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通过对深圳市结婚登记资料及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发现存在明显的择偶坡度：在年龄上是男大女小，即男性倾向于找一个比自己小的女性为妻，女性相反；在学历上是男高女低，即女性倾向于找一个学历比自己高或与自己相当的男性，男性则相反。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大龄职业女性在择偶市场上的竞争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因此建议现代职业女性通过调整择偶坡度来增加自己的择偶范围，以缓解现代社会大龄女性择偶难的问题。
关键词：择偶；择偶坡度；婚姻挤压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3-0077-05
一、研究的问题
在一些城市，媒体和市民一直以来似乎都在谈论大龄女性择偶难的问题，这种情形在深圳同样存在。然而，真的存在女性择偶难的问题吗?如果存在，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该如何面对和解决呢?这是包括许多政府和大龄男女都比较关心和需要得到回答的问题。
国外学者通常使用“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这一概念来分析择偶难的原因。社会交换理论认为，择偶是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进行相互选择的交换行为。婚姻市场(Marriage Market)是指婚龄期男性和女性择偶关系的总和(Lamanna ＆ Riedmann，1991)，表现为一定时期和范围内人们对婚姻配偶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婚姻挤压是指由于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可供选择的女性比例失调而导致部分男性或女性不能按照传统的标准或期望来选择未来配偶的现象。婚姻挤压从性别上可以分为男性婚姻挤压和女性婚姻挤压(陈友华，2004)。当婚姻市场中男性供给大于需求时，就会出现男性相对过剩和女性相对短缺，这种现象是男性婚姻挤压；反之，当婚姻市场中男性供给小于需求时，就会出现女性相对过剩和男性的短缺，这种现象则是女性婚姻挤压。形成婚姻挤压的原因很多。出生性别比、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夫妇结婚年龄差(年龄坡度)、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等都可能导致婚姻挤压。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社会流动以及城市化和现代化等社会变迁导致了一些城市及农村地区都出现了所谓择偶难的问题，中国婚姻挤压的问题开始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如陈友华，2002；陈友华，Mueller，2000；郭志刚，邓国胜，2000；陈友华，2004；7：宗萍，2002)。这些学者大多从人口学的角度来分析婚姻挤压，本文则从择偶坡度来进行分析。
在西方择偶的社会阶层分析中，教育、职业和收入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变量。研究表明，男性倾向于找年龄比自己小、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的女性。这种男性“下娶”的倾向被称为“择偶坡度”(Lasswell，1991，p375)。大多数关于地位同类婚的研究都证明了择偶坡度的作用。研究资料进一步显示，除了最上层和最下层的人以外，男性比女性的择偶范围更广(见Rubin，1968；Scott，1969；Martin，1970；Glenn，Ross & Tully，1974；Rockwell，1976)。年龄坡度的变化会对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男性和女性人数产生影响。年龄坡度越大，男性可选择的范围越广，特定年龄段女性的婚姻挤压情况会越严重。同样，如果存在择偶的学历坡度，在男女受教育程度相当的情况下，高学历的女性和低学历的男性就会遭受婚姻挤压。本文通过定量调查资料，研究深圳是否存在年龄和学历上的择偶坡度，并探讨择偶坡度对婚姻挤压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深圳市为例，分析城市男女，特别是职业女性的择偶问题。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来收集资料：第一，文献研究法。由深圳大学研究生到深圳市南山、福田及宝安和龙岗四个区的婚姻登记中心，采取系统抽样的方法，从2005年1月1日到2005年12月31日一年的婚姻登记表中抽取一定数量的登记表格，然后按如下编码单进行分类记录：1．双方年龄(出生年月)。2．双方户籍状况(①深圳户籍；②非深圳户籍)。3．双方文化程度(①小学及以下；②初中；③高中；④中专／技校；⑤大专；⑥本科；⑦研究生)。4．双方是否初婚(①初婚；②非初婚)。资料收集时间是2006年1月。深圳市四个区婚姻登记中心中总共抽取了1280份婚姻登记表。
第二，问卷调查法。为了解择偶的年龄坡度，问卷中设计了如下问题：找对象时你在年龄方面对对方有什么样的要求?如果是要求对方年龄比自己大，大多少岁最为合适?最大大多少岁可以接受?如果是要求对方年龄比自己小，小多少岁最为合适?最小小多少岁可以接受?了解学历坡度的问题是：“你找对象时在学历方面对对方有什么样的要求?”后面有6个选项：(1)一定要比自己高；(2)跟自己一样或比自己高；(3)跟自己一样高；(4)跟自己一样或比自己低；(5)比自己低；(6)无所谓。调查对象包括两个不同的人群：一是深大学生，一是社会上的未婚男女(本文称为“社会人士”)。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按照学生宿舍进行系统抽样，然后对被抽宿舍的学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调查时间是2006年3-4月。总共抽取1100名学生，收回有效问卷911份，有效回收率为82.8％。社会人士的调查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从深圳市婚介所和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抽取一定数量的未婚男女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总共发出调查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352份，有效回收率70.4％。
以上登记表及调查问卷的资料录入计算机，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根据婚姻登记资料的择偶坡度分析
1．夫妻年龄差的分布
分析结果显示，登记结婚的男性平均年龄为31.7岁，其中最大年龄为70岁，最小年龄23岁；女性平均年龄为28.4岁，其中最大60岁，最小21岁。丈夫比妻子平均大3.3岁。 夫妻年龄差异的频次分析发现，77.9％的丈夫比妻子年龄大，1.7％的夫妻年龄相同，也有20.4％的夫妻是丈夫比妻子小(结果见表1)。分析还发现，丈夫比妻子大十几岁、二十几岁乃至三十几岁的情况并不少见，最大的年龄差距是丈夫比妻子大39岁。虽然妻子比丈夫大的比例也不少，但年龄差距大多是1-2岁或是几个月。妻子比丈夫大三岁以上的情况很少，最大的年龄差是12岁。
以上结果表明，择偶上的年龄坡度(男大女三岁左右)明显存在；男性在择偶上的年龄优势非常明显，可以选择比自己小几岁乃至几十岁的女性，而女性则一般选择比自己大的男性。即使有一些女性可以选择年龄比自己小的丈夫，其年龄差距也是非常有限的。
2．夫妻的学历分布
分析发现，登记结婚夫妻的教育程度比较高。男性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达到六成，女性中也有将近半数。妻子中大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于丈夫，而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丈夫比例高于妻子(见表2)。这说明，丈夫的文化程度总体上高于妻子。
丈夫与妻子文化程度的交互分析结果表明：择偶中的学
历坡度非常明显。在研究生层次，32名研究生学历的妻子没有一个丈夫是中专技校及以下的学历。只有2人的丈夫是大专学历。15人(占46.9％)的丈夫是大学本科学历，另外15人(占46.9％)的丈夫则同样是研究生学历。丈夫中有62名研究生学历。他们的妻子中没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高中和中专，技校学历的也分别只有1名和2名。大专学历的有20人(占32.3％)，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妻子分别占38.7％(24人)和24.2％(15人)。女研究生的丈夫以研究生和本科学历为主，而男研究生的妻子则以本科和大专学历居多。
在本科学历层次，本科毕业的妻子共有247人。她们的丈夫中有24名研究生学历(占38.7％)，177名本科学历(占43.1％)，33名大专学历(占13.4％)中专技校、高中和初中学历的分别只有9人、3人和1人，所占比例加起来不到7％。在丈夫方面，本科学历者411人。他们的妻子中有15名研究生(仅占3.6％)、177名本科生(占43.1％)、117名大专生(占28.5％)、53名中专技校生(占12.9％)以及38名高中生(占9.2％)，另外还有8个本科丈夫找的是初中妻子，3个本科丈夫的妻子甚至是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由此可见，女本科生的丈夫大多是本科及研究生层次，而男本科生的妻子则主要是中专技校、大专和本科层次。
这种学历坡度同样存在于大专及以下的各个层次：丈夫的学历一般比妻子高或与妻子相当，而妻子的学历一般比丈夫低或与丈夫相当。女性在学历上倾向于“上嫁”，而男性则倾向于“下娶”。学历层次越高，择偶的学历坡度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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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7，df=36，p<0.001。 此外，分析结果显示，深圳户籍的男女总的来看都不太重视户口。比较而言，男性比女性更不看重对方的户口。男性的再婚率比女性高出近5个百分点。半数以上的再婚男性娶了初婚的妻子，而再婚女性所嫁的大都是非初婚的丈夫。这说明，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对方的婚史；或者也可以说，男性在离异或丧偶后的择偶优势明显大于相同情况的女性。因此，可以说，非深户女性挤压了深户女性的婚姻市场；未婚女性挤压了离异和丧偶女性的婚姻市场；大龄择偶及再婚市场上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四、社会人士及深大学生的择偶坡度分析
在被访的社会人士中，女性(201人)略多于男性(151人)，平均年龄为28.7岁。80％是未婚，20％是离异或丧偶(由于一些样本来自于市婚介所，因此离异或丧偶的人较多)。近-六成人是深圳户籍，四成多的人是非深圳户籍。95.7％的人都是出生在外地，只有4.3％的人出生在深圳。这较好地反映了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的特征。在职业分布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和工作人员占了四成，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也比较多。在文化程度上，初中及以下的只占1.7％(6人)，高中和中专技校的49人(占13.9％)，大专学历116人(占33％)，大学本科以上181人(占51.4％)。深大学生以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为主，分别占31.0％(282人)、27.4％(250人)和27.8％(253人)。大四和研究生总共126人(占13.8％，因为调查时大多数大四学生都在进行专业实践或在工作单位实习)。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1.2岁。他们中20％的人出生在深圳，80％的学生出生在深圳以外的地区。
两个不同人群学历要求的性别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
结果显示，男女择偶时对学历的看重存在显著性差异。多数男性对对方的学历不太关心，或者希望对方的学历跟自己一样高或比自己低；而大多数女性则要求男方的学历比自己高或者至少跟自己一样高。
在年龄要求上，表4的结果显示，社会人士对年龄的看重程度超过大学生；女性对年龄的看重程度明显高于男性。男性大多要求女性比自己小或者跟自己差不多大，而女性则大多要求对方比自己大或者跟自己差不多大。也有不少被访者表示不看重对方的年龄(大学男生的比例更是接近三成)。这说明，现代择偶中年龄坡度依然存在，但年轻人对年龄的重视程度似乎已经大不如前了。
要求对方年龄比自己的大的3名社会男士分别认为比自己大3岁和5岁比较合适，女性则从1岁到10岁不等，多数是要求比自己大2-5岁。在大学生中，希望对方比自己大的男生多数认为大1-3岁比较合适，而女生则同样是以2-5岁为主。这也说明，目前择偶的年龄坡度是男性比女性大2-"5岁。
那么，比自己大多少可以接受呢?社会上的3位男性分别认为比自己大6岁、8岁和15岁可以接受；大学男生认为可以接受的年龄主要是3-5岁，也有认为比自己大10岁甚至20岁都可以接受。被访女性大多表示比自己大5-8岁、10岁和15岁可以接受。相比较而言，女性可以接受对方比自己大的年龄范围比男性要大得多，而社会上的女性比大学女生所能接受的范围又更大。
愿意找比自己年龄小的对象的女性很少，她们认为对方比自己小2-3岁比较合适。很多男性都希望找一个比自己小的女性。社会男士一般希望对方比自己小2-4岁，也有一些人希望比自己小10-20岁。大学男生则多半认为比自己小1-3岁比较合适。相比较而言，社会男士比大学男生对年龄差距的期望更高。而表显示，女性表示至多可以接受比自己小5岁的男性为偶，而男性则可以接受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女性为妻。
五、总结及讨论
结婚登记资料分析及问卷调查都证实了择偶中的年龄和学历坡度。在年龄坡度范围上，男性一般选择比自己小2～5岁的女性，也可以选择小10-30岁的女性；女性一般选择比自己大3岁左右的男性，也有一些愿意嫁给比自己大20甚至40岁的丈夫。男性比女性在年龄上的选择范围大得多。这个结果表明：女性的年龄越大，其择偶的范围越小，择偶的难度越大；而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比如说40岁以下)，男性的择偶范围与其年龄呈正相关关系。在性别比正常的情况下，女性遭受婚姻挤压的可能性要比男性大很多。因此，Veevers(1988)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市场将发生对妇女不利的变化。
择偶的学历坡度也是世界普遍现象，一般的情形是男高女低，即女性倾向于找一个学历比自己高或与自己相当的男性，男性则相反。这种择偶模式的后果是：对于女性来说，学历越高，其选择配偶的范围越小，择偶的压力越大；而对于男性来说，学历越低，其选择配偶的范围越小，择偶的压力越大。具体来说，初中及以下层次的女性选择丈夫的学历空间比较小(一般在高中以下)，而该层次的男性多数人也只能在同层次的女性中选择未来妻子。女博士的选择范围比较有限，而初中以下的男性同样会面临择偶的困难。这是两个最容易遭受婚姻挤压的群体。当然，我们也不能由此断言，女性的学历越低，或者男性的学历越高。比如说男博士和小学以下的女性，其择偶的坡度范围就越大。因为，受到特定文化和心理等因素的制
约，择偶坡度的延伸是有限度的。比如说，男博士很少找大专以下的妻子，而小学文化程度的女性也很难找到大专以上的丈夫。在当今本科生和研究生越来越多的社会，本科层次的女生和研究生层次的男性选择配偶的范围最大。仅就择偶的学历坡度而言，这两个层次的男女在择偶市场上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和教育上的性别平等以及女性在高层次教育上的竞争优势，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甚至包括博士)的女性越来越多，已有赶超男性之势。这在性别和社会发展上是好事，但当女性在日趋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她们却使自己在择偶市场上的竞争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择偶是一种异性之间的资源交换行为。男女双方都在充分评估自己及对方所拥有资源的基础上，根据自己交换中的主要目的来决定是否选择对方。男女交换的目的有很大差异。男性非常看重女方的生殖性特征，如年龄和长相，而女性则更看重对方的遗传和保障性特质。因此，男性择偶时往往看重对方的外在特质，而女性择偶时则既看重外在的年龄、学历、体格、健康及生活保障条件(如能力、职业和收入)，又看重对方的内在条件，如忠诚度、责任感及是否顾家等。总的来看，女性的择偶要求比男性多很多、高很多。
而根据过程筛选理论，择偶是男女筛选异性的过程。双方择偶时往往采取筛选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将不符合自己要求的异性筛掉。筛选条件越多、要求越严格，被筛掉的对象就越多，最后可供选择的对象就越少。男性的筛选条件比较少，要求也不是非常严格；而女性的筛选条件比男性多很多，要求也更加严格(她们常常用“宁缺毋滥”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因此，总的来看，在男女性别比基本平衡的情况下，男性的选择范围一般会比女性大，女性遭受婚姻挤压的可能性比男性大。男性中可能遭受婚姻挤压的是那些各方面资源条件都比较匮乏的社会底层的婚龄男性，因为他们是最容易被女性筛掉的对象；而女性中最可能遭受婚姻挤压的是学历和职业等条件比较好但年龄比较大的人群，因为她们是最容易筛掉对方而将自己置于不利境地的人。Guttentag与Secord(1983)以及Heer与Grossbard-Shechtman(1981)指出，女性过剩与妇女较大的职业取向相联系，条件较好的妇女更可能面临婚姻挤压。
婚姻挤压导致单身比例和结婚年龄的提高(Spartier ＆ Glick，1980)。这种情况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婚姻家庭观念比较强的中国，婚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结婚，特别是女性。择偶是结婚的前提，找不到对象就意味着无法结婚。因此，因婚姻挤压而产生的择偶困难会给一些年轻人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他们工作事业和生活质量。从社会层面上来讲，如果婚姻挤压非常严重，将影响人口再生产、家庭和社会稳定乃至于婚姻家庭制度。西方私生子和单亲家庭比例迅速提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晚婚和独身。
婚姻挤压可能会迫使一些人改变择偶标准，放宽择偶条件，导致择偶年龄和学历坡度的改变。就像人们去菜市场买菜，每个人都想买到最好的菜，但到最后可供选择的菜很少时，人们也不得不从比较差的菜中挑选相对较好的。除了少数宣称“宁缺毋滥”的人外，一般的人最终都会改变标准，降低条件。在美国，婚姻挤压导致美国黑人年轻妇女的婚姻模式发生了变化(Spanier＆Glick，1980)。由于成功的黑人男性往往与白人女性结婚，导致高学历黑人女性的数量超出黑人男性，致使一部分高学历的黑人女性遭受婚姻挤压。一些黑人女性不得不改变择偶的学历坡度，“下嫁”给比自己学历低的黑人丈夫。国外研究表明，婚姻挤压使夫妇结婚年龄差发生了改变(Schoen，1988)。年龄坡度大大限制了女性的择偶范围。为了扩大择偶范围，一些女性调整择偶坡度，比如说从原来的2-5岁放宽到5-10岁，或者改变择偶坡度，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丈夫。
婚姻挤压既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又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应该引起社会的充分关注。政府和社会需要尽可能多地关心遭受婚姻挤压人群的工作和生活，同时尽可能多地为他们创造交友的环境和机会。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人们需要根据择偶市场的变化情况及时地做出改变，特别是调整择偶的坡度。对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男性而言，他们需要改变年龄坡度，将比自己年龄大的女性也作为择偶对象，这样就可以扩大自己的择偶范围和选择机会；而对于自身条件较好而遭受婚姻挤压的女性而言，她们需要放宽年龄坡度，比如说将年龄坡度从2-4岁放宽到5-8岁，或改变年龄和学历坡度，比如说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学历比自己低的男性。这些女性也可以通过降低其他一些条件要求(如身高和职业等)而扩大自己的择偶范围。笔者认为，如果不是由于性别比失衡等客观性原因，女性的婚姻挤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性的主观性原因而导致。一方面，女性的择偶要求比较多(但她们自己往往认为并非如此)，限制了她们的选择范围；另一方面，或者是由于对择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是由于对婚介机构及男性缺乏信任，一些女性在择偶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很少有像寻找工作那样去寻找对象(男性也是这样)。这使得接触异性的机会越来越少，择偶的时间和机会在她们的等待或筛选期间不断流逝。因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既要给予自己择偶以足够的重视，投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又要根据自身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适当地调整择偶条件，降低择偶要求。年龄较大、条件较好的女性更应该如此。
(责任编校：秋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