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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与文学]西方翻译能力研究:回眸与前瞻
作者:王湘玲 汤 伟 王志敏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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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翻译能力为核心的翻译过程研究已发展成为西方翻译学前沿性的研究领域之一。翻译能力及其相关模式的研究可为全面提高译员的翻译能力和译员培训的质效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鉴于国内相关研究在理论综述和实证方法方面的不足,本文集中引介了西方翻译理论在这一领域的成果,重点阐述了2003年至今西方针对翻译能力及其模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题、内容与方法,指明了其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旨在为国内翻译能力研究的开拓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翻译能力;理论研究;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2—0103—04
       一 引言
       翻译作为一种双语活动,涉及“人类大脑中最复杂的认知过程”。图里(Toury)认为,“翻译行为必备翻译能力”,翻译实际上就是在“翻译能力与翻译行为之间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活动,对翻译能力及其构成要素的分析和揭示,对系统描述翻译行为、有效认识翻译过程和培养译者翻译能力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目前,以翻译能力为核心的翻译过程研究已发展成为西方翻译学前沿领域之一,实证方法的使用,发展了有关翻译能力的研究内容,有利于建立一系列较成熟的翻译能力构成模式,从而为译员培训和译者翻译能力的培养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具体的实践方法。与迅速发展的西方翻译能力及其模式研究相比,国内译界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学者(文军,苗菊等)关注这一领域,并针对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与翻译教学的关系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然而国内研究具有明显的不足:1)对西方翻译能力的理论性研究仅涉及2000年到2003年西方的相关研究成果,对21世纪以前的理论研究状况未从历时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回顾,2003年以来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更未见触及,因而无法全面、系统地把握其相关的研究背景和发展动态;2)目前国内针对翻译模式的研究仍停留在简单的归纳和阐释,在相关的实证研究这一领域内尤其明显滞后于西方。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回顾和分析西方翻译理论中有关翻译能力及其模式的研究,尤其是翻译能力的界定、成分构成、分析和评估方法等,以求弥补国内相关文献研究的空缺;重点分析2003年后针对翻译能力及其模式的实证研究成果,阐明其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国内翻译能力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 翻译能力研究
       什么是翻译能力?不同的研究阶段、研究背景、理论假设孕育了不同的翻译能力的界定。以下主要介绍三种不同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翻译能力的定义及其内涵。
       
       (一)双语能力(ideal bilingual competence)
       哈里斯(Harris)是西方译界最早提出“双语者(a bilingual)”这一概念的研究者,他认为,双语者就是“生成的译者(a natural translator)”,除了习得两种语言的能力以外,双语者还具备将一种语言用另一种语言译出的认知机制和能力,图里也说,双语者是拥有“天生的翻译能力”的人。由于翻译能力被看作“理想的双语者”内在的认知结构,翻译能力的描述更多的是对其主体(即双语者)的观察和研究。
       事实上,译者只具备双语素质(bilingual predis—position)是不够的,由于翻译能力涉及译者的双语语言、文化以及经验知识的结构,这些结构的内在运作势必牵动一种“转换机制(transfer mecha—nism)”,它在特定的语言活动中激活译者的翻译能力,完成两种不同语言形式、内容和功能的转换。图里将这种转换机制解释为“双语和语言迁移能力”,也叫“语际能力(interlingual competence)”,威尔斯则(Wilss)进一步提出了“语际超能力(interlin—gual supercompetence)”的概念,包括“原语接受能力”和“译语产出能力”。切斯特曼(Chesterman)则认为所谓较高的语言能力就是指“凭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翻译能力的高低则主要视译者语言机制、语际转换机制和信息结构而定,这种观点将超语言能力因素和认知结构引入翻译能力的研究当中,促使其全面而深入地发展。
       (二)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20世纪70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意义产生的作用,翻译活动被视为一种交际活动,其语言形式和内容必然与语言的交际功能密不可分,因此译者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的语言知识、结构和表达,还应具备在特定语境中使用最适合的语言形式产出正确译文的能力。海姆斯(Hymes)首次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概念,认为交际能力既有赖于语言知识的掌握,也包含使用语言的能力,这种观点打破了自乔姆斯基以来的行为(performance)和能力(competence)的二分法,使社会文化因素进入到翻译能力研究的视野中来。在此基础上,语言学家斯韦恩(Swain)把交际能力分为四类,包括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语篇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和策略能力(strate-gie competence)。
       在以上观点的影响下,翻译能力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交际能力,然而,交际能力仍然无法全面地体现翻译能力的特殊性,许多相关的研究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拓展。
       (三)多元能力(multicomponential competence)
       翻译能力实证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诺伊贝特(Neubert)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能力构成的五个参数,即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文本能力(textual competence)、主题能力(subject compe-tence)、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和转换能力(transfer competence)。这几种能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翻译能力有别于其他领域的交际活动,其中,转换能力是最主要的参数,控制和协调其他能力的运作,以上各种能力以何种状态和方式与转换能力结合实现相互协调和转化是有效实现翻译活动的关键。诺伊贝特进一步阐述了翻译能力的七大特点,即复杂性(complex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近似性(approximation)、开放性(open-ended-ness)、创造性(creativity)、境遇性(situationality)和史实性(historicity),它们构成了翻译能力的背景特征,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末。可以说,翻译能力的
       这种多元性既体现了翻译活动与其他交际活动截然不同的特殊性,也反映了译者知识结构、认知机制和能力因素的复杂程度。作为当代翻译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西班牙学者皮姆(Pym)也提出翻译能力由诸多成分构成,鉴于翻译活动涉及各种不同内容和形式,对译者的认知功能和技巧提出不同要求,因此翻译能力是一种复杂的、由知识、能力和策略等要素构成的总和。
       由于翻译研究领域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翻译能力是由一系列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因素有机构成的,因此任何一种单一的描述方式都无法揭示翻译能力的全貌,翻译能力模式的建立和研究也就应运而生,并成为解决翻译能力定义、构成和运作的重要研究方法。
       三 翻译能力模式的研究现状
       (一)理论基础
       模式一词最早来源于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建筑学模式和对象运动理论,根据Alexander的观点,模式是世界上特定系统的通用解决方案。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模式定义为信息赖以存在和传递的形式,它主要是标志物件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强调的是形式上的规律,而非实质上的规律。这样看来,翻译能力模式是翻译能力存在和运动的规律和形式,是从翻译行为的方式和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它能表现翻译能力的外在形式,并能起到标志翻译能力内部各要素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的作用。因此,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翻译能力模式对把握翻译能力的内涵、了解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和提高翻译能力培训的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证研究
       1.翻译能力模式的建立
       进入21世纪,多学科交互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翻译学的学科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关于翻译能力的研究也不再只局限于对译者行为表现的观察或对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而是积极地引入跨学科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引入实证研究的方法,在观察翻译过程的现象中获取可靠的数据加以科学分析,建立全面、可验证的模式并对其进行系统的描写和分析。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一批学者组成了翻译能力习得过程和评估专项研究小组(PACTE——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对翻译能力及其模式进行了专门的立项研究,通过大规模的翻译能力培训项目和实证调查取证对翻译能力习得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将翻译能力界定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要的、潜在的知识、技能和策略体系,并建立了一套翻译能力构成模式,包含了六大次能力(sub-competence),即双语能力(1anguage sub-compe-tence in two languages)、非语言能力(extra-linguis-tic sub-competence)、工具/职业操作能力(instru-mental/professional sub-competence)、心理-生理能力(psycho-physiological sub-competence)、转换能力(transfer sub-competence)和策略能力(strate-gic sub-competence)。
       2000年,他们对以上各构成要素进行了更为动态的描述,认为翻译能力是由相关的、有层次的、可转化的、动态的次能力构成的能力总和,其中转换能力处于中心地位。而在2003到2005年,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PACTE对已有的模式又进行修正,提出了更新的模式(如图1)。新模式把策略能力置于中心,认为它对协调各次能力之间的相互转换和运作起到最重要的作用:
       (1)双语能力,主要指使用两种语言进行翻译活动时所必需的操作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由两种语言的语用、文本、语法和词汇知识等构成。
       (2)语际能力,主要指两种语言所涉及的文化、百科知识和相关的主题知识的掌握。
       (3)翻译知识,主要是对翻译的性质、过程和运作的表述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包括翻译单位的种类和选择、翻译程序、技巧和策略、翻译问题的种类等。
       (4)工具使用能力,主要指运用各种资源和媒介的能力,涉及相关书面资料、人力资源、翻译工具、信息与通讯技术和资源的使用。
       (5)策略能力,主要是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技能,是至关重要的次能力,它协调各次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弥补其缺失和不足。
       (6)生理、心理能力,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效控制认知机制中的各种要素的能力,具体有生理、心理素质和心理能力,包括记忆力、感知、注意力、情绪、创造力、逻辑能力等。
       迄今为止这一模式是西方翻译研究领域中最新的翻译能力模式,其科学性也得到了许多国内外研究者的认同,许多翻译能力的后续研究基本上都基于这一模式。
       四 结语
       纵观西方翻译能力理论研究的历史、翻译能力构成模式的建立、发展和现状以及近年来最新的实证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翻译能力的内涵逐步扩大,对翻译能力的认识从早期的、单一的语言能力逐步延伸到由多种技能、机制和因素构成的复杂的、有机的、动态的能力综合体。
       2)实证性的翻译研究快速成为翻译能力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大大提高了该领域研究的科学性,增强了翻译能力模式的描写性和解释力。
       3)目前针对翻译能力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西班牙、英国和巴西等研究重镇,其实验设计和实施基本都建立在译员培训的基础上,以培养学生译员翻译能力为目的,因此研究成果往往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西方翻译能力实证研究显然有许多重要发现,但在某些方面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如何把翻译市场的真实需求和标准纳入翻译培训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和科研范围?如何均衡地对非语言能力、翻译知识、生理-心理因素、工具/职业能力进行适度的研究?笔者相信,未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更加系统化,其研究手段更现代化、实证实验研究更科学化;以翻译市场为导向将使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更有利于全面提高译员的翻译能力和译员培训的质效,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