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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篇《论生病》的文章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写道：“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片原始的森林，一片甚至连飞鸟的足迹都是闻所未闻的土地。”但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仅不去访问自己内心中这片遥远的土地，相反却是拿它们当“土著”民族来加以教化，去“灌溉那片沙漠”。而我们若生病时，情况就不同了：当我们直截了当地要求上床或深陷在一把椅子的坐垫中时，“我们就不再是正直的大军中的士兵了，而是成了逃兵。”士兵行军去战斗，迈
       着正确无误的步伐，而病人“则与河流上的棍棒一起漂流着，与草坪上的枯叶一起漫天飞舞……”换句话来说，平时我们像是行走在坚实的理性的堤岸，所做的一切是要确保万无一失，而生病时，我们就成了“失事的船只”，漫天目的地漂荡在黑黝黝的海面上，而且是听任自己这样做。
       这样两种情况很能说明伍尔夫这位雅努斯神的两副面孔：一方面，她是“文明”及其“教化”的热心追随者，由于没有能够获得所谓正规教育机会，因而甚至比别人更加热切的投身于文明的传统和精神之中，视其为自己的命运所系；另一方面，曾经被排除在外的经验，使得她获得了另一各完全不同的眼光，从而能够重新审视已有的文明(它的价值观和尺度)，深入到还没有被现有的文明所照亮的领域，发掘那些数千年来被忽略、被遗漏、被筛选掉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伍尔夫是一位大胆的挑战者，当然这种挑战决不是鲁莽的。所谓内心中的“原始森林”便是这种目光“偏移”的结果，那是一片陌生、幽暗和缄默的区域。
       对沉默的揪心体验首先和母亲的经验有关。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写道：“一个从事写作的女人通过她的母系祖先而回顾过去。”她这样说，是因为自己母亲的幽灵多年来驱之不散，牢牢控制着她的生命，除非通过某种形式从内部将其释放出来，尽管这位夫人在伍尔夫十三岁的时候便已经去世。传记作者林德尔·戈登是这样描绘朱丽亚·斯蒂芬的：“完美无缺地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典范”，具有所有那些文明的素质：“克制、同情、无私”。而比自己女儿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描绘的“家庭天使”、“仁慈天使”多出一点的是，除了感情上的慷慨丰厚，她同时拥有十分严格的判断能力，洞悉一切而意志坚定，留给人的印象是“犹如烙印一般”。她可能挑剔的风度举止赢得了自己的丈夫和其他男人的高度尊敬。对于寻找自己性别认同的成长中的女孩来说，想要绕过这么一位完全是理想化存在的女性是不可能的。
       但同时，女儿另一方面的天赋和兴趣又得到父亲的激发和培育。这位踌躇满志的剑桥毕业生有过一项在他那个年代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公开宣称自己不信神而失掉了教师的资格，也因此成为伦敦有影响力的编辑和记者，最终以一名文艺批评家和传记作家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所留下来的主要功绩是《英国名人辞典》和一本《18世纪英国思想史》。他不仅允许女儿享有充分的阅读自由，而且在他的书房中和年轻女孩共同经历那种阅读中的冒险：甄别、选择、评判，而从中所传达的不仅是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怀疑精神和警觉性，尤其是在这些东西背后的某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存在那些经得起评判和在严格的评判之后依然矗立的东西。于是展现在年轻姑娘面前的，是由弥尔顿、丁尼生、华兹华斯这些名字组成的一个璀璨而经久不衰的世界，一个辉煌而不可磨灭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所激发出来的对于语言的热忱和兴趣，就有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抱负(ambition或野心)的性质，是想要加入到“不朽者”的行列中来。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她这样谈到大多数妇女所做的工作——做饭、洗盘碗、送小孩上学等——“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一切都消失了，没有传记或历史提到过一个字”。
       强烈意识到自己的抱负所以；但是在潜意识深处，又受到遗传禀赋中克制缄默的“美德”的诱惑，这使得伍尔夫陷入深度的内心痛苦当中，今天立志要成为作家的年轻女性不会体验到这些。她一再用“羞怯和恐惧”、“习惯性隐匿”来称呼她面前道路上的这些拦路虎。有评论家认为她不只一次发作的精神崩溃，与她感到自己能否恰当地使用语言的焦虑有关。因此，尽管开始得很早(十六岁时便发表了一篇未署本名的书评)，但真正驱险纠缠自己多年的幽灵，完成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的认同，已是四十四岁，其标志是《到灯塔去》。这是伍尔夫版的《追忆逝水年华》，其中拉姆齐夫妇可以说是作家朝向早已去世的父母一次彻底的回溯和清理。拉姆齐先生显得过分自我中心和有着自我哀怜癖，很像丧妻之后伍尔夫的父亲，而拉姆齐夫人则几乎是伍尔夫母亲的写照：对丈夫和孩子尽力迁就和呵护、柔顺、关爱、无私牺牲，在婚姻生活中表现得心满意足，热心慈善事业，在许多人眼里简直就是天使或圣母的化身。但是年轻女画家莉丽发现了笼罩在拉姆齐夫人崇高外表之下另外的一面：“拉姆齐夫人胸中隐藏着某种秘密”，在她的“心灵密室中，像帝王的陵墓中的宝藏一样，树立着记载了神圣铭文的石碑，如果谁能把这铭文念头出来，他就会懂得一切，但这神秘的文字永远不会公开地传授，永远不会公诸于世。”但关于这“无字的碑文”加拉姆齐夫人本人也不朝里面张望一眼，而她整整一生就伴随着这样的“密室”一同度过!生活原来是包含了这样的沉默在内，并以这种无限的沉默所代表的无数牺牲、无数扶杀为代价!与这种沉默中所包含的事实相比，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外部生活事实”已经是某种权威的语言阐释的结果，是处于“中心活语”的光线之下亮起来的舞台。
       伍尔夫决心寻宝。对沉默的深渊投以持久的关注；围绕这个核心，在它的周边进行小心翼翼的各种探试——既不想以一种伤筋动骨的方式惊动它，又试图启发这个沉睡的茂大醒来说话；她要让那看不见的看见，让那些听不见的听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看看她的这些表达，就像是在沉默和言谈之间做某种暗中的交易，让它们互相转换、互相生发：
       “心理的幽暗区域”；
       “隐秘的深处”；
       “半透明的封套”；
       “内心的洞穴”；
       “在人物背后挖掘隧道”；
       ……
       今天人们用的“边缘状态”或许指向那个领域；但这样一种存在，在伍尔夫眼里，并不具有任何天然的道德优势，或表达了一种“向中心的运动”；这种“边缘”是对生活的更大的包容和承纳，它意味着生活更具有可能性的一面，捕获它们，是在那些防不胜防的时刻；是在日常光亮熄灭之后升起来的另外一种光亮之中；“存在的瞬间”。在这样的瞬间中，所
       有那些混沌的、半透明的、含义未露的东西一齐降落，构成一个饱满的、有着无穷意味的内在空间。这个“幽暗的空间”首先意味着小说家所要处理的“真实”——“心灵接纳了成千上百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头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来追踪这种模式，不论从表面上看来它是多么的不连惯、多么不一致。”逐渐地，伍尔夫越来越倾向于把这种“瞬间”看作照亮人生意义的时刻，在心灵的顿悟中，整个人生被镀上了璀璨的光彩：“伟大的启示从未显现过。伟大的启示也许根本就不会显现。替代它的是小小的日常生活的奇迹和光辉，就像在黑暗中出乎意料地突然擦亮一根火柴，使你对于生命的真谛获得一刹那的印象……”这是一个洞开的、光芒四射的景象；是在一个除去了“神魅”的世界上，一个饱满的、精力旺盛的人对于生活的深厚祝褥。
       那个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可以看作伍尔夫在生活和写作之间的缓冲地带：它首先是一个意气相投的小圈子，其核心成员包括姐姐范尼莎(画家)和她的艺术批评家丈夫克莱夫·贝尔(
       此人两本绝好小书《艺术》、《文明》有中文译本)、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和作家福斯特，此外，哲学家罗素、诗人T.S.艾略特和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也是这个团体的常客。这些人就社会、文化、哲学、美学、艺术的话题无所不谈，运用他们训练有素的敏锐眼光，对传统的观点进行猛烈抨击，从中发展出一种不落俗套的友谊，伍尔夫在其中适得其所，发挥着她活泼多变、灵巧幽默的谈话才能，进一步磨练自己的趣味性和判断力；而另一方面，她又用审视的眼光打量身边优秀的剑桥毕业生，其中姐夫贝尔是对她写作方面鼓励最多的人，可是当贝尔建议她读穆尔的《伦理学原理》时，她却声称读这本书让她“脑袋晕眩”，对穆尔的怀疑波及到剑桥的教育本身。那各严谨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的方法，不足以帮助到达她想去的地方，她心智的努力在另外一个取向上，那些涌现到自己头脑中来的黑暗中的声音，理解和承纳它们不是靠理智及其概念，而是正当的情感。说到底，正当的情感及其对事物的反应是她所有那些“幽暗区域”、“月亮的一面”的渊源和根据。在运用正当的情感对人对事做出判断方面，伍尔夫拥有一种罕见的公正无私或“忠直”。在她后来的小说中，也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将感情而不是理智作为正当行为的基础，感情乃至成了“知识”本身(《到灯塔去》)；而且感情越是正当，行为也就越宽广和富有人性。与感情相伴随的还有被称之为“直觉”“隐喻”、“诗意”的认知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伍尔夫“从内部颠覆了布卢姆斯伯里团体”，不是没有道理的。她在与人的谈话中轻松讽喻的风格未必不是将自己隐匿起来的一种方式。
       剩下来最重的问题是句子。句子，句子!没有比句子对一个作家更重要的了!”阅读伍尔夫的各种作品，仿佛到处听得见她这样急切、轻声的呼唤。很少有人像伍尔夫把“句子”抬
       到那样高的位置，她把它当做每天所要面对的现实和技术上所要克服的难题，除了写下来的句子，一个作家别的什么也没有。这就有了她本身关于句子的许多新尝试以及看法。在涉及写作女性和句子的关系时，伍尔夫表现出严谨、一丝不苟的写作精神，而同时又是最深入和最温暖的女性立场。
       想要托举起完美感情把把握到的从明亮到幽暗的宽阔视域，显然，传统的男人所熟练使用的句子远远不够。它们显得太硬，缺少弹性和起伏，不足以探究某些内部，尤其是不在善于表达那些随着感情的微妙滑动而体现出来的若有若无的的韵律。女人的缄口与此不是没有关系她们怕一说话，某种重要的东西就要损失。在女性体验和语言相遇的一刹那，折射出
       这一性别的声音具有的某种完美特点：漂浮、抑制、急遽滑向中心——“声音的核心中具有一种往复震荡，以至每一个词或声调都会漂浮颤动，活泼生动，然而又不愿其生命力有所损伤，会因为往昔的抑制而隐含痛苦，并带有某种仍欲滑入内心深处一样。”在伍尔夫本人的手中，句子就像是一柄先进、敏感的探测器，她用它在黑暗中进行试探，看能够捕捉到什么，最大限度与那些模糊不定的东西照面；与此同时又在掩护和回避另外一些东西，以防它们遭到不测。这就有了她在小说句子中尤其是对话语言里的那种断断续续、时有间隔、仿佛随时返回到沉默中去的那种雾茫茫的水气。《海浪》中描写的六个从童年到老年的男女，是由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孩子之间的对话出场的：
       “我看见一个圆圈，”伯纳德说，“在我头顶上悬着。四周围着一圈光晕，不停地晃动。”
       “我看见一片浅黄色，”苏珊说，“蔓延得老远，最后接着一条紫边。”
       “我听见一个声音，”罗达说“唧唧，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我看见一个红樱穗，”珍妮说，“上面缠满了金线。”
       “我听见什么东西在蹬脚。”路易说，“一头野兽被链子拴住了脚，它在蹬呀，蹬呀。”
       这里每一个人所说的，都是他们未来才进一步展现的不同生命的根源和背景(阴影)，有些令人捉摸不定；但正是这种含混不明的东西贯穿全书——这个段落像某个旋律一样反复出现了六闪，从而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的生命的一种理解：它是在一种晦晦不明的情况下的坚持和贯穿一致。
       相比较而言，伍尔夫散文的语言则明晰得多。如果说伍尔夫的小说写作像是一头海底的水怪独自爬行，她的散文写作则像是在海面的浪花上轻盈地起舞——更准确地说，是举重若轻。她著名的“长句子”像一支不知疲倦的军队一样长驱直入，攻无不克，凡是目光所及，没有不能“拿下”的。其秘诀在于她在一个“主句子”的周遭弄出许多“次要的句子”，大
       句子中“套”中句子，中句子“套”小句子，还有一些看承为“衬词”的更小的句子，“触须”丰富而灵敏，它们有韵律、有层次地聚集在一起，头和尾都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衔接起来。于其中，一个意思被切割成许多单元，它们一扇一扇地渐次打开，一层一层周折地、迂回地娓娓道来，这就有效地避免了将某一点意思僵化和绝对化。她这样形容多罗茜·理查生语句的特点，其实也可以看作她本人的写照：“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女性的心理语句。它是由比旧语句更具弹性的纤维做成的，能够伸展到极限，悬浮起最脆弱的微粒，并包容起最模糊不定的形体。”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伍尔夫的句子总是给人波浪般不断向前涌起的感觉，它们一次又一次把越来越多的东西带往海滩，“悬浮”和“包容”起“最模糊不定的形体”，但同时又不断潜入到深邃丰厚的母体中去，鱼跃般地上下来回穿梭不已。
       从对于句子的要求出发，伍尔夫这位被后人看作女性主义先驱的人物，对自己这一性别写作的有限性保存了高度的警惕。如果说因为种种原因女性处在一个“被剥夺”的位置上，那么这个位置并不必然导致“真理”，导致写作方面的任何优越性。在对自己的写作上的女祖先——加以清点时，他发现布朗宁夫人较长时间的封闭生活给她的写作生涯带来了明显的损害，甚至“伤害很大”。“她被摒弃于生活之外，猜想着外界的情况，并且不可避免地夸大了内心的经验”；而等到她能够接受外部世界的阳光，却“已经太虚弱了”，她过于急切地捕捉自己的感受，可是这种感受能力具有太多的主观成分，致使她本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什么是自己真正看见的和感受的。而这样的情况更为常见也更为糟糕：被来自性别处境的“愤怒”所压倒和支配。伍尔夫心目中的写作是一门需要多年的研习才能掌握的艺术，任何人在艺术面前都要接受限制，不能“自然流淌”。因而“抵制愤怒的诱惑需要十分澄明或十分坚强的心智”。在伍尔夫看来，奥斯汀和爱米莉·勃朗特能够不去理睬“愤怒”或“呼吁”的要求，而在夏洛特·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身上都能看出这种东西。而“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里更是可以时时见到这种情况，表现在她们所选择的题材，以及她们的不自然的逞强好胜或不自然的温良驯顺。更甚的是虚伪态度的广泛渗透。她们屈从于权威，其想象变得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的最根本的品质”。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英)林德尔·戈登著，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伍厚恺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弗吉尼亚·伍尔夫随笔集》，孔小炯、黄梅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论小说和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达洛卫夫人　到灯塔去》，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孙梁、苏美、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责任编辑　杨　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