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 然现象那样 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 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 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 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21]765-766
       毛泽东的农民观,以农民革命动力论为核心,以严格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普遍的集体化或社会 主义道路为主要内容。就农民革命动力论而言,鲁迅与毛泽东并无二致。鲁迅的独特之处,非但在于他看见了农民 革命的必然性,而且没有忽略农民二重性或固有缺陷必然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惟其如此, 所以鲁迅极其重视“改革国民性”。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两地书》中总结经验:“最 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 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 照旧,全不行的。”对于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以至义和团及民国以来的农民,那一套革命 造反的思想行为方式及没完没了的“迷信”、悲剧,鲁迅认为应当“完 结”。依鲁迅之见,小而至于个人,广而及于国家民族,自救自新自强之路,不在别处 ,就在脚下,就在以理性和科学精神,认识自己及外部世界,揭露自己的阴暗面,从而采取 切实的有力的行动。 如所周知,“真正的革命,不可抗拒的革命,如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近代的产业革命以 及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的技术革命,都是只有在和平环境中才能发展起来,如果动辄喊砸烂这个摊子, 那就只有破坏,没有进步了。”[22]338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历史上旧式农民 起义、农民战争、农民革命,企图建立美好的理想世界结果却无一不重蹈前朝覆辙,留给国 人的遗产、教训、启示,实在太沉重、太多、太深、太可怕。“我的阿Q”在“五四 ”以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终于昂首阔步,走向人间,无疑或多或少受了时代的召唤。立 足辛亥,瞻前顾后,鲁迅怕的不是已无可追踪了的过去,怕的是目下现在甚至未来,怕的是 农民小生产者的心理或习惯在革命中甚或在以后的改革中膨胀放纵起来,结果只落得血淋淋 的“大团圆”或只有破坏而无建设。
       结果如何?几至断送革命的“左倾”狂热盲动;人跟大自然开残酷玩笑,一再遭到重重报复 的“大跃进”;人斗人达十年之久,牺牲无算,国家民族历史上空前的“自杀式”浩劫的“ 文化大革命”……铁铸一般的事实,在在说明,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过高地估计 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性,忽略他们的固有缺陷,必然要犯下损失惨重、代价巨大、无可弥补 的错误。如果说,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毛泽东的农民观得到了 一个辉煌的证明,那么,1949年10月1日以降,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同样雄辩地昭示 世人,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的古典式结论,农民二重性或固有缺陷论,东方传统小农“那种不开化 的人的利己主义”绝非危言耸听,所包含的真理性,毕竟不可低估。鲁迅“国民性”思想 观念, 国民性思想观念活生生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表现“我的阿Q”,“我的阿Q”所隐蔽的关于中 国革命及其未来的政治观点社会观点的深度,几乎是不可测量的。社会主义开辟了 教育改造农民的一种广阔前景,但它的现实性的程度,还需要由不断的改革实践来探明。走 向现代化,不能不直面既定的直接碰到的传统文化,更不能无视传统文化的最大载体农民问 题的严重性。现代化的过程跟人的现代化应该同步,“我的阿Q”的当代价值或现实意义或 许正在于此。
       六、 论“我的阿Q”:隔膜或历史的误会
       鲁迅在创造“我的阿Q”的时候,究竟是以怎样一种令人叹为观止,怎样一种简直不可思议 ,高度的自觉、全面、透彻、有机地把握了人—环境—细节三位一体的真实;究竟怎样利用 传统冲破传统同时又不被传统所利用,从而抓住了时代的根本问题并大大超越了时代,试先 看《寄〈戏〉周刊编者信》: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Q像,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 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 ,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 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 ,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 那时那里有摩托车给阿Q坐呢?该是大车,有些地方叫板车,是一种马拉的四轮的车, 平时是载货物的。但绍兴也并没有这种车,我用的是那时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绍兴,其实并 未见过这样的盛典。
       又,今天的《阿Q正传》上说:“小D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 ,和阿Q一样。[3]150-151
       这“阿Q像”,跟我们一般阅读《阿Q正传》时的想象,或在舞台银幕上看 到的,太不一样了:“我的阿Q”没有任何“太特别”和“古里古怪”之点。阿Q,未庄乡 下靠打工为生之旧式“农民”;“上海洋车夫和小车夫”,城市个体体力劳动者;“游手之 徒”,闲游闲荡不务正业之人;“瘪三”,将沦落为乞丐而尚未正式以乞讨为生者;“流氓 ”,不事生产作业,以不正当手段谋生,晓得怎样“拆梢”,“揩油”, “吊膀子”,最腐化堕落之流氓无产者。“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在上海”, 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这是说“我的阿Q”所依照的模特 儿,除了旧式农民,还有现代大城市里的个体劳动者;像这种个体劳动者,在鲁迅心目中的 “崇高”形象,正面的价值,凡读过《一件小事》者,当有体认。 农民“式”的“质朴, 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这是说阿Q精 神虽不免“沾”有流氓气,整个地看却非游手之徒流氓瘪三的思想意识;跟这些人的职业特 性不同,阿Q的“狡猾”,多表现为愚而诈。“毡帽”为浙江绍兴一带乡村农民常年之饰物 (1979年春,笔者曾询之绍兴农民);“瓜皮帽”人尽皆知系旧时“阔人”地主乡绅之标志 。“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斩钉截铁 地道明了阿Q精神绝非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犹如阿Q之与赵太爷,二者不容混同。“上 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阿Q那样的毡帽,这是说不论身处何地,农民的精神风貌思想 意识并无二致。
       
       “‘小D’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阿Q的“旧病”会在小D的头脑里“复发 ”。这里触及的是一个无比重大的问题。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要使“我的 阿Q”心理或习惯整个健全起来,一要靠革命后的改革或社会改良工程,二要靠不断的启蒙 。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未来,必须经历一个民主思想启蒙阶段,诚如论者所言,“所谓启 蒙, 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即启蒙者应首先反省自己或自己反省,解剖自己或自己解剖 ,究明自己跟传统的关系,彻底打破传统的“自我封闭和夜郎自大心态”,虚 心学习和吸收现代文明成果,努力使自己成为现代人,世界人,“不仅真正懂得民主概念的 正确涵义,自身还应坚持民主精神,不可自视高人一等,更不可以领袖自居,而应以平常心 ,做一个平常人。”这样方能一点一滴地剔除自己与国人“灵魂里的专制主义的毒素”或 皇权主义根苗。鲁迅不正是这样做,给了我们榜样的力量吗?倘因一朝革命胜利就以为成就 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沾沾自喜,自我陶醉, 想当然行事,忽略农民小生产者本是一个有先天缺陷的二重性阶级,中国本是小生产的汪洋 大海这样一个无比重大的客观存在,必失去对现实的起码感觉,迷失前进方向。
       鲁迅所谓机动“摩托车”和马拉的“大车”,强调的是新与旧两个不同时代或传统农业与近 代工业两种不同文明。那时那 里有摩托车“给阿Q”坐呢?“该”是大车,我用的“是那时的北京的情形”,阿Q活动的背 景,没有一点现代色彩;产生了阿Q的环境,就是广泛存在于南北各地(绍兴,上海的乡下 ,北京)源远流长习惯势力强大的小生产汪洋大海。
       在《致刘岘》信中,鲁迅特别生动确切地告诉人们,“阿Q的像”跟赵太爷的“凶相”,大 相径庭:
       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 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18]679
       一个必须“给人家做工”,一个就可以“吃闲饭”。一个行为举止确乎有“流氓气”,但相 对其“农民式的质朴,愚蠢”来,少而又少,微乎其微;一个巧取豪夺,腐化堕落,“凶相 ”毕露。农民归农民,地主归地主。彼此自有其区分在。阿Q跟赵太爷,混同不了,也不容 混同,实际生活中本身就是如此。
       被统治者的思想一般受统治者思想的支配。农民自己的思想观念,是非标准,容易受有钱有 势的“乡下的绅士”及传统习惯势力的支配或影响。对此,鲁迅也是清楚的:
       老百姓……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 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23]422
       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24]109
       依鲁迅的创作及其对这种创作的理解,那种视阿Q精神为腐朽没落者的精神意 识的流行观点,跟“我的阿Q”丝毫都不沾边。“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还原到人的本 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某一个人生来固有的抽象的东西。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的 总和。”[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本文 所引依朱光潜译文(《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载《美学拾穗集》,百花 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鲁迅正是在对“人的本质”即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这种了如指掌全面准确地把 握中,才得以创造出了“我的阿Q”这个所谓“生活在书本上,流行在生活中”的“熟悉的 陌生人”。
       据时人记载,“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畏惧 ,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 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 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 《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 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 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诸如此类的反应,使鲁迅痛心疾首: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 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 下劣。[20]378-379
       在用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鲁迅宣称: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 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25]144
       “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难道鲁迅“他自己”能自外于“国民”吗?称鲁 迅为 “阿Q”者,为什么不对着“我的阿Q”这面镜子也照照自己呢?“现世的恶报”中,尤令鲁 迅耿耿于怀的是同一营垒里,身患左倾“幼稚病”而不知,感觉颇为良好的知识分子或左翼 批评家。狂热,教条,盲目,昧于中国实际,使得那些“左”得可怕的人非但不可能把“我 的阿Q”当作革命的一面镜子用来反省自己或自己反省,解剖自己或自己解剖,反倒因为自 身阿Q式的毛病更加讳疾忌医。
       在审阅完日本作家山上正义《阿Q正传》译文时,鲁迅亲笔写了85条校正,注释,附信特 别写道:
       只希望在序文中说明:这个短篇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为一家报纸的“开心话”栏所写。其后 竟然出乎意料地被列为代表作而译成各国语言,且在本国,作者因此而大受少爷派、阿Q派 的憎恶等。[5]463
       所谓“少爷派,阿Q派”,即出身各不相同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或系“长衫人物”,或系“ 短衫人物” ,早已出现在《阿Q正传》里)。“憎恶”者,想当然,或断言《阿Q正传》是浅薄无聊的纪 实的传记,自然主义的作品[26]229-230;或判定《阿Q正传》里藏着过去了的 中国病态的国民性,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死得已经很遥远了,“我的阿Q”没有代表现代 的可能。[26]71-116
       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里,鲁迅告诉俄国读者:“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 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因为“国人”,“百姓”,我们的同胞,“许多 人”,不识字,内心痛苦,愿望,思想,无从借文字表达;多少年,多少代,“古训”叠床 架屋筑成 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头脑被牢牢地束缚在传统的牢笼;人 与人的隔膜,很难消除,像自己的手不懂自己的足,我也只能凭个人的“经历”,“摸索” ,试图表现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正是在这篇序里,鲁迅最明白不过的道出,“我的阿 Q”的创造,拥有极其深广的民族—文化—社会—历史—阶级背景: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 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 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 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已经有四千年!”鲁迅的忧愤如此深广,读之令人灵魂颤栗,思想不安,精神发生变化, 不忍复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这是“五四 ”以降,启蒙主义者所能写得出来的人间至文,足以跟《狂人日记》并为双峰,彼此思想 密合,以致达到可以相互解释的程度。
       
       序文最后一节,鲁迅径直将事与愿违,播 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悲哀、无奈,归诸“我们的传统思想”: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 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 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 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 觉得很有意味的。[24]82
       所谓有以为是“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使人想起了是周作人。周作人的见解,在 《阿Q正传》研究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真知灼见,所在多有。下引三点尤为重要:
       (1) “《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 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并不尽是破 坏。”(2) “《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他多是‘反语’, 便是所 谓冷的讽刺——‘冷嘲’。”(3)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 志 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是一 个民族中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 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炼精粹,凝为固体 ,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 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总之这篇小说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 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付苦药,我想它的 存在并不是无意义的。”[27]875-878
       周作人将“讽刺”等同于“冷嘲”,未免有“智者千虑”之嫌了。鲁迅对二者有着严格的区 分:
       ……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 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 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28]328-330
       鲁迅自来不认为“冷嘲”有多少正面价值。在鲁迅观念中,“冷嘲”是“专制”的伴生 物。英人约翰•穆勒曰:“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鲁迅接着道:“我想:暴群的专制使人 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29]43“讽刺”等同于“冷嘲”并跟 “我的阿Q”联系在一起,无异于在“反省”热力与光芒辐射之下堆起一只雪狮子。鲁迅“ 本意”是“反省”;自始至终咬定不放松的是“反省”;衡量一切反应,批评,无论是赞扬 还是唾骂,正面的还是否面的,惟一的标准是“反省”,没有含糊,没有妥协,没有让步, 一切误读、误释、误会,要害盖在于未能触及这个“本意”。周作人的“智者千虑”,除了 美学观念使然,深因实在于对“我的阿Q”的思想感情,对普通劳苦大众的态度,跟鲁迅相 比,自有亲疏远近之分。
       当《阿Q正传》被人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并起名《女人与面包》,改编者不知天高地厚,来信征求意见时,鲁迅回复道:
       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 ,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 的。
       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 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30]26
       文学创作自古以来有“乐人易,动人难”之训。“哀怜”,悲剧效果,因将人生的“有价值 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滑稽”,喜剧效果,因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实不以滑 稽或哀怜为目的”者,盖因《阿Q正传》绝非古往今来那悲剧、喜剧、悲喜剧式的作品,创 作“ 目的”,既超越了“乐人”又超越了“动人”。“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 表现的。”又岂能容忍“我的阿Q”被随手调弄,置于文化商贩的“女脚”之下?将《阿Q正 传》擅改成《女人与面包》,佛头著粪,不仅离“题”万里,而且从根本上亵渎了这“正传 ”“名目”的本意。所谓还是让它“死去”吧,旧事重提,是一个反语技巧,针对同一营垒 里,那些身患左倾“幼稚病”而不知,感觉颇为良好的知识分子或左翼批评家,对“我的阿 Q”及其“时代”价值的讳疾忌医式的指摘,诅咒。
       七、 论“我的阿Q”:成功或失败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倘遇非 其时,非其人,鲁迅宁肯“我的阿Q”活跃在自己一个人的“心目中”。“我的阿Q”得以 诞生,走向人间,孙伏园有功焉。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著名报人,以“善于催稿”而闻名 ,当时在晨报馆编副刊,因为要添一栏“开心话”,请鲁迅支持,赐稿。双方一拍即合。当 天晚上,鲁迅便写出了开宗明义第一章:序。《阿Q正传》凭着孙伏园“笑嬉嬉”,一而再 ,再而三地“催”,每周或隔周一次 ,分期写出,连续刊布。如此特殊的写作及发表方式,对作者和编者的配合默契,自有其非 常高的要求。第一章登出,孙伏园即发现这是一种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人物传记文章体式, 看出了“鬼”之所在,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 主动移到“新文艺”专栏去了。中间,孙伏园因故离京。编者临时易手。“代庖的……于阿 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 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 笑嬉嬉”,也无法使“我的阿Q”死而复生了。[注:参阅《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1年版,第379—380页。]这恐怕是文学史上,偶然性影响了伟大作 家艺术杰构的一个极端典型。塞翁失马。以正出。以奇胜。由此而引发了对“大团圆”和 阿Q“人格”问题广泛持久的质疑,讨论,迄今仍在进行中。鲁迅对“我的阿Q”,自有其异 乎寻常近乎神圣的“诚和爱”。“代庖的” 编者对我“我的阿Q”“素无爱憎”,都激怒了他异乎寻常敏感的心,断然“枪毙”,在所 不惜。鲁迅当然盼望着“我的阿Q”能登上戏剧和电影舞台。“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 使大家可以活用。”因 地因人,“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以变换,使看客觉得更加切实。”[注:参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1年版,第146—147页。]借“我的阿Q”明镜照亮“看客”的心。鲁迅确系一位 全心全意地关心文学“社 会效果”的作家。《而已集•公理之所在》开诚布公:“我的话已经说完,今年说的,今年 还适用 ,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 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鲁迅所求,惟“我的阿Q”的整个心理或习惯亟早健全起来 ,国家民族因之而兴旺发达。
       尤不可或忘者,鲁迅虽无意于在文学上建立什么勋业,然而“我的阿Q”却出乎意料,走向 世界,大获成功。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时,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并托人写信征询意见。鲁迅毅然决然辞谢了: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 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 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 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 名誉而穷之为好罢。[31]580
       “这是何等谦光,又是何等远见!”[32]55依然故我,忠实于对现实的感觉,毫无 情面,反省自己或自己反省,解剖自己或自己解剖。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没有“诺贝尔情结 ”。没有“酸葡萄”的遁词。惟有对“虚荣心”的警惕,心中所悬的是要有“真可与别国大 作家比肩”的作品。恐“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而丝毫不为个人一己名利所动。冲破传统还 得脚踏实地立足传统。鲁迅心甘情愿大义凛然的选择,为“我的阿Q”或《阿Q正传》的“本 意”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证明。什么文学大奖,什么轰动效应,都抵不上人的现代化,国人 成为真正的优者、胜者、强者,古老的东方中华民族“黄色脸皮人”真正无愧地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希腊神话和传说中,有翼的斯芬克斯,有美女的头,狮子的身,雄踞在一座悬崖上面,向过 路人提出智慧女神缪斯所教给她的各式各样难猜的谜。假使谁猜不中,她就把谁粉碎吞吃了 。当俄狄浦斯主动去挑战,猜中那个最难的“人”之谜,斯芬克斯又羞又气,一头从悬崖上 跳下,当即自杀了。这暗示着她是全知的。我们“斯芬克斯”[注:“日本人中惟一的 鲁迅先生的直系弟子”、鲁迅研究家增田涉在《改造》杂志1932年4月号上发表的《鲁迅 传》中径称鲁迅为中国“雄伟的斯芬克斯”。]的故事,比那希腊神话和传说曲折, 动人,洵以非虚。1936年7月19日,重病中鲁迅,为《阿Q正传》改编之事致信一位左翼电 影家:
       我今年接连生病,自己能起坐写字,还是最近的事。
       左联初成立时,洪深先生曾谓要将《阿Q正传》编为电影,但事隔多年,约束当然不算数了 。我现在的意思,以为[电影检查的老爷们?]乃是天下第一等蠢物,一经他们[毒手?] ,作品一定遭殃,还不如远而避之的好。况且《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 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33]397
       一位作家,竟会如此看待自己蜚声世界的“代表作”,古往今来不知能否找出第二个?见诸 《鲁迅全集》中,鲁迅论及或提到《阿Q正传》的文章,计二十余篇。一位作家,竟会困绕 自己的一个“短篇”,十余年如一日,写出这么多的文章,古往今来不知可有第二个?况且 ,鲁迅非同一般作家,不自恋,惜墨如金。可与言之者方与之言。轻蔑者惟沉默,而且“连 眼珠也不转过去”。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封信 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伟大作家关于自己“代表作”的最后文献。三个月之后,1936 年10月19日,这位矢志不渝启蒙而启蒙先启自己蒙的不可企及的永恒典范,一位旷代天才, 永远闭上了眼睛。“不如不作也”!语不惊人死不休,鲁迅对“我的阿Q”遭遇刻骨铭心,如 此沉痛的感叹,乃是赤裸裸“绝望之为虚妄”,启蒙主义大悲怆……
       八、 论“旧邦新命”:雄踞的斯芬克斯
       农民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复杂的群体。自今七八千年或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农业 发明之后,农民就诞生了。氏族或家庭公社的存在和农民思想的产生,远比人们通常所说的 “封建”社会及其思想的产生要久远得多。农民的整个心理和习惯,积淀着无比深广的远自 史前的社会历史内容。
       中华民族,生于大陆,早营农业,史前氏族公社高度繁荣,历史上凭农业立国 ,高度充分发达的古代文明肇始于源远流长的农业母体。古代,重要的改朝换代,大都通 过 农民战争;近代,农民尽自己力量抗击列强;现代,革命主力是农民;当今,凭手工劳 动的农民仍占压倒多数。农民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影响之深远无与伦比。农民是集我们民族 的荣耀与屈辱或优点与缺陷于一身的典型,是传统文化的最大载体。中国人或多或少要受农 民 及其传统的影响。在走向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好农民及其传统问题, 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具体的途径,得依靠长期的、反复的、坚韧的实践才能探明。处当 今之 世,若放任传统农民的思想行为方式,忽略小生产传统及其习惯势力的影响,必失去对现实 的基本感觉。依照列宁的说法:“这并不值得惊奇,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 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 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 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34]53
       倘中国确曾有过“造神运动”,那么我们更应该反省自己或自己反省,解剖自己或自己解剖 ,而不能仅仅去责怪别人。逝者逝矣。来日可追。放眼望去,人类历史提供这样的证明:先进化落后;也提供这样的证明:落后变先进;但人类历史仿佛 还未曾提供这样的证明:先进化为落后终又变为先进。一个非常极端独特的例外可能是犹 太文明。现代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从原出发点开始是可能的。谁敢断言我们不能再创辉煌再给文明人类提供一个先进化为落后终又变为先进这样一个无与 伦比的辉煌证明?倘若不能步入这辉煌,伟大光荣的中华“民族魂”,浩浩世界中的“中 国心”,都无法自己安宁。 犹太人是怎样的善待历史珍重苦难,吾人岂能无动于衷?哲人言曰: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 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旧邦新命”者也。“旧邦新命”者,现代化也。近代以降,先进化落后,备受列强欺凌,内忧外患,“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 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 ;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 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29]96。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人精神觉解巅峰的永恒之光,光耀世界,希腊人引以为荣。 阿里斯托芬尼斯曾经宣称:我们每个人都是连体双胞胎,都在永不停歇地寻找我们各自失落 的那另外一半。欧洲的传统文化通向了现代化。一位欧洲的现代主义诗人的思想和实践都说 明:“传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体,包含了不断相互作用着的过去和现在;过去是现在 的一 部分,也受到现在的修改。鲁迅煞费苦心创造出来的“我的阿Q”又何尝不应当如是观?吾人 正处从传统走向 现代的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必须深切意识到不断变化中的“我的阿Q”的存在,并且意识到 自己是这存在的一部分,方有真正的精神觉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 会,我们“失落”的那另外一半就是现代化,就是科学与理性精神。我们要“寻找”,永不 停歇地寻找,在这块流淌过无量汗水无量血泪的古老土地上,切切实实自做功夫,为自己挣 得人的价值、人的地位、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尊严,走出历史的循环,以完成中华文 明的伟大复兴。否则,雄踞在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历史十字路口的斯芬克斯“我的 阿Q”就要把我们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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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张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