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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党的“八大”前后，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探索，主要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立场转变的客观过程与历史趋势；“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右斗争以后，仍然应当实事求是地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只有一小部分右派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仍然属于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如何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与政治归属。由于历史原因，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索总结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也反映出“八大”路线的最终中断是难以避免的。
       关键词：周恩来；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党的“八大”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3-0063-05
       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地将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两个部分。前者属于依靠对象、后者属于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对象。1949年12月30日，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和副部长的钱俊瑞说道：“争取、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新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毛主席告诉我们：‘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写道：“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致使如何看待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具有更加严肃的意义。1951年9月，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起组织后来发展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则直接将如何贯彻落实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提上议事日程。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以自己亲身经历，运用历史辩证法，从学习、实践与锻炼三个方面，阐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客观过程和历史趋势。
       第一，中国革命的实践促使知识分子从民族立场走向工人阶级立场。
       周恩来指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尽管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但是，其中大多数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的脑力劳动者。而且，由于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尽想”。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他们“从民族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
       但“由人民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即使已经入党的知识分子，或是工农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也不能说是站稳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工人阶级的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我们应当认识这个思想转变的发展过程，“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第二，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转变应当依靠自觉、依靠真理和事实的力量。
       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思想转变应该采取明确的阶级立场，才能保持鲜明的政治态度。但是，“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因为，“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最有用处的”。同时，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的选择，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应当允许怀疑。“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民接受。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怀疑并不等于对立”。也应当允许观察。“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实践可以了解问题，进而提出新的认识，接受新的道理。
       周恩来关于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既是脑力劳动者，又能够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特点而逐步完成革命知识分子向人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历史转变的思路，是有助于解决当时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认识问题的：即如何认识旧社会大部分知识分子既被称为被雇佣的脑力劳动者，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矛盾提法。
       例如：在1950年8月20日公布的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关系知识分子的问题，由他本人执笔的补充规定和若干新决定指出：“(一)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的，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二)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同。但私方经济机关和企业中的资方代理人不得称为职员。”“(三)自由职业者。一切依靠独立经营为生，但不剥削他人的医生、教师、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等，称为自由职业者。这种自由职业者为了执行自己的业务，有时雇佣助手或雇工助理家务劳动，有这种雇工行为的人，不算入剥削者范围之内。这些人如不进行独立营业而受雇于国家的或私人的机关中服务，则称为职员。”
       但刘少奇于1953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又说道：“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这是我们阵线的基础，是最重要的，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另一个是劳动人民和一部分可以联合的剥削者及其代表的联盟，即在工农及其他劳动者联盟的基础上，再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结成联盟。”这个判断是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深入。它使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有关的知识分子，其阶级定性陷于究竟是雇佣劳动者，还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剥削者这样一个两难境地。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1951年5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着重从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因此，这个难题已经表明：当时是从旧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和立场观点上来断定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而不是从其雇佣劳动者的经济地位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来看待其所受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列宁曾指出道：“知识分子之所以叫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自觉地、最彻底地、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知识分子作为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完全能够承担起这个历史赋予的使命。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将旧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与阶级定性划等号。况且，从他们的雇佣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感上说，其立场观点与思想感情是可以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发展而逐步改变的。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三大批判运动”，尽
       管具有思想革命的意义，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其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以人人“洗澡过关”方法，将思想认识等同于政治认识、以政治批判代替思想教育的做法，就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性质上看待其思想转变的主观主义做法。
       二
       1956年1月，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即将来临，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问题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郑重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结论。
       第一，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周恩来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兴衰。“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以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功能说明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和主体，然后明确提出：“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这种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基础的，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与知识分子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联系起来，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者奠定了理论基石。
       第二，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不仅在于知识分子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是在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这个理论高度说明问题，更能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因此，周恩来再次强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客观过程，并且指出：党领导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以及改进工作方法，提高业务能力等方面“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接受工人阶级思想”。这种符合思想转变规律的改造方式，使“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大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和政治归属的实事求是地说明。而且，将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也为知识分子发挥其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奠定了思想感情基础。但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仍有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如果不能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斗争中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则将一事无成。这个结论无疑是革命战争年代成功经验的反映，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从世界观上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坚持先改造思想、后发挥作用的思路，极容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产生“左”的情绪。
       第三，知识分子的力量发挥和思想改造应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看待。
       周恩来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他们“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这种思想认识的实质，还是将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或者说是将知识分子的思想作风和语言行动作为判断他们是否已经完成其阶级属性转变的衡量标准，从而难以认识或者说是不去认识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周恩来指出，各级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应该转变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对于知识分子力量的发挥，必须认真作到：“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的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须坚持“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相应地说，一是“应该把组织知识分子参观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使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影响他们思想转变的最为广泛和直接的力量；二是通过业务实践和业务能力的提高，使科学技术人员信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三条道路的改造，都是思想斗争。而“在思想斗争中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转变，必须通过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此，还应当区分思想上坚持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错误，而行动上“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的界限。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而发挥其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正确结论，是党领导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必然，也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思路。可惜未被毛泽东和党的“八大”所认可与接受。
       三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将个体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定性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并且指出中国大部分农民都有这种积极性。而邓子恢以及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有着“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从此以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席卷全国。1956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将“多、快、好、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提出来。同年初，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又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从此以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作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途径，成为必然的趋势。
       1956年9月，为迎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党
       的“八大”在京召开。“八大”的决议明确提出：“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我们必须经过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业余教育，大量培养新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让他们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转变为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新知识分子”。
       这个提法与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对于发挥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之积极性的指向是不同的。前者认为旧知识分子必须先改造其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然后才能在群众运动中发挥其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后者认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可以作为依靠和信任对象，在发挥其难以替代的作用中与工人、农民一同进行思想改造。显然，“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是“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反映。
       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并将之转换为人民内部矛盾，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5月，毛泽东决定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整党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矛盾，以便通过党的群众路线而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而在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极少数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议论，是与这个宗旨相背的。也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本没有想到的。
       由于缺乏充足的思想理论准备和长期从事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毛泽东转而从阶级斗争和世界观及人生观上看待国际国内的事件和极少数否定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进而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还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彻底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而且，要以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焕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强大精神动力。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做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哪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来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力图依靠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最终导致反右斗争扩大化、并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动力。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明确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矛盾作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的组成部分，从而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将知识分子作为两个剥削阶级之一。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还能不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作《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论知识分子的问题》等文中，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探索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重要地位的问题，为纠正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作了艰巨的努力。
       第一，贯彻落实“双百方针”仍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周恩来明确指出：反右斗争以后，“双百方针”开始陷于“左”的思想误区：“几年以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即以“主观主义”定框子、以“人性论”抓辫子、从“思想上政治上”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从“历史上”和“家庭上”挖根子。特别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因此，坚持“双百方针”必须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即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导精神生产；不能将思想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处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考验；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批判继承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遗产，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领导文艺工作必须深入群众，多做自我批评。总之，应当遵循客观规律，以贯彻落实“双百方针”。
       第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仍然属于“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
       针对当时将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范畴的误区，周恩来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其一，旧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容易接受并传播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是不能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即使如此，还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而“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到为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其二，旧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社会教育和服务对象成为不能否认的“三条根”。说明他们“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类型”。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其三，按照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之阶级联盟的定义，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联盟。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因此，“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主要是对农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说的”。而且，根据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其四，旧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过程，“使得他们也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党和国家有必要与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而且“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与考验，
       特别是最近两年，全国人民除少数反动分子外都经住了这种考验”。当然，“总有一小部分人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保持原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改造甚至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右派”。但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不能将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作为政治思想问题，“特别是对科学上生产上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即使“是对一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我们在政治上还是把他们算在联盟之内，对他们进行教育”，以收实效。
       第三，改变党的领导方法以团结、教育和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的胜利，也是知识分子的光荣。”但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还有一个方法和感情问题。首先，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而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否则，“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其次，“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的领导”。不能由党员个人“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再次，“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同时，“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懂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最后，应当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必须坚持“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改造要靠自觉”、“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人总是有缺点的、永远不会有完人”的原则与立场，才能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切实达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的，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
       1957年7月后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周恩来力图突破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错误束缚。但是，这个努力被认为是“非阶级的观点”。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郑重提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使“八大”的路线和方针最终被中断。但是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为邓小平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作出“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校：彭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