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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汉报》(1896—1900)是日本在华第一家舆论机关。本文根据有关史料，揭示日本在华谍报据点汉口乐善堂与该报诞生的密切关系，阐述甲午战争前后汉口乐善堂骨干成员宗方小太郎奔走游说、成功接收该报的经过及其资金来源，探讨日本人接管该报的目的与编辑方针，进而指出：该报既是应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实施“大陆政策”的新形势而诞生，同时也是日本大陆浪人对汉口乐善堂“事业”之延伸。
       [关键词]汉口；乐善堂；宗方小太郎；《汉报》
       [中图分类号]C2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6-0135-06
       日本在中国的报刊，始自1882年创刊于上海的日文季刊《上海商业杂报》，至明治末年，日本在华共创办57种报刊。可将其分为四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为第一时期，共出版报刊5种(中文1种，日文4种)；甲午战争至义和团运动为第二时期，共出版报刊7种(中文6种，日文1种)；义和团运动之后至日俄战争为第三时期，共出版报刊9种(中文4种，日文5种)；日俄战争至1912年的明治末年为第四时期，共出版报刊36种(中文8种，日文25种)。
       其中，若从日本人在华中文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早期有资料称，日本人在中国境内经营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94年由上海东本愿寺别院出版的《佛门日报》，主笔为佐野则吾，该报以“济度支那人为目的”，但后来根据查证，该报是否曾经发行，尚属疑问。因此，目前可以确知的日本人在华所办中文报纸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而且自此之后，具体来说，在甲午战争后至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计有汉口《汉报》(1896)、福州《闽报》(1897)、天津《国闻报》(1897)、上海《上海新报》(1897)、《亚东时报》(1898)和《同文沪报》(1900)这6种日本人发行的中文报，其数量远远超过同时期仅增加1种之日文报。在整个明治时期，中文报对日文报的这种压倒性优势现象，仅存在于此一时期，故该时期又被称为中文报时期。同时，又有学者认为，严格地说，日本人在中国的新闻事业当始自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发刊于1896年2月12日的汉口《汉报》，更是被当时日本驻汉领事馆濑川浅之进在向其上司汇报之《有关当地发行报纸状况之报告》中称为“此即为日本人在清国国境内创办中文报纸之嚆矢”，而中国学者则根据包括这份报告在内的日本外务省多件档案资料等确凿证据，证实该报系“日本在华的第一家舆论机关”。这就更显该时期报业特别是《汉报》之特殊意义。
       本文所考察的即是“日本在华的第一家舆论机关”之汉口《汉报》。该报源自英国字林洋行在1893年3月23日首创于汉口的《字林汉报》。当时，中文日报在海外和中国本土都“如晨星寥落”。三年之后，早已改名为《汉报》的该报经由长期在中国从事谍报活动的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出面与曾任该报主笔的中国人姚文藻私下商谈成交事宜，《汉报》遂被宗方小太郎成功接收，并于1896年2月12日开始以其私人的名义进行经营。但宗方经营的该报在4年之后，因报道、言论触犯时忌，被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查禁后以3000两白银买下，收归中国人所有。日本人经营的《汉报》至此(1900年9月30日)闭馆，历时4年零7个月。
       查禁之前，张之洞给驻东京的亲信钱洵发出电报，对《汉报》作出严厉批评道：天津《国闻报》、上海《中外日报》、《便览报》、《苏报》、《沪报》、汉口《汉报》，均为日本保护下的报纸。这些报纸误信康党之谣言，而不知康党之陷中国于危难之深渊。张之洞还同时要求钱洵前往日本外务省向近卫笃磨、伊藤博文转达此意。可以说，其时他对《汉报》是极为忌恨的。
       但同样对于日人《汉报》，武汉报界和维新派人士却曾将之视为“友报”。梁启超称“在圣主幽囚，新政堕堕，内地报馆封禁无存”的境况下，“汉报以日本人之力，疾呼于汉口”，将它誉为“日报之卓卓者”。许多湖北地方老报人更是回忆，该报是汉口地方晚清报史上唯一令他们留有印象的报纸。
       而该报主人宗方小太郎则更是自我标榜其报实为“开发中国之风气，鼓舞中国之市民，振作政治教育，劝兴农工商务，使中国四万万之民脱欧人将吞之虎门，以欲全(尽)同文同种同洲之义务天职”。
       那么，如此自我高度标榜而又被发刊地当局和时人予以如此矛盾评价与对待的日人《汉报》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它具有怎样的创办背景和编辑方针呢?下文将探讨之。
       一 汉口乐善堂据点与《汉报》的诞生
       　明治初年，随着近代天皇制的建立和军国主义的发轫，日本政府逐渐形成了对外侵略扩张、称霸东亚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大陆政策以侵占亚洲大陆、尤其以东亚近邻朝鲜和中国为战略目标。于是，日本政府首先侵略朝鲜，获得出兵朝鲜的军事、政治权力，同时，武力入侵中国台湾，吞并琉球。然后，伴随着国内资本主义急于开拓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日本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以与中国清政府交战为目标的军备扩张，这种扩张活动在1885年中日签订《天津条约》后更加迅速地开展起来，日后的甲午战争就是一场始自于此、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这一扩军备战期间，日本海陆军方面开始不断派遣驻华武官赴中国各地搜集军事情报，以备日后侵华作战之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而大陆浪人则是这一活动的急先锋。后者多属破产武士，他们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在日本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煽动下，纷纷跑到大陆寻找出路。这些做着“大陆雄飞”迷梦的浪人有不少参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谋略谍报活动，成为大陆政策的积极拥护者。集合了一大批大陆浪人的汉口乐善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汉口乐善堂是位于汉口河街一家两层建筑的临街小店(时属英租界)，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陆军中尉荒尾精于1886年春秘密潜来汉口所办。从表面上看，它系一家药品杂货店，经营特价招牌货“精奇水”眼药、畅销品“宝丹”药丸，以及用铜板印刷成的、便于举子携带的袖珍本应考书籍。但乐善堂老板岸田吟香帮助荒尾精建立该店的目的绝非经营杂货那样简单。
       岸田曾任《东京日日新闻》主笔、作为日本第一名随军记者参加西乡从道侵略军到台湾活动，随后辞去报社职务，相继在东京开办乐善堂药店及其上海分店。善于经营并发财之后的岸田开始思考“如何可使中国为日本掌握”这个问题。所以，当被参谋本部派驻中国的谍报武官——28岁的荒尾精于1886年春秘密抵沪拜访岸田、商议在中国建立情报据点事宜时，岸田全力协助，迅速在汉口建立了乐善堂总店继上海之后的第二家分店——汉口乐善堂。有了此店，一方面可以通过销售筹措活动经费，另一方面情报员可以店员身份、以跑行商为掩护，派往中国各地进行侦察；更为隐秘的是，这些“店员”均蓄辫发，着汉人服饰，乔装成中国人外出活动。乐善堂因而成为日本谍报员极为理想的隐身之所。
       岸田后来之所以被日本谍报界尊称为开辟对华情报活动的“先驱”，可以说与此店的开办密不可分。
       这位日本对华谍报事业的“先驱”的真实身份是极其隐秘的。从当时《申报》的有关记述来看，他广为时人所识的是“风雅士”的形象。如1888年《申报》一篇题为《拟开诗社》之文就以极为赞赏的语气记述这位“东瀛风雅士”的“风雅”之举道：
       东瀛岸吟香先生风雅士也。兹以寓楼对面玉兰大放瑶芷，娟娟相对，不禁诗兴勃发，……招致海内名流，开筵小饮，拟设诗社，日凡两举，沪江为文人才士所萃，能诗者辈出，惟创设诗社者，未之闻也。吟香先生风雅好事，实能开其先声矣!
       从中可以看出，岸田吟香不仅擅于中国诗词，而且广结沪江“文人才士”、“海内名流”。他在沪上“开其先声”，创设“玉兰吟”诗社，深受推崇。正是以这个诗社为号召，他常常召集这些文人才士名流以文相会，或“开筵小饮”，或“华筵大张”，相交甚深。这从《申报》一篇题为《玉兰吟社第三集纪事》文中可见一斑：
       前日为玉兰吟社第三集主人岸呤香先生方自夏口回，为之谈晴川胜景，访解佩之仙踪，清谈转深，其乐何极!既而桦烛高照，华筵大张，酒沛肴蒸，互相酬酢，……欢笑忘形，直至漏下三商，始各尽欢，……社中诸题系主人所拟。
       从该文接下来所记“与会者”及未到者名字来看，活跃于这个玉兰吟社、与岸田吟香相交甚深的的确皆为当时沪上的“文人才士”与“海内名流”：
       与会者十二人，为天南邂叟、仓山旧主、鹤涧亭民、茶磨山人、海上忘机客……高昌寒食主、梦畹生秋山君。为主人邀而未到者计四人，为缕馨仙史、雾里看花客……新入社者一人，为赋秋生，小坐即去云。
       文章提及的天南遯叟、高昌寒食主、梦畹生秋山、缕馨仙史、雾里看花客分别是王韬、何桂笙、黄式权、蔡尔康、钱昕伯的字号，除王韬(曾为《申报》撰稿)之外，其余均在此前后担任《申报》总编纂之职，他们皆为当时中国报界的名流。赋秋生则是本文文后所提及的宗方小太郎接收汉口《汉报》之中介入。由此可以看出，岸田吟香常常在沪汉之间往来，而且在这些地方的文人和报界中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关系。可以说，正是他在中国所打下的深厚的人脉基础，为汉口乐善堂的谍报活动乃至后来以此为重要基地所培养的“中国通”们在汉口及中国各地的办报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汉口乐善堂由荒尾精负责。荒尾精早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便怀抱“攻略”中国之野心，毋庸说，汉口乐善堂这一据点的开辟无疑为他提供了施展其野心的舞台。所以，当1888年春天俄国发表要在西伯利亚修筑铁路的消息时，极具谋略头脑的荒尾精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政治意味，于是在当年初夏，他把分布于中国各地从事谍报活动的日本青年召集到汉口乐善堂。①在此次会议上，他确立了汉口乐善堂的如下指导方针：
       (1)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
       (2)采取措施绝对防止俄国通过西伯利亚向中国扩张势力。
       (3)中国清政府已经腐败，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
       (4)在上海设立学校，为东亚经纶准备必要的人才。
       (5)除湖南支部外，另设四川重庆府支部，以探究该地区的情况。
       (6)探察北京宫廷的人物行动，视察中央的政策，实地调查关外的满洲形势。
       (7)为防止俄国东侵，派遣同志去新疆和西藏，促使伊黎总督刘锦棠决起抗俄。
       上述决议的要旨是，打着共同防御俄国南侵、实现“中日提携”的旗号“改造中国”。为此，荒尾精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即以汉口乐善堂为基地，向中国各地伸出触角，分别在北京、湖南、四川三地建立“支部”。这就是说，这次汉口会议为当时日本青年以华中汉口为基地，开展野心勃勃的对华谍报计划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施方略，它贯穿着荒尾精一贯把日本对中、朝的侵略说成是“救弱”、“扶朽”，鼓吹由“唇齿相依”、“同文同种”的日本领导东亚抵抗西力东渐的“兴亚策”理论主张。
       基于这种思想精神，汉口乐善堂不断派出“外员”，以肩负担挑、车载船运等贩卖货物的方式，广泛深入中国内地各省份，秘密进行实地调查，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大量真实的情报资料。这些资料后来经其骨干成员之一的根津一整理成《清国通商总览》一书、由日清贸易研究所印刷出版。此书后来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侵华野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调查内容中“人物”这一项受到特别重视。荒尾精认为，应该与汉民族中的“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阶级携起手来，促成他们进行革命，结成中日共同体。这与后来日本人经营的《汉报》发刊后所声称的“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维新之气象”，其意旨甚为相通。
       由此可以看出，汉口乐善堂是一个日本陆军建立的在华特务机关，虽然它于1892年解散了，但在这期间不仅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大批真实有用的情报资料，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特务人员和“中国通”。日后甲午战争时期，为日本军部服务的骨干谍报人员，多半出自荒尾精及汉口乐善堂门下，其中就包括后来四处奔走游说、终于成功接收《汉报》的宗方小太郎。
       二 宗方小太郎接收汉口《汉报》的经过及其资金来源
       宗方小太郎生于1864年，日本熊本人，幼年即攻读汉文典籍，于中国文化颇为熟悉。他是1887年6月来到汉口，加入汉口乐善堂的。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来中国积累了很多实际经验：1884年，他随视察中法战争的日本政客佐佐友房第一次来到上海，住在上海乐善堂药店，结识了与他对中国问题有着共同兴趣的乐善堂老板岸田吟香及荒尾精，并作为《熊本紫溟新报》的通信记者留在上海。随后，他又开始只身徒步踏查北中国，足迹遍及华北和东北九省，成为徒步旅行中国的第一个日本人。他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次个人调查活动，然后来到汉口，成为汉口乐善堂的骨干分子，从事谍报事务。由于有了对北中国的谍报活动经验和基础，在1888年汉口会议后，他再次北上，建立“北京支部”，担任支部长，以北京崇门外“积善堂”药店为掩护，负责调查清政府消息和直隶、山东、山西、辽宁四省情况。
       宗方热衷于对华谍报事业，并因此方面的过人胆识与才能，在甲午战争中成功探得中国北洋海军的重要军事情报而为日本海军立下卓著功绩，从而得以以布衣身份接受日本天皇的召见，这被日本谍报界传为美谈。对于宗方在谍报事业上的这种苦心追求与功绩，日本外务省曾以赞赏的口吻予以披露：
       此人抱夙志于支那，壮年之交，赴当地，以来专心努力于该国习俗国情之研究，其间，或谍报事务，或国情介绍，等等。苦心努力于帝国势力之扩张。外务省自○○○○年(按：原文如此)起嘱其谍报事务，其报告于当局公务裨益颇多，功绩卓著。
       正是在多年辗转中国各地进行谍报活动、不断加深对中
       国习俗国情了解的过程中，宗方深知“文力征伐”事业之于日本势力扩张的重要性，而自1890年以来即“提倡以发行报纸作为对中国的指导机关”，认为这是当务之急。为此，他开始不断奔走游说于各方之间，努力促其实现。根据宗方的日记，1893年3月，他从上海辞去荒尾精所创日清贸易研究所学生监督的职务回到东京后，就已经有了在汉口创办报纸的计划，并为此一直不断忙碌。在当年的三、四月间，为了筹集汉口的办报资金，他先后频频拜访了前外务卿、东邦协会会长副岛种臣，贵族院议员、兴亚会会长长冈护美，海军中将高岛柄之助，海军少将儿玉等政要，得到他们大为赞赏之表态及鼎力支持之承诺，但终因时机尚未成熟，当时未能筹集到资金而作罢。不过，终究得到了高岛中将将于8月切实相助的承诺。也许是因了这个缘故，宗方的计划果然于8月份有了进展：他在汉口乐善堂旧址设立了一家名为“东肥洋行”的商业机构，并设其分店于熊本。此后，据记载，他开始不断为东肥洋行能够“上轨道”之事而往返奔波于沪汉之间。至于究竟何谓“上轨道”，目前尚不清楚。但从其当时写给中西正树的信时言及希望在汉口开办一家小店、“勿与商业产生直接关系”，“此中自有意义”之语来看，其真实意图在经营报纸上。也许可以这么推测：宗方原本希望以“东肥洋行”这一商业机构为掩护，延续汉口乐善堂的事业，但比汉口乐善堂时代有所前进的是，一心想在长江流域大展宏图的宗方此时已经强烈意识到在汉口等战略要地设立舆论机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萌发了在这些地方占地办报的具体设想。这一心思在其写给佐佐友房的信中表露无遗：
       如您所知，该国报纸之报道、评论颇具动摇朝野人心之势力，虑及日本今后对清国之政略，于上海、汉口等要地设二、三机关报纸，其必要性自不待言。希望设立，以为国家之事业，为后来之所计。
       总之，如不安插各种势力于各地，則举步而维艰。
       可见，宗方不仅早就萌发了开创日本在汉口等要地办报的野心，而且还深谋远虑，直接赋予这一办报事业以动摇人心和安插势力两大政治功能，直服务于日本“国家之事业”即侵华政略。
       但宗方的这一图谋因甲午战争爆发而告中断。如前述，在战争中他为日本海军立下了显赫的谍报之功，他本人亦为之大受鼓舞，希望在中国继续大展宏图。战争结束后的1895年3月，他受到日本政府和海军方面的重用，受命参与接收台湾的工作。但不久后(1895年8月)他就辞去了台湾的职务，于12月带着海军省伊东军令部长为准备对俄作战而对长江沿岸进行侦察的命令来到上海。一到上海，宗方便着手实施其办报计划，迅速与经营上海《字林沪报》、曾任汉口《汉报》华人主笔的苏州人姚文藻会面，商量收购经营不善的《汉报》一事。姚文藻即前文所提及的1888年参加岸田吟香在上海所办“玉兰吟社”的“新人社者”。据记载，姚文藻早年即以“旅沪故”而投考上海，但因文童籍贯之别甚严而受排挤，便“愤而离沪，赴东瀛游历，数载而还，膺《申报》之请任总编纂职，兼作首篇论说，以其时考之，当在清光绪中叶，在天南遯叟之前也”。赴日本游历数载，回来后担任《申报》主笔，后来又与岸田吟香结交，从这些早期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宗方小太郎接收《汉报》的中介人姚文藻与沪上报界文人及相关日本人之关系由来已久。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商谈进展非常顺利，很快就私下成交。这可见于1896年1月11日宗方写给佐佐友房的书信：
       前些年曾提起过的报纸一事，此次已商就，将接收汉口部分的报纸，欲于阴历年内接收。
       “欲于阴历年内接收”，可见其心之切和接收事宜之顺利。那么，何以宗方奔走多年无果之事此次能够进展如此顺利呢?且看上述书信之下文：
       此事需费六百圆整，还望与高岛将军议之，汇出款项为盼。
       这表明，此前一直甚是支持宗方汉口办报之事的高岛中将，这次将非常肯定地给予经费支持，其具体事宜则由佐佐友房从中联络接洽。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驻汉领事濑川浅之进在接收过程中一直“与闻其事”，暗中支持。而从后来濑川浅之进向日本驻北京公使西德二郎专事报告“汉报主义(按：编辑方针)之所在”这一件事来看，后者对《汉报》之事也甚为关注。
       因此，应该说，这次由宗方出面接收《汉报》的行动，有着日本政府暗中支持与幕后指挥的政治背景，而且其全部经费皆由日本政府提供，具体而言，由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中将高岛柄之助、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予以资金援助，以三千日圆分期付款成交。这样，《汉报》终于在1896年2月12日成功转至日本人手下，表面上则以宗方小太郎私人的名义进行经营，宗方本人担任社长，冈幸七郎、筱原丰成、柳原文雄等担任主笔。被濑川浅之进称为“日本人在清国境内创办中文报纸之嚆矢”的《汉报》，自此在汉口开张，为此事立下汗马功劳的宗方小太郎则由此被誉为日本在华报业的先驱。
       三 日本人接管《汉报》的目的与编辑方针
       日人《汉报》的创办意图，可从濑川浅之进向其上司日本驻北京公使西德二郎的汇报中找到答案：
       发刊之时，清之南北，承日清战役战败之后，上下之感情颇恶，厌日人极甚，加之发刊于清国各地报纸竞相痛骂日本，甚至倡导联俄制倭(亲俄排日)之论，朝野官宪之意向，亦倾注于此，故于汉报纸上辨支那各报之妄言，冷却俄国崇拜之热。以期明唇亡齿寒之谊，融合朝野官民之感情。
       “承日清战役战败之后，上下之感情颇恶，厌日人极甚”道出了《汉报》发刊的历史背景。如前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宣称“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天皇政府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推动下，积极推行侵略国策，其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向亚洲大陆近邻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前期的武力入侵台湾、吞并琉球等事件就是这一侵略政策的产物。而甲午战争则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这一政策而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在此次战争中的惨败及空前的丧权辱国，引起朝野上下的巨大震动和强烈反响。濑川浅之进及其政府深察、深虑此际中国对日之人心态度与社会舆论到了南北上下、朝野官民“厌日人极甚”的程度。确实，当时全国排日的社会舆论非常强烈，特别是士绅阶层在震惊和猛省中纷纷发出了排日的强音。佚名的《纵论中倭之势》一文便言道：
       当政者须深思猛省，发愤自强。今因倭寇之所失，他日即取之于倭寇，此余之厚望也。
       这样的论调，“虑及日本今后对清国之政略”，当然是极为不利的。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朝野官宪产生了“倡导联俄制倭(亲俄排日)之论”。当时，以实权派李鸿章为代表的后党就是极力主张联俄制倭的政治势力，而俄国则借口三国干涉还辽之功趁势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这势必增强日本向东亚扩张的劲敌俄国的在华势力，加剧日俄在侵华利益上的矛盾，使日本的大陆政策受阻。
       这就是前述宗方小太郎所言“该国报纸之报道、评论颇具动摇朝野人心之势力”的情形，濑川浅之进及其日本政府
       对此深以为虑。于是，《汉报》就有了如下发刊意图：“于汉报纸上辨支那各报之妄言，冷却俄国崇拜之热。以期明唇亡齿寒之谊，融合朝野官民之感情。”
       这就是说，日本政府扶持接收《汉报》的目的，在于谋取和控制一种“文力征伐”的舆论工具，以紧密配合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在远东与欧洲列强激烈争夺侵华利益的“政略”。
       至于为何选取汉口作为办报之地，宗方在其写给佐佐友房的信中一语中的：
       如您所知，汉口地处要地，必将与中央铁路相辅相成，长沙市重庆一带日益整顿之黎明，长江上下游乃具重要之关系，而感置报之重要。
       对汉口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商战中枢之所在”的重要地位，宗方及其同道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也就是他们一直在沪汉之间汲汲以求、最终选定汉口作为发刊之地的重要原因。
       那么，《汉报》又将实行怎样的编辑方针呢?
       濑川浅之进就此向西德二郎的报告原文如下：
       今闻及汉报主义之所在，则回复如下：
       (1)介绍日本之实情于支那之官民，以令其信于我；
       (2)明唇齿相依之义，行一脉相承之实；
       (3)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维新之气象。
       这个“汉报主义”是宗方小太郎所拟定的，当然也是经过濑川及其上司默许首肯的。对于这一“汉报主义”，日本学者中下正治言道，尽管其间时光流转，除了语气上稍有不同之外，它仍然酷似《汉报》创刊约十年前1888年荒尾精所主持“汉口会议”的决议，并且还与后来所办之天津《国闻报》的经营主旨如出一辙。这就是说，“汉报主义”不仅仅是《汉报》一家的编辑方针，而且还成为了19世纪末日本在华其他舆论机关的指导思想。
       “汉口会议”的核心是“改造中国”，是以“中日提携”之表行“经纶中国”之实。这是汉口乐善堂时代，以岸田吟香、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为代表的日本在华谍报先驱们所奉行的宗旨。而如今，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宗方小太郎及其同道们确实沿袭着其前辈的这一基本精神脉络，但与此同时，时值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之际，虽然日本由此战在中国谋取了巨大利益，一跃而成为东亚强国，但同时它在对华利益上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这其中就包括前述的中国朝野强烈排日的社会情绪，以及以俄、德、法为首的欧洲列强所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这些都极大地威胁到日本的既得利益及其大陆政策的进一步拓展。身处这一时代背景之中，环顾四周形势，从“为后来之所计”出发，宗方及其上司采取了较之前辈而言更具针对性和怀柔性的策略——那就是办报，通过办报制造舆论，收买人心，安插势力。可以说，这是他们超出其前辈的地方。具体来说，就是：
       其一，所谓“介绍日本之实情于支那之官民”，即通过大力宣传日本的先进和强盛，激起中国人的“师日”之心和对日本的信任之情，以扭转甲午战争引起的排日舆论之不利影响。
       其二，所谓“明唇齿相依之义，行一脉相承之实”，即以动听言词宣传同文同种、中日提携的论调，以制造有利于日本实施对华“政略’啲社会舆论。
       其三，所谓“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维新之气象”，即鼓动在野的革新势力，抑制亲俄的后党势力，以扶植亲日的政治势力。
       概而言之，就是扭转不利舆论、制造有利舆论和扶植亲日势力这三大宗旨。这是“汉报主义”的精神实质之所在。
       由上可见，日本人接收经营的汉口《汉报》源自英国字林洋行在1893年3月23日首创于汉口的《字林汉报》，系日本在华谍报据点汉口乐善堂的骨干成员宗方小太郎多年奔走游说而商谈成交后所办，它既是应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对华“政略”的新形势而产生，同时也是宗方小太郎及其同道们对汉口乐善堂“事业”之延伸。而至于其具体体现，则有待另文对其报道内容进行详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