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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六年，我父亲在他工作生活了三十年的小镇上去世。安葬前，按照乡村的风俗和本家亲戚们的意见，举行一场法事。这属于人之常情，只要不当真就行了。领头前来为我父亲念经做忏的是两个本乡小庙的和尚，一般乡村里的丧事，都请他们。我已离家二十多年，对于这些新近兴起的乡村事务不甚了了，人物也是陌生的。但我还是在穿戴齐整的和尚中发现了一个熟面孔。这个六十出头的和尚，胖胖的，穿了一件灰色僧装，脚下也是那种前头有点翘后面有搭袢的僧鞋，与我小时候在庙上见过的和尚相似。然而他不是和尚，他怎么可能做和尚呢?他分明是我一个蒋姓同学的父亲，小镇上著名的“犁木匠”。那时我读小学，放学后经常到这位同学家里玩。他家靠河边，青砖瓦房，高门楼，砖阶很陡，走进院子，就能看到院子里堆着大摞桑树。犁木匠是专门做耕田的犁的手艺人，从事这项手艺的人不多，但在乡村必不可少。犁材最适宜用桑树，桑树木质细，弯曲度好，而且结实，不怕水沤。犁的种类很简单，只有两种：一种为人拉的犁，一种为牛拉的犁。犁木匠手艺的好坏，就在犁把的角度和弧度，角度与弧度偏差了，做出来的犁就不好使，吃力，耕出来的土花不均匀。特别人拉的犁，省力是最重要的。我的小学同学的父亲蒋木匠，就有一手能做上等犁把的手艺，因而在小镇周围的乡村比较闻名。我们在一堆已经开出来的犁材中间钻来钻去，身边是蒋木匠，立在一根成型的犁把边，正用小圆刨细细地刨犁把的曲弧，趁他歇下来，我们会拿一块桑树的下脚料，请他给我们做一只陀螺。蒋木匠总是和和气气给我们做出来。我对蒋木匠和他做的陀螺，充满了敬意。谁知道二十多年后，蒋木匠竟然当了和尚，他的犁木匠手艺与他的和尚职业有什么关系?从前的蒋木匠对我说，这两年才做的和尚，原来还想把犁木匠手艺做下去，但做的犁堆在家里，一张都卖不掉，哪能做下去，这门手艺到我算是绝路了。看看这些年和尚倒吃香。做和尚也容易，剃了头，穿件袍子，就弄成这个和尚样。其实也是混混，人总得有碗饭吃。蒋木匠说话时的神情，好像并不那么特别失落，他本来属于那类随遇而安的人，不容易有沧桑之感。蒋木匠也算我们家的老熟人，他说你父亲这么好的一个人就去了，我要尽心尽意为他念几卷经。说完，他就坐到一群和尚中去，他诵经的声音洪大有力，时时盖过其他和尚。
       像蒋木匠这样在乡村消失的手艺人，现在越来越多。在我们的乡村小镇上很难看到他们的踪迹。时间的变易，似乎专门针对他们的，也就是最近十几年，那些曾经是乡村中最有鲜明色彩的手艺人，日渐隐藏到生活的深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当一个封闭的时代结束以后，新的生活样式在很短几年中代替了往昔的生活样式，乡村手艺人们很容易成了被遗忘的对象。
       但是，假如你愿意认识他们，你仍然可以按照乡村生活的流程去发现往日的旧痕。
       这一年冬天，趁着仅有的几天闲暇，我重新走访从前生活过的几个小村镇，在那些尚未完全旧貌换新颜的街道和小巷，河边桥头，且行且止；我追寻旧迹探测往事，用一种近似“考古”的方式，从那些尚存的残迹遗痕里，试图拼接出某种乡村的日常“图形”，还原我们对某种生活的认识。
       我在这个小镇读小学时，与潘铜匠的三个儿子是很好的玩友。潘铜匠可能不嘱于本镇人，但他的铜匠船长年累月靠在小镇南石桥下面，从来没有离去过。这个镇里，不只有潘铜匠的铜匠船，还有箍桶的顾瘌头，专做锡器的庞锡匠，都有一条住家的竹篷船。这些以船为家的手艺人，以前都是游动不居，后来受到管制在镇上落上了户口，他们就不能自由行走了。潘铜匠是个麻子，他的铜匠担子总是停在离船不远的岸边，那里有一块不大也不小的空地，他的工作场地就是这块空地。潘铜匠有四个儿子，大儿子长得白白净净，已经结了婚，也有一只船，比父亲的要小一些，傍在父亲的船边。潘铜匠的大儿子，自己独立做铜匠活儿，每天都挑着铜匠担晃晃当当地走街串巷，直到晚上才回来。潘铜匠的另外三个儿子，在镇里的小学校读书。按顺序排，我们叫他们潘二小、潘三小、潘四小，都是有大名，但不叫，也就忘了他们大名。我和潘铜匠的这三个儿子经常在一块玩儿，玩的地点就在潘铜匠的铜匠担周围。潘三小是我的同班，一脸黑皮，最像潘铜匠，他总是拿一些空子弹壳，和我一起用他父亲的锉子做木头手枪的枪管。
       潘铜匠是镇子里最好的铜匠。镇子里的人都叫他麻铜匠，这种叫法一点也不是轻视和侮辱，倒显得十分亲切。哪一家需要做什么铜器，往往都说到麻铜匠那儿吧。潘铜匠主要做烧制类的日常用物，比如铜炉、铜盆、铜汤婆、铜铲、铜勺之类。他的铜匠担子，一头是个带高柄的木头箱子，箱子里放着十多个已经做好的铜铲铜勺；一头是只用来化铜的炉子和鼓火用的风箱，炉子不大，炉膛深，里面是只坩锅。潘铜匠上午挑出担子来到空地，第一件事就是起火生炉子，风箱拉得呼啦啦响。他用的都是上好的钢炭，火是炽白色，这样的火才好化铜。化了铜，就浇铸各种各样的铜器。潘铜匠有很多的铜料，最多的是铜钱和铜板，还有铜子弹壳，不知他从哪儿收来的。我喜欢到潘铜匠的铜匠担子边玩，就因为这些铜钱和铜板。潘铜匠小气，从他手里是要不到这些东西的，但他的儿子特别是小儿子潘四小会拿给我，潘铜匠也没有办法。潘铜匠把那么多好玩的东西都一锅化了，真让我觉得可惜。不过看着潘铜匠把那些旧铜料化成蛋黄一样的铜水，然后浇制成鲜亮的铜器，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潘铜匠不做铜器时，会用一些看上去像泥一样的东西做模子。这是一种特别讲究的工艺，因为浇制铜器当然是靠模子，模子好坏，浇出来的铜器的坯子可以分出质量的好坏。光是厚薄均心，对模子的要求就已经很高，何况有些铜器胎特别薄，全靠上下公母两片模子所设计的空隙，宽了达不到工艺要求，窄了浇制时容易穿孔。潘铜匠的铜器做得好，首先就因为他做的模子好。其他铜匠在这一点上不能与潘铜匠比，只能甘居下风。奇怪的是，潘铜匠做模子时并不保密，这样的技术恐怕是别人偷学不到吧。所以，潘铜匠的模子就搁在空地上吹干。他最怕的是我们这些顽皮孩子，走路不长眼睛，一脚把他的模子踩烂了，那他得花半天工夫才能重做一个。潘铜匠还经常做坩锅，做坩锅也用一种特制的泥，这种泥做成的坩锅在炽白色的炭火中不炸不裂。潘铜匠的坩锅，有大中小三种类型，最大坩锅，一锅可以化几斤重铜水，一般用来浇制铜盆、铜脚炉。潘铜匠做成的坩锅，总是放在他的船篷上晒。如果我们到潘铜匠的船上去，就得提手提脚不敢用力，生怕摇晃了船，把坩锅摇到河里。我们不喜欢去潘铜匠的船上。
       乡村里对铜器有种特殊的感情，虽然六十年代城市里已盛行使用洋瓷盆之类的日用品，但乡村的观念还是认为铜的东西好。农民对铜器的需求量当然远非往昔可比，但是使用铜器的习惯仍然是农民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口味。单以农民们婚娶来说，铜器作为陪嫁的生活用品，铜盆、铜炉、铜捂子这些代表了家境和财力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些铜器不仅仅为了实用需要，便重要的还在于维护一种观念。老辈人喜欢说，孩子，这只铜炉子还是从太爷爷那儿传下来的，那只铜什么，已经用了五代人啦。这里面就包含了一种观念，一种关于生活的延续性、恒常性的观念。由于这种观念在我们所处的封闭时代，一直支配乡村生活方式和口味，所以农民们喜爱的铜器，便获得了超越日常的象征意义。我小时候并不懂这些道理，只是看到潘铜匠了不起。除了本镇，四乡农民也都向潘铜匠买铜器，最忙碌时，潘铜匠一天要赶做好几样，潘二小岁数大一些，已经能当他父亲的帮手，一放学，他就蹲到铜匠担旁边，耐心地用小钢锉锉浇制成型的铜器坯子。潘二小将来也像他父亲一样，会成为一个好铜匠。
       还要插叙一下潘铜匠的技术。潘铜匠一脸麻子，人生得丑，但他是个精致的人，甚至是个有着良好的审美素养和表现力的人。不用说，这是指他手上的技艺。他可以在铜器上镏上最漂亮的线纹，这些线纹都是他自己设计出来的。有些具有装饰性的几何图形，丰富多变，你想不到这会出自一个乡村铜匠之手。潘铜匠拿手的工艺是直接在铜器上刻写花鸟虫鱼一类形象，他眯着眼，脸上有种怪物般的表情，刻刀在手中灵巧异常地天转两转，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就出现了。我前几年在新疆见过一些来自巴基斯坦的工艺铜器，那上面有各种美丽的花纹，据说也都出自手工刻制，现在想起来，潘铜匠的工艺足以与它媲美。有一年秋天，我家放在窗台上的两只铜壶被窃。偷窃的人是本镇的一个不学好的二流子，后来窃物追回，可惜两只铜壶已捶扁，上面原先的花纹图案也已毁坏。找到潘铜匠，他不仅将铜壶复原，而且重新镂刻了花纹，竟与原来壶一模一样。这两只铜壶，最终还是丧于“文革”中的抄家破四旧，潘铜匠的手艺自然也湮没无存。
       潘铜匠每天都在空地做他的铜器，这块空地只属于潘铜匠所有，没有其他的手工艺人会到这儿来，潘铜匠在这儿心安理得，好像从古到今就在这里从事他的重要而优美的工作，所以潘铜匠是自豪的，他虽然通常沉默寡言，但是那份自豪就在他那不声不响的专注的神情中流露出来。有时候他会对前来购买铜器的人发出一两声沙沙的笑，笑声就像那浇铸到模子里的金黄色的铜浆，它使整个河边空地都充满了熟铜的炽烈气味。
       潘铜匠惟一受到镇里人质疑的地方，与他的手艺无关。皆因潘铜匠一家的日子过得与农民不同，他们看到中午送到潘铜匠担边的饭菜，每回总是鱼肉齐全。这样阔绰的日子，让大家想入非非。传言潘铜匠收罗旧铜料时，得了不少金子，因为谁也说不准有没有金子混在铜里面，一般不识，只有潘铜匠是识货的行家，他不声不响地就把那些误作铜的金子藏下来了。但这些传言只在私下里说说，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我问过潘家三兄弟，听说你们家有一箱金子，他们又委屈又气愤地说，没有!就没有!你要再瞎说，就不跟你玩了!
       潘铜匠儿子们的声音犹在，而他们的铜匠船已不知被新生活的潮流冲向哪里了。
       有几年，我们家与一个箍桶匠是邻居。箍桶匠姓顾，记不得他有多大岁数，只记得他的头发比较少，头上有几个大瘌痢疤。箍桶匠有三个孩子，都不是他亲生的，他是他们的继父。三个孩子中，一个十七八岁，是大姐，一个上六年级，是二弟，还有一个先天性痴呆，是小妹。实际上我们与这三个孩子比邻而居，而姓顾的光头箍桶匠，总是在外面，带着他的女人，一条船，今天停在这个村庄的码头边，明天靠在那个村庄的木桥下。过一段时间，或者逢上节日，会回来看看。
       箍桶匠属于木匠行，但他的工作，可能比其他木匠更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比如水桶与马桶，就是每天都需要使用的器物。水桶有挑水的、拎水的、舀水的分别，我们那里的农村是水乡地区，这些桶都与用水有关，哪一天可以少了它们?马桶更重要，马桶管拉撒，这是生活中的另一件大事，其日常性可能超过水桶。因此，箍桶匠经常要做的活儿，就是替人家箍马桶。马桶的样式至少有三四种之多，做工也异乎寻常的讲究，比如做一种倒扣式的礼帽形马桶，除了比例匀称以外，上面的盖子加桶圈，都需严丝合缝，而上面打的箍，更要见出箍桶匠掌握圆度的本领，箍无论是铁的还是铜的，上中下三道直径尺寸都是固定的，若是箍桶匠功夫不行，箍就会出毛病，不是箍大了，就是把桶打炸了。好的箍桶匠，手上那张特制的圆刨子，像长了眼睛一样，它会把桶子刨到恰到好处，箍往上一打，一只形体漂亮的马桶，成了!别看马桶这种极其形而下的物事好像不能进入高雅之列，可是它在乡村新婚的嫁娘船上，赫然陈列船头，而且它还由人抱着，走在新娘前面，首先登堂入室。闹房的人，还要从马桶里捧出枣子花生，表现他们的喜乐。再往下，新娘的肚子大了，她挺着肚子用力将马桶捧着、顶着，光荣地走过长长的巷子，马桶与新娘成为乡村生活中的一景。你想想，一个箍桶匠，能不将马桶做好吗?
       箍桶匠的船，每次靠岸，我们都会看到船后艄堆了三五只马桶，还没有上漆，露出新鲜清晰的木纹。
       箍桶匠的六年级的继子，在箍桶匠回来的那几天，总是不高兴。我起初不知原因，后来才知道，每次箍桶匠的船回来，他就得去做一件怕人耻笑的事情，到小学校的小便池里敲乱尿碱。尿碱有什么用?尿碱用来与细麻丝一起捣碎了，搪马桶与其他木桶的缝。要使桶不漏，这样的材料是不可缺少的。做这样的事，孩子最合适。箍桶匠的儿子不去敲刮尿碱，谁会去?他怕同学看见了笑，这孩子心里有点不愿，有点苦楚。但箍桶匠养着他们一家子，箍桶匠也不容易，全凭有这门手艺，让他们娘四个衣食不愁。生活已经让六年级的孩子非常非常懂事了。
       我们那里的还有一种木匠，是船木匠，就是打造船和修理船的。我们那里水多，出门全靠船，船是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另外船还是劳动工具，像罱河泥这样的农活，就得靠船。我们那里使用的船一般都是小船，两三个人坐的小划子，稍大的船则是农用船，能载几千斤重量，这样的船一个生产队大概也就一两条。再大的木船就比较少了，即使有也是长年闲着。本地船木匠，通常都只打造或者修补小船。这样的活儿，总是在夏天进行。夏天阳光炽烈，天气干燥，适宜打船修船，木船要坚固耐用，全靠最后的油船这道工序。油船要用桐油，桐油油上去，要在高温的气候下阴干，夏季才合乎这样的要求。
       我认识的船木匠并不专门打船修船，只有在夏天，他才是一个船木匠，其他时间，他给人家做床，他的作坊里，有一架车木头用的人工车木机，专门车木床上的圆腿圆柱。打床和打木船，好像并没有区别，衣食往行，住和行是连在一起的。夏天一到，离开家里的车木机，他就和儿子一起成天蹲在一片空场上搭起的草棚下面，身边是一只新船或者一只旧船。
       需要打造的新船，是那种最小的划子。两头尖翘翘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船舱。打这样的船，是本地船木匠的任务，大一些的船，那就要到外地船厂去买。打船要用上好的杉木料，杉木质地比较轻，浮力好，很少见打船用其他木料的。至于我们那里生长的杨树、楝树什么的，从来都不会拿来打船，偶尔在船后艄镶上一块桑木，那是因为这块地方需要耐磨。除了木制料外，打船最主要的材料就是船钉。船钉是两头尖中间有四个楞子的，这种船钉要用好铁，镇南头的金铁匠打制的船钉，公认质量最好。一条船要用多少船钉呢?没谁数过，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总要用上一挽子吧。麻丝，油石灰，也是必需的东西。麻丝要长的，与油石灰一起锤匀锤熟，用小凿子细细地嵌进每一条木缝中间。打船工序中，最关键的技术在拼接船底与船帮，那里是通过木榫来拼接的，先要分别在船底与船帮上做好公母榫，一块一块嵌接好，再钉上锔钉，技术上稍有一点马虎，船下了水就可能涸水。做不好这样的榫头，就吃不了打船这碗饭。
       修船要简单得多，把朽了坏了的板换下来，剔去已经漏水的船缝里的麻丝油灰，重新嵌入新鲜的麻丝油灰，刮掉附在船底的水垢。一般的船，不会让它坏得不能用才修理它，而是每过个两三年，把它拉到岸上，重新用桐油刷一遍，算作保养。保养得好的木船，用上一二十年不成问题。因此，我们那里的船木匠，打新木船的工作不多，多的是修理旧木船。。在旧木船上，挖挖补补，涂涂刷刷，每年夏天都是这样的工作，能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但每年我们都放心使用这些船，这些经过修整、油得发亮的木船，成天在我们周围的河流上行来走去，让我们多少年来固定的生活流动不息。那些环绕这种生活的枯燥的日子，变得有些意思了。
       我一直记得这个船木匠。他穿了香云纱的短衣短裤，头上是一顶细草编成的草帽，傍晚时，火一样的太阳下去了，摘了草帽，露出他秃瓢状的光头，这时候，他手中的凿子敲打船板的声音节奏鲜明地响起来，叮叮凿，叮凿叮凿叮叮凿，声音在夏日的晚风中明朗空透，亲切动人。
       初中毕业后，我差点跟我的一位堂伯学木匠。我的这位堂伯是家传的细木匠，手艺好，脾气大，带过几个徒弟，都让他打跑了。堂伯看上了我，来跟我祖父说，要我做他的徒弟。那时候正好乡村“割资本主主尾巴”，木匠也是一条要割的“尾巴”，但没有木匠不行，处理的办法是让木匠每年向生产队缴纳一定的钱，叫“懒工钱”，记一个劳动力工分。尽管这样，我的堂伯仗着他的手艺，日子还是过得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想跟他学徒的人不少，他单看上我，我祖父却不领他的情，回了他，我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入木匠这一行。
       细木匠主要制作家具。乡村连年穷困，生活已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地步，但过日子总归要做一两件柜子、箱子、桌子、椅子等等家常器具。他的活儿干净利索，比如用斧，他一斧子下去，要劈去多厚就会多厚，几斧子下来，就能成形，这除了准头，还要吃透木性，用力匀，一个优秀的木匠，绝对体现在斧头的感觉上。而我的堂伯，在众多乡村木匠中，不用说就是以有一把好斧头出名的。当然，他还有另外两种过硬的技术，一天无论做柜子还是桌子椅子，从不用钉子，所谓家传，也就是他从上辈人手里掌握了“斗榫”的不传之秘，他知道每一种榫的做法，他手中做出来的木器天衣无缝，明明知道那些角是接上去的，可你摸不着它们的榫头在哪里。二是雕刻，他雕一种双线雕，这是种极细极精致的活儿，我们那儿的木匠中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出这样的活儿，他在一只柜子门上雕上两支牡丹，这只本来普通寻常的木柜，就立刻显得华贵起来。嫁女到外村的人家，哪怕陪不起大件家具，但是请我的堂伯做一件小小的梳妆台，雕上美丽的图画，那女方的亲长们脸面上就会好看得多了。我的木匠堂伯靠他的手艺，从年轻时就挣得一把名声，可是越往后他越抱怨自己的手艺得不到发挥。
       农民们买不起好木头，要做家具，总是用家前屋后栽种的杨树、柳树、槐树、榆树这些杂七杂八的树木做材料，不是不能做，也不是做不好，可是就这些材料，值得再为它处心积虑做明榫暗榫，值得在它上面精致地雕镂花纹图画吗?我的木匠堂伯喜欢回忆以前，他做一种“三滴水”的雕花大床，那是花了几个月工夫才做成的作品，是乡村里难得一见的惊世之作，那才叫手艺!更让他沮丧的是，他现在很多时间都要花在为生产队做木锨、锹柄以及风车的水括子、转盘这些农具上面，他当然可以把木锨做得结结实实，把水括子做得滑滑溜溜，可是这些东西也需要他做吗?世事沧桑，江河日下，我的木匠堂伯白发横披，心情恶劣，他成了乡村里怒气冲冲别人轻易不敢招惹的手艺人。
       为了弥补我的堂伯不能收我做徒弟的遗憾，我们砍掉庭院里一果楝树，请他做了一张书桌。这张书桌做得无比灵巧，桌面光亮得如同玻璃。我去搬回它时，我的木匠堂伯说，只能是这个样子了，将就用用吧。这张书桌我一直用到离家外出读书。
       金铁匠的铁匠铺子在一座土垛子上，迎着铺子门是座小桥，后来小桥废了，改成一座堤坝，这样走过堤坝到金的匠的铺子就方便多了。
       我们这里有两个铁匠，金铁匠是其中一个，他个子高大，但背有点驼，可能是长期俯身抡锤留下来的。铁匠在乡里的地位与木匠一样，早在农村合作化那会儿，乡村就联合铁匠和木匠成立了“铁木社”，组织他们为集体生产服务。金铁匠是否加入过“铁木社”这个工匠组织，我不太清楚，但他在六十年代后期就单独在他的铁匠铺里打铁，则是我亲眼所见。乡村里的人常把打铁、撑船、磨豆腐看做最苦的三样活，撑船、磨豆腐当然苦，打铁好像不同，打铁是一门手艺，是手艺就不能说苦。比如金铁匠，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脸上的苦颜色，他走出来总是红光满面，卷起袖子的手臂也是红色的，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金铁匠没事爱捧把大茶壶，笑嘻嘻地一边喝茶一边与人谈天。这是一个生活信心十足的手艺人才会有的态度，又印证了一句老话，灾年憋不死手艺人，六七十年代那是什么样的日子，金铁匠照样是金铁匠。
       无论春夏秋冬，金铁匠早晨开炉的时间是一定不变的，人们刚刚端起早饭碗，就可以听到金铁匠铺子里的叮叮当当锤打声，声音大小错落，小的是金铁匠掌小锤的声音，大的是他儿子抡大锤的声音。从金铁匠第一声锤开始，到最后一锤结束，一种欢快激昂的气氛会通过锤声不停地弥漫到整个小镇。这样的声音多少年下来，以至于金铁匠这一天上午打造的是镰还是锄，下午打造的是犁还是锹，都能从锤子的不同声音中辨别出来。
       我们这些半大男孩，是金铁匠铺子里的常客。我们喜欢看铁锤锤打热铁时，四处溅射的红色铁花，喜欢看煅红了的铁放在冷水里淬火发出的声音。我们喜欢看金铁匠打铁，一手拉着大风箱，一手执着铁锤的姿态，喜欢他的孔武有力，以及他与他的儿子在打击一块铁器时配合的默契和那种父子共同的劳作中洋溢的热情。两个壮年男人在一炉热焰前的劳动，在我们眼里是最为优美的劳动，因为它是如此突出显示了一种强劲有力量，从而使我们暗中生出敬畏和膜拜。本来，我们到金铁匠的铺子里只不过为了寻几块碎铁玩耍，可是谁又会想到我们能够受到如此之深的吸引，谁又会想到这是对我们的暗中鼓舞，以至于多少年之后记忆犹新，并且保持着这种对劳动和力量的感佩之意。
       当然，这并非说，金铁匠和他的铁匠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像所有我看到的那些乡村手艺人一样，他们并非为我们这些孩子而存在而有价值，否则就太可笑了。金铁匠手艺以及对铁器的日常需要所决定的。凡是乡村里需要的铁器，金铁匠都能打制出来。一个村庄需要哪些东西呢?这在主要依靠本地铁匠的手工活的时代，几乎是不胜枚举的，农民们很少前往城市购买一把锄头或者一把镰刀，甚至一根铁钉，这些都在金铁匠打制的范围之内。因此，金铁匠的重要程度，表明了乡村处在封闭的耕作社会中对铁器的需求程度。到于说金铁匠的手艺特点，主要是他特别擅长打制铁犁和菜刀。我不知道别处的铁匠是否像金铁匠在这两们上集中了一生的技术，但金铁匠的铁犁和菜刀，却无与伦比，独步四乡。金铁匠的铁犁，坚韧锋利，耕田的老把式都喜欢用，说是钢火好犁头快，说是省力，说是耕出来的泥花漂亮。于是，金铁匠和他的儿子每年开春时的工作就是打制铁犁了，他们要打几十张上百张，打好了，一排排架着，犁片闪烁着乌黑的光，要不了几天，这些铁犁就被人扛走了，扛犁的人走过金铁匠铺子前的堤坝时，脚步似乎添了几分信心。而金铁匠的菜刀怎么样?这要去问西桥头的宝奶奶，宝奶奶会对你说，他用的那把菜刀已经三十年了，那刀的木把子都换过三回，淬上去的钢火还有指头那么宽。我的一位儿时伙伴前几年来，谈到金铁匠，我说下次能不能给我带一把他的菜刀?他说，怎么不早说，金铁匠不在了。金铁匠不在了，他的菜刀将成为乡村人家最日常的记忆吧。
       一九九六年冬天，在家乡的最后一个傍晚，我站在两个村镇之间的大路口，举目四顾，似乎看到两个担着担子的矮人对面走来。这是幻觉，但我要说，这是当年每年都出现的真实情景。两个矮人是皮匠方和皮匠陈。他们是我中学时代记忆最深的两位绱鞋子的手艺人，十年前我专为他们写过一篇文字，那时我把这篇文字叫做小说，现在我不这样看待了，那里面所有的文字都是真实可靠的，比如两个皮匠的出身，年龄，他们的故事，他们每天走向对面村镇时沉着从容的步子，以及他们担着担子擦肩而过时相视一笑，都可以找出见证。那个见证人自然就是当时一群相伴上学的少年中学生。我最后是这样写的：
       “那群少年中的一个，长大后去外面念了几年书，回到他的家乡，还看到皮匠方到皮匠陈的村庄绱鞋，皮匠陈到皮匠方的村庄绱鞋，当然还看到皮匠方和皮匠陈在那条田径小路上对面走来擦肩而过。恰如他们手中绱鞋的那两根针，对面穿过，哧溜一声，带着长长的线，就把他们每一个日子缝得紧紧的严严的实实的。”
       又是一个十年，两位乡村里的皮匠走到哪里去了?而且在这条路上亦曾走过的那些补锅匠、锔碗匠们，他们担着大大小小的担儿，又走向哪儿去了?
       夕阳西下，宿鸟归飞，几阵聒噪之后，田野在暮色四合中逐渐安静。
       六子徐正基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随祖父回到家乡徐家庄。在这座一千多人口的大村庄里，我们家保留了一座院子，有三间正屋，两间厢房，都是青砖小瓦，中间的天井，也是用砖铺得整整齐齐的。院子后面种了一棵苦楝树，两棵泡桐树，很快就成长如盖，日出日落都有了一片阴凉。要是忘了外面是什么年头，也许我们家可以称得上世外桃源。我就是在老家的屋子里见到右派徐正基的。那个没有太阳的阴阴的下午，右派徐正基斯斯文文地从我们家的青条石门楼走进来，对祖父客气地打招呼，说旺先生您回来了，我来看看您。我祖父递过去一支黄金叶香烟说，六子，谢谢，坐，吃烟。
       “六子”是徐正基的小名，村庄里的人都叫他六子，我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徐正基这个名字的。当时，六子直身地坐在靠门的一条板凳上，他穿了一件洗得看不见色的中山装，上面的纽扣也不全了，头发长长的，脸上一圈络腮胡子，样子不像本地人。他的眼睛不太好，但不是近视，眯着，却又老是使劲翻白眼。给我强烈印象的是他的手，那是一双近乎惨白的手，只有一个失血过多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手，它好像没有温度，冰凉得可以结冰。六子没有在意我的观察，他面对我祖父，就那样坐着，一口一口地抽烟，烟灰从衣襟前抖下来，再落在裤子上也不掸掸。坐到傍晚，六子告了辞。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成了我们家下午的常客，还是那样斯斯文文地走进来，还是那样的衣着，还是那样的白眼，也还是那样吸烟，随便让烟灰沾在衣裤上。
       我一直想找到右派徐正基的个人档案，有关某个人的历史只有记录在案才能说明问题。可惜，我反应迟钝，等我意识到我要叙述我们村庄这个惟一的“知识分子”的历史时，关于徐正基的档案材料已从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发还给当事人。当事人一根火柴把它烧为灰烬，当然也有可能扔到茅缸里沤烂了，接照右派徐正基后来的性格逻辑，他委有可能舍不得白花一根火柴，而又不愿浪费一张手纸。至于，被收藏起来秘不示人，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徐正基也是养成了优良的收藏习惯的，他曾像老鼠一样收藏粮食、草料、纸币、票证，所有他认为有用的东西，但右派档案必是有用的东西吗?或许他要收藏下来传给自己的后代。
       六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还有两个弟弟，住在村庄东边的河边。六子是他们徐家的长子，在同族中排行第六，才有这个小名。他的父亲德字辈，他是正字辈，取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字叫正基。六子在他父母的屋子旁边搭了一个小窝棚，他独自一人住在里面，不与父母兄弟来往。有天吃中饭时，我看到六子冲到他父亲面前，劈手夺过他父亲徐德洪手里的饭碗，摔到地上，凶狠地骂，老狗日的，叫你吃饭!他的父亲转身操起一铁锨，追打他，他的两个弟弟也相帮着打成一堆。村庄里的人都说呆六子这东西忏逆不孝，六子翻着白眼，冷笑说，我早就是个六亲不认的畜牲，要你们来说什么孝不孝!六子的仇恨大，他的仇恨都因为他的父母，要不是他的父母，这会儿他就在京城北京，在那个与外国人说话的外交部，跟大官们后面，说一口洋鬼子腔，哪里会住在窝棚喝稀粥，有时连稀粥也喝不上!
       根据我们村庄的记载，六子是在泰州城上的中学，他家是富农，他父亲德洪一心要供六子读大学，果然六子考到北京一所学院读俄语专业，毕业后进外交部做翻译。这时是一九五七年秋，外交部年轻的翻译徐正基接连收到父亲乡下的来信，信中说家里没得饭吃，希望儿子寄点钱来买粮食。六子以为父亲器穷，心里不高兴，正好逢上单位里大鸣大放，让知识分子们给党和政府提点意见。六子想到父亲信里的话，他迟迟疑疑地，本来准备说，农村还比较分穷还要发展，后来不知怎么说出了他父亲说的农民吃不饱这句话。翻译徐正基还没有反应过来，组织上已查清他的富农出身，他的言论就是代表富农阶级向党发动进攻的右派言论，他本人就被划定为右派了。右派徐正基被开除公职从轻发落直接遣送回乡，时间是一九五八年初夏。
       一九五八年，徐家庄的六子好端端地从京城回到乡村，这好比从九天之上一跟头跌到地下。父亲德洪恨儿子不给徐家长脸，读收读到茅缸里了，怎么敢呕屎说共产党不是，六子恨他的富农父亲偏要三番两次写信诉穷，全是这老东西坏了他的前程，父子俩因了恨，见面就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
       最让六子愤郁交加的是，他几年前变谈好了的一个女子，准备结婚，她家听说徐正基得个右派回乡劳动改造，第二天就把结婚礼物退过来。女子是泰州城里人，六子的中学同学，又漂亮又时髦，前年六子大学毕业时还随同来过暑假，同衣冠齐整、戴着金丝眼镜的徐正基走在一起。全庄人跟在后面如看西洋景。六子不甘心，写信去问女子，等了好长时间等来回音，说你这个死右派，谁跟你谈恋爱结婚啦。她好像都不认识徐正基这个人了。六子称失声大哭，哭完了，找父亲德洪骂，骂完后，人变得整天愣愣怔怔的。村庄里的人不太明白右派怎么回事，不知道外面有五十五万右派下放的下放劳改的劳改，当然就不可能知道京城里翻译徐正基为什么回来，而且回来为什么跟他父亲不停地吵闹，凭他们朴素的看法，认定德洪家的六子丢了婆娘，失心疯，人呆了。
       右派徐正基是遣送回乡劳动改造的，但他不想劳动也不能劳动，公社和大队两级政权，本来应该负管制责任，只因这个人分明已经呆了，劳动不劳动亦已无关紧要。六子的问题不是劳动，而是吃饭，不劳动者不得食，现在劳动了也得食，大队公共食堂解散，粮食确实没有了，人人饿肚皮。村庄里少部分人开始外流，六子有一天饿得不行，忍不住向父亲匀一碗萝卜缨子汤被德洪断然拒绝后，于当晚便离开村庄，徒步向东边沿海一带走去。六子的身上甚至没有一卷行囊，他穿着件旧棉袄，腰间扎根绳子，怀里紧紧揣着他惟一宝贵的大学毕业证书，上面有他的大名，外下盖着学校大印。他明白，以后要靠上面的徐正基三个字讨饭了。
       没有人准确知道前外交部俄语翻译徐正基徐家庄的六子在哪儿流浪，落脚在哪儿，传言他在海边一带替农民写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仍然是建立在猜测基础上的，一个读了十几年书的大学生除了写字，你说他能做什么?传言还讲，徐正基起初被当地农民怀疑来历不明，多亏那张毕业证书，证明他是个落难的读书人。读书人落了难，照古戏文那就必然得到同情，那带人渐渐知道有个外乡的大学生徐正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请他写信，给口吃的。在到处饿死人的那几年中，这样的传言，简直可以把徐正基说成一个生活得很幸福的人了。德洪坚决不相信儿子有这么好的运气，他自己饿得全身浮肿发亮，还咬牙切齿说，这个孽畜，谁知倒在哪个河坎子上。
       村里人也都以为六子从此四海为家，可有天月色暗黄，终于有人撞见六子在村庄东头桥下踯躅徘徊，他的面目因为毛发太长而模糊不清，他挎了个包，还背着一只口袋，样子很沉，后来大家一致说地里面装满了米麦杂粮。趁着一片黑云掩上来，六子迅速走过木乔，进入村庄，消失在小巷里。
       流浪三年后，右派徐正基用这样的方式回到徐家庄，他的鬼祟行动，在村里人看来十分可笑，这个呆六子，不就是一口袋粮食吗，谁抢你?但六子不这样认为，六子不上信村里的人，他不愿意在全村人面前露相，哪怕就是他父母兄弟至骨肉。六子回来后接连几天都猫在他的窝棚里，很少出来，人们偶尔看到他，他的眼睛既冷漠又狐疑。这就让村里人感到隐隐的不安了。有人怀疑六子装呆，证据就是他的眼睛，呆子的眼睛冷漠，但不会狐疑，狐疑这种眼神，说明六子这三年中间变了，鬼气了。村里人对六子不能不留心，看他究竟做什么。但六子在窝棚里过了几天，再次走出村庄，有人跟在六子后面盯梢观察，看见他离开村庄才半里路，便脱掉原先穿在身上的破衣裳破布鞋，换了一件中山装，一双半新半旧的皮鞋，而且改变了步态，居然像公社干部那样一摇一摆走方步。六子的举动，不仅鬼气，而且仿佛会摇身一变，妖怪一样的。六子这回不是一去几年杳无消息，而是每隔两三个月就回村庄一次，回平时总是夜色朦胧时，出去还是同样的举动。时间一长，村里人也习惯了六子的举动，他们给六子一个本乡本上的贬词：呆怪。
       我在我们家见到徐正基，或者说徐正基成为我们家的常客，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这年我刚满十岁，我的祖父是因“历史反革命”身份被革职回老家的，而徐正基被村造反的革命群众揪回来批斗、管制，要早我们二年。“文化大革命”在农村比城市慢了一拍，但到了农村完成夺权，成立了大队革委会，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也不比城市差。我们村庄比别的村庄阶级斗争更为有利有特色之处，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群齐全，也就是说我们村庄有右派徐正基，而别的村庄就滑，或者有，也身份太低，不是具备这样来自京城毛主席身边的大右派。掌权的农村造反者，是在阶级斗争的迫切需要下，想起六子来的，这时候我们村庄才全面认识到右派徐正基的重要意义，他们不会再用一般的书呆子或者怪物的观点看待六子了，这个已有近十年右派历史的前外交部翻译是本村最重要的阶级敌人，再也不能让他像过去那样进进出出逍遥法外了。尽管徐正基善于乔装打扮，行动诡秘，但在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里捉他却易如反掌。徐正基这天还没有进村，就已遭到捕获，他被关押在大队部，第二天开了全村批斗大会挂在他脖子上的牌子第一次向全村贫下中农公示了右派徐正基的正式身分，他是大右派徐正基，而中德洪家的呆六子。徐正基成为批斗会的主角，其了地富分坏倒陪末“站”。徐正基态度非常不老实，不呆卖呆，装疯作傻，责令他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他竟然翻着白眼叽叽咕咕说俄语，俄语中还夹着骂人的话，说斗他的人是狗娘养的。革命群众中有个高中毕业生学过俄语，上前打了徐正基一个大嘴巴，警告他不要自作聪明把人民群众当做阿斗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徐正基这才低头认罪。关押时间长达一个月，徐正基曾多次试图逃跑，有一夜他改换了惯常的路线，从东北角逃出村庄，几乎成功，但还是没有逃脱村庄里警惕的眼睛，在第二生产队农场草垛边束手就擒。为防止徐正基再逃，大队革委会搜缴了他的护身符大学毕业证书。没有毕业证书，就没有身份证明，等于断绝了徐正基出去的路，他即使跑出村庄，跑到外地，也会被那里的革命群众当做流窜在外的坏人查出来。徐正基这回真发疯呆病了，他又哭又闹，把衣服撕了，甚至用头撞墙自杀。没有人理睬他这一套，广大革命人民不怕死掉一个大右派一个害人精。死了右派徐正基，徐家庄形势更加好。这样，右派徐正基在“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期间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徐家庄。他从大队部回到他的小窝棚，这座只容一人出入的窝棚，像个活人墓，它将徐正基埋得很深，有时夜深人静，偶尔从那里面传出声音来，那是徐正基唱歌，歌声有如受伤的野猫子的凄叫。
       徐正基很常规地坐在我们家的门边，他甚至表现出几分儒雅，他说比较准确的普通话，用一些文化人常用的词语，比如“叨扰”、“汗颜”、“心领”、“失陪”等等，这些词语通常代表了他在我们家一个下午时间的全过程。有时候他单独和我祖父讲话，有时候碰上到我们家来与我祖父讲话的另外两个，一个叫和先生，一个叫栋先生的读书人，徐正基就只抽烟，听他们讲。有几回徐正基注意到了我的在场，他对祖父说，这是五先生(我父亲的别称)的儿子吗?上中学了吧?以是有兴趣想和我说话，但我不知道该和他说会么。不过我从他的问话中，知道徐正基还是我父亲的小学同学。我父亲上到初中便停学学医，而他却一直上了大学；我父亲在乡村诊所做医生，也正是他远在京城做外交部翻译的时候。所以，右派徐正基看我时，他的眼光就是一个大人看晚辈的善意而温和的眼光。而且，我能觉察到他的眼光里，带着很多感慨和遗憾，甚至还有很多绝望。
       一九六九年春季的某些下午，我看不出右派徐正基与平常人有什么不同，虽然他有一双惨白的手，给我一些异样的感觉，但我并不认为他的手指就可以把他与我们村庄里的人区别开来。有一天，我代替我祖父与村庄里十几个“专政对象”一起“劳动”，当中也有徐正基。这种“劳动”属于惩罚性劳动，干的是最脏的活儿。我是一个初中学生，未成年的少年，我躲躲闪闪，不愿意抓那些肮脏的东西，而徐正基站在一边，他把手紧紧抄在衣袖里，任凭呵斥，自始至终也没拿出来。事后，我反复想徐正基的手，那双劳动人民视之为“臭知识分子”的金贵的手，才隐隐感到了那种惨白之下的含义。因这这一点，我开始真切认识到他的右派身份。
       然而这样的认识已大大落后，实际上较长时间以来，右派徐正基在我们村庄作为批斗会上的一个道具，已经没有多少新鲜的价值，而且他的一次又一次的装疯卖傻，也让村里的革命干群渐渐乏味，村里人不再在乎徐正基这个名字，它又被六子取代。虽然农村的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我们村庄还是达不到“阶级斗争天天讲”这一日常的残酷的要求，对地富反坏右的批斗会，成了应景节目。这并非说，地富反坏右在村庄里可以得到多大的宽恕，而是在革命群众眼里，这类人无非是破烂废料，随便扔那儿算了。右派徐正基除了需要出席例行的批斗，其他时间简直没有事情可做，他无室无家，光棍一人，常常抄着手在村里村外逛荡。
       可是六子有了生计问题。他的户口在第二生产队，第二生产队贫中下农不准白养这个闲汉和废物。六子要想得到他的一份粮食，贫下中农就有理由要他下田干农活挣工分。六子不想老实却也得老老实实跟在贫下中农后面出工，但他确实不会做农活，甚至连在地里拔草也拔不干净，混在人群里碍手碍脚，生产队的记工员给他每个劳动日记二分工。后来六子在贫中农的鄙夷和嘲笑下，连这二分工也不去挣了。
       没有工分，六子不可能从第二生产队那里分到过日子需要的粮草。他很想要回他的大学毕业证书，重新外出流浪。回想以前自由的有人给饭吃的日子，六子不知在肚子里恶毒诅咒过多少回。他几次三翻缠住大队革委会主任讨要毕业证书，有一回惹得革委会主任发火，叫基干民兵把六子捆了起来，吊在大队部横梁上半天。六子不能外出求生，他在我们村庄有什么样的活路吗?
       我与村庄里人一样看不清六子怎样生活的，即使六子在我们家与我祖父谈过许多话，他也没有透露过一星半点。他居住的小窝棚，也从未让一个人进去过，谁也不知道那里面藏着什么。六子成为村庄里的秘密，人们不知道他吃饭、睡觉、穿衣，甚至不知道他拉屎撒尿，但六子却活着，比起那些疲惫而且营养不良的贫下中农，六子不见得好，也不见得差。这就日怪了!村里人猜想六子的秘密就在他过去在外讨饭的十年中早有储蓄，他们记起六子常常背着沉重的口袋夜里偷偷潜回村庄，那些年六子一定像田老鼠一样，积聚了大量的钱粮物品，现在这些东西肯定藏在他那个老鼠洞一样的窝棚里。村里人还记起，六子从来不点灯，他的窝棚暗无天日，这显然为了挡住人的耳目。有回六子与他父亲德洪打架，从嘴里露出一句话，老狗日的，不要脸啊，叫三小到我屋里来偷!偷什么?有好东西才偷。村里代销店里张才宝也抱怨说，这个呆六子，三分钱盐五分钱酱油，他都会跑到外庄去买，是怕人看到有钱呢。张才宝的话一点不错，我上学时在路上，好几回看到过他手提酱油瓶到三里外的顾庄买酱油。本来，像六子这种人，偷是没本领偷，抢是没胆量去抢，如果村里人的猜想不错，那就不必担心六子没有活路。六子，饿不死的。
       夏天到来时，徐正基很少到我们家去了。我祖父抽烟时会说，六子有一向时不来了吧。我说，在地里头给拾麦穗子呢。
       正在收麦子的季节，农村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地里的麦子要趁日头好抢割上来，又要抢着犁地，上水，栽秧，当时有个专门的词语叫做“战双枪”。六子当然是不会参与贫下中农“战双松”的，但他看到了机会，他要利用贫下中农火急火忙抢收时的粗心大意，去赚取他需要的宝贵粮食。六子这时候就发挥了他的“知识分子”善于讲算的特长，他粗粗算了一下，如果他能够从那些地边场每天捡到十的麦子，那么一个麦场下来，他可以捡到三百斤左右麦子，相当于生产队一个劳动力的平均口粮。计算的结果，让六子有点得意忘形，竟认为自己比死干活的贫下中农聪明。
       六子拎着一条布口袋出现在那些刚刚割白了的麦地里，太阳已经比较毒辣，他头上戴了顶破草帽，脚上是当年在外流浪穿的旧皮鞋，这是防止麦茬子戳脚，一副不伦不类的模样，但他习续了，不怕谁笑他。不伦不类的六子在麦地弓着腰躜头躜脚沿着地垄走，随时都像要跌倒。拾麦穗的并不是只有徐正基一个人，麦地里还有一群贫下中农的孩子，他们挎篮子满地飞。这更显出六子的笨拙，不知道那只口袋捡满需要多长时间。
       天落黑前，我们几个中学生从学样回家，看到徐正基坐在田埂上，身边围着那些捡麦穗的孩子们。我们很好奇，六子做什么?走近了，才发现六子在给那些拖鼻涕的男孩女孩唱歌。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六子唱歌，六子憋着喉咙，唱得怪模怪样，孩子们说难听死了，呆六子，我们不听，麦穗子也不给你。六子慌忙说，不听歌，我给我们讲故事，还是原来说好的讲故事，换你们一把麦穗子。孩子们答应了，六子就讲故事。六子讲了个故事，这回孩子们没闹，爽快地从篮子里拿出麦穗子，放到六子的口袋里。孩子们要六子再讲，六子说这回我讲个外国故事，讲外国的故事那得两把麦穗，行不行?孩子说就两把，要讲最好听的。六子又点头哈腰道那当然那当然，他的脸上堆满了讨好的谄媚的笑。
       六子的口袋终于鼓囊起来，这天他背着口袋回村的样子，成为这个麦场我讲给我祖父听的一个故事。
       但秋天，我看到的徐正基却不好意思说给我的祖父知道。我不能把斯斯文文走进我们家的徐正基，与这个秋天的上午在田埂上赤身裸体的徐正基放在一起，那是我们这些学会了文明的大男孩羞于见到的情景。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上学，走过村庄后面的大木桥，前面是一块新翻的土地，十几个妇女在地里分草塘肥。我听见妇女们发出一阵阵哄笑，其中还夹杂着一两个女人尖尖的叫喊声，六子六子走慢走慢。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六子怎么会和这些妇女们搅在一起的。农村里的女人没有什么禁忌，劳动时往往荤荤素素地玩闹，这是我知道的，可是却想不到她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拿六子取乐。六子一个男人，在这些女人面前脱得光光的，头上顶着一只农场上筛谷用的竹筛子，像军人出操一样，正步在地中间的小路上一遍一遍走。六子的光身子在秋天的阳光下，能看得见一些黑黑的毛，小路有几百米长，六子不要脸地将身子挺得笔笔二，好像他愿意如此向那些看热闹的妇女们出示他的隐私。
       六子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没有人逼，他自觉自愿，自觉自愿地为了十块豆腐。早上喝过一碗粥六子本来背了口袋出门去拾柴草的，那里有一块生产队的桃园，总有些残枝败叶，拾回去可以烧锅。再说秋天了，积点柴火好过冬。六子穿过妇女们分草塘肥的这块地，被几个妇女叫住了。她们对他说，六子敢不敢打赌，脱了衣裳走十个来回，要敢赌，十块豆腐。六子想都没想说，赌，又说要是我脱了走了，你们赖账怎么办?当场有妇女出来保证，如若不给十块豆腐，随你到我们哪一家去拿东西。十块豆值三角多钱，这是一个不不的数，不由六子不赌。这就是徐正基，秋天里展示自己身体嫌十块豆腐的徐正基。没有看完六子走到底，我低头走开了，我不清楚他最终是不是得到了妇女们许给的豆腐。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离开了徐家庄，离开了我的老家。徐正基后来的事情，可惜已非亲眼所见。当然，我更无法目睹他在徐家庄的生活的戏剧性结果。
       如果我记得不错，六子在我离开村庄的这一年，应该四十八岁，而且他的头发也应该是灰白的，这样才显得他比实际年龄要苍老。那么他的生活还会有什么变化吗?
       六子有女人了。村庄里的眼睛一般在这种事情上总是非常敏锐的，他们发觉六子经常出入邻庄一个女人家里，就断定六子想要女人，而且想要一个家。村庄里没有人认为六子这样做有什么不应该，他们又一次唤起对二十年前大学生徐正基的婚姻记忆，为六子年近五十岁时才可能得到女人而感叹。在男女事情上，我们村庄里的人特别通情达理，没有女人的光棍汉，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同情。六十年代初，我们村庄外流到东边沿海地区的男人，有半数带回当地的侉女人，那时六子比他们混得都要好，却没有讨个女人的福气。因为他是呆子，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一个呆子。
       四十八岁的六子明显的变化是他不再像从前闲逛了，他现在成天坐在邻庄一个叫紫英的女人屋里，陪着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他坐到这屋里究竟已有多长日子，没有人知道。女人的屋门正对街道，过往行人都把六子和紫英看到眼里。如果不认识的人，走到这里一定会羡慕这对中年男女的亲密，但这个小地方有几个不认识六子是什么人，尤其是紫英，有几个不知道紫英是个摆小摊的瞎眼女人?一个呆了几十年的男人，与一个瞎了几十年的女人，他们真能过到一起吗?能的。
       六子每天都往紫英屋里跑，我们村庄里没有一个男人像他这样尽职地侍候女人。早晨，他要煮好饭给女人送过去，还要给女人捎上热水，为此六子不惜花了几元钱买了两只保温的热水瓶。晚上紫英那里不能住人，六子要回他的小窝棚，等到六子服侍紫英睡下，天色就迟了，他得摸黑走回来。好在两个村庄靠得近，还不太费事。但逢上刮风下雨，泥水泞漓，六子的眼睛不好，走起来也为容易。有一回六子跌到水沟里，腿脚折了，还是路过的村里人把他背回来的。六子也想过把女人接回我们的村庄，可不行，紫英那里总有个小摊子，能赚点钱养自己，接回来两张嘴吃饭，他负担不起。六子决定还是两头，他才四十八岁，还年轻，走得动。
       六子的生活就在这三五里之间的两个村庄走来走去，外面的世面这几年发生了什么变故，他看不到，也不想分出心思去看。所以有一天，世事变化带来好消息从很远的北京到达我们村庄，到达六子身上时，六子没有反应，他既没哭，也没有笑。那天，他从瞎女人身边回家，接过从北京一层一层转下来的平反通知书，一声不吭地折叠起来放在上衣的口袋里。送通知的人问，徐正基，你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徐正基向前伸出他惨白色的手说：
       我要徐正基，你们能还给我吗?
       来人不理会徐正基的意思，严肃地说，党和政府会考虑你的工作问题的。
       一九八○年，鉴于前外交部俄语翻译徐正基长期脱离专业岗位，已不适宜返回原单位工作，故由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有关政策，将其安排为徐家庄小学教师。也就是说，右派徐正基经过二十多年政治改造以后，将以一名人民教师的身份在我们村庄里担任教育下一代农民子女的工作。我们村庄小学校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徐正基进来了是惟一的公办教师，校长安排课务时，征求他的意见教什么课程，徐正基想想说，教唱歌吧，讲故事也行。校长皱皱眉头说，小学里只有唱歌课没有讲故事的课，算了，你教唱歌吧。上了几次讲台，校长又皱皱收说，徐正基你说不要上课了，打铃吧。徐正基成为我们村庄小学校拿最高工资的打铃人，小学生却已习惯叫他徐老师。
       右派徐正基，德洪家的六子，徐家庄的小学徐老师，其后二十年间，做成了如下几件事：
       一、买了一座带小院的旧瓦房。这座瓦房原是村里的代销店，他买下后可以住家，还可以兼卖一些杂货。
       二、娶回女人紫英。女人眼睛坏了，其实人很能干，不比明眼人差，她把家和丈夫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村庄里的妇女都服气她。
       三、生了一个儿子。虽然儿子是从女人肚里生出来的，但儿子是六子的身上割下来的一块肉，他整天捧在手里，连女人都难得碰一碰。六子的儿子，健康，眼睛明亮，聪明伶俐。这孩子一天天长大，已上中学了，学习成绩出奇的好，村庄里人说是又一个徐正基。徐正基对女人发誓，要让儿子读北京的大学。
       但徐正基六十多岁后，还有两件习惯了改变不了的事：
       一、出门总带着他的用了多少年的布口袋，哪怕从地上捡一根柴火放进去，他也非常满足。
       二、不原谅他已过世的父亲德洪。不是不想原谅，而是他已习惯了对父亲的仇恨不能改变，他对别人说，我们父子的仇恨只有带到棺材里了。
       (责任编辑 杨 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