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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之初以美籍教师为主体，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等都有着浓厚的西方特征。1926年前后，以中国籍教师为主体的教师队伍逐步形成，他们努力创建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培养自己的社会学人才，服务于中国的社会发展，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大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 教会大学； 中国籍教师； 学科建设； 燕京大学； 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2－0099－05
       教会大学是西方差会组织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得风气之先，率先向中国引入了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引进西方的学制、学科与教学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前10年间独领风骚。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本土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教会大学的领先地位逐步让位于中国本土高等教育。尽管如此，教会大学在医学、法学、农学、社会学、新闻学等西方学科的引入方面还是具有开创之功。众所周知，任何异质文化要在新的土壤中扎根，必须经过一番转化改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为这种转化改造提供了历史机遇。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迫使教会大学纷纷向中国政府注册，并根据中国政府的有关规定，把学校行政权移交给中国同事，中国籍教师逐渐成为教会大学教学的主体力量。教师队伍结构的这种变化，使中国籍教师责无旁贷地充当了引进学科中国化的探索者。对这一特殊群体在西方学科中国化的转换过程的贡献与经验得失，过去较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个案，对该系中国籍教师所做贡献做一梳理，以就教于学界。
       一、 中国籍教师群体的产生与发展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于1922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步济时（J.S.Burgese）、艾德敷（D.W.Edwards）倡议发起，并得到普林斯顿大学基金会的赞助，是继沪江大学（1913）、厦门大学（1921）社会学系之后在中国诞生的第三个社会学系。［1］67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之时，步济时自任系主任，聘请6名美国教师任教，其中，专任教师1人。社会学系开设了宗教学、社会工作、社会调查等十几门课程。教材均是英文版的美国教材。他们在教学上侧重于为教会服务，不大注重理论和学术研究，男女青年会、慈善机构等成为学生重要的学习场所。［2］338总的来说，当时社会学系的培养目标是为西方差会在中国设立的社会团体及社会福利机构培训社会服务人才。
       从1924年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打破了美国教师独占讲坛的局面，开始聘请中国籍教师执教。早期的中国籍教师主要有许仕廉、陶孟和、李景汉、王文豹、朱积文、朱友渔等。［2］338中国籍教师的加入无疑充实了社会学系的师资力量，但除许仕廉为专任教师外，其余均为兼任教师。
       1926年秋，步济时返美深造，中国籍教师许仕廉出任社会学系主任。他上任之后，从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增加中国籍教师的比例。在许仕廉担任系主任期间，陆续聘请了一批中国学者和有专长的社会活动家来系任教，初步形成了一支实力较强的中国籍教师队伍。以1927—1928学年为例，当时全系15名教授中，中国籍教授11名，占73％，外籍教授4名，占27％。11名中国教授中，有博士学位者5人，硕士学位者5人，学士学位者1人。［3］142自此，中国籍教师在社会学系的领导地位和教学主体地位得以确立。1934年，许仕廉卸任之后，社会学系主任先后由杨开道、吴文藻、赵承信、李安宅、林耀华等人担任，系行政领导权一直掌控在中国籍教师手中。中国籍教师群体则随着归国留学生的增多，以及燕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学生的成长，逐步壮大，一直保持着绝对优势。到抗战时期，由于不少外籍教师离开中国，一段时间内，社会学系形成了清一色的中国籍教师队伍。抗日战争结束后，也基本以中国籍教师为主。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籍教师不仅在行政方面取得了领导权，在人数方面也占有绝对优势。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西方社会学各种流派涌入中国，竞相争妍亟待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籍教师，大多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他们熟悉西方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回国后身处中国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漩涡之中，大多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努力改造和重构西方社会学，使其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就成为这些学者追求的目标。
       二、 提高学术水平，创建中国的社会学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之初，由于其目的在于为美国在华差会、社会福利机构培养社会工作人员，因而，在教学上注重实用，而不注重理论与学术研究，学校教材则全部是英文版的美国教材。1926年，许仕廉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后，大力改革，强调学术研究，重视社会调查，倡导创建中国的社会学，引导社会学系走上了“学术化、中国化”之路。早在1925年，他在《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一文中就列举了当时社会学教学中的流弊，提出了改进的方针和办法。1926年主持系务后，积极贯彻他的主张，提出了新的办系宗旨，其核心是“中国化、学术化”。主要精神是：1．学生要广泛掌握社会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以便在研究社会学及社会事业时具有相当的基础；2．设立高深研究科，培养专门的理论家和研究家；3．培养高级社会服务专门人才；4．设立速成社会服务课，培训社会在职人员；5．注重社会调查，使学生明了中国社会现实，掌握搜集资料的科学方法；6．课程设置和教材要结合本国的实际，要多用“国货”，不尽用“洋货”，要符合中国现实社会的需要；7．学生除完成少数必修课程外，可按个人兴趣和需要选修其他课程。号召每个学生选择一个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以深刻了解中国社会。［3］141-142
       为提高社会学系的学术水平，许仕廉从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活动开展等多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在师资方面，他广聘中外著名学者担任教学工作，并邀请国内外学者到燕京大学做短期讲座，很快建立了一支以中国籍教师为主体，有国外学者参加的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以后的继任者吴文藻、赵承信等也坚持了这一原则，在不同时期邀请了不少国内外著名学者到校任教。其次，社会学系进一步完善了学科设置，扩大了教学组织。社会学系原来分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两大专业。1927年，为适应教学发展的需要，充实为八科一校，即社会学本科、社会学研究科、社会服务本科、社会服务研究科、社会服务专修科、宗教社会服务研究科、宗教服务速成科、社会服务函授科及暑假学校。1929年社会学本科又进一步分为社会立法、社会行政、社会学原理和人类学以及社会研究和统计4个组。所开设的课程也从1925年的31门增加到了1930年的42门。［3］1431927年社会学系创办了专门的学术期刊——《社会学界》，以后每年出版1卷，直到1938年停刊。该刊宗旨强调：“为了请求中国的社会学者起来作些整理中国社会学材料的工作，好让喜欢研究本国社会学的本国人，有自己的园地可以耕耘。” 参见1927年《社会学界》第1卷编者言。该刊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社会学方面的重要学术杂志，它的创办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创建提供了园地。此外，社会学系中国籍教师还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社会实况的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以上措施的落实和活动的开展都使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水平得以提高，学科得以健全，为社会学中国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创建中国的社会学方面，吴文藻的贡献尤为突出。吴文藻192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29年到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从执教伊始，吴文藻便有着改造西方社会学的强烈意识。首先，他打破了燕京大学用英语教学的惯例，第一次使用国语教学。继而，他着手对现有教材进行改造。在自己所担任的3门课的英文课本基础上，编出一套汉语教材，将社会学中的许多概念用汉语表达。同时，对原教材的内容，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他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进行修改和充实，使之成为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教材。在其带动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开始采用国语教学，编写国语教材。最终实现了社会学“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且多讲外国材料者”，到“又继而由国人用本国文字讲述本国材料”的转变。［4］
       吴文藻认为，要使社会学中国化必须“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4］从构建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出发，吴文藻主张将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我国国情最为吻合”！［4］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用以研究中国社会，开创了中国社区社会学派。“社区学派以认识中国现实社会为宗旨，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社区实地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进行了理论探索，产生了一批享誉国内外学术界的社区研究成果。”［1］134
       除吴文藻之外，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其他中国籍教师也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李景汉在指导学生对黑山扈160个家庭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写出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是中国最早关于家庭调查的报告，它成为以后人们进行家庭调查的蓝本；［5］82许仕廉的《清河镇社会调查》是我国的第一部市镇调查报告，［5］82而其《中国人口问题》一书，则是中国较早的有关人口学的专著。此外，杨开道在农村社会学研究方面、严景耀在中国犯罪问题研究方面、雷洁琼在妇女和家庭研究方面、林耀华在社区研究方面，均有独到创见，且为这些专门问题研究中的开拓性人物。
       中国化社会学理论的创建，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社会学系领导的卓识远见以及大力提倡，为教师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学系教师的高素质，为学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当然，更重要的是教师主体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探索学科本土化问题。20世纪2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教会大学的中国籍教师，再也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默默无闻地为学校的宗教目标而工作。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渴望祖国的强盛，渴望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并以之为中国社会服务。
       三、 投入社会服务，密切与社会的联系
       学科“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立足中国社会，服务中国社会。燕京大学社会学科的“中国化”，并未仅仅停留在学科的理论层面。自许仕廉出任系主任伊始，就提出大力发展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和经常性的社区研究，使师生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认识中国社会的问题所在。从2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学系开展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主要包括：抗日战争爆发前，针对农村地区以及城市特殊社区的社会调查主要有：李景汉率学生对北京郊区的黑山扈、挂甲屯、海淀和成府农民家庭情况的调查；张鸿均率领师生在山东汶上县的农村社会调查；赵承信、杨、黄迪等领导的平郊乡村调查等；严景耀带领学生对20多个城市的犯罪调查；雷洁琼率领学生对北平天桥地区妓院、监狱、慈善机构等进行的调查。抗日战争时期，针对边疆地区的社会调查主要有：对云南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广泛调查；林耀华、李安宅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社会、家庭等方面进行的调查研究。抗日战争结束后，社会学系除恢复以往对周边农村及社区的调查外，还深入边远地区进行调查。如1950年，林耀华为团长、陈永龄为副团长，率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三校25名师生组成的社会调查团，赴内蒙古呼纳盟（现称呼伦贝尔盟）进行社会调查，历时两个半月，对该盟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风俗、语言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2］343-344
       从20年代后期到195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停办，社会学系师生深入民众，不畏艰苦，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社区研究等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许仕廉的《Ts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杨开道等的《Ts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严景耀的《中国监狱问题》、费孝通的《禄村农田》、林耀华的《凉山彝家》、李安宅的《藏族宗教与历史研究》、陈永龄的《四川省理县嘉戎藏族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等。［2］344-345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既为师生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中国化提供了大量案例。
       在开展社会调查的同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开展了大量社会服务工作，体现了学科发展服务社会的宗旨。社会学系成立之初，即在男女青年会、医院、福利救济机构开辟学生实习场所，使其在实习过程中提供社会服务。其社会服务对象多是教会创办的福利机构。许仕廉担任系主任之后，服务地区、服务对象开始转向农村地区、城市社区的普通民众。如，从30年代开始，社会学系为农民组建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对农业生产进行指导，并开办了小工厂、医院，培训农民，开展儿童福利工作、职业训练、公共卫生、文化学习、公共娱乐及体育活动等。［6］53在抗战时期，社会学系又在成都成立了农村服务研究处，为农民创办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失学儿童识字班，为农民代笔写信，开办小农借贷、编辑出版农民消息月刊，举行农业科学知识展览，开办花生酱工厂及成立初中青年集中训练班，为当地农民群众做了大量服务工作，赢得了普遍的赞誉。［6］56
       燕京大学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打破了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的隔膜，有利于知识分子对农民、对国情的认识与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之间的脱节，使学科发展得以扎根中国社会，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四、 转变培养目标，培养中国的社会学人才
       培养中国的社会学人才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1926年许仕廉出任系主任之后，提出了培养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家和专门家”、“培养高等的社会服务专门人才”的指导思想，使社会学系的培养目标转向了培养中国现实社会所需的专门人才。曾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认为，“欲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首在慎选具有独立研究资格的专门人才，充分予以发挥才能的机会；次在宽筹经费，优待此类人才，使能专心研究，一面可以增益知识，一面可以培植后学；又次则在健全研究组织，鼓励学术空气，以利研究工作的推进，及专门学识的传授。人才，经费，及组织三者，相益相成，缺一不可，是乃发展科学的基本要素。”［7］吴文藻把人才看做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认为学术是通过学人来传承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历和学术时间中成长的。人才是文化的载体，不从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根本谈不上发展和弘扬。［8］
       
       在人才培养方面，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强调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他们不仅组织学生开展大量调查实习，还建立了不少实习基地，让学生学以致用。此外，社会学系还创办了期刊《社会学界》，为学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发表园地。教会大学学生活动一向很多，早在192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成立了社会学学会，当时会员40余人，到1928年，学会会员增加到70余人。开展的主要活动有演讲和讨论、出版、社会调查、社会福利、文娱方面的活动等。为建设全国性的学会组织，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在孙本文和许仕廉等知名学者的倡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发起组织中国社会学学会。1930年创立了社会学友谊会中国支部。［3］146诸多活动的开展扩大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增加了学生与外界的学术互动。
       鉴于当时中国社会学刚刚起步，学术资源极为有限，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始终重视与外界交流，并采取了“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许仕廉担任系主任期间不仅长期设有外籍教师教席，还经常聘请短期讲学教师，如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密勒（Harbert A.Miller）、芝加哥大学教授派克（Robert E.Park）等；吴文藻担任系主任期间则引进了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并请牛津大学林迈可（Maco Lindsay）和戴德华（G.Tayla）来系协助。1936年至1937年，吴文藻还利用前往欧美游学的机会，拜访各地学者，并根据学生的情况和学科需要，邀请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有关的专家前来演讲、讲学、带研究生。为提高师生的学术水平，社会学系有针对性地安排师生到国外留学。系主任吴文藻对自己的学生“选派谁，重点学什么，等等，他都做了精密的筹划……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开展实地社区研究的骨干力量，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其学术成就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9］
       在人才培养方面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生的自身条件进行必要的分类，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特点。从许仕廉担任系主任开始，就确立了培养社会学理论人才与社会服务人才并重的方针。社会学系在30年间，培养出影响较大的社会学家就有李安宅、黄迪、张世文、瞿同祖、严景耀、赵承信、关瑞梧、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陈永龄、张绪生、沈家驹、宋蜀华、王辅仁、王晓义等。［2］346同时也培养了大批的社会服务人才。他们经过高级社会服务专业训练，在各工作岗位发挥专业才能，作出了成就。”［6］57-58
       在短短30年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从创办时的以美籍教师为主要师资力量、以英美教材为教材、以培养教会服务人才为宗旨，转变为以中国籍教师为主要师资力量、有结合中国国情的自编教材、以培养中国的社会学人才为旨归，基本实现了社会学的中国化之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籍教师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当然，任何一个外来学科的本土化过程都不是单一因素促成的，都要受到外部社会发展、学校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中国籍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20年代教会大学的中国籍教师，大多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他们在海外遭受的民族歧视，激发了其强烈的民族自尊感；而国内的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更激起他们努力改革社会的欲望，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心推动了他们主体意识的发挥，使他们在学科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中国大学学科发展中的影响理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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