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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上海时期我党的中央出版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时期，中共中央的出版领导机构职权直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局代为行使，其具体事务性工作由分管宣传工作的业务机构负责处理。中共三大以后成立的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中央出版组织机构，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是中央设立的第一个党报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出版部是我党历史上出版组织机构职能与设置最为健全的机构，也是一个真正完整意义的中央出版组织机构。
       关键词：中共中央；出版组织机构；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中共三大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3-0134-06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作为宣传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工作尤为重视，广泛开展党领导下的出版工作，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机构也从萌芽到初具雏形，经历了党的出版事业的草创阶段。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上海时期、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上海时期是指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中央苏区瑞金。这一阶段，由于党的机构设置较为简单，组织建设较为薄弱，部门的职责不是很清晰，一个部门可能身兼数职，加之当时面临的环境十分险恶，党的各类文件也未能有效地保存下来，中央出版机构的设立及其实际职能历来不为人所熟知，特别是在中共一大至三大时期，对是否设立了有关中央出版机构争议颇多。本文主要考察党的出版事业在上海时期的前一个阶段即中共一大至三大时期(1921年7月至1924年12月)中央出版机构的基本情况，以弥补我党出版组织史研究的不足。
       一、建党时期的中共中央出版机构
       中共一大选出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他与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常设机关——中央局。由于执行委员会只有三人，因此同时兼任中央局委员。根据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党中央的领导机构称为“中央局”；据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一机构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是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任中央局。作为中一大的亲历者陈潭秋在回忆时说：“那时共产党员一共不过几十人。因此决定不组织正式的中央。为了和当时存在的个别支部发生联系，建立党的中央局……在临时中央局里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候补委员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但是中一大只决定了中央领导成员的分工，并未决定成立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李达自己也称“中央设书记、宣传主任与组织主任。……中央工作部的书记推陈独秀担任，宣传主任推李达担任，组织主任推张国焘担任，共组成中央工作部”。宣传主任、组织主任，仅指分工担任的职务，并非部门加职务，因而与宣传部主任、组织部主任的含义是不同的。宣传部是1921年11月才出现的称谓，当时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就有“中央局宣传部”的称谓，“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这实际上是指李达分工主管的宣传工作。宣传部虽然有其名，但长期以来，宣传部只有李达一人，宣传部即是李达，李达的住所就是宣传部。据此分析，有些研究中国共产党出版组织史的专家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其各级组织机构尚未健全，在专门的出版工作领导机构建立以前，出版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统一负责”，可能就站不脚了。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宣传部作为一个中央独立的部门根本就不存在，在没有建立专门的宣传部以前，将当时的党中央出版机构武断地确定为中央宣传部也就缺乏事实根据。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建党后，对有关出版工作还是特别重视的，而且对具体工作的领导与组织有专门的文件加以规范。在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有关宣传工作的决定中，对出版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从中共一大通过的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来看，其宣传工作的重心之一就是党的出版工作。
       具体而言，从中共一大的决议来分析，首先，党的出版工作事关重大，具体领导者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于当时情况较为特殊，一大选出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局兼任，所以，准确地说，党在一大以后，出版工作是直接由中央局来领导的。中央局分工中，宣传工作由李达负责，出版工作即由李达领导。但并不是其时的中央出版机构即为宣传部。其次，决议明确要求党的出版工作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不论中央与地方均是如此，这就保证了党的出版工作不会偏离党的工作方向，这也是保证党的出版工作基本属性的必然要求。最后，党的出版物必须与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这是从党的出版工作的具体内容要求而言的。从中共一大对出版工作的具体要求来看，党从一开始便确立了党的出版工作的属性问题以及党的出版工作的领导问题，这种对出版工作性质与领导问题的界定一直贯穿于党的工作始终。
       由中央局领导的党的出版工作，虽然没有一个专门的工作机构或部门，宣传部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部门尚未真正建立，它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也只是一个程序上的标示而已，党的出版工作人员很长一段时间也只有李达一人，但是形势的发展使得党对出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这是党中央要求根据党的经济状况所议定的最低限度必须办到的四项事情之一。在此情况下，李达于1921年秋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这是党中央最早设立的出版工作业务机关。据曾经主持这项工作的李达事后回忆说：“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我则继续编《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起至第七期止)。此外，本年秋季，在上海还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社址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共产主义者丛书十一种，其他九种。”“‘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由于形势所迫以及工作条件的不具备，人民出版社最终所印行的图书共约12种，包括马克思全书2种，列宁全书5种，共产主义丛书5种。而有关出版事业的具体开支，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止，中央机关共支出157655元，其中用于整顿印刷所共计1600元，印刷品开支大约3000元。
       
       作为主管党的初期宣传工作的李达，限于当时艰苦的条件，开展工作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因为每一星期不能有书出版”。在这种条件之下，李达的工作许多时候实际上就是一名著作者与编辑，这是李达特殊条件工作的实际身份。“我虽是宣传主任，而实际只是个著作者和编辑”。作为党中央的分工部门之一，从事宣传工作形式上的部门直到1922年才又新添了人员。1921年底蔡和森回到上海入党后，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1922年春，蔡和森参加了宣传工作，此外宣传部再无其他人员。1921年8月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由张国焘任主编，周刊每星期六出版。
       综上所述，建党时期由于条件所限，中共中央出版机构尚未明确成立，这一时期的特殊情况也决定了草创阶段的党的中央机构不可能细化到出版这样的机构部门的设置上，就连一向为党所重视的宣传部也尚未明确成立专门的业务部门，那作为其管辖的中央出版机构也就不可能成立了。从其工作管理的模式以及实际情况上来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出版机构尚是中央局代为行使其职能，其具体工作也由名义上的宣传工作部门代为行使。而对当时我党所创办的各类刊物的管理，基本上是由中央局的同志分别管理，尚未有协调一致的中央出版机构统一管理。
       二、二大以后的中共中央出版机构
       中共二大选举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5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二大党章规定“推委员会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根据党章这一规定，中共二大推选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由陈独秀担任委员长，组织部、宣传部和妇女部分别由张国焘、蔡和森和向警予担任。出版工作作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由宣传部负责，所以，二大以后中共中央的出版领导人为蔡和森。二大以后中共中央的出版领导机构也不是宣传部，因为“据考证二大以后中央并未明确成立组织、宣传等部门……仅是委员有所分工，并没有固定的中央办事机构”，只是明确了由中央执行委员蔡和森负责党的出版工作。
       作为党的重要出版物、中共中央机关报、理论周刊《向导》，是1922年8月西湖中央全会决定出版的，9月13日在上海创刊。《向导》实际上是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出版的。陈独秀领导了《向导》的筹备出版，并亲自主持制定了办刊的方针，他也是该刊撰稿最多的人，在201期刊物中，他发表的评论文章约有200多篇，占其总量的30％。刊物首任主编由蔡和森担任，编委会有高君宇、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等人，上海出版发行人为徐梅坤。瞿秋白、赵世炎、恽代英等曾先后为刊物撰稿。10月中旬刊物曾随党中央迁至北京，编辑部即蔡和森和向警予的住所。次年3月上旬随中央迁回上海，4月底迁至广州。
       作为二大成立的中央机关工作部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也有自己的机关报《工人周刊》(此前在1921年8月左右，张国焘曾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自己任负责人，并有自己的刊物《劳动周刊》。后来，因为英租界询问这一部门招牌是谁挂的，张国焘连夜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招牌烧毁，并将其迁到北京，交由邓中夏主持，因为中央执行委员邓中夏“分掌”劳动运动，所以《工人周刊》的主要负责人是邓。但是，实际经办人是罗章龙。据张国焘回忆，“罗章龙作邓助手，担任《工人周刊》的编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1922年7月迁到北京以后，机关报《工人周刊》的主编即由罗章龙担任，后为吴汝铭(1923年6月)。另外一份报刊《劳动周刊》的编辑是董锄平。
       二大以后的中央出版机构与一大时期一样，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出版机构统一管理党的出版事宜。其具体情况与一大以后的情形类似。从其实际管理来看，基本上由党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没有一个明确的专门出版机构进行管理。“在中共一大至中共三大前，党组织处于创建阶段，中共中央未设专事某项工作的工作机构，各委员分工管全面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出版工作或党刊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共中央出版机构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建立起来。
       三、三大以后的中共中央出版机构
       中共三大选举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李大钊、王荷波、朱少连、项英9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前5人组成中央局。三大制定的党的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管理各区各地方之行动，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从这一组织法规定可以看出，党的出版工作仍然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任。中央机关报《向导》由蔡和森负责。在1923年初夏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由瞿秋白任主编。毛泽东原为中央局秘书，据罗章龙回忆，毛泽东因为有事到湖南去了，“改由我任秘书兼主持宣传部工作”。按此推断，一般的出版工作事宜均由蔡和森和罗章龙具体负责。
       1．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
       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此时已经意识到党的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将出版工作纳入到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之中，成立机构，加强领导。在1923年上海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要求“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至于材料，可以取之于C.P.(中国共产党——引者注)、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引者注)之出版物。出版物及团体内的宣传教育方法亦另定暂时的办法，见教育宣传委员会的组织法”。这里明确指出了出版物的出版问题由教育宣传委员会管理。不过，此时，教育宣传委员会还未正式建立，再加上党对这一机构的设想其时并未最终成型，因此有关这一机构的名称在中央的文件表述上明显有些出入。例如，此文件的末尾即称此机构为中央教育委员会，对外称“社会科学会”。会后不久，即在1923年10月，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正式成立。蔡和森任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的书记，委员还有瞿秋白、高君宇等人。在《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对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这一机构的人员组成、机构任务、部门设置、工作职责等进行了明确的划分。
       教育宣传委员会由党、团两中央协定委派委员组成，政治上由党中央直接指导，组织工作上的分配由党、团中央“协定议决而定”。委员会的职责“在于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从其职责来看，教育宣传委员会更像1924年5月后正式成立的中央宣传部的雏形。委员会包括了5个主要部门：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编辑部主要编辑以下8种出版物：《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向导》周刊、《党报》、《青年工人》月刊、《中国青年》周刊、《团镌》。函授部对所设的课程、教材、学员的答疑等问题进行了规定。通讯部的职责在于“编译一切与运动及主义有关之文件及材料”。
       图书馆则规定了馆藏图书的产生方式。在印行部的规定中，明确了该部“之职任在于经理印刷并发行刊物及讲义以至于党中团中其他出版品”，并且对不同的刊物性质规定了不同的工作方式方法：第一种，“对于刊物之分配于党或团内者当于印出后第一批发出。”“此种内部发行办法首先当有各地方组织之确定人数，按此人数发出后即从中央收回书价(由中央再于津贴地方费中扣去)。”第二种，“函授讲义则按各地方预定者发出，或可虚设一《社会科学函授社》登广告招生(非同志亦可)”。第三种，“发行其他出版物亦以周刊敏捷为第一要义”。教育宣传委员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编辑部当报告出版成绩——某种刊物已出几期，此月中所注重之问题何在，何故注重此数问题”，“印行部报告分布刊物之成绩，出卖品刊物之销数及收入(造统计表)”。
       从整体上看，中央宣传教育委员会更像是一个宣传部，它的具体工作与宣传部的工作重合。但从具体工作上看，编辑部与印行部的设立及其工作，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出版管理机构和出版工作机构。据此有人认为，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的印行部是“党中央最早的出版发行工作领导机构”。但是，单纯将中央宣传教育委员会的印行部确立为党中央最早的出版发行领导机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从其具体工作划分来看，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的印行部更像一个纯粹的出版工作机构。印行部负责印刷和发行各类宣传品，包括公开发行的函授讲义，也包括了内部发行于党、团内的刊物，可理解为系统内发行。而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的编辑部则具体负责我党各种刊物的编辑。所以如果将我党的出版发行工作领导机构单纯确立为印行部的话，很明显将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另外一个重要的出版工作机构——编辑部排除在外了。更何况，从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公布的组织法来看，印行部与编辑部一样属于党中央出版工作机构。据此，单纯将印行部认定为中央出版领导机构则太过狭隘了，一方面印行部的工作不能全部涵盖中央出版工作的全部内容，与其并行的如编辑部的工作内容也属于中央出版工作内容之列，另一方面，印行部尚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中央机构，它不是作为一个中央级独立的机构或机关而存在的，所以，将其认定为我党最早的中央出版机构是站不住脚的。
       从广义上来理解，党中央出版领导机构很早应该就存在，从一大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兼任的中央局，以及只有李达负责的宣传部(尽管只是挂名的宣传部)，再到二大、三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都负有对党出版工作领导之责。而且，由于建党初期我党的机构设置不健全，党员人数不多，工作的划分不可能很细，统领全党工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局对作为宣传工作组成部分的出版工作关注更多，具体领导更明显。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将中央出版机构就理解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局，其作为党最高的领导机构，负有对党的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之责，从其实际工作来看，出版工作的领导份量毕竟不可能超越其他作为此机构的全局领导之责，而且由于特殊条件的影响与限制，出版工作虽然很重要，但是此时尚未可能分列一个专门的中央级出版工作机构以担当此责。如果说一大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二大、三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多的是担负全党的领导之责，不能够实际作为党的具体领导机构的话，那么，三大以后成立的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则可以具体作为党的出版领导机构来看待，尽管它还兼具党中央宣传部的其他职责。这是因为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作为一个中央机构，其职权许多是与出版工作相关的，而且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工作内容上都体现了一个中央机构的内在特点。
       2．中央出版委员会
       另据罗章龙回忆，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党、团中央组成的“中央出版委员会”，委员有罗章龙、徐白民、恽代英、顾作之、苏新甫等，“并指定张伯简、成伟、郭景仁等参加专门筹议有关出版事宜。……由徐白民任上海书店经理。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建立全国书报刊物发行网”。同时“决定自办国民印刷厂……胡(倪——引者)忧天任经理”。
       如果罗章龙的回忆无误，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出版命名的中央出版机构，而且从具体的工作来看，这应该可以称得上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全意义的正式出版领导机构。但由于缺乏另外的文献材料，特别是有关原始的党中央文件加以佐证，因而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一机构的存在。党在成立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之外是否还专门成立了这一出版领导机构作为补充，中央出版委员会是否就是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之误，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与中央出版委员会两机关有一个传承变化的过程，又或者罗章龙回忆的中央出版委员会是稍晚成立的中央机构，我们无法依据现有的材料加以判断。关于这一中央出版机构的具体情况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四、上海中央扩大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出版机构
       1924年5月，中共三届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上海中央扩大会议)，会议“批评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的倾向，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包括中共中央，均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专项工作，中共中央还必须设一编辑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设组织秘书部、宣传报刊部、宣传教育委员会、工农部、妇女部，后增设工会运动委员会、出版部。”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在宣传和鼓动方面是如此，在党务组织方面亦是如此”，“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决定在中央及地方正式设立负责本党党务组织、宣传、教育和工农运动的常设固定的工作部门的决议，这是中央机构建设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作为党的最为重要的中央宣传部得以正式成立，与此同时，中央对有关出版机构也进行了初步完善。
       1．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
       《议决案》认为在加强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党的机构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现阶段党内教育问题非常重要，可以通过设立党校培养人才以及全面规划全国的政治宣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必须特别设一个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以七人组织之，其中四人必须在中央所在地。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只对中央全体大会报告，遇有必要时，更可以向全国大会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同时指导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的同志。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应当是真正工作的集合体，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
       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是中央直属部门，对中央全体大会报告工作，而且有必要时可以向全国大会报告工作，说明这一机构的级别是相当高的。同时，为了使新成立的委员会能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克服因机关人员不在驻地而无法有效履行职责的弊端，保证委员会正常开展工作，决议对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进行了明
       确规定，7名委员中必须有4名在中央所在地。党中央规定委员会不仅管理中央的机关党报，对我党参与管理的国民党报纸同样肩负管理的职责。中共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包括：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等。主任由蔡和森担任，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实际负责人，部长罗章龙因动身到苏联开会而未主持工作。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成立以后，先前成立的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仍然存在，其书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罗章龙兼任。
       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是党成立的第一个从事党报工作的专门的出版管理机构，从而拉开了党长期设立这一机构的序幕。后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管理党报的这一机构一度发展成为中央的出版领导机构，如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等。可见，在党的历史上，对党报的工作向来是很重视的，也有这方面的传统。与此同时，中央机关编辑委员会的设立也标志着党历史上中央出版机构的设置更加细化、更加完善。从没有设立专门的出版机构到专门设立管理党报出版事宜的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反映了党的出版组织机构的健全。
       2．中共中央出版部
       根据中央档案馆油印稿刊印的《中共中央出版部通告第一号》文件，我们可以推定在1924年5月上海中央扩大会议以后，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部。根据此文件的内容判定其发布的时间为1924年11月6日，据此又可以断定中共中央出版部成立的时间约在5月至11月之间。从文件的内容来看，可以肯定以下的事项：
       第一，中共中央出版部是党中央决定成立的机构，而且此前已经由中央发布了通告，告知地方党部。“各区委各地委同志们：中央第二十号通告，想已接到，内中关于组织地方出版部之事，想各地已有相当准备”。第二，根据中央的要求，不仅要成立中央出版部，各地也要成立出版部，主管地方的出版事宜。“地方出版部已组成否?未组成的应再几日组成?”第三，中共中央出版部管理当时中央的几大报刊，如《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等。出版部要求各地汇报关于党的机关报《向导》的销售、价格、赠阅反馈信息、邮寄费用等情况，甚至包括当地为《向导》作广告的出版物情况。同时，出版部要求汇报当地的有关党和团的出版物情况以及党、团出版物以后应尽量采用转载及登广告的方法介绍中央的出版物。第四，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办公场所与中央相同，地方寄给出版部的信件用双信封，外写中央，内写转交出版部即可。“中央出版部通信处与中央同。各地以后寄出版部信件时，用双信封，外面照中央信写法，内信封批明交出版部字样可也。”第五，文件的签名为中共中央出版部书记Honhon，说明中共中央出版部不仅有机构，还有人员，Honhon据考证即为张伯简。据当时负责《向导》校对与资料的郑超麟回忆，1924年7月起，张伯简主管《向导》周报的印刷与发行。
       综合分析，中共中央出版部已经正式成立，它与先前的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相比，出版管理的意味更浓，脱离了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党员教育与宣传的任务，更多地参与管理党的出版事宜，与教育宣传委员会设置众多部门不同，出版部更显精炼。中共中央出版部与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相比，其出版领导范围更宽广一些，比单纯的党的机关报的管理工作职责领域相对要大一些。但是，从人员的组成与文件反映的工作内容来看，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地位与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它的级别较低，如果硬性将三者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应该说，出版部更像是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的派出机构或者是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的工作机构。
       另外，从现有所发现的材料来看，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职责没有发现对有关图书、印刷等出版事宜的管理，但是，出版的分工形式是现在我们对出版这一定义的界定，即出版包括了书报刊的编印发。事实上，党中央在很长一段时期，对出版事业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报刊上，特别是党报的编辑出版上，以及与报刊相关的发行工作之中。中央出版机构的工作也几乎集中于此。所以，这不影响党中央出版机构的性质任务的界定。从已有文件来看，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用出版来命名的中央机构名称。虽然中央出版部可能离真正意义的党的中央出版机构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无论是从其工作的内容来看，还是其作为中央机构这一形式来看，都体现了一个真正中央出版机构应有的属性，因而它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意义的中央出版机构。
       考察分析建党至三大时期党中央出版机构的发展概况，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党对出版工作非常重视，从建党伊始便将其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门给予特别的关注。在一大通过的文件中便对出版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指示，并有比较明确的工作要求。上海时期党的中央出版机构设置较为复杂，特别是从中共一大至三大，由于形势所迫以及客观条件的制约，党的中央出版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前后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时期，中共中央的出版领导机构职权直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局代为行使，其具体事务性工作由分管宣传工作的业务机构负责处理。这既是由于早期党的组织建设不健全，又是由于在草创阶段党的工作不可能分工到如此细的地步。这也是党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的阶段。但由于宣传部作为一个正式的中央机构是1924年5月才成立的，因而中共一大至二大中共中央的出版管理机构尚不能以宣传部代称。
       第二，中共三大以后成立的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是党历史上最早的中央出版机构，这是从这一中央机构的设置情况以及工作内容，并分别比较其他情况而得出的结论。1924年5月成立的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拉开了中共历史上中央党报管理机构设置的序幕，它是中央设立的第一个党报领导机构。
       第三，中共历史上最早以出版来命名的中央机构是中共中央出版部，它是我党历史上中央出版机构作为出版机构职能与设置最为健全的机构，也是一个真正完整意义的中央出版机构。当然，尽管从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范围以及其在中央机构的级别位置来看，它作为党的出版机构可能还有诸多不足，但无损于它作为党最早的中央出版机构性质的认定。
       (责任编校：彭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