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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以下几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化。1加强方言词汇描写的系统性； 2深化方言词汇比较和方言特征词研究； 3深化特定词汇类型与表义手段的研究； 4加强方言外来词及方言对普通话词汇渗透过程的研究。
       关键词： 汉语方言； 方言词汇； 方言特征词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2－0117－06
       近年来，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标志是李荣先生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下文简称“大词典”）分卷本、综合本和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下文简称“词汇集”）的相继问世，以及其他大型方言词典和方言调查报告的出版。此外，在考求方言本字、方言特征词研究、方言词汇与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也发表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同时，方言词汇的系统描写和词义结构分析，方言词汇和词义的比较，方言熟语（如口头成语、歇后语、惯用语），方言外来词，方言词汇对共同语的渗透过程诸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择其要者，谈谈笔者的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加强方言词汇描写的系统性
       1.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符号系统。系统性是语言的本质特点之一。尽管与语音、语法相比，词汇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但其系统性也是毋庸置疑的。［2，3］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语音、词汇、语法的系统性自不待言。老一辈语言学家非常注重词汇的这一特性，并在调查研究中贯彻了系统的思想。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制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尽管只有329条词语，而且排除了“全国通行一致只有语音上差别的词”［4］，但所选词条仍构成了完整的小系统。如亲属称谓共选择了下列28条词：
       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兄，弟，姊，妹，伯父，伯母，叔父，叔母，外祖父，外祖母，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舅，舅母，姑，姨，弟兄（总称），姊妹，夫，妻，（男子）娶媳妇，（女子）出嫁
       这些词条两两对称，囊括了方言中最基本的亲属称谓词，体现了很强的系统观念。
       2. 从一些方言调查报告来看，还存在系统性观念比较缺乏的现象。具体表现有两个方面。
       (1) 选择词条的系统性不够。少数方言调查报告（包括方言志和方言研究，下同）分类词表的条目缺乏系统的考虑和比较意识。比如，有的方言词表对方言特殊词语搜罗净尽，却将一些使用频率极高的基本词语排除在外。如某一部方言研究，“天文”类中关于各种“雨”的说法搜集得很全，却没有“下雨”一条；本地应当下雪，却没有“雪、下雪、雪化了”等词条；有“冰溜”却无“冻冰”的说法。再如，个别方言词表的“亲属称谓”中有“连襟”无“妯娌”，或有“妯娌”无“连襟”等。有“大舅子”无“小舅子”、有“大伯子”无“小叔子”的现象也偶有所见。这样，当我们要利用这类词表进行方言词汇比较的时候，就无法判断分类词表没有收录的词条是否跟共同语或大多数方言相同，何况不少词语在共同语中就有两种以上的说法，连猜都猜不出来。而且，实事求是的研究者是不会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材料进行猜测的基础上的。这样，词表的学术价值就打了折扣。
       由此我们认识到，在进行方言词汇调查和研究时，选择、编制词汇调查表是多么重要。就目前的条件看，小型、初步的调查当以《方言调查词汇手册》为基础，中型调查可以《汉语方言词汇》［5］为基础，大型调查当以《汉语方言词语调查条目表》［6］作为调查表。为了突出本方言词汇的特点，抛开现有的方言词汇调查表另起炉灶，或者对方言调查词表随意删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2)词义分析不够。词义分析是词汇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方言词汇研究的必要途径。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有些方言调查报告详于词条的列举而略于词义的具体分析，如义项、词义结构、适用对象的分析。具体表现有三：第一，对明显的方言词不作解释。比如，有方言词表“大娘”、“大妈”间隔出条，应当不是同义词，但未作解释。可能在编著者心目中，这些词语的意义非常简单，用不着解释，但对于读者和其他研究者，这些词语的意思并不明了，因此需要解释，有的可能还需要举例说明。尤其是那些与共同语或其他方言形同实异的词语，或者容易引起歧解的词语，更是必须解释的。第二，有的词义解释不注意词性，释义与词性不对应。第三，对多义词语不作细致的义项分析，笼统地注明共同语的对应词语，将多义词解释成单义词。上述三点总括起来，说明编著者在作分类词表的时候，还缺乏明确的研究、比较意识，而仅以罗列方言词语为满足，因此导致一些分类词表篇幅不小，利用率却不高。
       其实，恰当的词义分析，正是深入挖掘方言词汇特点和开展方言词汇比较的首要条件，没有清晰、准确的释义，方言词表的价值就只能停留在一个“词表”的水平上，就不能作为词汇比较和深入考察方言词汇的理想材料。总之，没有微观的词义分析，宏观的词义比较必定是粗疏的，其结论也是不可靠的。
       二、 深化方言词汇的比较和方言特征词的研究
       在方言与共同语之间，不同方言之间，新老派之间，进行词项、词义、词语使用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方言之间的关系，补充方言分类和分区标准，深化造词理据和词源研究，深化方言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
       1. 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最重要的是具有系统观念和比较的共同基础。《大词典》的条目和释义，就集中体现了李荣先生在方言词汇调查研究中的系统观点和推动全国范围内方言词汇比较的战略思想。根据张振兴先生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上的报告，李荣先生的学术思路是：在继续方言语音研究的同时，把方言研究向词汇和语法方面推进。重要的是把词汇的研究做好，注意方言之间词汇的共同性和分歧性，注意研究方言的特征性词语。编纂42种分地方言词典、综合本《大词典》都是为了落实这个思想的。［7］
       《大词典》的词条中，既有“规定动作”，又有“自选动作”，其中有不少必选词条是极其基本的、可能是大多数方言一致的。然而，正是这些最基本的词语，才构成了现代汉语共同语和方言词汇的骨架，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词汇系统的基础。《大词典》为我们提供了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42个方言参照点，建立了一个方言词汇比较的平台，成为今后开展方言词汇比较的基本框架。采用这个框架，无论是从某方言出发在本方言区作内部比较，还是与其他大方言作外部比较，或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型比较，都可以避免条目选择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避免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弊端。在这一方面，《汉语方言词汇》的价值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2. 陈章太、李如龙［8，9］在讨论闽方言的一致性和内部差异及其分区时，将最常用词汇和语法的比较跟语音比较并列，从构成语言的三大要素，证明了闽方言应该成为一个大方言区，内部应当划分为闽南、闽东、闽中、闽北、莆仙5个次方言区，是运用语音、词汇、语法条件讨论方言分区问题的成功之作。
       李如龙曾讨论过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指出汉语方言词汇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源流差异、造词差异、构词差异、词义差异和价值差异。［10］陈章太在主编《词汇集》的基础上，对北方方言的基本词汇进行了宏观比较，使我们对普通话基础方言内部的词汇差异有了初步的认识，为词汇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11］随着《大词典》、《词汇集》等的出版，开展较大范围词汇比较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起来。如果我们仅仅把《大词典》、《词汇集》当成了解方言词时查阅的对象，就大大误解了主编者的初衷。
       
       3. 在方言词汇差异中，词义差异的情况最为复杂。词义差异是反映不同方言区人民之间文化、心理、历史差异的镜子，也是考察词汇发展、词义演变规律的绝好对象。词义差异类型十分复杂，远不是用“同词异义”可概括的。较为典型的是下面一些：
       (1) 词面相同，义项多寡不同。如“石油”在陕北神木话中指“煤油”和“原油”，大部分北方方言只指原油；关中话的“馍”包括其他不少方言的“馍（馒头）”和“烧饼”甚至“饺子”(煮馍)。陕西和内蒙古晋语的“甜”既指食物中“糖多”，也指“盐少”，包括普通话的“甜”和“淡”；多数陕西方言的“稠”既指汤、稀饭等“不稀”，又指庄稼等“不稀”，包括普通话的“稠”和“密”。大部分北方方言的“儿”只指“儿子”，陕北话的“儿”则除了这个名词性的义项外，还指蛮横、不讲理，如“这人可儿嘞”，“儿人”。北方方言的“盆”，广州话分别叫“盆”和“篼”［tu55］，两者形状相同，用途不同，前者是食物容器，后者是洗濯用具。［12］
       　　(2) 词面相同，词义不同，但互不包含。如普通话的“饺子”指水饺，陕北话的“饺子”一般指蒸饺，水饺用“扁食”；陕北话“锅头”指炕头，关中话的“锅头”则指灶火。“忙乱”在普通话是形容词，指“事情繁忙而没有条理”，而内蒙古晋语则是动词，指：①努力办成某一个事情。如丰镇话：“伢［nia54］人家孩子考得不好，他爹硬给忙乱上去了。”②帮忙。“打闹”在普通话指“一群人嘻嘻哈哈地玩儿”，内蒙古、陕北晋语则指“尽力搞到……”，如“打闹两个钱。
       (3) 词面相同，词义交叉，即甲乙方言之间意义部分重合。如陕北话、内蒙古晋语、山西北部晋语的“灰”意义有同有异，相同点是各方言都有“介于黑和白之间的颜色”的意思。不同的是，陕北话的“灰”有傻的意思，内蒙古晋语、山西雁北话的“灰”不指傻，而是指坏。如陕北话的“灰人”指傻子，内蒙古晋语等的“灰人”指坏人、恶人。神木话有“灰婆姨”、“灰后生”、“灰和尚”、“灰姑子”等词组，内蒙古晋语等则有“发灰”、“灰猴、“灰货”、“灰鬼”、“灰倯”等词语，“灰”均指“坏”。只有内蒙古晋语的“灰隔胞［xuei31k54pｈ31］”詈语：本指隔代胞弟，现一般指私生子一词渗透到了陕北北部。“抬”在陕北、关中方言中有三个义项：①共同用手或肩膀搬东西；②放，添加：如～盐，～醋；③藏起：～得寻不上了。内蒙古晋语没有义项③，但有修理、搞等多个义项。
       (4) 词面和词义互相参差。如普通话的“公羊”，陕北神木话须分说成“羯子”和“圪羝”，但方言的“羯子”相当于普通话的“公山羊”和“公绵羊”（已骟），“圪羝”也相当于普通话的“公山羊”和“公绵羊”（未骟）。当方言既要说明山羊或绵羊，又要说明已骟或未骟时，必须说“山羊羯子／山羊圪羝”，“绵羊羯子／绵羊圪羝”。另外用“骚胡”指配种的公羊，“母子”指骟过后育肥的母羊，“栈羊”指圈养育肥的“羯子”和“母子”。
       (5) 字面相同，但在各自方言中的语音层次、词汇层次不同，或在语义场中的地位不同。这种差异有时甚至反映在同一方言内部。如神木话“娘娘”的白读音［ｎｙｏ2 ｎｙｏ0］指祖母，读音可以追溯到唐宋西北方音，文读音［ｎｉａ2 ｎｉａ0］指女性的神仙，“娘”的文读音［ｎｉａ2］用于母亲的叙称；不少关中话“娘娘”的白读音［ｎｉａ2 ｎｉａ0］指祖母，与陕北话相同，文读音［ｎｉａ2 ｎｉａ0］则指姑姑或婶婶。神木城关话“婆婆”读［ｐｈｕｏ21ｐｈｕｏ24］指外祖母，读［ｐｈｕｏ44ｐｈｕｏ21］是丈夫之母的叙称，高家堡话则用［ｐｈｕｏ44ｐｈｕｏ21］兼指外祖母和丈夫之母的叙称。陕南商州谢塬话用“妈”［ｍａ24］指母亲，“妈妈”［ｍａ53ｍａ0］指伯母，“娘”［ｎｉａ24］指婶婶，方言内部用变音、变换语素等方式区别相互联系的意义，与其他方言存在复杂的对应关系。［13］
       通过不同方言词义异同的比较，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词义的系统性和词汇的系统性，认识作为语言符号的内容的词义和符号所反映的客观对象之间的本质区别，更加充分地理解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在语言系统中的“价值”的深刻含义。
       4. 在方言词汇宏观比较的基础上开展方言特征词研究。李荣先生十分重视方言特征性词语的研究，他指出：每个方言都有特征性词语，用特征性词语把两个或若干个方言区别开来。方言越大，特征性词语越少；方言越小，特征性词语越多。要研究南北方言的差别；要研究方言的词汇，尤其要研究特征性词语。［7］
       关于方言特征词，学界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分歧主要是在方言特征词的性质和范围上。方言特征词研究在理论、实践上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需要强调的是，特征词研究的基础是方言词汇的宏观比较，特征词的提取不能依据对某一范围内方言词汇分布的印象，而应在基本统一的框架下，以扎实的方言词汇调查、比较为前提。如果暂时不具备对大方言的特征词进行研究的条件，不妨在较小范围内，考察某一片、小片方言的特征词，逐步深入，循序渐进。［14-17］
       三、 深化特定词汇类型与表义手段的研究
       1. 汉语方言中存在丰富的表达某一类特定意义的词汇。比如“人物” 一般的方言分类词汇表叫做“人品”类，《广州方言研究》叫做“人物”类，更为贴切，故从之。类词语就是饶有趣味的词汇类型之一。这类词语造词、构词方式独特，表义丰富多彩，不同方言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体现了汉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一致性，又体现了不同方言在取譬状物方面的独特个性，是地域文化特征在方言词汇中的集中反映。
       人物类词语可分为几个小类，以神木话为例：表示职业称谓，如“老娘婆、讨吃的叫花子、媒婆”；表示有某种生理缺陷的人，如“疤子麻子脸、背锅儿驼背”；詈词，如“坏倯、死皮、挨枪货”；表示具有某一特点的人，如“干龙干瘦的人、牙圪杈性格太泼辣的女孩儿”。其中最后一种的内容、理据最为丰富多采。
       人物类词语可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语音形式上，有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等，以三音节为主，这是由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决定的。构词上，集中体现了不同方言的特点。以晋语为例：多用重叠式，有丰富的专表人物类词语的后缀、类后缀，常用“皮、鬼、货、猴、佬、倯、脑、毛”等后缀或准后缀构成詈词［19］，［20］298-306，且不同后缀可以通用。如内蒙古丰镇话“枪崩鬼、枪崩猴、枪崩货”，“挨刀鬼、挨刀猴、挨刀货、挨刀脖子（支配+附加）”，陕北神木话“瞎松、瞎货、瞎毛”。其中陕北晋语和山西、内蒙古晋语之间又略有差异，如陕北话常用“脑”（憋脑、缺脑、绿脑：吝啬鬼），“皮”（灰皮、黑皮、爬皮、死皮：赖皮），山西、内蒙古晋语常用“货、猴、佬”。再如，湖南方言常用“婆”构成带贬义的女性称谓，如“乡里婆、煤炭婆肤色黑的女人、半路婆二婚的女人、巴肚婆孕妇、厉害婆、走脚婆爱串门的女人、学舌婆爱传话的女人”等。［21］139广州话常用意义泛化的“佬”、“友”：如“高佬高个子、肥佬胖子、大只佬壮汉、四眼佬戴眼镜的人、番鬼佬外国佬、鬼佬同上、泥水佬泥瓦匠”，“西装友穿西装的人、发烧友对某事极其热心的人、殃祸友惹祸、闹出麻烦的人、炒友搞倒买倒卖的人，倒爷、荷包友掏钱包的小偷”［22］296-307。造词上，惯用转指、比喻、夸张等手法，转指如神木话的“多接嘴好插嘴的人、攒财财特别节俭的人、吃少少饭量很小的人”。比喻如“单爪爪独生子女、死抠抠办事十分死板的人、帽帽鸡儿动不动就发火的人、驴山神身材高大但不周正的人、神棍棍特别爱生气的人、楦楦匠喜欢吹牛的人”。取譬对象也极有方言特点，如神木话的“石雹、兔子、毛猴儿、圪叉树杈”等。湖南话的
       “（冲）牯子脾气暴躁的小伙子、（爆）脑壳脾气暴躁的人、（一）铳（硝）性情暴躁、极易发作的人、（骚）鸡公风骚的男人”等［21］140-143。广州话的“（霸王）鸡蛮横的女人、二奶仔受歧视的人、（死）蛇（烂）蟮懒人、砂褒（兄弟）一起混日子的亲密朋友”［22］296-307。形象色彩极为丰富。从感情色彩来看，以贬称占绝大多数，表示对指称对象的厌恶、嘲讽、贬损、戏谑、同情等，不一而足。人物类词语既是方言区人民的无限想象力和语言创造力的成果，又是地域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承载者。其构词、造词、表义、文化等方面的特点，还有待于更加深入的考察。
       2. 方言的造词法和构词法的丰富性，伴随着表义方式的丰富性。方言词汇系统中存在复杂的同义表达手段。不同的表义手段是如何共处于同一方言中？是互补关系，还是竞争关系？是平分秋色，还是此消彼长？它们的语音形式发生了哪些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作细致的考察才能深化认识。
       在各种构词法与表义方式中，目前描写比较充分的是小称形式。有些方言的小称形式在语音上发生了诸多变化。比如，南部吴语的小称形式上主要有五种类型：儿缀型，鼻尾型，鼻化型，变调型，混合型。［23］135-136这些小称形式经历了复杂、有趣的发展历程：“小称调尤其是单一型的小称调形成以后，它成为该方言声调系统中的特殊成员，即一种语义化的声调。这种声调可以被人们当作一种表义手段广泛使用，而不仅仅局限于原来属于鼻尾型、鼻化型小称的那些词。所以，儿缀词可以坐享其成地套用本方言发展出来的小称调；本音为鼻尾韵或鼻化韵的音节难以通过韵母自身的变化来实现小称，但有了小称调以后，就可以只变化自己的声调来达到表示小称的目的；在其他场合，例如人名、称谓词语，只要有需要，也可以随时加上小称调。因此，小称调是一种十分方便、十分有效的小称手段。”［23］158像这样对方言中某些表义手段的变化、消长的描写和探讨，在方言词汇研究中还比较少见。山西、陕北、内蒙古晋语中，前缀“圪”、重叠、儿化等是常见的小称形式。沈明对山西方言小称的考察结果是：“山西方言表示小称的基本方式有四种：一，重叠；二，前缀‘圪’；三，儿缀；四，小称音。这四种方式还可以叠加使用。儿缀在山西方言里是表示动植物、衣物和家用器具、农具等的类称，在有些方言里也表示小称，这种参差和地域有关。与表示衣物和家用器具、农具等类称相对的小称用重叠……；其他的小称用前缀‘圪’……。也就是说，重叠和前缀‘圪’表小的语义范围大体上是互补的。……重叠是山西方言表示小称的最主要的方式；前缀‘圪’表小是名词性分音词指小这一功能重新分析的结果；儿缀表小的功能可能是后起的。”［24］，笔者曾对神木话重叠名词和儿化名词作过考察，发现它们的作用不能等量齐观，而具有一系列区别。从它们在神木话词汇系统中的地位来看，重叠式名词属于开放类，有不少词只能用重叠形式，更有大量的名词只在表义、语用需要的时候才重叠，从而使重叠名词的指小、表爱的意味显得特别明显、强烈。儿化名词属于封闭类，儿化、非儿化两读的词很少，有的儿化词已经不含小称义。儿化名词与重叠式名词基本上处于一种互补状态。两者经过长期的竞争、整合，叠置在神木方言的词汇系统之中。［20］298-306在内蒙古丰镇方言中，AA式、AA儿式、A 子式名词之间形成了比较严整的对立、互补关系。AA式名词的词根一般不能独立，也没有相对应的A子式，语素义和词义存在较大差别，属于封闭类。如“牛牛乳房、胡胡二胡、豆豆、糊糊、珠珠圆球儿、鸬鸬鸽子”。AA儿式的语素义和词义相同，属于开放类。如“刀刀儿、袋袋儿、盆盆儿、顶顶儿、虫虫儿、兜兜儿口袋”。小称义十分明显而强烈，与A子式在结构形式、语义色彩上均构成平行的对立关系。AA式尽管也都指称小的东西，但小称义却不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语义上的对立项，另一方面是由于AA式是一种构词方式，AA儿式则是一种表义方式，两者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从形成来看，恐怕也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
       在西北官话中，广泛存在A子式、AA式、AA儿式、AA子式名词，其中有些又有“形容词化”用法。对词根相同、形式不同的名词、形容词之间构词能力的差异，表义色彩的区别，语音形式的变化，还须作全面、深入、动态的考察。［25，26］
       四、 加强方言外来词及方言对普通话词汇的渗透过程研究
       1. 外来词的借入通道、借入方式和词义、词形规范，是词汇学和词汇规范化的重要问题。口语中的外来词大多是通过某些方言进入共同语和其他方言的。有的外来词，由于有多种借入通道，用不同的方音来转读，所以具有不同的词形，造成异形外来词，如“巧克力／朱古力”，“色拉／沙律”，“三明治／三文治”等。在北方地区，由于借入地不同而造成的地名异形更是比比皆是，如蒙古语地名“高勒／?郭勒”，“敖包／?阿包／?脑包”，“巴音／?巴彦”，“柴达木／?采当”，“锡林／?石梨”等。
       方言学者考察外来词时，一般多注意本方言吸收的词，而较少注意其他方言借入的同一个词。而词汇学者则大多只注意共同语已经吸收的部分，较少关注它们借入汉语的初期——方言外来词阶段，只考察借词的结果，较少注意借入的过程。两个领域各管一段，研究有所脱节。其实，外来词读音的特点，词形（字形）的选择，意义和使用环境的确定等，都跟最早借入的方言有关，是受该方言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制约的。如“唛”(mark，广州音［ｍk55］)、“的士”（taxi，广州音［ｔｅｋ55ｉ35］）、“T恤”（shirt，广州音［ｅt55）、“菲林”（film，广州音［ｆｅｉ53ｌm35］）、“镭射”（laser，广州音［ｌｅy1122］）等外来词，其读音、用字都带有粤语的痕迹，比较一下laser的早期译名“莱塞”和时下流行的“镭射”，这一点就会一目了然。如果不是从粤语借入，“taxi”恐怕就不会翻译作“的士”，而可能翻译作“达士”、“踏士”之类。再如“cookie［ku:ki］译作‘曲奇’，符合广州话音系，‘曲’音［ｋｈｕｔ7］，‘奇’音［ｋｅｉ2］，与英语原音相合。‘曲奇’上海话读作［ｔｈｙ7 ｄｉ2］，与英语原音大相径庭。又如英语sofa［ｓｏｕｆａ］译作‘沙发’，符合上海音系，‘沙’音［ｓｏ1］，与英语原词第一音节相合。此字广州音作［ｓａ1］，与英语原音相差悬殊。”［27］19忽略了这类词作为方言外来词的阶段，就难以对其竟委穷源，探寻外来词借入的一般规律。不了解外来词的方言背景，有时还可能对其规范问题提出草率的意见。
       有的外来词，整体并未进入普通话，但其一部分却非常流行。据邹嘉彦、游汝杰的统计，“的士”在北京话中的使用频率只有0.9%，上海只有2.86%，都相当低，但“打的”、“的哥”、“的姐”却是妇孺皆用，“的［ti35］”已经成为一个外来语素。“巴士”在北京的使用频率只有2.12%，可是“中巴”一词却随着其指称对象流行了很长时间，甚至一度成为北京市和其他北方大城市公共交通秩序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还有的外来词，恐怕只是在书面或市面上流行，而未必能在口语中通行开来，如西安市面上常见“不准泊车”的告示，可是大多数人连此处的“泊”读什么音都感到为难，因为口语中都是说“停车”的。
       总之，只有对方言口语中的外来词加以调查、分析，才能加深对其特点、规律、流行趋势的认识，对外来词的规范化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意见来。
       
       2. 方言词汇是普通话词汇丰富、发展的不竭源泉之一。［28］1-13方言词语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大都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变化对语言词汇系统提出了某种要求，方言词恰好能够满足这种要求。普通话词汇通过对方言词的吸收，不断调整着内部词语之间、词义之间的关系，使自身系统达到动态的平衡，这是词汇系统性的最好体现。加强方言词汇对普通话词汇渗透的原因、方式、过程的考察，可以使我们具体入微地观察到普通话词汇“进行中的变化”，加深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的相对稳定性和绝对变动性关系的认识。
       大多数现代汉语教科书所说的方言词汇，都是指已经进入普通话的方言来源的词。其实，正在进行中的方言词语对普通话的渗透，是发生在大量的方言区群众所说的“普通话”中。方言区人使用普通话的水平参差不齐，所带方言成分的轻重比例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程度地掌握、使用普通话的人，通过他们对普通话的使用，把方言词输入到“地方普通话”中，再通过带有地方色彩的“普通话”对标准的普通话发生影响。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调查研究发生在各地的方言词汇对普通话的渗透过程。同时对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求：不仅要静态地分析已经完成的结果，更要动态地观察正在发生的变化。具体的调查工作，则需要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调查某一城市、乡村中，方言高频词在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文化水平、经济状况等人群的“普通话”中的使用情况。至于通过书面语材料进行方言词对普通话词汇的渗透的研究，邹嘉彦、游汝杰的《当代汉语新词的多元化趋向和地区竞争》具有典型意义。他们利用“各地中文共时语料库”对海内外汉语新词进行的研究，就是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语料库和信息处理技术，通过考察当代有代表性的受欢迎的综合性报章，选择42组157个新外来词，5组23个带方言特征的词语，对外来词、方言词、新造词在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上海、北京等地区中的渗透程度等进行了考察。［27］我们也可以以某一方言为对象，以一定的时间跨度为界限，从地方性报刊、戏曲、说唱艺术等用词情况的前后变化，来观察当地方言词语进入书面语的具体进程，方言与普通话对应词语的消长，动态地考察方言词语对普通话词汇的渗透过程。从而对汉语词汇发展的状况得出具体的结论，对词汇规范化问题提出可行的指导意见。
       　　3. 目前，网络词汇对日常语言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词汇和方言的关系，比任何其他种类的特殊词汇都密切，不论是数字代替、字母词，还是“通假词”（笔者的杜撰）、新音译词，都值得从方言的角度加以考察。如“偶—我（粤）”、“哩抖、Lido—这里（粤）”、“虾米—什么（台湾）”、“抹油—没有（关中）”、“撒—语气词（西南）”等。再如“1314—一生一世（三、生音近，四、世音近）”，“530—我想你（我、五音近，三、想音近，n、l 不分）”，其中的方言信息非常丰富。通过对网络词汇的分析，可以窥见不同方言对年轻一代语言生活的影响力，普通话与方言词汇之间的互动过程。与其抽象地发表评论，不如先对其来源做一番切实的考察。
       上述调查研究，对拓展方言学、词汇学研究的视野，对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都是很有意义的［29］。方言词汇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系统，词的语音、形体、意义、指称对象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在不同方言的词汇之间进行比较，尤其是考察词义的差异，提取方言特征词，动态地观察方言词汇对普通话的渗透和方言词汇之间的互相渗透，既需要有宏观的、整体的眼光，又需要做微观、细致的考察。这样，我们对方言词汇的认识就可能逐步深化，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就能够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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