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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胜中去德国的时候一句德语也不会，一句英语也不会，他只会几句“考尼奇瓦”。吕
       胜中把洋人恢复到原始人的状态，他用画图来表达他的意思，也逼揎别人用画图的方式与他交流。几年前，他想把这些与洋人交谈的图绘纸片编辑成一本小书，名叫《看图说话》，但一直没有出版成。去年，一句英语也不会的吕胜中又到了曼哈顿来办画展。尽管如此，吕胜中的装置作品和剪纸作品不仅会说中文，还会说德文、英文和日文，不需要任何翻译。帮助吕胜中布展的艺术家潘星磊是刚从香港来到纽约的，他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在香港做了一件足以让他坐牢的行为艺术——把公共场所的英国女王的塑像用油漆泼成了红色。潘星磊会讲英语，我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林型艺术讨论会上听过他的英语演讲，当然他主要在讲他是如何把伊丽莎白女王泼成了红色。潘星磊看来也很公平，他不仅把英女王泼成了红色，
       也把自己泼成了红色，一个活生在“红人”走在香港的街头。吕胜中的小红人是用剪子剪出
       来出来的，不会动；而潘星磊的小红人就是他自己，从街头走进监狱，从香港飞到纽约。潘
       星磊这个“小红人”所讲的英文不懂艺术的人也能听得懂。
       温普林到纽约去参加由高铭路策划的展览《INSIDE AND OUTSIDE》，他提供的是关于中国实验艺术的纪录片。高铭路策划的展览邀请了部分中国艺术家出席。行为艺术家都去了纽约。行为艺术家经常出国，他们的身体就是作品的一部分。作品出国殿览，身体就必须到场。在90年代中后期活跃于北京东村的行为艺术家张桓和马六明的身体都出现在这个展览中，身体语言也是无需翻译的“世界语”，全世界都能读懂。温普林的纪录片则不然，他必须配上英语解说词。据说解说词是由洪晃女士用标准的美国音朗诵的。洪晃是那批“文革”时期
       “空降到美国的红小兵”，被国家选送到美国读书并从小学读起的孩子之一。温普林不会说英文，他管英文叫“亲个立式”。他说不懂“亲个立式”去美国没关系，就当做去了少数民族地区。这句话容易被人误解为“大汉族主义”，可他自己却是一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人。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少数民族，仅仅会讲汉语的少数民族。其实，中国人在纽约才是真正的“少数民族”。中国艺术家是“少数民族艺术家”，汉语是“少数民族语言”，这种语言
       主要流行于曼哈顿的中国城和丘后区的法拉盛，汉字招牌随处可见。有趣的是，汉字招牌最多的地方恰恰是中国艺术家最少的地方。中国艺术家多住在布鲁克林和东村。
       1998年我去纽约的时候，倪军在SOHO附近的酒吧替我约来了陈丹青和徐冰。倪军的英语极为流利，他在美国读过艺术批评的硕士学位。那时我正在关洋20世纪的女性史，在寻找有关玛格丽特·山额夫人的材料，倪军帮我到街头的书店里的电脑上查询，一下子查到了二十多部著作。尽管倪军的英语很流利，但在酒吧里的时候，大家讲的仍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汉语，用汉语描述纽约的事物，描述在纽约的感受。去年春天，倪军请我和王迪在曼哈顿的Downtown看了一场老电影，由波兰斯基导演的电影《China Town》。三个讲汉语的人在纽约一家志放老电影的地方看一部由一位非中国导演拍摄的《中国城》，而这部电影其实与纽约的中国城毫无关系。据说，“中国城”的意思就是“谁也弄不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
       的世界不给别人提供想象的必要条件。波兰斯基的电影名字叫《中国城》，说的却是纯粹白种人的美国故事，尽管他本人不是美国人。这个故事既没有纽约“中国城”的根源，也没有中国本土的根源。我看美国人的“中国城”其实相当于中国人的“布鲁克林的天空”。
       我曾和徐冰一起在纽约北部的纽约州立大学Alfred分院作演讲，我用汉语，他用英语。我用汉语讲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当代艺术，他用英语讲他近来年在美国创作的艺术作品。徐冰
       能够听到我的两种“文本”，汉语的文本，很直接；英语的文本，被翻译过去的文本，则有些间接。在美国人看来，我说的汉语是“鸟语”；在我看来，我的每一句汉语最终都被翻译成了另外的“鸟语”。对美国人和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从一种“鸟语”变成了另一种“鸟语”而已。那么，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究竟在海外幻化成了多少种“鸟语”呢?!
       ［责任编辑 杨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