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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怎样的人
       朱自清是这，是那，我都没有异议。我说一句话，想来别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朱自清是个男人，然后才是这是那。
       假定这世上或某一个区域内，男人和女人一样的多，所有的男人都可以看到别的女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男人看女人，总要比看男人多些，至少也多一个。如果再加上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看到的女人就更我些。作为男人的朱自清，也不会是例外。
       工于这样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理念，写一篇这样题目的文章，对受人敬重的朱自清先生，该不能说是轻亵或诬谤。
       先看看朱先生是个怎样的人。若好色成癖如郁达夫，或是风流倜傥如徐志摩，这样的研究——请允许我用这样庄重的字眼——也没有任何意义。好色成癖的男人，会疯狂地追求女人，风流倜傥的男人，女人会往他身边凑，惜乎身高一米五七的朱先生，跟这两类人都不沾边。
       朱先生是个内向的人，腼腆的人，从品行上说，绝对是个正人君子，且不是鲁迅笔下的那种型号的。看看他讲课，就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忠厚的人了。
       他那时是矮矮胖胖的身体，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像个乡下土佬。讲的是杨州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台起，便总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讲台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过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地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好的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舒下来。(《杭州第一师范时代的朱自清先生》)
       这是北大刚毕业，在杭州第一师范教书时的情形，他的学生魏金枝记下的。后来当了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情况是不是好了呢?没有好多少。下面是他的学生吴缃的回忆：
       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决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见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地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中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惟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佩弦先生》)
       还有一件事，也挺有意思的，不妨当笑话说说。也是吴缃文章里说的。那年吴刚进清华，学的是经济，还没有转到中国文学系。冬季的一天，一场大考刚完，近百名学生站在大礼堂门前的台阶上晒太阳。年轻人寻开心，每见前面路上有人走过来，就齐声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时那人的脚步即无法抵御，不自禁地合上节拍，走成练兵操的步伐。对着这人多势从的场面，少有不窘得狼狈而逃的。正这样笑闹着，大路上来了一个人，矮矮的个儿，面庞丰腴红润，手里夹了大叠的书，踅着短而快的步子，头也不抬地匆匆而行。同学照例喊起“一、二、一”来。最初他还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经地走着，随即就理会到了，一时急得不知所措，慌张地摘一摘呢帽，向台阶上连连点头，满面通红地逃开了。吴组缃还当是高班的同学呢，走过之后，有些同学耸耸肩头，顽皮地伸舌头了。一位同学告诉他，此人乃朱自清先生。
       有这两三件事，说朱先生是个怯懦的人，也不为过吧。
       只有这样的人，看看他是怎样看女人，才有意味，才有认知上的价值。
       他的婚姻状况
       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常常制约着，或是怂恿着他对女性的态度。怂恿也是一种制约。
       朱先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1961年考入北大预科，当年寒假里回扬州老家结婚。妻子武钟谦，扬州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朴实、文静，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魏金枝说，“至于我们的朱师母呢，也正和朱先生是一对，朴素羞涩以外，也中沉默，幽静。除开招呼以外，不大和我们搭腔，我们谈着，她便坐在床上做活”。1929年11月，夫人在扬州家中病逝，三十二岁，遗三子三女。朱先生与夫人同岁，都是1889年出生。
       第二次是1932年8月，与陈竹隐女士在上海结婚。陈是四川成都人，少先生七岁，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为齐白石、溥西园的弟子，工书画，善度曲。这第二任夫人，可说是一位新时代的新女性了。婚后随夫北上，住在清华园里。抗战爆发后，朱先生独自赴长沙，又转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陈由北京赴昆明与丈夫团聚。抗战后期，带着孩子住在成都。
       对武钟谦夫人，朱自清的心里，始终充溢着真挚的情爱，《给亡妇》可说是一曲爱的颂歌。现在要说的是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若是刚刚去世，痛不欲生，秉笔为文，自在情理之中。但愿是这样，然而不是这样。文末标明的1932年10月，是武去世三年之后，又是新婚三月之内。未及百日，如此痛悼亡妇，可以说是对亡妇的一个交待。文中有“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之语，是不是也有一点“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的意思在里面呢?
       单就这篇文章来说，这样立论不免轻率，从此后朱先生的《日记》中寻按，就不能说无影无踪了。
       1933年1月15日，也就是《给亡妇》一文写罢不久，朱先生“在平伯处打契约桥眚，并吃晚饭，归时竹似怒”。此后夫妇间小的龃龉，在日记中时有所见。有时纯属记事，却不能说没有怨怼之意，如“竹病中延一中医诊治，竹信中医甚笃，然中医诊金昂甚”(1935年1月14日)。又如“晚竹谓予近太懒，为之惕然”(1933年3月6日)。
       有没有大的龃龉呢。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全的朱自清的《日记》，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全集》中的第八、九两卷。全翻过了，没有。删节太多了。一部分在《新文学史料》上初发时，陈竹隐夫人就删去一部分，轮到儿子朱乔森编全集了，又删去一部分。朱乔森还说“所删的其实并不多。除1924年的那一本外，需删之外只是删除了几句话或一段话，从未有一整天的记载全部删除的”。现在的日记中，有时几天只有年月日与阴晴，没有一个字记事。朱乔森说：“那是作者因病因事或其他原因没有记，而不是删除的结果。”(全集第九卷《编后记》)
       怕不全是这样。很早就见过朱先生日记原本，写有《朱自清年谱》的季镇淮先生，在该书前言中曾说过：“先生有1924年的一册日记，又从1931年9月起，到1948年8月2日——入院前三天，逝世前十天，17年间，无一日间断的日记。”如果真的几天几天的光记日期和天气，季先生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
       我并不反对删除。我要说的是，删除了就说删除了，不要说没有删除。明明删除得干干净净，还要说什么“从未有一整天的记载全部删除的。”
       且看这样一例。1933年1月29日记：
       补记在城中日记，记昨日系一长段，写后心甚舒畅。又想起一事，七嫂爱七哥而七哥冷落异常；我爱隐而隐无意中冷落，情形正相反，岂天地间佳偶乎?然何以论少谷夫妇?总之，忍耐终不可缺。
       “昨日系一长段”，昨日即1月28日，一长段呢，只有日期、星期和那个“晴”字了。是夫人删去的，还是儿子删去的，舍间有全套《新文学史料》，查一查便可知晓。不费这个神了，反正是全部删去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删去的是夫妇之间的一场大的龃龉。
       绝不是要揭谁家的隐私。我还不至于这么卑劣。我是要探究一个品行方正的好人的妇女观，而且要全部利用公开发表的资料，不夸饰，也绝不遮掩。可以不杜撰，但绝不会不考证。精明和诚实，同属优秀的品质。
       有一个时期，朱自清对他的夫人，似乎已不只是怨怼了。1934年1月2日记：
       入城至吴宅，吃牛肉锅，极差。食毕跳舞，余兴致先不佳，后较好。舞得非常生，只一次合上拍子。竹跳甚多，其履不佳，一胫常外歪斜，又身子不直，显得臀部扭得厉害，然甚刺戟余也。
       徐志摩一度对陆小曼失望后，曾在日记中写道：“爱在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可不可以把这句话转用在这儿呢。还是不要吧。那就都让一步吧，你也得承认，朱陈之间的关系，不像一些传记里说的那么好。
       抗战后期在昆明，朱先生那么艰难地活着，冬天甚至披着赶车穿的光皮板子(俗名一口钟)御寒，这在当时的大学教授里，是绝无仅有的。樽节下来的钱，乃至是借来的钱，按时寄往成都。
       说了这么多，只是提供一个背景，并廓清一些阻障。毕竟，写朱自清眼里的女人，不应当只是他的两位夫人，纵使夫人是他眼中最常见到的。
       他眼里的女人
       或许是生性太腼腆，或许是心里太忧伤，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朱先生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篇幅关系，更是学历所限，我不打算再做什么分析与辩证了，谨略加挑选，按时序胪列，请读者自个品味其中的精致。先录1937年8月18日《日记》中的一段话，作为引子，也可以说是朱先生的妇女观吧。
       对女子之我见。西洋女子已得独立，故服务之观念强，抚慰丈夫方面甚佳。日本女子服务之观念过强，以至失去独立之人格。中国女子只事争独立，为丈夫服务之观念全废，此盖过渡时代人之命运欤!
       下文引号中的话，均为日记中的原话。
       1924年9月5日，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美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
       在宁波，“访萼，见一女客，甚时髦，两鬓卷曲如西洋妇人也。”(1924年10月5日)第二天，“与萼同到丹生家。丹生夫人甚健谈，人甚飞动。而在其处便饭，菜甚佳美!”
       1931年8月，经苏联赴欧洲度假，9月4日车过柏林，“车中有俄妇甚有致，与其夫俱，亦翩翩。打桥，其夫妇桥甚精，有记分纸，殆亦甚好之也。”
       就是不甚喜欢的女人，只要风度好，他也很是欣赏。1931年11月13日在伦敦，邀请周先生在顺东楼进晚餐地，遇见两位中国女士，“她们说上海方言。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听到上海话了!她们的作风举止也是一副上海派头，我对她们既讨厌又赞赏，这真是自相矛盾啊。”
       1932年6月25日，在德国游览期间，“车上遇一医生(Gadness)小姐，活泼可爱，不似英人，使人颇有好感。”
       1932年8月16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
       1932年10月7日，乘火车去南开学校讲演，“车中遇方令儒女士，尚有姿态。”
       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钜哉。”陶夫人即沈性仁女士。
       1934年2月2日，参观一个画展，“今日来名人甚多，余姗亦在，其笑如吴三妹也。”余姗当为俞姗。
       1935年1月20日，参加一个文学讨论会，会后有饭。“吃饭时，桌上的饼甚美。后遇淑芳小姐，真是个才华出众的女士。”
       1941年3月6日，“上午宋夫人及廖二姐来访竹，适竹去医院。因留客谈。宋夫人打扮很漂亮，听说她已四十三岁，可还是显得那么艳丽。夫人的职业为果树栽培，这方面的书我一点也没读过，没有研究。约等二小时得见竹。”
       1941年6月13日，“早访魏，饭于卢冀野家……晚卢约饭，菜甚佳。座有俊升、刘钟明、建功、傅君。卢夫人甚和蔼。”
       1943年10月2日，“参加绍谷晚餐会，甚愉快……有不少年轻人，罗、程、张之女儿容貌平家，但张小姐甚纯洁可爱，而其父却谈吐粗俗。莘田唱昆曲，嗓音甜美，一如张小姐。”
       1945年3月9日，“读《宋元戏曲考》，书中舛误甚多。出席张达卫先生与刘承兰女士的婚礼，应邀作证婚人。遇张信孚太太，彼颇善交际。”
       1947年5月7日，贺俞平伯父亲寿，送一红色除落伞做幔幛，“平伯侄女郭小姐甚美。宿许家，居室轩敞，庭院宽阔。”许家为俞平伯岳家。
       越到晚年，这类记载越少了。路遇的美妇人，已视而不见。同事的妻子，多已上了年纪，可欣赏的，只有作为晚辈的小姐了。这也是情理中事。关注什么，不光是兴趣所致，也得看精力济不济。
       抗战后期，独自在昆明生活，还差点闹出“绯闻”。且看这样几条记载：
       在钱家午餐。我在餐桌上又被钱太太让得进食逾量。(1941年12月11日)
       在钱家午餐，面和菜均佳。(1942年4月10日)
       端升晚餐后留此长谈，培源认为我可能会捎信给钱太太，我应下决心不去访问周家。(1942年5月12日)
       还得诠释。钱，即钱端升，政治学家，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周培源，物理学家，当时在西南联大从事理论研究。朱先生所在的国文系，初到云南，在蒙自上课，后来迁回昆明，朱先生居住的文学研究所，仍在乡下，上课则在城内。先前夫人在，饭食还正常，待夫人回成都后，只好在朋友家起伙，一回到城内，便只能在朋友家“蹭饭”了。好在他人品与人缘都极佳，请饭的朋友很多。他和钱端升是北大预科时的前后同学，好同学的情分总要比一般同事重些，常在钱家用餐，也就理所当然。来往多了，难免会让人说些闲话。到1942年暑假，朱先生在清华任教又满了一个五年，按清华惯例，是教授的，教满五年有一年假期。故此，周培源才会说出“会捎信给钱太太”这样令朱先生反感的话。
       这篇文章就这样完了。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朱先生这样的忠厚长者，人格上，生活上，更丰富些，或者说更丰满些。
       2001年6月14日于潺　室
       (责任编辑 杨 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