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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中国大学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对于转 轨时期的中国大学既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挑战和威胁。面临急剧膨胀的竞争环境，中国大 学还不具备足够的市场适应性及娴熟的应对经验和能力。政府保护的减少和管理范围的变化 增加了大学的决策风险和成本；双轨制并存则刺激了教育资源利用中的机会主义。在环境条 件不变和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竞争力的建构可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入手。科学研究 不仅是现代大学的目的性功能，是大学各系统要素功能发挥及竞争力建构的基础，其创新要 求、复制困难和有效的教育功能也使科学研究能更好地体现一个大学的独特品质，发展成大 学特色鲜明、功能稳定的核心竞争力。在微观界面上，科学研究竞争力的培育可以从组织管 理的改革入手，以管理体制的变革带动大学科研状况的整体改进；而居先在理念上解决科学 研究中“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三个基本问题，应引起大学管理者的 特别关注。
       关键词： 中国大学；科学研究；核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 G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3－0030 －07
       收稿日期： 2007－01－11
       作者简介： 张正军（1961—），男，陕西合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国 际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一、 日趋激烈的大学竞争
       关心中国高考的人大都不会忘记香港高校2006年对大陆本科招生产生的舆论冲击。这年年初 ，香港特区八所高校通过媒体及现场咨询的方式，向大陆学生抛出了颇具诱惑的招生计划。 为了吸引优秀生源，各大学不惜投入巨额资金设立数量不等的奖学金名额，并尽其所能，向 内地生表达港校在教学方式、英语环境、国际交流及毕业生去向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港校的 计划和行为动摇了大陆学生迷恋清华、北大的单一情结，引起了考生、家长及舆论的热情关注和追捧。经过严格的选拔和激烈角逐，1300余名学生最终从3万多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 ，成 为港校的新宠。这些学生包括幸运的奖学金获得者，更多的则是愿意付出40余万港币高额学 费赴港求学的自费生，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为全国各地重点中学的优等生，其中15名为高考“ 状元”，不少学生则是已经为北大、清华录取而选择放弃转投港校的考生[注：数据来源： 2006年《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文章及香港高校官方网页报道。]。港校的招生取得 了成功，其带给内地高校的舆论冲击却至今未能平息。北京大学因其特殊地位及与知名港校 较多的生源竞争关系而陷入公众舆论拷问的漩涡。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大陆高校运行制度也 成为网民热议和批评的对象。一次跨区域的港校招生引起如此强烈的舆论风波，既反映了民 众对内地高等教育的不满和改革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大学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尽管这场竞 争直接表现为对优秀本科生的争夺，其背后映射的却是内地大学与港校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 。这种争夺与较量给内地大学敲响了警钟：中国大陆固然有着全世界最为丰富的本科生源， 港校的招生短期内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内陆高校的生源结构，但这种争夺所凸显的竞争压力 及竞争态势与风险却是中国大学亟待重视并积极应对的现实。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以来，中外大学间的竞争已悄然浮出水 面。在发达国家，不仅生育率下降造成的高校适龄人口的短缺刺激了对中国教育市场扩大开 放的需求，国际资本投资教育追逐利润的目的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也变得公开和直接。高等教育输出居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不再能满足发达国家教育投资的 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教育作为服务贸易及产业的性质和经济价值开始彰显。在国内，一方面 是数以千计的公立大学之间利益差异的形成和分化，减弱了它们之间对旧有办学层次定位的 认同和包容，激励了公办大学间围绕办学权利和资源的相互争夺；另一方面则是教育服务市 场准入条件的放宽和民间资本对于高等教育的介入，使用人机制和薪酬制度灵活的民办大学 成为与公立大学抢占资源的新生力量，对公立大学垄断教育资源的传统地位产生冲击。在此 背景下，不仅香港高校，欧洲、北美、澳洲、东南亚等地的海外大学纷纷借助不断开放的中 国市场和WTO的游戏规则，加强了对中国内地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国内大学之间的竞争在 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大众化改革的背景下也愈演愈烈。近十年来，这种竞争已扩展至大学系统 的多个角落。除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系统综合功能的公开较量，竞争也深 入到大学系统的其他方面甚至声誉层面。各种大学排行榜的推陈出新及其影响的扩大可以看 作是竞争范围扩张的一个例证。在一年一度的高考志愿填报中，在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选聘 中，在媒体对高等教育的宣传报道中，排行榜及其传递的声誉信息，都成为大学竞争的折射 和影子。大学决策和管理者们为此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品牌建设。
       比起综合功能的较量，围绕办学要素的竞争显得更为感性和具体。在办学生源方面，由于意 识到 一定规模的学生对学校生存发展的重要，国内外大学对生源的争夺已短兵相接。对外开放程 度和中国公民经济能力的提高以及海外大学在华招生投入力度的加大，使出国留学成为越来 越多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一种选择；国内大学之间则不仅利用招生咨询和宣传、举办大学 开放日、提供奖学金或学费减免等手段吸引学生，也通过自主招生、研究生保送、“本硕” 连读、“硕博”连读、基地班等政策和制度手段的拓展使用争取学生。在人才方面，自20世 纪90年代高校用人制度变得松动和灵活以来，计划体制下以户籍、住房和档案手段控制人才 流动的做法开始失灵，国内大学不仅通过提供优厚的住房、津贴、安家费、家属调动、子女 就学等生活待遇吸引人才，也通过配给科研经费、实验室、研究机构、研究助手甚至学术头 衔或行政官职等招揽人才。在经费方面，国家对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投入的加大、企业研发 费用的增加、社会对大学教育多样化需求的增长、金融资本对教育产业投资回报的追逐，以 及与此关联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深入，为大学经费的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拓宽了大学经 费的供给渠道。越来越多的办学经费需要高校走出校门去竞争获得。在学科方面，围绕学科 建设特别是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研究基地及博士点、硕士点、博士后流动站 的设置与建设，成为新时期中国大学发展业绩的显示性标志和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的对象。社 会舆论和各种机构对大学学科的排名状况也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影响着人们的择校行为。在 就业方面，毕业分配由国家统一派遣向自主择业和市场调节的转变使毕业生就业率成为评估 并显示大学实力的新的量标，大众化教育的到来和招生规模的扩张又雪上加霜地增加了学生 就业的难度。为了提高就业率，高等学校被迫将工作的重心延伸到产品末端，通过多种手段 推介毕业生，缓解不断加重的就业压力。
       二、 大学竞争的困境与出路
       激烈的竞争对于中国大学的影响无疑是双重的。一方面，竞争的加剧意味着高等学校办学自 主权的扩 张，大学有可能更快地根据教育市场的供求规律来配置资源。增加着的自由连同优胜劣汰的 压力，刺激着大学的各种人员，释放出更多的自主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和世界一流 大学有着较大差距、长期受计划体制保护的中国高校来说，竞争的加剧更是一种挑战或威胁 。办学自主权在扩张的同时减少了高校传统享有的行政保护，增加了大学内部的决策风险和 管理成本；管理工作性质的变化和范围的扩展，则提高了工作效果的不确定性和失败几率。 更为重要的是，急剧膨胀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行为使尚未做好准备的中国大学陷入了仓促应战 的困境。
       
       大多数中国高校甚或主管部门对目前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行为缺乏适应性。海外大学强调并践 行的是成熟的市场规则；转轨时期的中国大学熟悉的却是市场、政府混合作用的过渡法则。 在刚刚起步学习市场运作时，中国内地的大学便不得不应对来自经验丰富的境外大学的竞争 压力，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第一，和同台竞技的世界知名学府相比，中国大学的历史总体 上是短暂的，仍处在组织演进中的成长和发育阶段，其历史积淀和主体性意识还十分薄弱。 这使得中国大学无论在人才、学科、经费或综合能力等主要方面，都逊色于世界一流大学。 第二，中国大学长期以来生存于政府管制的计划体制内，缺乏自主运营和市场竞争的理念和 经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虽将越来越多的办学权利下放高校，管理者市场发育和选拔机制的 滞后却使中国的大学并未同步地获得有效使用、配置这些权利的能力。在利用市场资源和防 范市场风险方面，中国大学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学习与试错阶段。第三，步经济制度 变化的后尘，中国的高等教育目前仍处在体制转轨过程之中，双轨制的并存为大学运作中“ 机会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②[注：在现代经济学中，“机会 主义”（opportunism）概 念的专门化使用是和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O．I．Willamson）及其同行们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机会主义概念所描述的主要是以欺诈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与方式。“寻租 ”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这里指称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用行贿受贿等不正当手段寻求公共 教育资源支配权的理性不经济行为。]。市场化改革使大学管理者获得了比从前 要多的资源配置权 ，监管机制的落后和信息偏在的滥用，在商业文化流行的时代却诱发着资源使用中的惊人浪 费和短期行为；而不彻底的市场化遗留的官僚行政的低效管制，既束缚着高校资源配置的决 策和执行效率，也在转轨时期鼓励了大学运营者过多的“寻租”行为②。诸如此类问题的 存 在和延续包含着巨大的组织和社会成本，无论对国家还是大学发展都是有害的。如何在此背 景下增强中国大学的竞争力，因此成为中国高校生存发展及中国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待解 的战略问题。
       除去加大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在市场化方向不变和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问题的解决还可以 借 助投入结构的变化寻找出路，譬如，通过对大学核心竞争力实施优先的选择性建构来实现。 现代大学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多功能结合的层级结构系统。学生、教师、经费 、学科、校园、设施等要素是系统功能正常发挥的支撑条件。大学的运转是多种要素以不同 的结构方式相互作用并通过系统功能予以体现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大学竞争力的改进可以 在系统的各个方面同时展开。为了提高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竞争力，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优 质生源的获得、优秀教师的引入、教学方法的改进或教学设施的增添加以实现，也可以借助 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校园文化等方面的改良而达成。同样，为了提高大学在经费获取方面 的竞争力，我们不仅可以借助科研竞争力的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的改进、招生规模的扩大、 办学层次的提高来实现，也可以利用杰出人才的引进、学科排名的提高、声誉建设的改进等 途径来达成。多种要素的联合作用及相互影响，表明了一个大学的对外竞争通常是以多种力 量协同的方式体现的。综合竞争力概念所刻画的正是组织运作中的这种力的协同。综合竞争 力概念的出现强化了组织竞争力建构中对资源配置的均衡性要求，却容易促成资源分散与平 均化利用的行为倾向。既然大学竞争更多体现的是综合实力，每一项工作似乎应当得到同等 的重视和支持力度。这种资源利用上的平均主义或去中心化使不少大学的发展坐失良机。合 理的选择应当是：各种要素尽管重要，在大学竞争中所起的作用却并不是均等或并列的。一 些因素是原发的，对于其他要素的影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具有更多辐射效应和统摄功能 ；一些因素则可能是派生的、从属的，对于其他要素的影响是间接的，其作用的范围主要限 于自身的规定或近邻要素。在大学竞争力建构中，如果我们能在各种要素集合中区分出核心 要素，在保证系统各环节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对于大学发展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核心要素竞争力的建构上，中国大学的发展便可能事半功倍。
       三、 科学研究与大学竞争力的建构
       科学研究具有成长为核心竞争力的性质。在现代大学系统中，科学研究不仅具有直接的目的 性质，也具有突出的工具价值，是其他系统要素功能发挥与竞争力建构的基础。（1） 科学 研究是大学学术队伍建设的基础。科学研究既能培养一流的师资，也是体现、评判教师水 平的重要途径。利用科学研究提供的机会和平台，一个大学不仅可以建构出梯队合理的学术 团队，造就富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而且可以利用学术大师及学术团队的力量和声誉，提 高学科建设的水平，形成吸引外部资源的有效平台。（2） 科学研究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和途 径。基于科学研究在新知获得方面的创造性特点和要求，介入科学研究的教师的学术水平可 以得到提高，进而引起教书育人质量的改进。如果一个老师的科学研究能吸纳学生参与其中 ，或其教学富有研究型的品质，则其培养的学生一般是高水平的。这也是为什么科研实力雄 厚的大学更吸引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高校吸引留学生最为重要的法码不在别 的，而在于 它是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3） 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一个大学的学科是不同的专 业课程、专业知识、专业人才分级分类组合的学术系统。科学研究贯穿这一系统的各个层面 。科学研究不仅以其专业研究的形式构成学科建设的目的性要件，也依靠源源不断的成果产 出，造就并支持着学科建设中的专业与课程设置、专业队伍和专业培养。在一流大学中，学 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最高使命是不断生产出新的学术成果。教师们只有站在本学科的前沿不 断地从事科学研究，通过系列学术成果的推出，积累起系统的新思想、新知识，才能建设出 一流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在博士点、硕士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或研究基地 建设中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也证明了这一点。（4） 科学研究也是大学社会服务的重要基础 和形式。现代大学的社会服务已衍生出众多不同的形式，既包括面向社会提供咨询、技术推 广、人员培训、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等传统形式，也包括建立工业园区、学科性公司，或与 企业组建联合研究机构、合资企业等新生方式。在不断拓展的社会服务中，科学研究所起的 作用显著上升。学科性公司和联合研究机构运作的基本方式就是企业提供经费，大学开展科 研，公司或机构利用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寻求收益。为了拥有更多的服务社会的机会并获得 企业的研发资金，大学必须居先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与一般系统要素的相互影响不同，科学研究对于大学系统其他要素的作用具有特殊的性质。 和其他相互作用比较，这种作用具有更多的直接性、决定性、原发性和持久性。在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建构中，科学研究及其竞争力构成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内生 变量，其性质、状态和变化直接影响并决定着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质量；人才培养和社会 服务则只是科学研究重要的外生变量，它们对科学研究的影响是间接的。科学研究的创新品 质使得科学活动及其状态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一个大学的独特品质，成为大学不易模仿、功能 稳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竞争力是一个大学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在此意义上说，科学研究 不仅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大学综合竞争力建构的基础，也是大学向社会证明其价值的有 力的秘密武器。大学竞争力的建构可以以科学研究竞争力的优先发展为龙头。
       
       近年来大学排行榜的流行以数据方式彰显了科学研究在大学综合竞争力建构中的重要性。各 类 排行榜对大学的直接影响主要在于其社会声誉。而科学研究不仅是一个大学实际声誉建构的 核心，也是排行榜上名次竞争的核心。在大学的实际运行中，科学研究是学校声誉的重要载 体。科学著作、科学论文、科学报告或科技发明，最能体现并张扬一个大学的声誉和地位。 说一个大学是一流的，今天所指的首先是这个大学的科研人才、科研团队或科研成果是一流 的，有着许多大学不及的竞争力。正因为如此，社会和大学排行榜在评价大学时，都给予科 学研究以更多的权重。一些大学排行榜对大学考评的指标体系本身反映的就是大学的学术或 科学研究，如2003年开始兴起并迅速引起全球关注的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 采用“教育质量”、“教师质量”、“研究产出”和“学校规模”四项指标对全球大学进行 考评排序。“教育质量”指标考察校友赢得诺贝尔奖和费尔兹奖的次数，权重为10%；“教 师质量”指标既考察教师赢得诺贝尔奖和费尔兹奖的次数，权重为20%，也考察在21个学科 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研究人员数，权重为20%；“研究产出”指标考察发表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数，权重为20%；“学校规模”指标考察上述四项指标得分按学校教师 数的平均值，权重为10%。［1］另一些大学排行榜虽然具有综合评估的性质，科学研 究或学术表现 则直接或间接占居着被考评内容的最大份额，如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2004年使用“同 行评议”、“师生比”、“论文引用/?教师”、“海外教师”和“海外学生”五项指标考 评学校，分别占50%、20%、20%、5%和5%的权重。［2］除“论文引用/?教师”指标 直接体现大学的科研成就，“同行评议”在较大程度上也受制于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或学术 声誉，两项相加，科学研究的权重大约占到40%—60%。
       社会给予科学研究较高的评价是近代以来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延续，不足为奇。除了在大学发 展中的诸多功能，科学的复杂劳动性质及崇高品质也是人们追捧的缘由，大学可以借此提高 自己的声誉。真正的科学研究是需要具备良好的主体条件并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的，不仅研 究过程需要较高的智慧、悟性和修养，也需要吃苦耐劳和持久奉献的精神。科学研究的成果 特别是科学发现通常也具有惠及全体社会的公共品性质。公众和社会舆论给予科学研究较高 的评价因此是必然的。在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中，以科学为核心的学术声誉事实上已成为大 学声誉的核心；学术权利、学术地位、学术成果因此成为高校之间、高校与社会之间进行交 换的特殊商品；科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也演变成现代国家教育分层的重要量标，是否有足够的 科研不仅成为大学与一般技术性学校的分水岭，也成为一流大学和普通大学、研究型大学和 教学型大学等级划分的重要依据。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中，美国所以比欧洲占据更多的一流大 学席位，最为关键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美国大学拥有独特的科学研究机制。当欧洲国家在 大学体制外建立了众多的独立研究机构而分散了它们的科研力量时，美国则将科学研究集中 在大学，建构起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的世界最强大的科研、教育与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大学 体系。为了建设一流大学，中国首先应当建设、发展研究型大学；为了增强大学的竞争力， 应当优先建构中国大学的科研竞争力。
       四、 科学研究的教育功能
       科学研究在大学竞争力建构中的这种现实意义并不意味着在大学的功能定位上科学研究具有 超越人 才培养的优越地位。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教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大学工作的一个核心。 从历史的观点看，教学比科研在大学更早地受到人们的重视，老师们的科学研究在早期的大 学的确也是围绕教学展开的。但是，由此认为大学的科研本质上必须屈从或让位于教学则是 陈腐而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今天仍然困绕着许多有晋升愿望的大学。事实上，现代大学将 科学研究并列为学校的三大目的性功能之一，并不仅仅因为科研与教学一样，可以成为社会 直接的消费品，而且因为科学具有的品质，使它在自我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多地为其他事物 注入营养和活力，转化成他物生存的内生变量或支持条件。科学研究对教学之间就存在着这 种丰富的转化和支持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理解为科学研究的教育功能。
       借助“教学评估”的契机和形式，中国高校近年来正在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本科教学总结和 变革。为了获得好的评估成绩，各个大学不仅花巨款对本科教学及其支持系统进行审查和改 造，而且试图以评估活动为媒介，强化教学在大学事业中的核心地位。这是一次“自上而下 ”推动的教学变革，其过程和结果具有双重意义：教育主管部门期望通过评估压力，抑制或 扭转大学教学质量滑坡的态势；高等院校则期求利用评估机会，整顿或规范多年来涣散的教 学行为和秩序，博取合意的办学声誉和财政投入。即便没有“教学评估”，中国大学的人才 培养也到了进行改革的紧迫时期。不仅仅教学行为、教学秩序和教学手段需要规范或更新， 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也需要吸收国际先进大学的经验实施转变。重视并强化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教育功能，通过开展“研究型教学”或“科学研究中的教育”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应成为这种转变的重要内容。其一，大学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其知识的前瞻 性，即大学拥有的知识应该是前沿性的，其较大比重是在科研中获得并被理解的。大学科研 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创造并为教学提供新知识。科学研究是知识生成的主要方式，也是学术信 息获取及传递的重要途径。只有参与到科学研究中去，大学教师才会拥有源源不断、丰富多 彩、理解深刻的教学内容。其二，科学研究是课程内容改革和新课程开发的基础。在总结科 学研究的基础上，课堂内容才可能不断更新，分化或形成新的学科分支，使大学教学能够跟 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和要求。其三，科学研究是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途径。科学研究的发 展始于问题，猜测性命题或方案的提出与相互竞争是问题解决的基本方式。通过参与科学研 究可以培养学生对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能力。其四，科学研究是教师学术素养提高的基本手 段。无论是对已有知识的领悟还是对新知识的创造和传递，大学教师都离不开对科研活动的 介入或参与。在通常情况下，教师的学术声誉、学术能力是和其培养学生的能力正相关的。 基于对学术大师在学生培养中榜样力量的广泛认同，越来越多的大学近年来加紧了学术大师 的引进工作，但学术大师的真正生成不是引进的结果，而是科学研究锻造的结果。实践证明 ，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一流大学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依靠雄厚的科研力量和科研业绩，通过科 学研究竞争力的提升带动大学办学质量与教育水平的提高，是知名大学战略发展中的常见行为。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关系提供了科研促进教学的有力论据。在这些学校 中，教学与研究具有密切的融合关系。这里，教师积极从事研究，并把研究中的发现和问题 充实到教学中去，丰富着教学内容，在新知识的应用、检验中促进着教学水平的提高，使专 业领域得以拓展或创新。学生也喜欢参与力所能及的科学研究，将自己从传统教育中知识的 接受者变为知识的探究者。他们的创新、发现和合作精神因此得到培养，动手能力和对科学 的观察力也大大增强。教学与科研的结合营造了研究型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给学生培养带 来了巨大的收益。由于意识到科学研究的溢出效应，许多大学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参与多 样化 的科研项目。科学研究对于研究生教学的重要性在美国大学是不言自明的，也是美国研究生 教育领先于世界的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大学教师必须持续处于科学研究的过程和前沿， 以保 证有足够的科研课题、研究经费、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科学思想的供给，实现研究生教育的 连续性。研究生也成为美国高校科研的骨干力量。科学研究对于教学的支持在研究型大学的 本科教育中也得到突出体现。为了提高本科生的培养质量，美国的研究型高校如伯克利大学 、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密西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实施有本科生开展或参与科 学研究的促进政策。这些政策将本科生参加科研纳入教学计划；支持本科生参与老师的科学 研究或以教师为主的研究小组；鼓励本科生担任教师的研究助理，或围绕自己提出的方案， 在 老师指导下开展研究；有的要求本科学生在规定的学年内独立进行一项研究或创新工作。为 了使本科教学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前沿性，选修制成为一种保障机制。课程选修中的相互比较 和“用脚投票”给授课老师以有效的约束和压力，使基于科学研究的新学科、新知识能及时 融入课堂，刺激老师们不断地在科学研究中有所发现。
       
       为了建设一流大学，中国优秀的高等院校近年来也强化了科学研究在教学中的功能和地位， 积极借鉴吸收美国的经验。譬如，清华大学从1996年开始就推行本科生研究训练计划，鼓励 非毕业班的本科生跨专业选题，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初步的探索性研究。2003年前后，全校已 有近40％左右的本科生参加了这种研究计划。在研究生层次，学校更鼓励学生参与高水平的 科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和教学效果。仅2002年，清华的在校博士生就分别在《科学》 和《自然》上发表有学术论文。在正式公布的前5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清华大学共 有39篇入选。在2003年清华大学被SCI检索的2100篇论文中，42％以上是由研究生作为第一 作者发表的。［3］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因其良好的质量和学术素质成为美国一流大学 奖学金获得的有力竞争者。
       五、 科学研究竞争力的提升
       尽管如此，中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仍十分有限，这从各种大学排行榜可得到一定程度的 反映。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中国大陆的高校很难进入前100位。即使 在媒介认为主观性较大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排行榜中，2005年进入世界前200名的 大学名单中，中国大陆也仅有6所，分别是排名第15位的北京大学，第62位的清华大学，第7 2位的复旦大学，第93位的中国科技大学，第150位的南京大学和第169位的上海交通大学 。而同期进入的大学美国有54所，英国24所，澳大利亚17所，荷兰和日本各10所，德国和法 国各9所，加拿大8所，瑞典5所，中国香港4所，韩国3所，新加坡2所，中国台湾1所。 ［4］对于综合国力已排名全球前列、有着2000多所高校的中国来说，这些数字并不体面。
       大学排行榜显示的数据不一定准确，但能够映射出中国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学间存在的差距， 显现出中国大学综合竞争力的水平和局限。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固然是多重的，最为根本的 却 在于中国大学科学研究竞争力的劣势。与发达国家及自身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相比，中国大 学的科学研究目前仍比较落后。一流学术人才的短缺，学术资源利用的浪费，科研组织主体 的缺失，学术考评中的形式主义，这些内陆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其伴生的学风浮躁和学术 道德的滑坡，既是中国大学科学研究落后现状的表现，也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管理 体制的局限则是贯穿其中的一个瓶颈。它们作为影响大学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变量，与环境压 力一起，促成并支持了中国大学科学研究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其结果是，一方面，自上个世 纪90年代在观念上逐步确立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重要地位以来，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在数 量和规模上获得了历史性的飞跃，今天的中国高校已经成为中国科技战线的主力军。另一方 面，中国大学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整体上又是缺少国际竞争力的。在国际比较中，不仅中 国大学高水平、高影响的论文和科技成果产出少，其科研经费、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和研 究基地、一流学科等优质科研资源也偏少，其目前的进步仍属于粗放型的量的扩张，且主要 局限于纵向观察和单一地域内的比较范围。中国大学的科研水平、科研效益及科研竞争力仍 处于全球相对落后的地位。2006年，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利用美国科学及信息研 究所开发的《基本科学指南》数据库，对全球大学自1995年1月1日至2005年8月31日的科研 数据进行分析，发表了一份《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报告形成时利用了“科研生产 力”、“科研影响力”、“科研创新力”、“科研发展力”4个一级评价指标，分别占权 重的20%、55%、15%和10%。［5］从排名结果看，在全球科研竞争力前300强大学的 比较中，中国 最好的排名是台湾大学，列第169位；其次分别是香港大学，列第207位；香港中文大学，列 第214位；北京大学，列第253位；清华大学，列第264位；香港科技大学，列第284位；中国 科 技大学，列第286位。共有7所中国大学(其中3所内陆大学)进入全球前300名。而与中国毗邻 的日本，进入前300名的大学多达16所。［6］显然，中国内地大学的科学研究不仅在 全球、在亚洲地区也处于相对滞后的位置。科研竞争力的脆弱无疑是中国大学综合排 名及综合竞争力落后的重要根源，也是中国大学向世界一流行列迈进的瓶颈之一。提升中 国大学的科研竞争力的确已刻不容缓。
       这需要中国的高等教育完成一系列的改革工作。在宏观层次，需要围绕政府和市场在高等教 育资源配置中的职能及关系、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与运营方式、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体制、 高等教育立法及行为规制等方面继续进行探索，为中国大学科研竞争力的建构提供良好的法 律、政策和市场环境。这方面的研究及改革实践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微观层次上大学组织的 对外竞争力需要加快建构的步伐，既包括国内大学对境外大学竞争力的提高 ，也包括国内不同大学之间相互竞争能力的提高。在已有的研究中，我们曾指出并论证了在 既定环境条件下，中国大学科研状况改进的一种思路：即把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局限看作影 响大学科研发展的一个瓶颈，将从管理改革入手推动中国大学科研状况的改进看作是目前可 行的理性选择。管理改革富有成效的前提之一是改革方案的设计、实施要维持科研与教学、 学科发展综合化与突出重点及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均衡，在此基础上，以科研组织的 重构为龙头和切入点，以科研业绩评价的改革为要件，带动并最终实现科学研究的系统性改 进；为了稳定教学秩序，科研组织方式的重构可采取局部、增量的变革方式，以校级重点研 究机构的建设为平台，在试错中渐次推进和拓展；科研业绩评估体系的改进则可在研究机构 的边界内，围绕评价主体、评价客体和评价标准的变革来实现。［7］中国大学科 研竞争力的 提升同样可以采取类似的观点与路径。除此之外，也需要因情势的变化匹配其他支持条件。 在目前学风普遍浮躁的状况下，有三个与科学理念密切相关的深度问题更需要管理者们给予 关 注并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去努力解决：（1） 大学管理者及其研究人员应努力摆脱狭隘的价 值偏好，还科学研究以本来面目，明晰什么样的研究及成果才是真正科学的，并以此指导学 校 科研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改进，解决科研活动中“生产什么”的方向问题。（2） 大学科 研激 励机制的建构应适度凸显控制与惩罚的功能，引导科技工作者以合乎科学规律和道德规范的 方式进行研究，以此约束非科学、伪科学的不端学术行为，解决科研活动中“如何生产”的 途径问题。（3） 大学管理者在政策制定中应努力培育与科学精神匹配的价值观念，弘扬科 学事业的奉献品格和科技成果的公共性质，以此淡化科研业绩与货币收益的直接对应关系， 解决科研活动中“为谁生产”的目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晓鹏．全球化下的世界大学排名［J］．化工高等教育，2006（5）：1 1-14．
       ［2］ 马丁•殷斯，约翰•奥莱里，琼•马卡斯．《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行榜阐释［J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5（1）：13-17．
       ［3］ 顾秉林．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C］∥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4：181-192．
       ［4］ 叶赋桂，钟周，李越．《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研究［J］．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2006（1）：48-56．
       ［5］ 丘均平，等．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是怎样产生的［J］．评价与管理，2006 （1）：38-43．
       ［6］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2006）［J］．评 价与管理，2006(1)：44-50．
       ［7］ 张正军．微观视角：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及其管理改进［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22-128．
       ［责任编辑 张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