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汉语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差异大。这不仅是语体、语用的差异，而且也是汉语两大造词系统的差异。它们共同构成了汉语词汇鲜活而丰富的洪流。从理论上区分口语词、书面语词对解决汉语词汇问题是一个突破口。在应用上，书面语词和口语词的区分与比较，对解决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贡献，还可为辞书编纂、词汇规范服务。
关键词： 汉语； 口语词； 书面语词； 词汇学； 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2－0110－07
一
汉语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差异大，但是有关研究很不够，事出有因。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在词汇上都有很大差异，这是读书人和不读书的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果拿同一内容用书面语写下来和用口语说出来，再比较其遣词造句的不同，一定能获得始料不及的认识。
口语是用声音来实现的，通常都有听、说双方和特定的、不断变化的语境，一来一往的交流往往不待思索，因而比较粗糙、芜杂，但是可以随时修改、更正。书面语是用文字记录的，可以超乎时空，在预设的、静止的语境中慢条斯理地推敲和提炼。这种由于交际方式的不同造成的词汇差异，应该说是一切语言共有的。对于汉语来说，书面语和口语词差异大，还有更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汉语使用的是汉字，汉字对汉语不仅是书面符号，而且是集形、音、义于一体的语素，许多常用字就是一个单音词。汉字的形音义之中，形、音之间的关系松散，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语音变迁不一定会造成字形的变化，只要识字，任何方言区的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用汉字造成新词。运用汉字语素造出的书面语词汇和运用口语的音节组成的口语词汇，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其次，汉字书写认记繁难，使识字的人掌握了文化也获得了权势。这样的人群和只通口语的文盲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再次，为了避开刀笔书写的麻烦，书面语用词往往尽量简省，而浩如烟海且美不胜收的典籍（“经史子集”），不但成为书面语词取之不尽的资源，而且成了作诗行文的最高典范。此外，南北方言的分歧也使避开语音差异的书面语词有更大的流传空间和权威地位，方言口语的分歧和书面共通语的统一则是推动书面语和口语词汇分道扬镳、双轨并进的重要动力。
然而，汉语词汇中的书面语与口头语差异和对立这一事实，在汉语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究其原因，在历史上，由于书面语通行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而获得很高的地位，而老百姓之间通行的口语则总是被认为是粗鄙的俚俗，向来不登大雅之堂。诚然，书面语的规范确保了社会交际生活的正常稳定的运作，而且提供了语言研究的现成而简便的范本；而口语则因为纷繁复杂、差异大和缺乏规范而成为研究者难以驾驭的材料。后来传来了西方的现代语言学也是强调以稳定、规范的书面语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这不但固化了中土原本的重雅轻俗、重文轻语的传统，而且形成了更加难以突破的理论统制，让人不敢越过雷池一步（例如不敢采集口语作语法例句）。这种倾向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遇着障碍，中古时期有许多反映当时口语的材料（如变文、话本），对于规范的书面语词来说就成了难词、僻字，不得不下工夫去考证。在语法研究中，《马氏文通》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都是从书面语取材的，直到1968年出版的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才第一次宣布“主要研究对象是日常说话”，“用非正式发言的那种风格说出来的”［1］。最近数十年来，社会语言学兴起，重视言语的变体，尤其是重视口语中的变异，应用语言学的侧重面也从书面读写转向口语的听说，修辞研究则开辟了口语表达的新领域，有了这些方面的变化，口语的研究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是在书面语词汇和口语词汇的比较研究上还是缺乏新的突破。
口语词研究不景气，不但有学术理念和社会习惯方面的原因，也有语言自身的原因。书面语料再多，对于口语来说也只是有限的样本，口语是每时每地、每人每事都在大量产生的，是开放的、无限的领域；书面语有文本可依，相对稳定、规范；口头语广阔无边、无从捕捉，而且变化无穷，搜集整理语料都十分困难。至于书面语和口语词汇的比较研究，首先便要面临着划界的困难。书面语词和口语词都有一些是专用的（近乎——套近乎，玩味——玩儿命），也有不少是通用的，例如那些最常用的基本词汇（天地人、一二三、上中下、来去回、红黄白、你我他）就不但并行于书面语和口头语，连古今通语和南北方言也莫不贯而通之。在演变过程中，有些前代的书面语词汇后来广泛用于口语，口语造词之后也可能被书面语接纳，久而久之，二者就难以辨识了。在实际口语中，书面语词和口语词常常是混用的，只是由于个人言语风格和交际环境的不同而造成选词方面和用词比重的差异。可见，对于汉语书面语词和口语词的研究关注不够、着力不多，这是由来已久、事出有因的。其原因贯穿着历史和现状，表现为理论和应用，关涉到语言本体和语言外部。
二
口语词和书面语词不仅是语体、语用的差异，而且是汉语词汇的两大造词系统的差异。已有的关于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词汇研究大多局限于语体、语用的层面。换言之，是从言语变异的角度进行的考察。语言的系统存在于无数的言语变异之中，正是由于使用言语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在言语运用的过程中有不同的交际环境和交际内容、交际目的，造成了各种言语变异。各种变异不断冲击着语言的规范系统，使语言系统发生新的调整，有所扬弃、有所创新，在适应新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向前发展。应该说，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的兴起，使语言学的研究突破了只研究语言本体的结构系统的局限，开辟了新的领域，着力于研究社会生活中的言语实际。这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间语言学的重大发展。
在汉语研究的历史上，原来就不乏言语表达的研究。例如在书面语表达方面有宋元以来的汗牛充栋的诗话、词话，20世纪以来先有修辞学、文体学、文章风格学、辞章学，后来又有交际语言学、话语语言学等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成果。2002年10月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首届言语与言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一致认为，应该建立更有概括力的言语学，发扬汉语研究注重应用研究和变异研究的传统，吸收国外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用学、语体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汉语运用中的种种变异，探寻其中的规律。关于汉语言语表达中的变异及其规律，有十分庞大而复杂的内容，牵涉到广泛多样的社会生活。例如从语境的角度切入，有语用学；从历史背景、流派、作家等方面切入，有言语风格学；从交流领域和作品的不同构成切入，则有语体学（有人称为“领域语言学”）。而在种种变异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书面语和口头语的研究，对于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的差异，最重要的表现则是词汇上的差异。
语言最基本的特质，一方面在于它有严密的系统性，大小系统之间有各种结构关系；另一方面在于它有广泛的社会功能，在社会生活的应用中有种种变异。研究言语的变异，强调了语言的社会功能，突破了“就语言研究语言”的戒律，扭转了只注重其本体的结构系统的研究方向，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今后也一定可以引领语言研究更加直接地为社会生活服务，从而充分体现语言学的价值。
然而对汉语的词汇来说，书面语词和口头语词的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言语的变异和语用、语体的层面上。书面语词和口头语词的差异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关系到汉语本体的结构和发展的：一是区别了两类不同来历的造词方法；一是构成了词汇演变发展的两个基本的对立面。下文试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一番初步的分析。先说书面语词和口头语词是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两大造词系统。
造词方法是孙常叙先生1956年在《汉语词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造词方法和造词结构是不相同。”“结构是就造词的素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造词方法的研究是从造词活动方面来分析词的构成的。”［2］把属于语法学的“构词法”和属于词汇学的“造词法”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孙先生在这一点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构词法是共时的词的结构分析，造词法是历时的词的衍生方式的考察。孙先生指出造词法是关于造词活动的研究，这说法是准确的，但他又说造词方法是“使用具体词素组织成词的方式和方法”，这就又与“构词法”有些纠缠不清了。他把汉语的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语义造词、结构造词”三大系统，似乎也还没有准确地揭示语音、语义和语法之间的关系。语言的三个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进入语词，一切语音便和语义相纠缠，语素之间所以能按照一定结构关系组成语词，也是以语素的意义为基础的。这种造词法分类还是没有跳出结构语法的框框。
李如龙在《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一文中提出了汉语造词法的四个大类：音义相生（因音生义和因义生音）、语素合成（多个语素合成复合词，包括词组的词汇化）、语法类推（用虚化的语素类推构成批量新词）、修辞转化（把复音词的引申义凝成新义项或转化为新词）。［3］这种造词法分类可以称为以语义为中心的分类法。词汇的滋生是人们认识世界、为客观事物命名，把这些被认知的事物组成一个相关的意义单位的行为。造词法的研究应该以语义为依据，不能像构词法的研究那样，以语法为基础。四类造词法不但反映了成词之初的语音和语义的种种关系，也反映了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修辞意义在词汇衍生中的作用。现在看来，所有的语词大体都可以归入这四种造词法，并且还大体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过程，也符合人类认知世界、描述世界的进展。
如果说，从语义方面考察造词是语言学的考察，从口头语和书面语两个方面考察汉语的造词法便是言语学的考察，也是社会学的考察。口头语和书面语是最基本的言语变异系统，是社会语文生活中的两大应用系统，也是新词滋生繁衍的两片沃土。和口头语、书面语之间有异有同有交叉一样，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言语主体之间也是有区别、有交叉的。在古代中国，识字、读书、作文，和书面语打交道，只是少数上等人的事，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所接触的只是口头语，然而劳心者要治人就要和劳力者交往，彼此之间不能没有共同语言。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又分又合、亦异亦同的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局面。
三
口语造的词和书面语造的词有什么不同呢？口语通行于口耳之间，口语造词首先着眼于音，古今的双声、叠韵等连绵词、切脚词、叠音词、合音词，应该都是口语造出来的，例如吩咐、担待、疙瘩、郎当、嘟噜、佝偻、轱辘、唠叨、葫芦、姑姑、爷爷、俩、仨、甭……书面造词则往往运用汉字，在字义上下功夫，往粗里合或者往细里分。例如：深：高深、精深、艰难、幽深、渊深、湛深、深厚、深广、深刻、深邃、深切、深透、深远、深重；大：博大、高大、浩大、宽大、庞大、强大、盛大、远大、重大、壮大、大气、大胆、大学、大意、大战等等。
汉语的方言自古以来就只流传于口头，缺乏书面形式，但它正是最广大的人群所使用的口语。口语词有许多都是在方言地区造出来的，现代汉语的口语词往往就是官话区里通行于不同范围的方言词。《现代汉语词典》1983版新标的844条口语词在“三版”取消〈口〉标号后，就有41条改标为〈方〉(方言词)。例如：踝子骨、搅和、半拉、老鸨、旱半天儿、昨儿、叨登、没治、起根。书面造词则常常向古书讨生活，起用文言词、生僻字或典故，有时就和古语词、文言词划不清。例如：萦回、璧还、夷平、悔恨、杞忧、歆慕、旷世、绝代、憾事、轶事、首事、滋事等等。［4］
因为口语是和语言与生俱来的，而且向来使用的人多，口语造词不但波澜壮阔，而且也是源远流长的。可以想象，未经书面记录的口语词随着岁月流逝的一定是无法胜数的，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口语语料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而书面语借助着文字和典籍则大量流传、与时俱增，而且不断去粗存精，留下了许多富于表现力的语词和脍炙人口的语料。就现代汉语的状况说，它所形成书面语词数量庞大，古老成分多，规范程度高，艺术性也强；而口头语词文字记录少，近代以来语词多，虽然鲜活，却相对粗而俗。曹炜曾就1983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口〉语词和〈书〉语词（实际上是文言词）作比较统计，得出了以下的数据［5］，见表1。
汉语词汇的双音化是汉唐兴起，往后愈甚。以上数据说明，口语词对于书面文言词来说是后起的。现代汉语的口语词是近代白话加上五四以来的创新而形成的，所以双音词多，多音词也不少，合成词多，单纯词少；由于历史较短，没有书面的传扬，词义的分解较少，单义词多，多义词少。这些方面都和书面文言词形成较大反差。
口语虽然较之书面语粗而俗，但是它却是生动活泼、多样善变、无限丰富的。词汇衍生中的新招都是首先在口语中创造出来的。例如“子、儿、头”虚化为名词的后缀就是宋元之后形成的。现代口语中得到很大发展，而在书面的文言词就极少见。以下是1983版《现代汉语词典》〈方〉、〈口〉、〈书〉的词目中带“子、儿、头”的比例数。见表2。
从词的音节数说，口语词中除了单音、双音词，还有三音、四音、五音的；多音词中除了字义合成之外还有不少引申、比喻义构成的，可谓形式多样。例如：巴不得、疤瘌眼儿、八九不离十、半瓶醋、背黑锅、不是玩儿的、长虫（蛇）、吊儿郎当、二百五、赶趟儿、狗腿子、姑奶奶、闷葫芦罐儿、钱儿癣、穷光蛋、三天两头儿、手指头肚儿等等。尤其是三音节以上的运用修辞手段造出来的惯用语（如砍大山、开后门），近数十年间大有骤增之势。
此外，口语词和书面语词还有一些差异。从读音说，书面语词多文读音，口语词多白读音，书面语词有较多生僻字，口语词则多用常用单音语素、日常用语语素、与人体有关语素（“近取诸身”），例如1983版《现代汉语词典》的800多条口语词中除了“子、儿、头”之外，以下16个常用字所组成的词目就都不少。如大 ，25；小，21；老，14；打，11；下，11；不，11；人，11；活，10；半，10；天，9；黑，8；姑，8；上，6；脸，5；死，5。含有这16个常用字的词目和上文所说的含有“子、儿、头”（当然也是常用字）的词目加起来达到461条，扣除重复的条目，应该还占有总词目的一半左右。由此可见常用字在口语词中占着很大的比例。
四
口语词和书面语词汇成了汉语词汇鲜活而丰富的洪流。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在汉语是纵贯古今的两大词汇系统，任何时期都有这两个系统的对立和竞争。上古时期的诗经、楚辞是可唱可吟的诗歌，应该比较接近口语；《
尚书》、《
周易》、汉赋是精心雕琢的，是早期的书面语；到了中古，口语方面的典籍有敦煌的变文、曲子词和后来的话本，还有像寒山子、郑板桥那样拿口语入诗的文人之作。唐宋之后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则是典型的用书面语挤压口头语、以古代语言统制后代语言的文人们的举措。然而口语演变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宋元的白话终于逐渐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光有“四大名著”开路还不够，直到维新运动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才把近乎口语的“白话”扶正。然而从此之后，原本用早期口语写下的“白话”又成了书面语，新的口语则跟着时代的潮流在
社会生活中变异、发展，滚滚向前。尤其是最近的20年，由于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变动加大，方言的回潮，外来语（包括字母词）的批量涌入和随心所欲的网络语言在青少年手头的泛滥，又在口语系统中展现了许多新的景象。
然而口语和书面语之间除了对立和竞争之外，还有相互吸收和相互包容的一面。用哲学语言来说，便是既相互矛盾和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
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相容和转化首先表现在书面语中的夹用道白和口语中的成语典故的引用。《史记·陈涉世家》写到陈胜的农民老乡来探望他的王府时惊叹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 “夥颐、沉沉、者”就都是他们家乡话的口语。《
红楼梦》语言是与口语相近的，但也有不少书面语、文言词，尤其是官场上和文人间的用语，连有点文墨的小姐们也有许多典雅字句。但为了展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文化，也用了不少“俗语”、“俗话”、“常言”这类当时民间通行的口语。例如刘姥姥：“俗话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6］赵树理的小说、老舍的剧本已是加工过的书面语了，保留得最地道的当代口语也往往出于大众角色的对白。至于书面语转化为口头语，则见于大量的成语和典故。成语通常是经过文人们锤炼的表现某种哲理、道德观念或生活经验的言语作品，后来记录成书面语，并在口语中流传开了。《
红楼梦》的俗语有不少便是这类前代文人们加工过的成语。例如：“物不平则鸣”是韩愈用过的，“佳人命薄”出自苏东坡的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见于《
道德经》，“远水救不得近渴”见于《
韩非子》，“乐极生悲，否极泰来”《水浒》用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三国演义》用过。至于见诸话本小说就更多了。例如：“新婚不如远别”、“妻贤夫祸少”、“知人知面不知心”、“贪多嚼不烂”等等。
书面语词影响口语词还有古今两种事例。一是古代书面语词保留在方言口语之中。例如：畀（给）、睇（看）、髀（大腿）、浮泛（漂浮状）、卒之（终于）、新妇（媳妇）是粤方言保留的古代书面语；不啻（不止）、瘥（病情好转）、殆（糟糕）、粞（米屑）、汝（你）、何如（怎样）、虫豸（小虫）、歆羡（羡慕）等是闽方言保留的古代书面语。另一种是现代生活中文化普及之后许多政治术语成为各种方言口语中的常用词，例如“封建、解放、合作化、国家、人民、革命、工作、建设、彻底、坚持、关系、同志、热情、重视、进行、优秀、模范”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口语影响书面语也有一些事例，一是古代和近代的文人们把口语词用于诗文之中，例如寒山子、郑板桥等人的诗中就不乏口语词。一是现代口语中多音的惯用语大量进入书面语，例如“开夜车、走后门、拍马屁、抬轿子、一刀齐、短平快、硬骨头、软着陆”等等。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南方方言的一些词汇也被吸收到现代书面语，例如港台的口语词：“太空人、香蕉人、杯葛、按揭、一族、作秀、打拼、生猛、收银台、弊案、直选、职场、爆料”等等。
那么，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相互影响谁的作用力大呢？张中行的《文言与白话》曾经说过：“文言和白话并存，难免互有影响，可是影响力量的大小不同，文言大，白话小。”［7］他说的“白话”只指书面语。同是书面语，古代的文言依仗着久远的历史和众多的名家所造就的优秀典籍，自然比晚近的白话更有竞争力。况且，早先写白话文的人大多先通了文言，并以为文言优于白话，动辄就搬用文言。从现代白话到现代口语，又是一个书面语和口头语竞争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文言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青少年中接触文言的机会和兴趣越来越少了，古代社会充斥的文盲也趋于消失，如果在义务教育阶段读写不能过关，阅读量又不大，书面语词掌握少了，下笔为文，便只能以粗劣的口语为主，写一些半文不白，半土不洋的东西。语文程度好些的则还是有不同的偏好：远离口语或侧近口语。对于中国这样的文献大国和以汉字为书写工具和构词单位的汉语来讲，“目治”的传统，“求精”的风尚，都是很难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是，虽然很难像采用拼音的语言那样做到“我手写我口”，逐渐地向口语靠拢，应该还是将来的书面语发展的主要动向。
总之，汉语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不是铁路的永不交叉的双轨，而是同源于巴颜喀拉山，又同是汇入太平洋西岸的长江和黄河。这两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有差别而又有共性的，它们各行其道而又不乏相互渗透。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交流是书面语与口语差异大的汉语词汇演变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词汇不断得到发展的优点。口语丰富生动，与时俱进，提供了词汇发展的重要源泉；书面语规范细密、精雕细刻，富于表现力，是词汇规范化、科学化、艺术化的重要动力。数千年来，正是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共存和交往，使汉语词汇不断扩展、充实，逐渐锤炼得优美多采，拥有各种表达手段的宝藏，成为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五
研究汉语的口语词汇和书面语词汇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30年前，陈建民按照吕叔湘先生的建议，录下人们说的话，研究人们怎样把口语提炼成书面语。几年后，他写了《说和写》和《汉语口语》［8］两本书。张志公先生在后者的序文中写道：“从古代到现代，人们研究语言一直是以书面语为准的。”由于录音装置的晚出，“加以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只重视书面，不重视口语，因而对口头语言的研究始终提不到日程上来。研究语言而不从实际的口头上的活语言入手，是个不小的缺陷”。“对于现代、当代汉语口语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并且很薄弱，这对全面深入的研究汉语是不利的”。
事过20年，汉语口语的研究不能说没有进展，至少还应该说进展不大。
1996年出版的第三版《现代汉语词典》取消了1983年版的〈口〉标注。据编者的说明，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二版所标的原是北京口语，这些词语有“不少也多见于书面文字，不只限于口语了”，一是“有些词使用范围也不好确定”［9］。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取消〈口〉标注所引起的负面效应，表面上看是在于未能妥善处理词语语体特点与言语形式的联系与区别，但仔细探究起来，恐怕还有编纂思想、语言研究的准备不足等更深一层的原因。”［10］
口语和书面语在竞争中是会有变动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本来也就不可能像井水不犯河水那样划然分清。但这都不能成为标不标注〈口〉的理由。况且，如上文所述，汉语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并不只是“语体色彩”上的差异，而是牵连到汉语词汇本体——造词的本源及后来的流变的特征。汉语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差异之大、交往之深正是汉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特征。比较研究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对于汉语词汇学来说，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从理论方面说，研究汉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对于理解汉语的特点，解决汉语词汇学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例如：书面语造词就是从汉字入手，运用汉字的字义组合来创造新词的。如果说，历史上的书面语造词是文人造词，口语造词是平民造词的话，这两种造词各有什么语言特点和文化特点？在汉语词汇大系统中各占着多少比例？这种比例对于理解汉语词汇的特点又有什么意义？又如，除了明显的书面专用词和口语专用词之外，二者共用的又是哪些词？这些词在总词量中占着多少比例？如果说，书、口共用词就是古今汉语的基本词汇，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是否经得起检验？长期以来，关于汉语的基本词是是哪些，一直有争议，至今还是模糊不清；分清书面与口语词及其共用词有没有可能在这一点上寻求一条出路？还有，在书面语词和口头语词的竞争和消长上有没有规律可寻？书面语词进入口语和口语词进入书面语，是词语自身的特点决定的，还是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决定的?这些从专用变为通用的词语是否成了后一时期的基本词汇？考察汉语史上的基本词汇的变迁，能否从这方面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在汉语词汇的历时研究中，在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汉语词汇的特点及其流变中，究竟应该侧重于书面语词或侧重于口头语词？抑或是两方面分别考察，再作综合比较？凡此种种都不妨从口头与书面的异同考察中作些思考。
从应用方面说，书面语词和口语词的比较研究首先应该为解决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贡献。汉语的母语教育历来只重读写训练，而置口语训练于不顾。至今为止，多数青少年的口语还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或者说学校和老师把它推给了家庭和上世纪80年代，教育部决定在师范院校开设口语课，组织专家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20年过去了，是否应该进行全面深入的总结，作一番新的部署？青少年的口语不过关，对于词汇差别大的东南诸方言地区的学生影响特别不好。如果语文教育只重读写训练而不注意口语表达训练，对于提高一代新人的素质，为走上社会的青年准备好不可回避的应对本领，是否已经造成了制约？从青年学生们大量订阅《演讲与口才》，热情参与的演讲比赛、辩论会，可以看到他们确实有强烈的提高口语能力的需求，然而学校里的口语训练为什么总是做不开、落不到实处？在对外汉语教育中，口语训练和读写训练也有定位、定量的问题，还有汉字的教学如何配合的问题。眼下不少教学班回避了汉字教学，这种做法不但无法为书面语训练和进一步的汉学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就是对口语词的理解也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如果不利用汉语的语素义的识别和类推也就无法使学生具备联词造句的能力，使他们主动地、持续地去掌握更多的词语。如果就汉语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作了深入的研究，一定可以为编写各类汉语教材、教学参考书以及相关的读物提供许多合理的思路和素材。
关于语言的表达，也是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研究所应关注的问题。书面语和口语的表达各有不同的要求，都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以往把书面语和口语理解为“语体风格色彩”的不同，而且重点放在各类书面语表达的差异上，例如法律语言、辞书语言、广告语言、新闻语言等等，对于口语中的各种表达手段的研究往往束手无策而语焉不详。问题更多的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如何根据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不同特点和不同表达效果，掌握好原则和分寸，使文学作品既合理、多样地适应不同题材和体裁的需要，也符合艺术创造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纯书面语的追求简古的书卷气少了，从整体上看，面向口语的语言风格占了上风，但是与此同时，对于各种口语（包括方言成分）如何进行筛选和加工提炼，多样化的同时如何体现通用化和艺术化，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100年内外的现代汉语词汇史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启示？看来，现代汉语词汇是从早期白话脱胎而来的，“五四”以来，逐步摆脱了文言的影响，经过几番欧化又吸收了一些域外的词汇，从主流来说，是逐渐靠近口语，贴近生活的，如果这样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悟到一些规律，为今后的词汇表达提出必要的预见和导向？
此外，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研究还应该为辞书编纂、词汇规范服务。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是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收了标注为〈书〉（书面的文言词）的词语3 821条，标注为〈口〉（北京话口语词）的只有846条。作为现代汉语的词典，这个比例本来就失衡了，为什么不可多收一些普遍在官话方言区通行的口语常用词，而那么热衷地收录现代口语和书面语都很少用到的“书面上的文言词语”呢？到了1996年版干脆就把〈口〉类词分化处理，从而取消了口语词的标注，这种坚持词典只管书面语的通用规范的做法，难免要受到质疑的。至少，人们会问：没有在官话地区生活过的南方方言区的人和外国学生到哪里去分辨书面语词和口语词的差别呢？即使是官话区的人，多达10亿人口中，北京官话和中原、西北、江淮、东北官话之间还有不少差别呢？北京的相声、天津的评书、辽宁口音的小品、四川的摆龙门阵是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呢?怕也未必。可见，哪些算是现代汉语通用的口语词？还是需要一番研究的。固然，坊间也有一些“口语词典”、“俗语典”，不是规模太大，便是良莠不齐，缺乏规范性。人们盼望《现代汉语词典》能提供一批口语词语，应该说是合理的。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