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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论语》是汉代以后儒家集团的经中之经，《论语》在汉代以前并不享有权威地位，《论语》在流传中经过不断修订。
       [关键词]论语；孔子；儒家；中国社会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5—0089—04
       一　《论语》是汉代以后儒家集团的经中之经
       作为最流行的一部孔子语录，《论语》在儒家经典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早在汉文帝时代，《论语》就曾与《孝经》《孟子》《尔雅》一起列入学官，设立了专门的博士(不同于今天的博士，当时博士是中央朝廷的官职之一，负责传授学问，直属于主管文化教育工作的泰常，可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跟随博士读书的人叫博士弟子，博士弟子结业后可以做官)。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在位时“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论语》不再单独设置“博士点”，但它在汉代博士制度中的地位并未因此下降，反而更加提高。因为，按照汉代博士制度的规定，分别跟随《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的博士学习的人，都必须把《论语》和《孝经》当做公共的必修经典。先学好了《论语》和《孝经》，才能进而学习《五经》。所以，东汉初期的史学家班固在依据西汉末年学者刘歆的《七略》编纂《汉书·艺文志》的时候，把《论语》与《五经》一同列入《六艺略》，而将与《论语》写作方式相同的《孟子》列入了《诸子略》。现代有些学者认为班固自乱体例，这是不了解《论语》在汉代的特殊地位。
       三国以后，博士制度逐渐退出社会舞台，但以儒家经典为内容、以读书做官为目标的教育体系并没有发生动摇。直至唐代，《论语》和《孝经》依然是普及程度最高的儒家经典。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与《孟子》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编在一起，撰写了一部反映宋代理学精华的《四书章句集注》。从元代起，随着科举考试采用《四书章句集注》以及朱熹和他的门徒撰写的五经注本作为标准教材，理学取代汉唐经学成为儒学的正宗，《论语》又在新的思想背景上发挥其核心经典的作用。
       正是由于《论语》地位的神圣，东汉名儒赵岐在《孟子章句》的《题辞》中说：“《论语》者，五经之錧鎋(控制车轴运行的关键部件，读音guǎn xiá)，六艺之喉衿也”。读书不多的宋初宰相赵普，曾向宋太宗夸口，说自己用半部《论语》佐先帝定天下、用半部《论语》佐陛下致太平。明清时代的读书人甚至把《论语》当做占卜书使用，随意选择书中不同行页的两个字凑在一起，以此预测自己的命运。
       通观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说，《论语》是汉帝国成立以后、清王朝垮台以前中国读书人的第一圣经。只要是一个上过学堂的人，只要是一个通过读书获得仕宦机会的人，他就必然学习和背诵过《论语》。即使是出家的僧道，他们中那些文化修养较高的人，读过《论语》的也不在少数。现在有人(例如秦晖)说《论语》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不如《五经》重要，这是十分外行的看法。
       如果将儒家与基督教进行对比，那么，《论语》在儒家群经组合中的地位，就如记录耶稣言行的《四福音书》在《圣经》中的地位。《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旧约》中的文献本是犹太教的圣经，基督教继承了这份遗产，但认为它是上帝以前对人类的约定和启示，所以称之为“旧约”；《新约》则是基督教独有的文献，基督教把它看作上帝给人类的新约定和新启示。而记录耶稣言行的《四福音书》，则是《新约》的核心。儒家的《五经》本为周代贵族学校的教材，与《圣经》中的《旧约》相似，只因为有了儒家的独特解释，才成为儒家的经典。儒家对《五经》的解释以及被认为与五经相关的、反映了孔子思想的其他文献，叫做“传记”。汉朝人把“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为“六艺”，有“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的说法。其中的“乐”其实并没有经，但由于存在与它有关的“传记”(如《乐记》)，所以仍被视作一“艺”。汉代五经“博士点”的设立，所凭的依据即是解释相关经书的“传记”(如《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之类)的权威性。汉、魏成为历史以后，随着博士制度的消失，很多“传记”上升到经书地位，“五经”最终扩大成了“十三经”。可以说，儒家的“传记”，相当于基督教的《新约》；而被称为“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的《论语》，则是“传记”的核心。
       二　《论语》在汉代以前并不享有权威地位
       《论语》全书总共才一万六千多字(包括标题)，里面还有不少孔子弟子的言论。而保存到今天的孔子语录，从字数上来说是《论语》的几十倍。
       这些孔子语录大都散见于先秦和西汉时代的典籍，它们的真实性可以分作这样几种情况：(1)见于《左传》《国语》《孟子》《荀子》《孝经》等成书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的儒家典籍，真实性和《论语》几乎没有什么差别。(2)见于《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说苑》等成书于西汉时代的严肃的儒家典籍，它们在口耳流传中可能增添了一些枝叶，但可信度和第一种相差不大。例如《礼记》中的大量孔子语录，宋朝儒者曾怀疑它们出自汉人之手，但其中的《淄衣》篇在十余年前出土于湖北郭店的公元前300年的楚墓简牍中发现，证明它们并非汉人的杜撰。(3)见于近些年来出土的战国楚简，其真实性不在第一种之下。(4)见于《孔子家语》等无法判定作品真实性的著作，但其中保存了不少可信的史料。(5)见于《墨子》《庄子》等先秦时代的非儒家学派的典籍，其中有真实的，也有杜撰的。(6)见于西汉人撰写的“谶纬”，基本上不可信，但其中也引用了一些史料。(7)汉代以后出现的一些纯属虚构的故事。
       保留到今天的孔子语录尚有如此之多，在秦始皇的焚书禁书政策颁布实施之前的战国时代，流传于世的孔子语录自然就更多了。顾炎武曾经研究过《孟子》中引用孔子语录的情况，发现在《孟子》中引用的29条孔子语录，见于《论语》的只有8条，而且这8条与《论语》又多大同小异。他得出的结论是：“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
       从保存至今的先秦诸子广泛引用孔子语录的现象，以及十多年前从楚墓中出土的《淄衣》等大量儒家文献来看，孔子语录在战国时代不但流传多，而且流传的地域范围十分广泛。经过秦始皇焚书禁书政策之后，这类文献在社会上几乎绝迹，只有极少数胆大的人敢于保存。前面提到的《礼记》汉人编著中的孔子语录，即是这种情况。因此可以说，《论语》只是先秦时代流行的孔子语录中的一种。
       《孟子》在引用见于《论语》的那8条孔子语录时，也没有说它们出自《论语》。这说明，在孟子时代，没有人认为《论语》的权威性比其他孔子语录更高，至少孟子不这么看。
       西汉时，《论语》的主要版本有三种，一种是鲁国儒者所传的“鲁《论语》”，也即今天仍然在流行的《论语》；一种是齐国儒者所传的“齐《论语》”；一种
       是汉景帝时代在孔子故宅的夹墙中发现的“古《论语》”。这几个版本都出现在齐国和鲁国两个相互临近的地方(也即今天的山东境内)，由此可见，直到汉朝初年，《论语》的流传范围并不广泛，其他地方的儒者所使用的孔子语录并不一定是《论语》。
       既然孔子语录有那么多不同的记录，为什么独独其中的《论语》完整地流传下来并且成了儒者心中的“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呢?
       《论语》在诸多孔子语录中脱颖而出，应当是《论语》被中央朝廷列入学官之后的事。《论语》被列入学官，是在汉文帝时代。到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之后，《论语》成了专修《五经》中任何一种经典之前的必修经典。正是由于被“独尊儒术”的中央政府选作了儒家课程体系的基础教材，《论语》才广泛地流传起来。
       那么，《论语》被汉代中央政府选中并在后世长期享有权威地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要从《论语》的编纂说起。
       三　《论语》在流传中经过了不断修订
       《汉书·艺文志》介绍《论语》的成书经过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缉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据这段话，《论语》的成书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孔子生前“弟子各有所记”的阶段，这应该算是《论语》编纂的前奏；二是孔子死后“门人缉而论纂”的阶段，这才是《论语》的正式编纂。前一阶段完成于“弟子”之手，后一阶段完成于“门人”之手。
       门人和弟子有什么不同呢?宋朝欧阳修认为弟子是孔子学生，门人是孔子弟子的学生。这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弟子指的是亲身受教于孔子的人，而门人的范围则广一些，除了以各种形式受教于孔子的人，还包括受业于孔子弟子的人。
       那么，最终将孔子弟子们所记下的孔子言行收录起来、编选成《论语》一书的“门人”又是谁呢?班固不知道。在班固时代，有一部题为《论语崇爵谶》的“谶书”，里面说到《论语》的编者是子夏等64人。“谶书”是西汉末年儒生为了政治投机而发起的书籍造假运动的产物。班固没有将这一说法写入《汉书·艺文志》，显然认为不可信。在班固之后，从东汉末年以迄近代中国，出现了有关《论语》作者的很多猜想。有人认为是孔子弟子仲弓、子夏、子游等人；有人认为是孔子弟子琴牢、原宪；有人认为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具体为有若、曾参的学生，如子思、乐正子春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各不相同的猜想可以说都有一点道理，但都有道理也就等于都没有足够的道理。
       从《论语》书中显露的信息来看，《论语》的正式编纂工作也不是一次完成的。上述各种猜想中提到的人选，也许都属于班固统称的“门人”之类。
       《论语》中所记载的曾子去世时对孟敬子的谈话，是可以确定的《论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中年代最晚的一件。“敬”是这位姓孟的鲁国贵族死后的谥号。《论语》的编者用了这个谥号，说明《论语》的成书再早也是孟敬子死后的事。而曾子死时孟敬子还没有死。孔子去世时曾子27岁，曾子比孔子小46岁，又享了高年，则《论语》的成书再早在孔子去世五六十年之后了。
       至于《论语》成书的最迟时间在什么时候，就不好说了。在保留到今天的古文献中，最早提到《论语》书名的是《礼记》中收入的《坊记》，其中提到：“《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礼记》是汉代人编纂的一部孔子后学的文集。那么，《坊记》是什么时候的人所作呢?据南北朝时梁代沈约的说法，《坊记》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不过，这个说法很多人认为靠不住。20世纪90年代在湖北郭店楚墓中发现了《礼记》中的《淄衣》。这座楚墓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坊记》的风格和《淄衣》相似，由此推断，《论语》一书可能在公元前300年前就已流传了。
       不过这也只是我的一个推断。对这一推断构成挑战的疑问有两个：(1)《坊记》虽然性质和《淄衣》相似，但它本身毕竟不见于郭店楚墓，因此难以确定它的时间和《淄衣》一样。而且，汉代以前的古人在传承文献的时候，往往有随意增减文字的情况，《坊记》中的“《论语》曰”也可能是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加。《孟子》在引用见于《论语》的那8条孔子语录时就没有说它们出自《论语》，孟子大约死于公元前289年，他生活的年代与郭店楚墓简牍的年代大体同时。(2)就算“《论语》曰”三字不是流传过程中所加，而且《坊记》和《淄衣》一样古老，也不能确定《坊记》中提到的《论语》和今天所见的《论语》完全相同。《孟子》中那8条见于《论语》的孔子语录就和今天所见的《论语》大同小异。也即使说，《论语》在公元前300年即使已经出现，也未必完全定型。
       因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用“门人”这一模糊的概念来指称《论语》的编者，实在是高明的做法。
       《论语》一书的文本结构充分表明，《论语》在流传过程中曾经过不断的修订。其中最大的修订是，在《论语》前10篇之后加上了后10篇。旧时的人们将《论语》前10篇称为《上论》，将《论语》后10篇称为《下论》。
       《上论》10篇始于《学而》，终于《乡党》，结构十分严谨，一看就知道是一本自成体系的语录体著作。《学而第一》以学习开篇，为全书根本，《为政第二》标出德政，《八佾第三》主要谈礼乐，《里仁第四》主要谈仁德，《公冶长第五》主要谈古今人物得失贤否，《雍也第六》为《公冶长》之延续，《述而第七》主要是孔子的自谦及行事风格，《泰伯第九》主要是孔子对几个圣贤的称赞(也可以说是树立了几个代表前面各篇思想的典范)，《子罕第九》主要是时人及学生对孔子的称赞，《乡党第十》只是记载孔子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而没有记载孔子的话语、带有补充和附录性质。到《乡党》，一本书就完整了。
       当然，上面这些内容划分只是粗线条的。《上论》最初结集的时候，也许并不一定分作10篇。古书分篇特别是这种语录的分篇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人用来写书的竹简的份量比例相关。例如《公冶长第五》与《雍也第六》，在内容上为一篇，但份量太多，不便装束，只好分作两篇；又如《乡党》，全篇在内容上只是一章，但因为字数较多，便单独成为一篇。不过，《上论》为一内容相对完整的孔子语录，则是明显的。
       至于《下论》10篇，前人崔述等曾做过详细研究，发现它的风格和《上论》有很大差别，远不如《上论》纯粹。其驳杂之处，蒋伯潜的《诸子通考》归纳为三个方面：(1)内容上有荒谬可疑之处。例如《阳货篇》连着记载公山弗扰、佛肸谋叛，召邀孔子，孔子欲往；这两件事都和《左传》记载的历史不符，可能是战国人编造的故事。又如《季氏篇》记载季氏将伐颛臾、孔子痛责冉有，这也不是历史事实。又如《先进篇》所载子路等四人侍坐于孔子一章，大概是根据《上论·公冶长篇》两则类似的对话进行文学加工而成，很像一篇“小小说”。(2)称谓上有互不
       统一之处。例如《上论》10篇记孔子之言都省称孔子为“子”，“子”字前面不加“孔”字，这是体例统一严谨的表现，而《下论》10篇则只有前面5篇严格地做到了这一点，《季氏》、《微子》两篇则记作“孔子曰”了。又如孔子回答别人的话，《上论》一例作“子曰”，只有回答鲁国国君的话才作“孔子对曰”；别人问孔子的话，《上论》一例作“问”或“问曰”，不作“问于孔子”。而《下论》则只有开头两篇《先进》、《子路》保持了这一特点。(3)编纂上有附缀羼人之处。《下论》中有些内容，与孔子及孔子弟子并无关系，如《尧曰篇》第一章所载尧、汤的话、《季氏篇》关于“邦君之妻”的称谓、《微子篇》的最末三章等，都属此类。它们最初也许是某个读《论语》的人顺带写在空行处的笔记，后来就被当作正文流传了。
       这些情况说明，《下论》不像《上论》那样具有一种完整性，编入《论语》的时间比《上论》肯定要晚很多，而且也不一定是一次编入的。至于整部《论语》在流传过程中的小规模修订，自然就更多了。
       西汉时存在的三种《论语》版本，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论语》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订的情况。据《汉书·艺文志》介绍，在汉初三种《论语》版本中，“古《论语》”比“鲁《论语》”多一《子张篇》，全书有两个《子张篇》，另一《子张篇》实际上是“鲁《论语》”的《尧曰篇》的“子张问政”章。而且，在篇章的次第上“古《论语》”也和“鲁《论语》”不同，文字不同的则有四百多字。不过，这个本子由于是当时的出土文物，没有人传授，流传不广。“齐《论语》”比“鲁《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知道篇》据传共有46章；《问王》篇据传共有69章，“问王”的“王”字本作“玉”字，因为这一篇以“子贡问君子贵玉而贱珉何也”开头。子贡向孔子问玉的对话，今天仍然可以从其他古书上看到。由此可以推知：《论语》的修订工作，既有篇幅的增加，也有篇次的调整。这种修订工作大概直到汉朝将《论语》列入学官之后才宣告结束。
       不过，在汉朝独尊儒学的大背景下，与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思想相应，《论语》还经历了最后一次修订。这次修订是由西汉后期皇帝刘骜(汉成帝，公元前32年一公元前7年在位)的师傅张禹完成的。张禹原先学习的是“鲁《论语》”，后来又研习了“齐《论语》”，他以“鲁《论语》”的篇目为序，将两个本子融合成一种。张禹作过汉成帝的丞相，曾被封为安昌侯，所以他这本《论语》被称为《张侯论》。由于张禹地位尊贵，《张侯论》受到当时儒生的遵奉。东汉灵帝熹平年间，为了统一经书的文字版本，朝廷将“国家标准版”的经书刻在石碑上，其中《论语》用的就是《张侯论》。东汉末年，汉代最后一位经学大师郑玄给《论语》作注，参考了“鲁”、“齐”、“古”三种本子，而选用的底本也是《张侯论》。从东汉直到今天，都是《张侯论》的天下，其他两个本子在历史上消失了。
       有趣的是，在张禹所合并和整理的《论语》中，不知是出于有意的强调还是出于无心的疏漏，居然还存在同一条孔子语录被重复记录的情况。例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既见于《学而篇》，也见于《里仁篇》；又如“巧言令色，鲜矣仁”，既见于《学而篇》，也见于《阳货篇》。由于张禹这部《论语》为官方选定的最后版本，两千年来，一直没有人敢对这些重复出现的语录进行删节。
       从《张侯论》——也即流传到今天的《论语》——的编订经过，可以看出一个历史秘密：《论语》之所以在众多孔子语录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能得到官方的承认。而它在流传过程中的不断修订，正是朝着得到官方承认的目标并以此作为指导原则而进行的。一种《论语》版本受到官方承认的程度越高，它的神圣性也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