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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瞿秋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性质前途、阶级角色、领导权、农民问题、武装斗争、党史党建和革命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与实践探索，且起到了先驱的作用，这些论述和探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瞿秋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
       中图分类号D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3-0068-04
       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最著名的理论家、革命家和领导人之一，不但写下了煌煌五百余万言涉猎广博、见解深刻的论著，而且还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集其大成，又开一代新风，其重大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他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要利于革命的实践”。他最先提出并强调：“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分离”，“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实践相密切联系起来，否则理论便为空谈”。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分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能运用这些客观的规律和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之中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斗争，能领导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和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众，能建立巩固的革命中枢，而实行打倒资本帝国主义，实践已经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确能够解释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并指示中国革命的前途”，“证明马克思主义正在指导着中国革命行向胜利的道路”。因此，瞿秋白于1927年2月指出“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能够在党的幼年提出这一思想的，当时尚无二人。瞿秋白回忆道：“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以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正是这种使命感，使瞿秋白成为将系统研究中国国情付诸实践的第一人。
       2．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前途
       对于这一问题，瞿秋白较早进行了论述。1923年9月，他指出，中国颠覆军阀的民权革命及颠覆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始终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有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以证明现时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或因此而失其资产阶级的性质。他认为，这都是由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决定的，但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到1926至1927年上半年，瞿秋白经过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对民主革命的发展前途有了进一步的体认。他指出：“现在中国的革命有两个可能的前途：一是资产阶级取得领袖权，而使中国的革命毁于民族改良主义之手，其结果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旧受帝国主义的支配。二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而使中国的革命彻底地实行民族、民权的职任，其结果可以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与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结成经济的联盟，继续反抗帝国主义之一切种种侵略，一直到完全推翻他。”并说，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正确的战术、策略，那么，第二个前途是可以实现的。这样就明确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当然，瞿秋白的这些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存在对两个历史阶段之间的差别认识不很清楚的缺陷。如他依然认为，中国革命“应当从国民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但瞿秋白能较早分析和认识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是值得肯定的。
       3．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角色
       关于这个问题，瞿秋白达到了同毛泽东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中相同的认识，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从时间上看，他比毛泽东还要早些，先后发表了《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1923年1月)、《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1923年6月)、《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及其性质》(1923年6月)、《买办阶级之统治——1923至1924年之时论》等文章。瞿秋白把中国社会阶级区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等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并对各阶级的状况和政治态度进行了深刻分析。尤其对于资产阶级的全面分析，瞿秋白不仅在党内开了先河，而且代表了毛泽东之前的最高水平。他一返国即指出，“中国的宗法社会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而起崩溃，方开始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发展’，亦可称‘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一方面使中国出现了“买办式的‘商业资本”’与“官僚式的‘财政资本”’；另一方面又因受“欧美技术文明的促进”，出现了“较大的纯粹中国的工商业(商人阶级)”。可贵的是瞿秋白最早将后者称之为“民族资产阶级”，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两面性。
       瞿秋白通过对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地主、买办阶级是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两只手、走狗和代理人。因此，他们是革命的对象，“国民革命必需是革地主买办阶级的命”。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一方面有帝国主义极重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有宗法制度的束缚，士绅阶级的障碍，”因此我们在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又要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制止民族资产阶级妥协主义之影响，并要取得革命领导权。第三，“小资产阶级感觉压迫而倾向革命”是无疑的，所以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团结他们，因为“实在可以这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如果我们抓不住他们，则革命的发展将延迟下去”。第四，农民是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剥削的最大的对象和最深的基础。因此，农民是“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第五，中国工人阶级是和大工业相联系的，因而是“先进的、善于组织的、有政治的觉悟和阶级的意识的阶级”，“是最有组织和团结力的阶级”，他们最愿革命；他们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因而有“极大多数的同盟军”，所以“只有他能领导革命”，“中国革命即使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也非由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不能胜利。”这些认识和党的“二大”以及毛泽东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4．关于无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关于领导权问题，党的“三大”就已提出，党内除了陈独秀外，许多领导大都明确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党的“四大”决议明确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
       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而瞿秋白的贡献则在于：
       首先，他的认识最早。他在1923年《新青年之新宣言》、《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强调无产阶级要“领导全体平民”，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日益取得重要地位，以至于领导权，特别要争取军队和军权的领导。他在党的“三大”上起草党纲草案时提出：“在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但被陈独秀修改，抹杀了“‘无产阶级应参加国民革命，取得政治的地位，以至于革命领导权’的一层意思”。这比1924年11月邓仲夏《我们的力量》、1925年1月“中共四大”、1926年3月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分析》都早了许多。
       其次，要抓军队的领导权。瞿秋自在1926年写作的《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指出，革命战争如果没有革命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1927年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说：无产阶级当然要赞助革命战争，自己要去参加这一战争，而且要力求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
       再次，建立工农联盟。瞿秋白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与广大的农民“携手”，无产阶级的领导才有对象，才有基础，领导权才能落实。瞿秋白这一宝贵思想，不但在当时而且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毛泽东之后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和展开。
       5．关于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关于农民问题，在党内瞿秋白也是认识得最早的。旅俄期间他就根据俄国经验，得出结论：无产阶级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的功效。在起草党的“三大”党纲时，他提出中国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因此，必须“唤醒农民，与之联合”。在总结五卅运动失败的教训中，他说，因为缺乏农民参加，致使五卅运动没有结果。瞿秋白随后在演讲和文章中几次都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特别是1927年2月，他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强调指出：“‘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最伟大的同盟军。瞿秋白认为，农民运动具有极大的威力，在经济上“不用说耕地农有的运动，便是减租减税的运动，直接就是给地主土豪，间接给军阀帝国主义以极大打击”；在政治上，“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对于中国的统治和剥削，便必须彻底改变现存的土地制度，为此，亦就更加要彻底扫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乡绅在农村中的政权”。瞿秋白还将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革命的试金石，指出：“我以为一切革命和革命党人都将要在农民问题前面显露他们的本来面目，换言之，现时测验革命党或革命党人是否真正革命的，只要看他们对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态度，这是一点也不能作伪的。”
       瞿秋白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主要有：农民是中国革命之伟大力量，没有农民参加革命必不成功；发动农民革命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地农有；解决土地问题要靠农民自身的斗争；农民革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必须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主要表现为对农民革命的领导权。这些思想作为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6．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瞿秋白也是在党内较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代表。1923年他就指出，中国问题解决既需要“武装斗争”又需要“群众运动”，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同时并进相互为用”。他总结五卅运动未能胜利的三条教训之一就是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他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因此他主张“武装平民”，建立“人民的国民革命”。1926年4月他写了《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的问题》明确提出：革命战争是主要的形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前夕，瞿秋白大声疾呼：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万分必要，无产阶级为自己阶级经济政治权利而力争民族的解放，他不但需要革命战争，并且是革命战争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领袖权之斗争。由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阻力，只是在“八七”会议上及其后，他的这一重要思想才成为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并很快变成党的实践行动。
       总的来看，瞿秋白的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有：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共产党必须十分重视；共产党要参加和领导武装斗争，要与国民党争对军队的领导权；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武装，要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要领导和组织农民暴动，建立农村政权，实行农村割据。后两点在他主持的“八七”会议以后由他领导的党中央予以坚决贯彻。同时，瞿秋白也在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他明确提出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主张“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地域”、“创造农村割据”。他在1927年12月10日所写的《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分析了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不同，中国革命不能有俄国革命“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应首先控制农村，通过农村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并使革命势力汇合起来，创造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工农政权胜利的局面。瞿秋白的这些极为有价值的思想，同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里提出的思想已经非常接近。
       7．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建设
       瞿秋白还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瞿秋白1921年2月27日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1期发表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论述了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小组等，6月发表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情况，这可视为中共党史研究开山之作。瞿秋白系统研究中共党史的代表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这是对他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和中国劳动大学中共党史讲义以及1928年撰写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深入，较之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更加系统性和体系化。《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虽然还只是一个大纲，但它理出了中国共产党创立至1929年党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对党的历史事件、会议和方针政策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关于党的建设，瞿秋白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要在党的领导之下，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要不断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纪律性，实行集体指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随后他又提出必须严格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和党员的思想教育，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
       8．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化
       瞿秋白马克思中国化的革命实践，还表现在对唯心史观文化论争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宣扬上。
       在中西方文化论战中，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胡适、陈序经、张东荪、吴稚晖为代表的西方文
       化派，均走向了极端。李大钊、陈独秀的加入，一度将争论推向高潮，但在斗争的同时，他们对新文化的方向也是不明晰的。如李大钊曾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但对于“第三新文明”是什么则没有明确。瞿秋白投入论争，肇始于“五四”以后创办《新社会》旬刊，成熟于从苏联回国后主持《新青年》季刊，发表了《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重要文章。瞿秋白认为文化上的“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因此，二者的区别是：“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并且“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险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只有“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才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这样，瞿秋白利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武器，不但对“全盘西化”的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抱残守缺”的封建复古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把文化论争与解决提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和境界，使文化论争体现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价值，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的分析比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观点显得精细而系统，因而代表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可以说，瞿秋白的文化观是对中国20年代文化问题论争的比较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他成为成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东西方文化的第一人。另外，他精心编选鲁迅杂文，倾力写成《(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全面、正确、科学评价鲁迅的第一人。他积极倡导大众化文艺，不但创作了一批仿民间歌谣的通俗词曲，还撰写了一批理论文章并积极投身当时的文艺论争，奋力批判反共、反苏、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和所谓的“自由人”及“第三种人”。1932年瞿秋白编撰成10万余字的《新中国文草案》，从9个方面系统推出了他主张多年的采用拼音方法写出的“新中国的普通话文”。不能不承认此方案是中国语言学、文字学研究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写作、苏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翻译及语言文字学研究诸方面获得全面丰收，使他无愧为大众化文艺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和出色的语言文字学者。
       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尤其是文艺观，可以概括为：第一，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人类文化，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问题。瞿秋白认为，历史唯物论只是研究工作的“指南”，而决不能是“机械论”，不是死板的公式和标签；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必须坚持“批判的精神”，在批判中学习、在学习中批判，在分析批判中继承和发展。瞿秋白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仍有很大的指导性意义。第二，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大众文艺”观。这一思想为毛泽东所吸纳和发展，成为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经典表现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的技术文明”。“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入艺术的人生集合的和谐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入艺术的技术文明。”瞿秋白在肯定科学技术的价值的同时，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及其自身的局限性，并提出和谐发展。这一思想至今仍有重大价值。正因为瞿秋自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出发，提出比较系统的无产阶级大众文化观，并参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和无产阶级文艺的首倡者。
       瞿秋白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代表了党在幼年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认识的最高成果，表明了瞿秋白不仅较为正确地把握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而且他能够自觉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成果无疑都被毛泽东吸收并在实践中加以丰富、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瞿秋白所理解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更多的则是列宁主义，是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因而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失误。对此，我们应该进行客观评价。
       (责任编校：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