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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意在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10年内战，开始了国共再次合作的新时期。周恩来身系民族安危，从1936年12月17日到西安，以他机智、果敢的雄才大略，历尽艰辛，苦撑危局，在这里战斗了至少104天，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事宜的妥当处置，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主要有：充当调停角色，坚定张、杨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念；准确传递信息，保证中共中央形成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多场合作劝解，增大和平解决事变的因子；大展谈判艺术，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临危沉着不惊，果敢制止东北军少壮派制造事端；东奔西返历艰辛，巩固和平解决事变的成果。
       关键词： 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 周恩来中图分类号： K2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2－0070－071976
       年周恩来逝世后，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在题为《一个完人》的悼文中写道：“周恩来无处不在。他同重大的事情紧密相关。”［1］265巴西《观察》杂志也发表悼文说：“中国现代历史上每一个重大的事件都离不开周恩来。”［1］225国际上这些评论皆公允。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齐名的历史伟人。在这个世纪前3／4的时段中(即1976年1月周恩来辞世前)，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与他有关。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意在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而言，绝不限于从扣蒋到送蒋这13天，还有不少突发事件要机智、果敢应对和处置，更有大量艰辛的说服工作和谈判斗争，周恩来从1936年12月17日到西安，1937年4月初离开，在这里机智、果敢、艰辛地战斗了至少104天，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事宜的妥当处置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 充当调停角色，坚定张、杨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念
       西安事变是东北军首脑张学良将军和十七路军首脑杨虎城将军领导发动的。事前，中国共产党丝毫没有知悉。但由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影响，特别是1935年末，毛泽东致信杨虎城表示愿与其合作抗日，1936年4、5月周恩来同张学良两次肤施会谈，使张、杨坚信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所以，1936年12月12日零时，当临潼、西安方面的行动布置妥当后，张学良才要刘鼎电告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晨5时，张学良又致电毛泽东：“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迅速集中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接着，张、杨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2］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到张处协商大计”［3］338。这样看来，张、杨是事变的发动者，是主体，如何解决事变，主体的态度和意见将起主导作用。蒋介石是事变的对象，是客体。他只能被动接受，但他的立场、态度转变与否也是解决事变的重要因素。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是张、杨请来的，是客人，是参与协商解决事变“大计”的，只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充当调停角色。周恩来一到西安就进入角色，在18个小时之内，就坚定了张、杨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念。
       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不仅体现在事变前他们多次的“劝谏”、“哭谏”中，而且也体现在事变发动后通电全国的8项政治主张中。周恩来15日晨带领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童小鹏等18人，骑马驰往肤施，等候张学良派来的飞机飞赴西安。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加之沟深路窄，马蹄打滑，致使从保安到肤施170华里路程走了两天。17日下午才登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当日傍晚周恩来到西安后，被安排在金家巷张公馆东楼下榻。在中楼为中共代表团举行的接风洗尘晚宴一结束，周恩来就与张学良进行了单独长谈，一直进行到深夜。张先叙述蒋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多方面的反应，认为眼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他的意见是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抗日领袖。
       周恩来明确表示同意张学良的看法。接着，他分析了对蒋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两种前途：如果能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力争说服蒋，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这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
       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18日上午，周恩来到九府街杨公馆拜会杨虎城，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杨致以问候。接着，向杨说明了同张学良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杨听后十分惊奇，他原以为：共产党同蒋介石有10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蒋，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他对蒋将来能否抗日，是否对发动事变的人不实行报复，有所顾虑。并说，共产党同国民党是敌对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和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恩来对杨的担忧表示理解，并解释说：现在不但全国各阶层逼蒋抗战，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蒋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他虽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周恩来一席话使杨虎城的顾虑和担忧顿时释然。他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4］
       至此，周恩来到西安不到18个小时，便以调停者身份坚定了张、杨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念和决心。
       
       二、 准确传递信息，保证中共中央形成与完善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固然，周恩来在西安“调停”、“协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但客观地说，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逐步提出来的，且主要是根据周恩来到西安后及时准确报告纷繁复杂的形势，并建立在周恩来的科学分析和建议基础上形成的。事发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在复张学良电中除说明“恩来拟到张处协商大计”外，主要是关于东北军主力和十七路军主力调集的建议，丝毫看不出和平解决的迹象。13日政治局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抗的政权，但没有涉及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一关键问题。况且毛、周在致张学良电中强调的是“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事变才能胜利。在当时，广大民众是热切企盼将蒋介石公审的。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杨，建议：(1) 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2) 与敌决战时要各个击破之。(3) 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建议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3］340。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不仅肯定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出卖中国，镇压全国抗日运动的必然结果”，而且提出“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我们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裁判”的口号。这说明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还
       是不明确的，至少说明在事变初期，中共中央是把和平解决事变与处置蒋介石个人的问题加以区别的，主张争取南京政府中抗日分子来主持局面，并继而组成国防政府，仍强调对蒋“交人民审判”。
       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是周恩来到西安后才逐步形成并明确的。17日下午在肤施机场一上飞机，周恩来就要随机前来接代表团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汇报西安几天来的情况。刘鼎说，张扣蒋的动机，是逼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交待执行捉蒋的官员时说，要捉活的，保证其安全，促其反省，如他答应抗日，还要拥护他。周恩来对此情况很重视又问了许多问题，从事变的经过到各方面的反应，从张学良到东北军、从杨虎城到十七路军的思想动态，再到蒋介石的态度都一一问到了，刘也一一作了详细的报告。当晚同张学良长谈后，加上在飞机上了解的情况，周恩来不仅对西安的形势有了较全面的掌握，而且对南京方面的态度也有所了解，于是当晚深夜就草拟了致“毛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交童小鹏译发。［2］68电报通报了西安方面的情况，建议中央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可以采取“保蒋安全”的策略。18日，拜见杨虎城后又数次致电中央和毛泽东，通报南京各派、各省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的情况；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周恩来以超人的智慧，紧紧抓住影响事变进程的各个主要环节，分析形势，提出对策，并及时电告中央，从而使中共中央及时了解时局发展的动向，对事变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而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方针策略。18日，中共中央便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议召集抗日救国大会，呼吁南京与西安“双方和解”。［3］34219日，中共中央又根据周恩来建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指示不再把事变说成是“起义”、“革命”，而认为“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指示共4条，第一条便是“我们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3］343。至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明确而完整地形成了。事实上，也是周恩来将个人智慧转换成了党的方针政策。
       三、 多场合做劝解，增大和平解决事变的因子
       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整整10年，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劳苦大众深恶痛绝。捉蒋后，西安人民群情激昂，纷纷要求公审蒋介石是合情合理的。但当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确立后，对各界、各阶层和广大群众的劝解又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因为这关乎和平解决事变因子的增多增大，也直接关乎到事变和平解决后善后事宜的平稳和有序。
       　　尽管周恩来的工作千头万绪，繁重之至，但他仍尽量开辟时间，见缝插针，在多种场合作解释工作，努力推动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比如，12月19日，他在西京招待所接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宋黎、谢华、徐彬如等，阐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听取汇报，了解西安地下党组织情况。［3］34220日前后，他又通过徐彬如，邀请杨明轩、熊伯韬、李连壁、何寓础等20余位群众救亡团体负责人在韩兆鹗任县长的长安县政府举行座谈会，阐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5］周恩来曾受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邀请，在省银行会见金融界人士。会见之后，“银行界人士对于周先生的谈吐风度及远见卓识，无不表示钦佩”［6］。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审定《解放日报》、广播电台的宣传纲要，指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王炳南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8项主张。他指出，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并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分别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主席杨明轩(共产党员)、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原西北“剿匪”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原黄埔军校学生)等二三十人个别谈话，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希望他们为此做出贡献。周恩来还分别听取朱理治、汪锋等人的汇报，指示他们多做东北军、十七路军工作，力争和平解决的前途。［3］343-344
       还有一天，周恩来在一所中学操场演讲，听众越来越多，树上、墙头都站满了人。他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演讲，不断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在场的一些爱国的国民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一位过路人听了周恩来的讲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啊，中国有救了，周恩来在西安”。［7］
       这样，周恩来也把对各界各阶层甚至对群众的解释劝导工作做到家了，从而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 大展谈判艺术，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946年，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几个月后不无感慨地说，周恩来将军是我遇到的最能干的谈判者；在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强硬的谈判对手；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则认为，周恩来是一位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家。［8］1周恩来这位举世公认的谈判大师，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为新中国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一生进行过数百次谈判。他在谈判中能将对立双方的谈判演化为一门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艺术，令对手为之吸引，令世人为之瞠目。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谈判，是周恩来谈判生涯中一次极为重要而闪亮的登场，也使他的谈判艺术光彩四射。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2月17日至12月20日，主要是与张、杨会谈阶段，坚定张、杨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第二阶段是12月21日至24日，主要是同张、杨一起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谈判阶段(当然21、22日主要是谈判准备)；第三阶段是12月25日以后，是西安事变的善后谈判阶段。而这次最能体现周恩来谈判艺术的主要在第二阶段，因为两天的实际谈判是最实质和最关键的。
       12月20日，宋子文由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宋是南京政府中亲美派的主要领袖，同亲日派有矛盾，又是蒋介石的妻舅。他到西安的目的，一是为了同蒋介石取得联系，二是为了进一步探明情况。端纳原为张学良的顾问，当时是蒋介石的顾问，他同来西安便于西安方面同南京方面的沟通。宋到西安后，张学良陪他见蒋，并告诉他，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西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方面已经共同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只要委员长答应8项主张，三方面将一致同意释放委员长。宋听说周恩来在西安大惊失色，认为中共代表一来，事情就难以解决。为避免不被南京亲日派抓住把柄，遂派与他同来的郭增恺与周洽谈，以探虚实。周恩来表示：“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阵线。”［9］336周恩来希望宋子文能为此作出贡献。宋确信中共的态度后，十分高兴，21日飞回南京，筹划正式谈判。
       此时，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电报》说：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电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抗日。”《电报》还叮嘱周恩来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阎锡山、于右任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10］77-79据这一指示电，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具体商讨了与蒋介石和南京方面谈判的相关问题。
       
       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端纳、蒋鼎文等到西安。蒋介石授意宋美龄、宋子文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并说对商定好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3］345
       23、24日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正式谈判。第一天，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3人出席。
       谈判开始，首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6项主张：(1) 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2) 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 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4) 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5) 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6)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张、杨同意以此为基础谈判。宋子文救蒋心切，表示个人同意，答应转告蒋介石。关于放蒋的条件，宋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应允其回南京，到南京后释放爱国领袖。张、杨、周要求先撤兵，释放政治犯，蒋才可回南京。［3］345
       24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宋出席，西安方面仍由张、杨、周出席。会谈中，对西安方面前一天提出的条件进行了逐条讨论。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9］337。最后达成协议如下：(1) 孔、宋组成行政院，肃清亲日派。(2) 中央军调离西北。(3) 蒋允许回后释放爱国领袖。(4) 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红军。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 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6) 分批释放政治犯。(7) 抗战发动，中共公开。(8) 联俄，与英、美、法联络。(9) 蒋回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3］346
       下午，因张、杨有其他公务需办理，由周恩来与宋子文谈判。宋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的会议，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同意回去后即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答应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
       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就商谈结果答复张学良：(1) 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离开西北。(2) 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西。(3) 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4) 联红容共，现在苏区、红军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5) 立即召开国民党会。(6) 联俄联英美。
       至此，蒋介石总算择善而从，同意了西安方面的6项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实质性谈判终有结果，关键环节终于突破。周恩来在这次谈判中的谈判艺术至少体现在：
       第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这次谈判中周恩来把谈判文件准备得很充分。如前所及，此次谈判，西安张、杨是主体，南京宋、宋是客体，中共是处于第三方的调停者。但在谈判前，由于中共代表团做了充分的文件准备，所以在23日上午谈判一开始，首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6项主张，张、杨表示同意。这样，周恩来反倒由调停者的角色变为谈判的主体。用张学良的话说，是“事实上的主谋”。应当说，这个角色替换，首先是事前文件准备充分，入情入理，不仅张、杨而且南京方面也无懈可击。
       第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11］这次谈判的原则是6项主张，核心是停止内战，保证民主权利，对此不能有丝毫的妥协和让步。关于放蒋的条件，宋子文在谈判中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应先放其回宁，回宁后释放政治犯。周恩来坚持先撤兵，释放政治犯后，蒋才可回宁。至于形式问题，蒋是否签字，周恩来认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签了字，他要不承认，同样可以撕毁。即使采取了某些措施，要想变卦也容易。真正的保证是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战给予他的压力，是国际和平阵线不容许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紧密团结，只有这样蒋就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在这些非实质性问题上，可以灵活，可以变通。也正因为这样做了，谈判才得以举行并达到预期结果。
       第三，不卑不亢，以其人格魅力征服对方。谈判第一天，本来宋美龄不出席，但她还是忍不住要同周恩来见面。面晤中宋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就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表示，只要蒋同意抗日，中共就拥护他做全国领袖，并希望蒋从速抗日。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见蒋。这次见面对蒋而言非常尴尬，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蒋任黄埔军校校长，周是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曾悬赏二万五千块大洋缉拿周。而10年之后却是在这种特殊的境况下见面，蒋能不感到苦涩！周一进屋，蒋勉强起坐，请周坐下。周落落大方，语气平和：“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接着，周恩来反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赶紧打圆场，以后不“剿共”了，并说：“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见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周恩来以他不卑不亢的特有气质和开诚坦荡、落落大方的举止，又使蒋在这次谈话中，亲口作了三点表示：(1)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2) 由宋子文等全权代表他同周谈判，解决一切问题。(3) 回宁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8］38难怪一位外国朋友评价周恩来“具有一种特有的魅力，他能够把他认识和接触的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包括他的敌人，吸引到他的周围”。［12］
       总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是周恩来谈判生涯中最光辉、最耀人的亮点之一。
       五、 临危沉着不惊，果敢制止东北军少壮派制造事端
       蒋介石答应和平解决事变的6项条件，放蒋的原则有了，但如何放蒋、何时放蒋、放蒋以后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应由张、杨和中共三方进一步协商。张学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于25日擅自决定送蒋返宁，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蒋获释后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飞抵洛阳，即令张学良转杨虎城释放陈诚、卫立煌等。27日，他在南京发表《对张杨的训词》，说西安事变是张、杨受了“反动派之煽惑”。29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从此，张学良遭数十年的软禁。与此同时，蒋又下令将杨虎城和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撤职留任，委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向西安推进。
       在南京如此暴横面前，西安方面不能示弱退让，而需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立场，在军事上作出有力部署。周恩来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发出措辞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周恩来电请中央批准，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开进；1937年1月10、11日，他又分别致信张学良、蒋介石，再三表明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
       然而，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实际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杨虎城虽受张学良委托，名义上可以指挥东北军，但十七路军的力量较东北军小，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又没有人能帮助他控制局面，这使杨虎城十分为难。而共产党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涉友军内部事务，只能处在建议和赞助的地位。恰在这时，围绕营救张学良这一要务，东北军内部少壮派和元老派的矛盾日益尖锐。
       
       张学良离开西安时虽指定51军军长于学忠统领东北军，但于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远在兰州，无法起到这种作用，实际上由67军军长王以哲和57军军长何柱国在西安主持，他们被称为元老派。东北军内还有一个以卫队团团长孙铭久、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抗日同志会负责人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少壮派都是中下级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强烈要求抗日，对张学良有深厚的感情。张在时，少壮派获得张的信任，通过向张提建议，来影响东北军。张不在，元老派不把少壮派放在眼里。新老两派之间，一向对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而在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元老派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少壮派主张必须释放张学良，否则与南京决一死战。东北军内部的矛盾也影响到了十七路军，亦出现和战分歧。
       面对如此尖锐复杂和险象丛生的形势，1月27日周恩来邀集少壮派谈话。少壮派很坚决，认为只有张学良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说，那样有引起战争的危险，并动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联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张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没有好处。”［8］47周恩来在苦口婆心劝解的同时，也表示了对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和军事配合上的承诺。事后，曾专程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彭德怀等研究红军协同东北军作战问题。29日，东北军团以上军官在渭南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缺席，虽何柱国主和，但少壮派反对，会议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之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军，不惜决一死战。
       王以哲、何柱国不愿执行渭南会议决议，遂接于学忠来西安，举行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和周恩来。会上于首先发言主和，王、何表示同意，杨本来主战，鉴于东北军三个高级将领一致主和也同意。杨问周恩来意见，周说，我们一直主张和平解决，以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巩固“三位一体”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可以保留和平解决的主张，全力支持你们打一仗。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
       会议结果出乎少壮派的意料。他们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和，是投降南京，出卖东北军和张学良。2月2日晨，少壮派派人闯入王以哲家，枪杀王以哲，造成“二·二”事件。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气势汹汹地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来意，厉声斥责：“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拯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做了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8］50一席严厉痛斥，使几个青年军官头脑渐渐清醒起来，遂跪下向周恩来请罪。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在刘鼎陪同下，于事件发生不到1个小时之内，赶到了王家吊唁，安排布置灵堂，使王以哲的家属深受感动，也使东北军将领消除了误会(“二·二”事件后，有人恶意造谣说，少壮派枪杀王以哲是受共产党指使行动的)。
       　　“二·二”事件严重破坏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和“三位一体”的巩固。驻防前线的东北军调转枪口向西安进发，声言要杀孙铭久等为王祭灵，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眼看就要发生。周恩来认为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的，他们错误枪杀王以哲只是想救回张学良，也不能轻易牺牲了他们。于是又不避嫌疑，把他们送到三原红军驻地，从而避免了东北军的内战，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保存了力量。
       “二·二”事件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中共代表团的安全，致电他们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来清楚，环境越危险，他越不能离开，如果撤离，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共高层联系可能中断，红军部队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因此，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安排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到三原，自己仍在西安坚守，真是铁肩担道义，一身正气斗古城。周恩来从容镇定地留在西安，以他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的态度，表达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的诚意与坚决抗日的决心。
       六、 东奔西返历艰辛，巩固和平解决事变成果
       张学良被扣后，南京方面为进一步分化西安内部，在谈判中故意提出甲乙两种方案，让西安方面选择：甲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乙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13］
       两个方案，接受前者则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后者，东北军东开后“三位一体”自然瓦解。这时，西安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十七路军主张接受前者；东北军元老派公开表示接受前者，但暗中想接受后者；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回来，其他一概不论。周恩来根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向杨虎城提出三点建议，中心是由杨派人去奉化见蒋，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保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部。经过1月下旬李志刚两次赴奉化见蒋，至30日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在潼关大体商谈就绪，决定采取甲案。
       令人痛心的是，“二·二”事件的鲁莽行为，不仅造成东北军的内部分裂，而且严重削弱了西安方面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东北军人心涣散，最终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全军东开。十七路军也被迫撤离西安，全部开到三原。2月8日，中央军一个师进驻西安。
       9日，顾祝同到西安，蒋介石委他任国民党方面在西安的谈判代表，以后又增加张冲、贺衷寒参加。中共方面以留在西安的周恩来为谈判代表，后来叶剑英也参加。国共两党的西安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顾祝同到西安的当天，周恩来就同他会谈。11、12日，继续会谈，周陈述了中共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意见。顾再次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双方就共产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
       15日，国民党举行五届三中全会。为推动国民党真正走向全面抗战，会前，中共曾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会议虽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但在国内改革上确认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原则。这样，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总算前进了一步。
       然而，前进道路上总是充满荆棘。26日，张冲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回到西安。说临行蒋介石曾对他说：共产党等宪法公布后再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三师九团，不能再加。周恩来对此表示遗憾，并就红军改编的具体问题继续同他商谈。经过反复协商，双方意见逐渐接近。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彼此认为许多意见大体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做最后决定。可是，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三八协议”草案提交顾祝同后，两天没有消息。11日，突然由贺衷寒提出一个意在“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直接控制之下”的草案，限定红军改编后只能有3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9］355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指出由于贺衷寒节外生枝，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事情到此，周恩来认为：这些问题已经不是西安的国民党谈判人员能解决得了的，需要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9］356
       3月下旬，周恩来东南行，飞抵上海。先同宋美龄会晤，将谈判内容书面交宋转蒋。宋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周恩来在上海还与宋子文、蒋鼎文等会晤。接着，在潘汉年陪同下飞抵杭州，直接同蒋介石会谈。会谈中，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与蒋及国民党合作，但不能忍受“投降”、“改编”之诬蔑，提出红军编为3个师，每个师15000人，共45000人；3个师上设某路军指挥部；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国民党不能派政训人员和辅佐；红军增加防地，等等。
       在大敌当前、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周恩来据理斗争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国共分裂10年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局面，说：你们不必提和国民党合作，只是与我合作。蒋表示，边区、红军改编都是小事，只要拥护他为领袖，一切好办。至于合作的形式他一时也拿不出具体方案。
       蒋之所以提出与他个人合作是因为他对于没能消灭红军和共产党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要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进行对等谈判，心里很不是滋味。周恩来机制而巧妙地处理了这件事，马上提出国共合作的形式可采取共同纲领的方法。蒋介石无奈地说，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的纲领问题。这样，中国共产党再次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飞回西安。当晚，又同顾祝同谈判，就接济红军给养等问题，达成协议。4月初回到延安，国共合作的局面初步形成。
       综上可以看出，作为历史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已经载入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册。周恩来身系民族安危，奔赴西安，以他机智、果敢的雄才大略，尽调停者之责任，历尽艰辛，苦撑危局，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事宜的妥当处置，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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