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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埃利希—阿尔特事件”是“二战”期间由于苏联当局谋杀波兰两个享有国际声望的犹太工人领袖埃利希和阿尔特而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外交事件。1941年9月，苏联政府为了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卫国战争，将羁押两年之久的埃利希和阿尔特释放出狱，并允诺他们组建国际性的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当发现这一计划威胁到苏联的现行体制时，又将他们打入囹圄，并用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取而代之。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苏联为了维护自己在波兰的长远利益，秘密处死了阿尔特（埃利希此前已自杀）。这一事件在国际舆论界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和反苏浪潮，为了平息事端，斯大林不得不派苏联犹太人代表团出使盟国，以修旧好。
       关键词： “埃利希—阿尔特事件”； 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 苏联外交政策； 美国中图分类号： K5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2－0085－08
       “埃利希—阿尔特事件”是“二战”期间由于苏联当局谋杀波兰两个享有国际声望的犹太工人领袖和社会主义者亨利克·埃利希（Henryk Erilch）和维克多·阿尔特（Victor Alter）而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外交事件。它对战时盟国之间的合作以及苏联的对外宣传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冷战期间，甚至在东欧剧变中，依然能看到这一事件的余波。苏联解体后，有关这一事件的档案材料逐渐解密并公布出来，从而为各国学者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最原始、最有力的佐证。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事件已经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但是国内史学界尚无人问津。本文拟利用俄国最新公布的相关档案和西方学者编撰、整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原委及影响略作探析。
       一、 “埃利希—阿尔特事件”真相
       要搞清“埃利希—阿尔特事件”，首先就要了解埃利希和阿尔特其人。
       亨利克·埃利希，1882年5月12日出生于波兰卢布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1903年在华沙大学法律系上学期间就加入了当地的崩得（Bund）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由沙俄犹太区的一部分工人和知识分子在维尔纽斯建立。他们主张犹太民族和文化自治，呼吁取消对犹太人的歧视。1898年，崩得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当时俄国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它坚持自身为犹太工人的惟一代表，反对列宁建立一元化政党的计划，在政治上一直支持孟什维克。1920年4月，崩得分裂为两派，多数派与俄共合并，少数派后被布尔什维克镇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主要在波兰进行活动，是波兰最大的犹太工人政党。许多国家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都出自于崩得。后在纽约设有犹太工人联盟（崩得）世界统筹委员会，在许多国家设有分部。组织。1904年因参加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斗争被捕入狱，后被学校开除。1912年，受崩得中央委托，出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的崩得代表。1913年初入选崩得中央委员会。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提出了关于波兰独立的著名建议。十月革命后，因和孟什维克一起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夺权而辞职，返回波兰，从此成为苏俄政权的批判者。他宣称苏俄政府根本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1］25。从1920年开始，他成为崩得中央委员会和华沙城市杜马中最著名的活动家，领导崩得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埃利希不但是一个深孚众望的演讲家和著名律师，而且也是波兰最优秀的政治作家，曾任崩得中央机关报《人民报》的编辑，撰写了大量有关崩得主义、犹太人问题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著。1930年崩得正式加入社会党国际 社会党国际即工党和社会党国际。1923年，由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国际联合会（1921年在维也纳成立，亦称维也纳联合会）在汉堡代表大会上合并而成，有30个国家的41个政党参加，与国际工会联合会紧密合作。“二战”期间遭到希特勒的镇压和破坏。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德国法兰克福重新建立后，埃里希和阿尔特成为社会党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通过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活动，他不但给崩得带来了超越波兰国界的声誉，同时也使他本人成为波兰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备受尊敬的杰出人物。
       维克多·阿尔特，1890年2月2日出生于波兰姆瓦瓦（Mlawa）一个富裕的犹太木材商人家庭。15岁时就因参加华沙革命运动被捕，后被学校开除。1906年到1910 年在比利时列日（Liege）理工学院学习电力和机械工程。1912年加入崩得，返回华沙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被流放西西伯利亚，后逃亡比利时、英国，继续参加革命活动，并与英国社会党结下友谊。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俄国。8月在崩得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18年和1921年，因在俄国参加革命活动两度被捕入狱。两次大战之间的20年里，阿尔特是波兰工会中享有盛誉的领导人，曾任波兰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犹太工会民族委员会领导人。他长期担任华沙城市杜马代表，不顾反动派的威胁恐吓，领导犹太工人与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进行了顽强斗争。1924年12月，他支持崩得退出共产国际，并在1930年加入社会党国际。希特勒上台后，他在波兰海岸组建秘密广播站，对德国人民进行反法西斯主义宣传。阿尔特不但是一名杰出的演说家，而且编辑出版了许多刊物，针砭时弊，宣传社会主义主张。他和埃里希一样，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认为苏联所实行的共产主义是反自由的极权主义统治，与信奉自由观念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埃里希和阿尔特命运的转折点肇始于“二战”初期波兰被瓜分之际。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他们立即发表声明，号召波兰犹太工人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抵抗，同时对苏联当局9月17日进攻波兰和兼并波兰领土提出了正式抗议。［1］366因此成为德国和苏联共同追捕的对象。在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安排下，他们成功地躲过了盖世太保的魔掌，但最终却没有逃出苏联秘密警察的罗网。9月底10月初，两人在波兰东部苏占区先后被捕。苏联政府无视国际法中有关政治避难权的规定，将他们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狱里关押了近两年之久。他们和其他囚犯一样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忍饥挨饿，备受折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审判官软硬兼施，威逼他们承认各种能想象到的反苏罪行。1941年７月20日和８月２日，内务人民委员会军事法庭捏造罪名，先后将阿尔特和埃里希判处死刑。他们对判决充满了鄙视，并且拒绝向最高苏维埃乞求宽恕。苏联当局无计可施，不久只好自行宣布将死刑改判为在集中营监禁10年。［1］181，183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的内政外交政策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动员海内外的一切力量支持反法西斯战争，苏联政府不仅鼓励国内人民通过表达民族和宗教情感来激发其爱国热情；而且把动员西方舆论援助苏联作为战时对外宣传的主要目标。［2］4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苏联领导人把对英美政府和公众舆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英美劳工组织列为对外宣传的重点。由于埃里希和阿尔特与英美劳工组织（特别是美国犹太劳工组织）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他们在苏联的对外宣传计划中一下子变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两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1年９月11日和13日，苏联政府先后宣布将他们无罪释放，并把他们安置到莫斯科最豪华的大都会饭店，“受到的友好待遇简直难以形容”［1］181。
       
       埃里希和阿尔特出狱后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组建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根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来看，建立这个世界性的犹太人反法西斯组织的动议最早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提出并经过苏联最高领导人讨论的，在埃里希和阿尔特被释放之前，双方就已经进行过沟通。［1］100，104［3］3311941年10月，在双方经过多次协商议妥有关原则后，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授意埃里希和阿尔特就建立委员会一事给斯大林起草了一份内容详尽的备忘录，以求得最后批准。“这个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任务)是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团体当中大力宣传最广泛地帮助苏联进行反对希特勒入侵的斗争的必要性。”委员会主席团拟由埃利希担任主席，苏联著名人民演员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教授任副主席，阿尔特任书记。正当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之际，由于莫斯科形势危急，1941年10月15日，斯大林下令苏联党政部门和各国外交使团开始向古比雪夫疏散。10月20日，埃利希和阿尔特也随同波兰大使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一同转往古比雪夫，并被安排在专门接待外交使团成员和新闻记者的格兰德饭店。就在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答复的时候，12月3日午夜，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以莫斯科来人商谈有关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的事宜为名，把两人秘密召至古比雪夫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然后宣布将他们逮捕。他们满以为无所事事的局面从此就要结束，但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踏上的竟是一条不归路。
       埃利希和阿尔特再次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组织、政党、工会、新闻机构和社会名流立即掀起了广泛而强大的营救运动。其中包括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瓦·西科尔斯基、外交部长爱·冉菲纳斯、波兰驻苏大使斯·科特教授、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部、美英驻苏大使等，他们都通过各种方式敦促苏联政府释放这两个著名的波兰工人领袖。在英美，由于战争影响，政府的反应比较谨慎，但是公众舆论的压力在1942年却持续高涨。参加营救运动的主要有：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著名政治活动家、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伍德罗·威尔基；英国工党最著名的领袖、副首相克·艾德礼、赫·莫里森等人；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威廉姆·格林，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菲利普·默里，犹太劳工委员会主席阿道夫·赫尔德，美国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主席大卫·杜宾斯基等；国际总工会主席、英国工会总书记沃尔特·斯崔尼爵士；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弗·阿德勒、奥·普拉克、路·德·布鲁克利、卡米尔·胡斯曼以及捷克流亡政府外交部长简·迈瑟瑞等一大批政界名流和工会领导人。他们或者与苏联当局直接进行交涉，或者敦促本国政府进行干预，为解救埃利希和阿尔特奔走呼号，在西方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1943年1月23日，以威廉姆·格林、菲利普·默里和爱因斯坦等为首的一批劳工领袖和社会名流联合致电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以正义和人道的名义”再次要求释放埃里希和阿尔特。［1］333这是外界最后一次干预和营救努力。2月23日，苏联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给格林写了回信，宣称由于埃里希和阿尔特在1941年9月获释后重新从事敌对行动，“包括呼吁苏联军队停止流血牺牲，立即与德国缔结和约”，故于1942年12月再次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1］166167这是苏联政府迫于国际舆论压力首次正式对外公布埃里希和阿尔特已被处死的消息。1943年4月底，在第一封信发出两个月后，李维诺夫又致函格林，声称由于电报译码过程中的失误，将行刑日期误译为1942年12月，正确的日期应该是1941年12月，并对因此在新闻界引起的争论表示歉意。［1］169
       在克格勃的档案没有解密之前，外界最流行的看法就是埃里希和阿尔特在1941年12月被捕后不久就被苏联当局枪毙了。1951年12月，美、英、法等许多国家的政界、文化界名流和工会、社会党等组织举行了埃里希和阿尔特遇难10周年纪念活动。1988年4月，埃里希和阿尔特纪念碑在华沙犹太公墓正式落成时，碑文上依然写着 “1941年在苏联被处死”。［1］183184但是，也有人认为李维诺夫的1942年12月之说是可信的。［1］169那么，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呢？根据最新公布的克格勃档案，阿尔特和埃利希第二次逮捕后，按照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指示，古比雪夫内务人民委员会内部监狱对他们实行了完全隔离，两人被关进单人牢房，囚号分别为No.41和No.42，禁止对其进行审讯和登记，甚至连监狱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3］3321941年12月中下旬，阿尔特和埃利希先后向贝利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申诉，但是，杳无音信。1942年5月14日，埃利希在牢房里悬窗自杀。［3］25随后，阿尔特在绝望中也产生了以死抗争的念头。7月10日，他向监狱医生助理索要氰化物。贝利亚获悉后下令监狱管理员对其保持严密监视，同时改善生活待遇。1943年2月17日，根据内务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В·Н·梅尔库洛夫的命令，阿尔特在古比雪夫的同一所监狱被秘密枪决，所有物品均被焚毁。此后，有关埃里希和阿尔特的卷宗都被作为绝密档案封存。直到1992年，埃利希的侄女维多利亚·多布娜在同俄官方进行了长期斗争后，才获准使用他们的档案。同年9月，俄国内务部的杂志《剑与盾》刊登了一篇揭示埃利希和阿尔特命运的文章。至此，“埃利希—阿尔特事件”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那么，苏联当局为什么在释放埃利希和阿尔特不到3个月后又重新逮捕他们？又缘何一直等到1943年2月才枪毙阿尔特并在此后才将有关消息公之于众？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呢？
       二、 “埃利希—阿尔特事件”发生的根源及其在国际上所引起的强烈反应
       事实上，“埃利希—阿尔特事件”的发生绝非事出偶然。它是与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变化、斯大林对埃利希和阿尔特的怀疑和不信任、苏联战后在波兰的长远利益等重大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是多种因素酿成的悲剧。
       1 埃利希和阿尔特命运的沉浮是与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变化密不可分的。1941年9月，苏联军事形势极端恶化。德军在主要战线上推进了300—600公里。截至9月初，红军仅被俘人数就超过150万，损失坦克上万辆，飞机近9 000架。［4］150以至于斯大林在9月3日给丘吉尔的信中惊呼“苏联面临着致命的危险”［5］15。9月中旬，红军的命运降到了整个战争中的最低点。乌克兰首府基辅沦陷，50万红军被俘；列宁格勒已经被从陆上包围；希特勒开始集中兵力进攻莫斯科。在这生死攸关之际，斯大林“除了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已别无选择”［6］9。苏联政府此时释放埃利希和阿尔特，惟一目的就是希望利用他们从英美争取援助，挽救危局。但是，到了12月，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根据1941年10月1日苏、美、英三国代表在莫斯科会议上所签署的《秘密议定书》以及罗斯福总统宣布从11月7日起将租借法案适用于苏联的命令，美英开始将飞机、坦克、大炮、枪支弹药、卡车、军靴、药品等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苏联。［7］2025在一个月内，罗斯福就批准给了苏联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美英对苏联的军事援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1月29日，德国军备和军需部长弗里茨·托特明确告诉希特勒：“只要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苏联提供武器，用其工业优势来支持他们，我们就不可能在军事上赢得这场战争”［8］445。在美英的援助下，苏联开始扭转危局。12月5日，红军在500英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勇猛反攻。德军在各条战线都后撤了2—11英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明确指出，“12月5日，‘闪电战’完蛋了”。［9］32012月6日，“希特勒被迫接受了莫斯科攻不破的事实”［8］447。这次短暂的成功使斯大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也使得埃利希和阿尔特成了可以牺牲的对象。12月7日，美国正式参战，这预示着苏美之间的合作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从而也使得利用埃利希和阿尔特从西方争取援助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但是，由于战局尚未完全明朗，所以，苏联当局在逮捕他们后并未立即将其处死，而是把他们继续关押在监狱里，等待观望。直到1943年2月2日，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们已经可以预见到盟国的胜利之时，苏联当局才秘密处死了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阿尔特（如果埃利希还活着，无疑也难逃厄运）。苏联当局之所以精心选择在2 月下旬将此消息公之于世，关键就在于此时苏联在西方的声望空前高涨，世界上“掀起了一个向苏联表示同情的高潮”［10］169。它希望借此减轻这一不光彩的行为对其外交可能造成的冲击。而它之所以刻意隐瞒事件真相，并把对外公布的行刑日期由1942年12月提前到1941年12月，无非是想利用此时间差减轻世界舆论对其道义上的谴责罢了。
       
       2 埃利希和阿尔特的悲剧直接导因于斯大林对他们的怀疑和担心。尽管他们提出建立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的计划是经过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反复协商并得到贝利亚本人首肯的，但是，两人的许多想法和活动在斯大林看来却是非常危险的。从他们给斯大林的备忘录可以看出，他们准备建立的是一个能够在苏联和西方国家中享有很高的权威性、让苏联犹太人与欧美国家的政府及犹太人组织进行广泛合作与自由交流的真正独立的国际犹太人组织，其中包括在美国组建犹太兵团赴苏参战、把苏联变成战时各国犹太难民的收容救助中心等等。［1］184190委员会要由他们自己进行领导，换句话说，它将不受苏联政府的控制，而且他们仍将忠于波兰政府。［2］12对于斯大林而言，这样的委员会肯定被看做政治上的危险物。“斯大林并不打算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犹太人组织，更不用说一个具有国际资格的犹太人组织了。”［6］10在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会谈时，埃利希和阿尔特不仅要求苏方立即释放仍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崩得成员，而且还希望赦免那些囚禁在劳改营中忍饥挨饿的苏联社会主义者，以便让这些人都能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在给科特大使的信中指出，“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的建立将率先打破苏联禁止社会主义者参与任何公开活动的惯例”［2］12。对于一个一党专政的社会来说，这些计划的实施无疑会动摇其现存的政治体制。而更为严重的是，埃利希和阿尔特还试图利用特殊的战争形势使苏联在国内立即实行特赦，放松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以便对斯大林政权的本质进行改革。［2］12显然，这已威胁到了斯大林的统治。因此，当他们翘首期待着斯大林的最后答复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斯大林在他们呈送的备忘录上作出的批示竟会是“枪毙这两人”［11］108。1941年12月3日，西科尔斯基抵达莫斯科访问。当天中午，埃里希和阿尔特前往波兰大使馆商谈与西科尔斯基会晤事宜。这时，有传言说埃利希可能会乘坐西科尔斯基的飞机离开苏联。与此同时，“阿尔特和埃里希还同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就他们前往美国一事进行过商谈”据此分析，斯大林和贝利亚很有可能是想阻止埃里希和阿尔特与西科尔斯基会面，并防止他们逃出苏联的掌控之外，所以才在12月3日紧急下令逮捕了他们。
       3 “埃利希—阿尔特事件”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在战后企图控制波兰的长远意图。从“二战”的整个过程来看，苏联为了维护本国安全，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对苏友好并与其合作的波兰政府，以便在战后按照自己的意图重新划定两国边界，并建立一个预防德国再次侵略的苏波军事联盟。1942年底到1943年初，当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日趋恶化时，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扶持下成立的波兰工人党（1942年1月建于华沙）［12］153和一批散居苏联境内、主动要求与苏联合作的原波兰共产党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在莫斯科建立的波兰爱国者联盟的骨干）就成为苏联在波兰所依靠的新的政治力量。斯大林的意图很明确，如果将来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破裂，那么就可以利用他们建立新的亲苏政权取而代之，这样就可以确保苏联在波兰的长远利益。但是，埃利希和阿尔特的立场却与苏联大相径庭。他们毕生奋斗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波兰”［1］344。“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是人类自由的惟一之路。”［1］3401941年9月24日，埃利希和阿尔特致函科特大使，通过他向全体波兰人民提出了在战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波兰的五点计划。［1］193在古比雪夫的格兰德饭店，阿尔特与10多个波兰社会主义者一起，规划讨论了希特勒战败后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远景计划。［1］104两人在获释后的3个月里所寄发出去的许多信件中，都明确表示战后的欧洲要由民主人士和社会主义者来领导和管理。他们本来就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怀有宿怨，因此，要想指望他们将来在边界问题或者组建政府问题上与苏联合作显然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深知埃利希和阿尔特在波兰工人运动中的号召力，如果让他们在战后活着返回波兰，那无异于放虎归山，势必危及苏联在波兰的长远利益。“为了使波兰和波兰工人苏维埃化和共产化，波兰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必须被消灭。如果需要砍下犹太和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脑袋，那么埃利希和阿尔特的脑袋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1］219因此，当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逐步掌握了解决波兰问题的主动权，并且准备踢开波兰流亡政府时，埃里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和阿尔特自然就在劫难逃了。
       埃利希和阿尔特被处死的消息公布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不仅对苏联当局这种悖逆国际舆论、亵渎《联合国家宣言》的暴行非常震惊，而且对其恶意诽谤这两个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声誉的行径极为愤慨。这一事件在许多盟国（除了苏联外）都引起了抗议浪潮，甚至少数仍然保持中立的国家也做出了反应。“全世界的政治、工会和互助组织通过了成百上千表示悲伤和抗议的决议。”［1］194其中主要有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波兰犹太人地下运动、代表波兰地下劳工运动的波兰社会党；英国工党、比利时工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工党、法国社会党、挪威工党和巴勒斯坦犹太工党；国际总工会、英美最主要的劳工组织、纽约奥地利劳工委员会。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家的许多大城市还爆发了一系列影响很大的抗议和纪念性集会。其中1943年3月28日在伦敦举行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抗议集会和3月30日在纽约麦加神殿举行的大型抗议集会把整个抗议运动推向了高潮。前者由英国工党领袖乔治·达拉斯（George Dallas）担任大会主席，著名的社会主义领袖卡米尔·胡斯曼和路易斯·德·布鲁克瑞（Louis de Brouckère）表达了国际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对谋杀埃利希和阿尔特的抗议。后者由美国的250个劳工委员会发起主办，有3 500名代表莅会，纽约市长费·拉瓜蒂亚、美国参议员詹姆士·米德（James Mead）、威廉姆·格林、大卫·杜宾斯基等许多重要人物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对苏联的犯罪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1］201，327在国际舆论界，几乎所有享有新闻自由的国家的报纸都报道了关于埃利希和阿尔特被谋杀的事件。除了共产党的新闻界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人报纸都强烈谴责了苏联对埃利希和阿尔特身体上的谋杀和精神上的诽谤。美国舆论界的反应尤为激烈，数百家英语和意第绪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报纸掀起了长达3个多月的抗议浪潮［1］209。来自意第绪语文学界和新闻界的92名代表发表了抗议宣言。其中亲崩得的《犹太前锋日报》和共产党人的《自由明天》两个意第绪语报纸之间还展开了一场新闻大战。虽然英美等盟国政府出于战争需要不敢为此冒犯斯大林［2］15，［13］192，许多参加抗议活动的工会领袖也并不主张因此而中断对苏联的战争援助，但是苏联的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它所制定的战时对外宣传计划，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它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盟国的形象和声誉［1］221，使其在国际舆论界、在道义上陷于非常尴尬、非常孤立的境地。
       三、 “埃利希—阿尔特事件”对苏联内政外交的影响
       “埃利希—阿尔特事件”对苏联内政外交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 进一步恶化了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使本来就已紧张的苏波关系雪上加霜。“埃利希—阿尔特事件”是一系列导致苏波关系恶化的事件之一，是整个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此前发生的苏联撤销波兰驻苏大使馆代表处事件（1942年7月20日）和波兰军队从苏联撤离事件（1942年8月9日到9月1日）已经造成了双方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而“埃利希—阿尔特事件”发生后，波兰流亡政府更是推波助澜。它不但通过波兰地下电台率先将这一消息通报给了国内民众，在国内外的波兰人当中掀起了抗议苏联暴行的浪潮，而且还努力影响美国新闻界给予声援，把这一事件演变成了一个国际性事件，使苏联在国际舆论界陷于空前被动和孤立的境地。就在双方关系几乎紧绷到极限的时候，1943年4月13日，卡廷森林事发，结果给垂危的苏波关系造成了致命一击。4月25日，苏联政府以波兰流亡政府在这一事件中与希特勒政府进行勾结，采取敌视苏联的行动为名宣布与之断交。［14］332事实上，卡廷森林事件只是苏联断交的一个借口而已。其真实原因是苏联发现不能与波兰流亡政府进行军事合作之后，亦不能与之解决边界问题了。也就是说，它已不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合适盟友了。［15］177188如果说苏联在“埃利希—阿尔特事件”中处于被动和孤立境地的话，那么在卡廷事件中它则完全变被动为主动，乘机为自己解套了。前人往往过分强调卡廷事件对苏波关系的影响而忽视了“埃利希—阿尔特事件”对双方关系的腐蚀作用。
       
       2 苏联政府用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取代了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1941年12月3日，苏联当局第二次逮捕埃利希和阿尔特标志着斯大林正式放弃了正在组建的国际性的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的计划。但是苏联政府利用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进行战时宣传的总体思路并没有改变。因此，它不久即着手组建苏联自己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下简称犹委会）。12月15日，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所·阿·洛佐夫斯基致电米霍埃尔斯说：“您已被批准担任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请平常与我们直接保持联系”［2］195。1942年2月5日，犹委会通过洛佐夫斯基将其任务草案上报给了联共（布）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苏联情报局局长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年4月，犹委会在苏联战时首都古比雪夫正式成立，其中包括50多位在国内外享有声望的苏联犹太人演员、科学院院士、作家、诗人、艺术家和国务活动家。它是继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切独立的犹太人政治、宗教和文化机构被取缔之后成立的惟一合法的犹太人组织。［16］504从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尽管只有3字之差，但其性质却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领导人不同。在犹委会主席团当中，米霍埃尔斯已由原来的副主席变成了主席，从配角变成了主角；责任秘书则由著名记者沙赫诺·爱泼斯坦出任；还包括著名诗人伊萨克·费费尔等15人。其次是权限不同。前者只是与苏联政府合作，并不受其领导，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后者则是苏联情报局下属的5个反法西斯委员会当中的一个，它的每一个成员人选都是经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局长亚历山德罗夫、谢尔巴科夫和洛佐夫斯基严格审查后批准的［10］149，日常活动也受到苏联情报局的严密监督和控制［17］178179。爱泼斯坦和费费尔先后担任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10］148，［11］126。把米霍埃尔斯和爱泼斯坦起草的犹委会的任务草案与埃利希和阿尔特给斯大林的备忘录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的核心任务虽无多大差别，但是犹委会的活动计划中已明显取消了那些对苏联政体可能制造成威胁的内容。事实上，新成立的犹委会只不过是苏联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是一个“在世界犹太人当中进行亲苏宣传的主要工具”［2］96，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斯大林在战时对待犹太人政策方面既利用又控制的微妙变化。
       3 派遣苏联犹太人代表团出访盟国，以修旧好。“埃利希—阿尔特事件”在盟国所引发的抗议浪潮不仅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而且对其战时对外宣传计划造成了巨大破坏。 “弥补这一破坏的主要措施就是苏联发起了由苏联犹委会的两个领导人所罗门·米霍埃尔斯和伊萨克·费费尔组成的海外代表团。”［13］36代表团的人选是由联共（布）中央确定的［10］170，访问计划在1943年3月1日开始制定［6］14,4月份苏联有关部门就对他们的访美步骤做了具体安排。苏波断交加快了代表团的行程。5月初，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搭乘美军飞机前往美国。临行前夕，谢尔巴科夫、洛佐夫斯基给他们作了详细指示。1943年6月中旬，米霍埃尔斯—费费尔代表团抵达美国，访问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费城、洛杉矶等许多主要城市，与美国犹太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委员会、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和犹太人俄国战争救济委员会等许多犹太人组织进行了会谈，会见了爱因斯坦、托马斯·曼等一大批美国犹太名流，随后还访问了墨西哥、加拿大、英国等地。在56个城市举行了总共有50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其中以7月8日在纽约马球场体育馆举行的集会最为成功，那次集会有近50 000人参加。他们在各地演讲的主题几乎都是宣传盟国的团结和援苏的紧迫性，指出苏联在东欧和近东为把犹太人从绝境中拯救出来所做的巨大贡献。两人演讲之处均建立起了为苏联募捐的组织。米霍埃尔斯—费费尔代表团的海外之行持续了7个多月，直到1943年12月初才返回苏联，就其范围和目标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美国的一些犹太人组织、在美国的波兰官员和《前锋报》以埃里希—阿尔特事件为由对苏联代表团进行了批评和抵制［13］121，但是总的来说，代表团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并化解了“埃利希—阿尔特事件”对苏联外交造成的被动局面和困境。1943年7月15日，洛佐夫斯基在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代表团抵达美国后“在孤立反苏分子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次访问在主客两方面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拉比伊斯雷尔·戈德斯坦在欢送辞中向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保证说，他们的访问已经达到了“对苏善意的高潮的顶峰”。另一个目击者几年后把此次访问描述成“一个巨大的成功”。［13］123《埃尼凯特》报在一篇社论中盛赞了此次访问对犹太人、公众舆论以及重要的犹太人组织的影响。爱泼斯坦也把此次访问看成是犹委会“活动的一个转折点”［13］124。
       四、 结 语
       毫无疑问，“埃利希—阿尔特事件”是一个悲剧性的事件。它不仅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声望，而且在波兰工人阶级尤其是犹太人心中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给苏波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犹太劳工联盟（崩得）世界统筹委员会、许多国家的工会组织、工人政党都多次举办有关埃利希和阿尔特的纪念活动，出版纪念文集，几乎每一次苏联当局都会因为这一暴行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1988年4月17日下午，埃利希和阿尔特纪念碑在华沙奥克普瓦（Okopowa）大街的犹太公墓落成，大约有1万人参加了当天举行的纪念集会。这一活动不仅对加速波兰工人党政权的倒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使苏共再次因为这一“非人道的极权主义暴行”受到人们的谴责。［1］364，367危害之大，发人深省。苏共领导人惟我独尊、惟我独是，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之上，不仅未能团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而且打击镇压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异己力量，犯下了许多违背人道主义和国际法准则的暴行，到头来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苏联自身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埃利希—阿尔特事件”就是一个不能忘却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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