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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一月的一个傍晚，我随手扭开收音机，一条口播新闻引起我的注意：辽宁某县乡村医生李某某，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去世，全县近万名群众冒着风雪为他送葬。兴许要播的短讯太多，播音员说得太快，人名地名全一带而过，无法听清。但我还是被震动了，我被“自发”二字震动了。
       倘若一切是真的，那就是奇观。在这市场化、商品化的时代，物质的分量在加重，生命的分量在变轻，生生死死本系大事，现在也变得轻渺多了。比如，一个突发病人倒在路侧，多数情况恐怕是，一辆辆汽车昂首而过，避之惟恐不及。现在，对重大灾难和命案的报道，人们也大多失去痛觉，或仅引为谈资，即使大人物的逝世，也很难引起哭声，至于一个普通生命的消逝，留驻在人们口头的上的时间就更短了。这是哭的功能空前退化的年代，又是嬉笑的功能空前放大的年代。所以，小小一个县城，区区一个乡村医生，一次寻常葬礼，参加者几达“近万人”，且属于“自发”性质，无论如何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我感到惊异，惊异于他究竟是何许人物，能在群众中拥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和感召力?莫非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干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这便是这听了这条一句话新闻后一瞬间的悬想，不过很快又淡忘了。
       4月，我与剧作家姜一在京解逅。姜一曾因电影《过年》名噪一时，现在豪情依旧。他是辽宁本溪人，一开口就激动地告诉我，本溪桓仁县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叫李秋实，是个女医生，后来当到县医院院长。前年12月29日下午，因心脏病猝发而死，年仅52岁。他说抢救李秋实那天，县医院从一楼到四楼挤满了闻讯而至的群众，人越聚越多。手术起先由本地医生做，后来由沈阳最好的医生通过长途电话指挥。当听说她的心脏又开始搏动了，楼上楼下一片掌声，当最终抢救无效时，全楼一片哀恸。消息迅速地传开了，黄昏时分零下30度的桓仁小城泪飞如雨。
       我立刻接通电流似的忆起年初听过的那条新闻。我确信，女医生李秋实即是那条新闻的主人公。姜一告诉我，眼下他最要紧的是创作一部以李秋实为素材的话剧，以此报效家乡。他还希望有一篇文章。
       于是他注视着我说，你能跟我到桓仁跑一趟吗?只要腾出两整天时间就行。这几年看你偶然也写散文，我敢说，李秋实本身就是一篇动人的散文。
       姜一递我一张当地报纸，上面印着李秋实的照片。我一眼就喜欢上她了，好像早认识似的。应该说她完全不漂亮，却有种难以言说的真挚和生动，她的皮肤一定是黝黑的，两只会说话的眼睛溢流着温暖，善良，坚韧，泼辣的复杂意绪，眉宇间还透出一股关东女人特有的豪放。她那微笑的神情，似在鼓励人们向她倾吐点什么，她那纯净的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有一种殉道者才会有的澄澈，好像随时准备张开双臂接纳一切受苦受难的人。单看照片，你不会相信她已经死了。你倒会觉得，她正行走在盖满白雪的山道上，与你迎面相遇。
       几乎就因为这片断的传闻和这张照片，我决意跟姜一上路，去探访一颗我认为是当今年月里十分罕见的灵魂。我预感到，围绕着她，会有许多关于世道人心的故事。
       1
       桓仁实在不近。一夜火车到本溪，天已麻亮，再钻进汽车，疾驰两个半小时方到，人已十分疲困。我事先忘了看地图，弄不清方位，直觉告诉我，我到了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说不定到边境了。果然打盹中隐约听车上人说，这儿虽归本溪管，其实离中朝边境很近，从本溪到这儿比到沈阳还要远两倍多呢。天奇冷，北京已是春光烂漫，这里山顶积雪尚未化尽，小城便裹在群山中。县委宣传部长请吃早餐，真正的乡土风味：棒▲粥，贴饼子，腌咸鱼，老玉米……比起京城随处可见的东北餐馆地道多了。还不到上班时间，街面清寂，虽有花绿的广告和桑拿、舞厅之类招牌在寒风中招摇，终究掩不住贫困县的底色，部长建议，趁上班前的空儿，大伙先去看看李秋实的坟茔。
       公墓在半山腰上。临近时，部长要大家猜，哪个是李的坟。其实用不着猜，花圈花篮堆得最高的，准是她的了。就规格看，她的墓地大小与别个完全一样，只因花圈厚积，遂显得突兀。清明刚过，花圈们尚未褪去原先的色泽。墓碑上还有一条紫红色的纱巾临风翻飞，十分惹眼。原来是蒙族女作家萨仁图娅前来拜谒时，当即解下头巾系上去的。这情景叫人心头蓦然一惊，一热。
       回头下望，桓仁县城就偎在山脚下。远处有一片山的屏障，那叫五女山，山崖下有一道寒光在闪烁，那是浑河。浑河环拥着小城，整个地形颇似欧米茄手表的商标图形。在我的印象里，大约只有柳州才是这样的。桓仁这座山城，是著名的满族自治县，历史甚悠久。我忽有所悟，是不是桓仁的古朴、淳厚，还有它的封闭，使之葆有更多的高情厚谊，古道热肠，也才具备了产生李秋实这种当代奇人的土壤?总之，在这个早晨，李秋实墓显得凄清而美丽。
       四周安静极了，只有风。然而就在几个月前，这山湾里却曾发生过一次撼天动地的葬礼。那些日子，桓仁大雪奔腾，道路阻断，奇异的是到了李秋实出殡的一刻，大雪骤停，大风突止，一束阳光瀑布似的冲云破雾而出，照临桓仁大地。据目击者说，云隙间还有一片云彩酷似凤凰起舞的模样，使在场者暗暗称奇。我想，这恐怕是人们心象的外化和投射所致吧。
       不用号召，不用发动，四乡八寨的乡亲像接到统一号令似的，齐刷刷地汇聚到县城。灵车启动时，哭声震野，哭倒在地的多是李秋实救助过的叫不上名字的穷人。人们哈着白气，跺着脚，一个个加入送葬行礼，还有人乘着东北特有的“蹦的”“摩的”，跟在后头，形成一条长长的河流。据说，葬礼过后多日，人们想她、哭她、谈她的哀情不减。白雪下了一场又一场，通往墓地的脚印踩平了一层又一层，证明事后致祭的人还是很多。若不是亲眼目睹，真不相信，几个月下来，那花圈已层层淤积成一个垛子了。正像老百姓说的，整个过程，不是政府动员人民，而是人民感动了政府。人们谈到后来，也许都不完全是在谈李秋实了，而是在谈他们心目中的一个理想。
       我把这场葬礼视为一个动人的精神事件。别看它偶然地发生在辽东的偏远小县，借着李秋实之死而起，其实它的能量早蓄积在今天社会、人心的深层，厚积而薄发，终于冲破物化的冷硬外壳，发出了一声声呼喊，它呼唤的是仁爱，是传统的宝贵的道德情感，是对生命的尊重，尤其是对人的尊重。它同时也在曲折地表达着愤满，针对商品化的时代普遍的冷漠无情和道德沦丧现象，针对我们文化中仁爱传统逐渐被丢失的现象。我想，李秋实之死引发的波澜离不开时代大背景，这个背景既包括改革开放的向上的时代主潮，也脱离不开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贪污腐败、金钱至上等等消极因素的袭扰。今天，市场法则在向一切领域无情渗透，岂止医者与患者的关系，家庭，父子，夫妻，邻里，朋友，同事，上下级等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哪一个能摆脱市场化的点染呢。不必讳言，物欲的膨胀，正在使人与人的关系趋向紧张化，冷漠化，交易化，枯寂化。但是，人类的仁爱、向善之心不绝，总要寻找它失去了的地盘和对象，因为人类是一种没有爱就很难存活下去的生灵，越是传统相对深厚的地方，这反弹便越发激烈。我能感应到，桓仁的老百姓一直在寻觅一个可以托付他们道德理想和伦常情感的人物，一个可以沟通传统与现实的人物，一个其自律能力足以对抗滚滚物俗的人。他们找到了，这就是李秋实。其实，这是对一种伦理价值的深情挽留，也是对一种伟大人文传统的回眸。
       2
       在桓仁的几天，我一直在思索着李秋实人格魅力的来源：座谈会上，好多人控制不住地痛哭失声，这是我亲眼所见。丧事过去了多日，仍有不少不知名者从远处赶来上坟、祭奠，这也是实情。这一切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李秋实生前救助过的人确实很多。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并非出于一般性的感恩，酬谢，或一般意义上的尊重，惋惜，而是出于一种发自深心的不能释然的伤悼情怀和对其崇高人格的由衷尊敬。
       一位老人回忆说，几十年前的一个雪夜，他开的汽车抛锚在草包厂附近的野地，正为无人接应而焦急，一个黑瘦的小丫头突然出现了，告诉他附近有个地方可以打电话。但那种老式机子简直没法使，他急得直冒汗，小丫头好像知道似的又出现了，告诉他先捂住话筒，使劲摇够了再拿起来，就通了。
       这黑瘦的小丫头就是幼时的李秋实。这也是桓仁人对她最早的记忆。她为何只身出现在城郊野外?她的家在哪里?她的亲人又在哪里?
       她没有家，也没了亲人，在这寒冷而饥饿的冬天，她只能乞丐似的游荡在桓仁街头。这种日子虽过得不很长，但她毕竟经历过。她是真正的孤儿。老家在辽宁盖县，四岁时当矿工的父亲死于工伤，十岁时母亲又病饿而亡，留下孤苦伶仃的她，由盖县一路找到桓仁，来投奔一位叔伯哥哥。哥哥尚可，嫂子怎容得下这突然冒出来的“一张嘴”。打骂，虐待，用苦活折磨，不给饭吃，是免不了的。终于，小秋实流落街头了。
       她原名李秋石——石头的石：她妈生了好几个孩子，一个都没留住，便给这惟一的女娃起名小石头，希图她命硬如石，好活下来。石又可念成“担”的，顽劣儿童就叫她李秋旦，加以她长得黑，就又被人叫成李黑蛋了。名字的屈辱，曾让小秋实掉泪，可她的屈辱何限于名字?有人清楚地记得，1960年严冬，桓仁街头出现过一个叫黑蛋的女孩儿。县民政局一位副局长发现了她，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犯错误了。问犯啥错误，答说“能吃”。局长苦笑了，“能吃也叫错误?”正好他手中有点权，便把小秋实安置到光荣院。李秋实终生感激党和政府，同时也不忘这位副局长，视为改写了她一生命运的人。
       李秋实是在光荣院里长大的，光荣院的生活影响了李秋实一生的精神生活。一群几乎一无所有的人组成的群体，有种天然的豁达、淡泊、互助精神。此地的光荣院并非一般的养老院或敬老院，而是专门收留残废军人、烈士遗孀或其父母，以及一些有功而无家可归者的地方。大都是些革命功臣，漂泊之人。进了光荣院，小秋实能吃上饭了，再也没气受了，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真诚友爱。她与老人们处得尤其好，兴许她从他们身上体验到了未及体验的父爱和母爱，而他们则视她为女儿甚或孙女。没人要求她干活儿，她却玩命似的干，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劲儿，不让她干反而难受。洗头，喂饭，搔痒，端屎端尿，用手接痰，这些活儿她全都干过，她甚至为一个老人导过尿。知情者回忆说，这孩子仁义得出奇，为了救人不知什么叫害羞。
       来自沙漠的人渴望甘泉，饥肠辘辘的人梦想饱餐，受够冷嘲和侮辱的人，最珍惜爱与被爱，只消一点爱即可使之泪水涟涟。也许童年记忆太惨痛了，也许光荣院的厚爱太暖人了，一冷一热的反差，激起了李秋实强烈的奉献热情和实干精神。她以广义的人民为家园、为父母的，她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私有观念和小家庭财产观念都很淡。比如，作为孤儿，她曾得到县民政部门发给的一双翻毛皮包头棉鞋。不料，女同学邵立姝无意地随口说，我弟弟可喜欢你这样儿的棉鞋了。第二天李秋实就脱下这双新鞋，包好了送给邵的弟弟。她并非为了讨好谁，只是觉得小弟弟的心愿最重要，怎能不让小弟弟高兴一回呢。就因为这件事，邵一生都信任李秋实，她们成了终生好友。座谈会上，提起这双鞋，邵又低头哭了，半天仰不起脸。李秋实多次说过，我是孤儿，是共产党捡了我一条命，是人民用一分钱、一分钱培养的我，我就是给人民再打两辈子工，也还不上这份情。她在日记里写道，人都说我是“工作狂”，“有瘾”，是啊，我得的是“职业精神病”。应该说，这些话确是她的肺腑之言。李秋实的小家我是看过的，一进那狭窄的楼道就觉得别扭，入得门来，除了一只大沙发，没一样值钱东西。李去世已多日，家中仍无收拾过的痕迹，略显凌乱，可以想见李生前的忙碌。我相信，一切是原来样子，不是故意做出来给人看的。
       李秋实先被保送到本溪卫校学医。卫校一毕业，她就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年月的青年都那样，何况李秋实。于是她来到了号称“辽宁屋脊”的八里甸子老秃岭。这地方穷得叮当响，都60年代末了，还有不少户是全家盖一条被子，轮流穿一条裤子。近亲结婚普遍，地方性大骨节病流行。村里有不少目光呆滞的弱者儿、痴呆儿。这里的人们没有洗澡的习惯，生了病，只信跳大神的，或当众吃香喝灰的。当地人回忆说，那时的李秋实身单力薄，却不遗余力地宣传移风易俗。她走路脚下生风，办事节奏极快，说话干脆利落。座谈会上有位发言者说，自打李秋实进山来，娘儿们闹暴动啦，什么男女都一样，不准打老婆，讲卫生光荣，不洗不准上炕，近亲不能结婚等等，讲起来总是一套一套的。
       那时李秋实本人还没结婚，却遇到过一件婚姻纠纷案：当地有个俊俏姑娘，已有了相好的，但父母为给她弟弟娶亲，急需用钱，硬是把她许配给一个残疾人。姑娘痛不欲生，誓死不嫁。在贫穷山村，此类悲剧原属屡见不鲜。这次闹到最后，总算有了一线希望，对方承诺：不嫁也可以，但限三天内必须归还二百块彩礼钱。那时筹措二百块比登天还难，实际等于绝了姑娘的路。姑娘多方求人未果，急了，万般无奈下猛然想起了李秋实医生。李一听自然很气愤，却照样凑不起这笔大钱，但她天生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韧劲儿，愣是奔波了三天，费无数口舌，凑够了数，解了姑娘的燃眉之急。
       对李秋实来说，至少在早期，并无明确的“做好事”意识，她这样活着，也就这样做着。细数起来，她做的好事都非常小。六河乡一位耳廓软骨膜炎的女患者，把病耽误了，越来越重，再不抓紧治耳朵怕就不保住了。可她住得远，那年月生产队又不准轻易歇工，咋办?李秋实说，那你每天早晨六点来，我也六点钟赶到医院，咱俩都起个早儿吧。有个小患者，因无人陪着，又没钱，一直挺着，挺了好久。李秋实就想，不就几十里山路吗?我利用星期天跑一趟去做了手术不就行了吗?结果用二元钱解决了问题。又有一次，为了抢救一个孩子，李接到通知，火速从住地小跑着赶到医院，忙活了几个小时，孩子脱险了。这时孩子的母亲偶一低头，发现了李秋实光脚丫子穿双旧布鞋。多冷的天哪。这位母亲刷地就泪流满面了。感动，从来都不是主观努劲儿的结果，总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感动了别人或被别人感动。
       这种事事替别人着想的品性，由于其无私性，在紧急关头，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大智大勇。也许下面这件事算她平生干的一件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了：1973年7月的一天，雅河乡朝鲜族四岁的小姑娘朴永梅不慎将一大颗芸豆粒吞下，顿时憋得嘴唇青紫。赶忙送往医院，到达时已是呼吸困难，命如悬线了。转诊肯定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当时的桓仁县医院尚无一人做过气管切开手术。李秋实顾不了那么多，她只有一个念头：救命要紧!于是自做决定，竟然动刀了!经过一番惊险，芸豆粒终于取出，孩子得救了，而桓仁第一例气管切开手术也在不经意中成功了，历史空白就此填补。当年，还不甚出名的评书演员田连元，根据此事创作了评书《新的采访》，着实在东三省轰动过一阵子。我今天称颂这件事，丝毫没有提倡反科学的蛮干意思，只是肯定李秋实在紧急关头的果敢。她本人其实清醒得很，事后赶紧补课，反复实践，到沈医大进修，终于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平生完成了高难度“切开”手术50多例。追溯起来，最早激发她苦练此项技术的动因，实与乡下孩子随时会遇此危险有关。
       3
       人们都说，李秋实做的好事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人们这样讲着的时候，我却心存疑惑：她做好事为了啥?是为做好事而做好事吗?是为保住模范的头衔吗?是把自己变成一架专门做好事的机器吗?抑或，只是为了维持一种可怜的虚荣?须知，她是连续九届的先进工作者、劳模、优秀党员，这光荣从“文革”一直贯穿到今天，几乎从未中断。在那个全民族迷狂的年代，是不能排除某种异化，扭曲，或者迎合的成份的。这有时并不说明本人品质如何，而是风气和时尚使然。我不敢说李秋实没一点拼力做好事以维持荣誉的造作、虚荣，但就我的访问所及，我发现她的行为主要还是源于一种内心的需求。她焕发的是真实的激情，不帮人就觉得活得没劲，没意义，失去了对象。她不是那种恩赐施舍型的，也不是那种为做而做表演型的，她是出于一种善良人性的自然流露，一种不计回报和不追求轰动效应的行为，于是呈现着质朴和自然的特色。这正是她最可爱的地方。她有时觉得自己很强大，具有强大的爱的能力，从小接受了那么多爱，把它们贮存起来，像水库的蓄水，随时准备释放。仁者爱人，李秋实是仁者之花，爱人是她一生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对此，她未必理性地自觉，但始终实践着。惟其如此，她才会在不经意帮了许多人，而人们也才会那样真心地怀念她。
       县医院四楼的角落里，是李秋实的办公室，朴素而简单。可以想见几个月前这屋子人们出出进进，还是一片繁忙景象，现在已是物是人非了。我们翻看着她不多的遗物，不过一些旧照片、病历和不多的文字材料，但她在笔记本上写下的“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的字样，却引人注目。陪同者立即解释说，她落(掉)了一个字，应该是“人民”，不是“人”。其实，我已经发现有关介绍李秋实的材料上，都在提这两句话，但都代为改作“人民”了，并把此话作为李的重要语录。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李秋实没有掉字，她原来就是这么想，这么写的。她没有刻意分辨“人”与“人民”究竟有多大区别。我们知道，“人民”这个美好的字眼，曾在“文革”中被滥用过，曾有多少无辜者被斥逐在外，以致这个词变成了打人的棍子。李秋实的感人处恰恰在于，她似乎显得很迟钝，很马虎，其实她这么写是基于她一贯都是不分尊卑、贵贱、高低、老幼、贫富地对待着每一个患者，尤其是他们中的穷人。“文革”中她就这样，当她掌握一点小权的时候，特别保护医院里的一批当时不属“人民”的“ 高知”和“反动权威”。她尊重他们，觉得他们才是有大用的人，于是不断地带他们下医疗队，实际是帮他们逃避批斗。正是这一点，使她这个“文革”中的“红人”，在“文革”后仍能够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戴。现在她依然这样，对生满虱子的穷老汉，卖茶叶蛋的老下岗者，从不嫌弃，尽力给予帮助。她好像从不知势利和贵贱为何物。
       座谈会上有位农村青年妇女泣不成声，她叫赵振新，那年她脑后长了个大脓包，暗绿色脓水顺脖梗子流，恶臭难闻，把同房的病人全熏跑了。她妈给她擦了一半，也受不了躲了。人都跑光了，小赵心中无比委屈，暗自掉泪。这时李秋实来了，说姑娘别害怕，脓出来说明快好了，你该高兴，哭啥?说着仔细地给她把脓擦干净。小赵说，我什么都能忘，就这件事，一辈子不会忘。她把李秋实叫“李姨”，并执意要拜她为干妈，李说，傻闺女，我看过的病人那么多，都认干亲认得过来吗?
       李秋实是从最底层的苦难中走出来的人，她的心，总是与最贫穷的百姓贴在一起，习惯于从最艰辛处感悟人生。我以为这是她在老百姓中享有威信，富有魅力的根本原因。她当上县医院院长以后，替穷人着想的特点始终未变。在座谈会上，女大学生刘志芹谈起自己的求职经历，仍禁不住潸然泪下。刘说，1997年7月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沈阳医大，但工作就是没着落，求职四处碰壁，一晃一年半过去了，还呆在家里。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没钱没势，也没像样的社会关系。看着鬓发斑白的父母为我的工作着急，我常与泪水为伴。有一天住在县城的嫂子说，县医院李院长人不错，挺正派的，你不妨找她试试。我思想斗争了好久，终于鼓足勇气找到李秋实。李说，把你的毕业证拿来我看看。我当即送上毕业证和一些奖状。李问，这个院长奖学金和市长奖学金是是咋回事，人人都有吗?我说，三千多学生中每年有12人得院长奖学金，有4人得市长奖学金。李当即灿烂地笑了。说你等会儿，我们商量一下。半小时后她回来了，通知我第二天上班。我当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父亲更是感激涕零，把他多年节省下的200元郑重地装进一只信封，让我送给李秋实。我恭恭敬敬地送上，李严肃地说，把钱收起来，你好好工作，就是对我和家乡父老最好的回报。事后我才知道，李的女儿王悦从本溪卫校毕业快三年了，尚在待业。不少人曾对王悦说过这样的话：你妈是县医院院长，别人为工作发愁我们信，你愁我们不信。然而事实是，她不但发愁，发愁的时间还更长，虽然这与护士的工作更难安排也有关系。
       4
       我厌烦虚假，厌烦为了维持自己的好名声而故意牺牲亲人正当利益的虚假。我有些担心，李秋实可千万别是这种人啊。我不愿在此掩饰自己不时泛起的疑惑——当我听说一个细节后，这疑惑就变得强烈了。我听说，李秋实生下女儿王悦后，产假还没满就匆忙赶回了桓仁上班，把婴儿留给阜新的老奶奶照看，一留就是七年。女儿王悦实际是爷爷奶奶用鸡蛋换羊奶喂大的。小悦四岁那年，爷爷带她到桓仁去见妈妈，她每见到穿白大褂的妇女就喊妈，人家都说我不是，当她见到真妈妈时，再也忍不住委屈，哇哇大哭了。王悦七岁那年才真正回到母亲身边。她回忆说，妈妈永远忙，连给我梳头的时间都没有，我自己不会梳，只得把长发剪成短发。在王悦眼中，奶奶是第一好的，因为她从小是奶奶带大的，爸爸是第二好的，平时主要是照顾他，至于妈妈说，她说只能排在老末的位置。有一回，王悦和一个临时收养在她家的孩子争玩具，李秋实护着那孩子，打了她一巴掌，她当即就问母亲，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要是，那你对别人为啥比对我还好?这问题问得够尖锐的。是啊，现在毕竟不是战争年月，不管如何工作忙，担子重，作为一个女人，倘有孩子，似乎首先应该做个好母亲。于是我想知道，作为女性、母亲、妻子的李秋实，她的真实的情感生活是怎样的?
       在桓仁，有人在非正式场合小声对我说，李秋实其实是个过时的人物，她越努力，就越是充满了悲剧意味。说者并无贬意，只是表达一种对人与时代、人与身份的另一看法。的确，依照当今实惠化、福利化的眼光来看，李秋实确有点属于过去年代，作为永远的劳模，她曾是政治文化功能格外强大时期的产物，在很长的时间里，她是和“飒爽英姿”，和“铁姑娘”，和“半边天”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是在“革命化”年代里塑造并完成的。毫无疑问，在工作与小家庭，患者与自己的孩子，革命与家务事的关系上，李秋实总是把前者摆在前面，尽可能地抑制后者的要求。于是，她作为好医生、好院长的一面特别显眼，作为母亲、妻子、主妇的一面就未免黯淡一些。甚至可以说，她的女性意识的淡化，以及呈现出某些男性化的特征，并非个性的原因，而是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然而事物的复杂性在于，就另一种意义上说，她处理情感的方式也是一种美，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美。我深信，万事万物，其价值都不是单一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幻不定的。
       李秋实与王志成的婚姻，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一定觉得好笑。李是在“文革”中县医院的培训班上遇到王志成的。王志成白净脸儿，一表人才，品学兼优，政治上也没问题，自然成了姑娘们的包围对象。那年月的人也不是不谈恋爱，只是谈的方式、爱的内容与今天大异其趣。姑娘中颇有长得漂亮的，有位打扮入时、绰号叫“大上海”的，还有个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外号叫“巨丰”的，相比之下，李秋实黑不溜秋的，只能靠别。不过，在那个年代，她有她的优势，何况别人都是常规谈对象，她偏能出奇兵。
       李和王的关系起先很一般，谁也没有想法。一次，王在老乡家吃派饭，吃超标了，一顿吃了三碗糙米饭，外带两只咸鸭蛋。李当时是领队，看在眼里，一面给老乡补了钱，一面在生活会上点了王一下，王的脸红了。又有一次，王忽然主动提起李秋石的名字，说石也叫旦，容易叫成秋旦，不如干脆改成实在的实比较好。这回李的脸也红了一下，后来就真改了。爱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地悄然生长着。有一次，李大胆地说，你看我怎么样，可不可以处对象?王先是一愣，继而就不出声了。就在那年秋天，发生了一件事，李出诊碰上山洪暴发，为拦洪水，跟大伙一起跳进水里，裤头掉了，后来就传出李秋实裸体抗洪的笑谈。王和李独处时，王说，男人家光不出溜溜的不丢人，女人可就……李秋实马上说，那时候谁还管形象不形象的，你呀，思想咋还这么封建，说着戳了王一指头，王就势一躲，李就倒在了王的怀抱……如果说，李与王是以革命加恋爱的方式确立了关系，那么一旦确定，就以革命化的神速，闪电般的结婚了。李秋实一派铁姑娘作风，绝不婆婆妈妈，扭扭捏捏。在她看来恋爱，结婚，生孩子，虽是人生必经阶段，但要尽可能压缩时间，速战速决。有的姑娘还在做春梦，她已经“解决战斗了”。
       李秋实是个永怀感激之心的人，进光荣院，她感激，上学，她感激，到老爷岭，感激，当上县医院院长，还是感激，找到王志成这样可心的丈夫，更是感激。她说，咱是孤儿，再苦再累也不觉得，做梦也没敢想找到你这样儿的。但李秋实似乎又显得女性味儿不足，她平生没佩戴过一件首饰，当上医院院长后，几乎没认真给全家做过一顿饭。王志成自称是家庭妇男，洗衣做饭带孩子，全归他管。对李秋实，王志成一面害怕她，害怕她完命地工作，一面怜惜她，怜惜她的身体。有时只盼她多出差，她一走，他就自由了，可以打打牌，跳跳舞，喝喝酒了——王志成和我单独交谈时，如此坦率地谈着，我觉得他实在是个诚笃、本色之人。
       由于李秋实完全扑在医院里，基本不顾家，王志成的感情也不是一点不起波澜。传闻本溪有一女性与志成脾性相投，两人很谈得来，渐渐亲近，好事者便提醒李秋实，别让人把你的人拐跑了。李却一点儿也不恼，不着急，在公共场合，她主动上前与这位女性拉手，亲热地交谈，落落大方，后来成了好朋友，对方自然不可能出手了。但李秋实绝不是缺乏母性和母爱的人，自小深受孤儿之苦，她最怜惜的是孤儿，最怕别人遭遇类似于她的不幸。医院单身女职工兰玉琴去世时，丢下一个七岁的小儿子兰岩松。李秋实同情这位母子俩的不幸，便把赡养兰岩松的任务全背起来。兰岩松可不是省心的孩子，厌学，打架，光饭锅就烧漏了十八个，坏一个，李秋实就再买一个。更没料到，他后来受坏人勾引，参与了偷窃活动，被劳教了。李秋实闻知，痛悔不已，自谴没尽到责任，一次次地跑去看望，寄钱物，安慰劝导。兰出来后，由李秋实出面担保，在医院干上了临时工。医院发生了失窃案，有人就怀疑到兰的头上，兰一怒之下，甩手不干了。这因又急坏了李秋实，她拿出四百元钱，让兰去做小本生意，结果又赔光了。李秋实就又四处求人下话，把兰安置到服务公司。这时，兰的婚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女方家长顾忌兰的过去，坚决不同意，还是李秋实的事，她一趟趟地游说，出来打保票，终于感动了女方家长。于是在她亲自主持了，兰岩松完婚了。李说，这我才觉得对得起我那去世的苦姐妹了。从这一连串的行动里，我们能不感受到一颗慈母般的温热的心?
       作为一个女性，李秋实可能属于未能实现女人梦的女人，她施之于家庭、丈夫、女儿以爱的时间实在太少了。这一点她在临去世前有所反省。有天她突然无端地流泪了，对王志成说，我能记住这一辈子你给我做过多少顿饭，我现在就跟你订个契约，我欠多少补多少，一到退休年龄，我决不接受返聘，辞掉全部工作，好好当一回老婆，好好当一回母亲。惜乎此梦终于没有实现。
       5
       李秋实后来当“官”了，一直当到县卫生局的副局长，县医院的院长，故而不能仅把她看作普通的乡村医生。放到全国，一个县医院的院长也许不算什么，但到桓仁一看，县医院的新大楼颇有气势，再看五百多号职工忙忙碌碌，看病就医的众百姓川流不息，你会顿然觉得，院长还真是个不小的官儿呢。这些年，在李秋实率领下奋斗，桓仁县医院已升级为“二等甲级医院”了，牌子就嵌在大门上。据说这是全国县级医院中的最高等级。所以，对李秋实确乎有个怎样定位的问题。我看过一些新闻稿，有的称她是党的好干部——也确实可从好官的角度去写她；有的称她人民的好医生——她一生从未放弃过医生救残扶伤的职责，刻苦钻研医术，从一个中专生成长为副高职称的获得者，作为优秀医生，当之无愧；还有的称她为当代活雷锋，当然也不无道理。然而，我却有我的理解。在我看来，她既是仁爱精神的承传者，又是东北乡土精神和民间情怀的体现者，她是当代普通百姓心目中道德理想的化身。
       她是一位爱者，梦者。人活着，有有梦与无梦的区别。李秋实是一个目标感很强，充满梦幻与渴想的人。她小时候就特羡慕背药箱的人，觉得穿白大褂最美，梦里也要当医生。当上护士了，她不满足，不断进修，凭真本事拿到了副高职称，这无论对她还是对县医院，都不容易。接着，她的梦想在扩大，在升华，她想以她为中心，建一所现代化的大医院，解除所有乡亲的病痛。她是有心人，凡到外地出差，或串亲戚，都悄悄把当地医院看个仔细，然后比较着，在心中描画自己的蓝图。然而，就她的本性、所受教育和价值理想来说，与市场化的法则和秩序其实很难兼容。她的理想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理想，她很难跳出这个圈。她认同并为之激动的是那种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风雨出诊的人生，她对商品化、市场化、利润法则这一套始终思想准备不足，甚至有种天然的阻抗性。就这个意义上说，她其实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物。现在有的文章把她描绘成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英雄，如鱼得水，我以为是一种误解。她是被动地、扭曲地、心身交瘁地应付着这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如果说她是商品时代的英雄，那也是悲剧英雄。比如，她对药价的飞张，昂贵，一直不理解，不赞成，对于今天腐败的病菌已侵害到教育、卫生甚至司法这些神圣的传统领地，对于愈演愈烈的拿红包现象，她更深恶痛绝，又认为不可理喻，表示想不通，她对医院设备的严重老化心急如焚，为改善医院条件不停地呼吁，却又发现她的努力往往收效甚微。
       李秋实是临危受命的。卸任的前院长曾说：有人拥护我，那是因为我“又聋又哑”，有一些人吃拿卡要，跑冒滴漏，收红包，吃回扣，开高价药，呆着多舒服啊。那时山区百姓有一口诀讽刺道：一顶白帽头上戴，革命红包挂两边，白旗指处乌云卷，掏光了农民把身翻。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于是我交班时，将李秋实一步提为第一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李秋实也确实不辱使命，一上来就响亮地提出，我们是人民医院，不是人民币医院。她抓作风，抓纪律，抓干劲，讲奉献，制定严格的规章，红包现象确乎中止了。经过她和战友们几年的共同奋斗，到1999年，医院几乎还清了所有内债外债，收费标准也比同级医院低，病床利用率达到97%，实现了人才结构的合理配置。
       担任院长后的李秋实，经历着从自在的人到自为的人的过程。过去她只要完善自己行就行了，现在却需要像陷身重围的斗士左冲右突。她是不愿向人伸手的人，但在她去世前的一些年头，要钱，不屈不挠地要钱，低首下心地要钱，成了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她没有太多办法对付市场化的汹涌，她只能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对自己极端苛刻的俭省，以及向政府呼吁拨款，改善医疗设备，为山区人民谋福利。她在求人与不求人的夹缝中挣扎，开口求人难，不求人又办不成事，人再超脱也不能脱离社会、市场，这便是李秋实时时感受着的痛苦。
       每届县人大会议的议题，经她的坚持和反复陈情，总少不了讨论给医院增添设备。这次是解决CT，下次是解决彩超，再下个目标就是高压氧仓，李秋实也因之被善意地冠以李彩超之类的外号。她才不管这一套呢。有一年她把县长逼急了，只好把仅剩的一点钢材给她充数，她果然就去售钢材了，赚的钱为医院添了一项新设备，方便了群众。生活完全把她的性格改变了，她变得脸皮厚了，无所谓了，她甚至专捡大款们吃大盘的时候赶去谈判，一边看着他们吃，一边谈要钱的事，这时候，那个既泼辣又腼腆的“铁姑娘”早已不复存在了。随着梦的步步接近，她的身体也一天天地耗损着，直到最终把命搭上了。
       生命有时是极脆弱的，矛盾积累到一定限度，只消一下子击打即可折断。李秋实尽管积劳成疾，若不是那一场官司，也还倒不了。事情出在医院的新建大楼上。施工队一撤，便发现毛病全出来了，热水管堵塞，墙皮掉落，漏雨，开裂……看来一场官司回避不了了。对手是强大的，有来头，有背景，气势汹汹。实在没理了，又企图抹平，要求撤诉。李秋实就是不答应。她说，医院是啥地方，人命关天，工程质量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我没法子，我只有打到底了。她不惧法官，不为说情者所动，也不怕威胁利诱。有人悄悄对她说，给你一百万，你考虑不考虑?李铁青着脸，不屑一顾。官司一度要败诉了，李的身体也快扛不住了，包工头暗暗高兴。李说，就是败诉了我也要败个明白!她就这样一直顶到胜诉，返工。包工头说，我一直不信有这种人，现在我信了。共产党的干部都像她这样，天下谁也动不了。鞠劳一生的李秋实猝然倒下了，倒在会议桌前，据说当时她正重复着“要讲奉献”四个字，就此再也没能缓过劲来。桓仁的老百姓用心和泪来称量李秋实的生命质量，说她是大人物，以前难找。以后也难以现出，说她太感人了，太了不起了，一般人学不了，还说她把大家惊着了。也有别一种声音在说，这是在一个封闭的近乎乡土社会的环境下这才会发生的故事，要是在大都市，人那么多，一个人如一滴水溶于大海，一个医生就是再卖力，再刻苦，再出色，也很难达到现在这样惊心动魄的效果。也许是吧，但李秋实的意义是永远消泯不了的。
       第三天的归途上，我突遇奇景。万未料到，已是四月天气了，竟然大雪狂舞，茫无际涯，引得天地间一片肃穆，似在悼念秋实。洁白的雪，晶莹，清亮，透彻，坚贞，一尘不染，多么像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翩然而降。无边地旋转着的雪雨啊，默默无语，悄悄地滋润着大地山川，多么像一支充塞远天远地的无声赞歌，人道精神的赞歌。更可骇怪者，风卷着雪粒，造出婀娜的人形，不断飒然来到车前站立，以遽然随风飘去，有如演员的连续谢幕一般，令人忽然想起楚辞中“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的超妙意境。莫非是李秋实在向我这个远方的不速之客含笑致意吗?莫非是她对我的理解表示首肯吗?
       同车人说，即使在东北，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雪也十分罕见。到本溪时，雪已下到一尺半深都不止了。这一天是2000年4月10日，只要查一查当地的气象记录，就知道我没胡说。我让们永远记住吧，在辽东，在深山，有一个伟大而质朴的女性，曾经这样地生活过，像白雪润泽大地一样地生活过。她的名字叫李秋实。
       2001年“五一”假追忆并写完
       〔责任编辑 杨 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