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真德秀的选学观深受唐代古文运动的浸润，也深受南宋程朱理学重道轻文的文艺思潮激扬。《文章正宗》其文体分类、先后次序、选文范围等，体现了南宋正统文学重视作家道德修养、轻视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风尚，同时反映了真德秀尊王尊圣、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在选学领域的申发，烫烙着南宋偏安王朝的社会印痕，褫夺了文学以抒情为基本特质的功用。
[关键词]《文章正宗》；编选体例；真德秀；宋代理学；选学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2—0088—04
编刊文选在南宋风靡一时，成为文学家表达文学思想的重要方式之一。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于绍定五年(1232年)编纂的诗文选集《文章正宗》(以下简称《正宗》)24卷，被认为是南宋理学家为“全面控制文坛而提供的范本”。但不可否认，《正宗》“从文体的表现方式着眼，对文体形态的宏观把握，应该说基本概括了中国所谓或‘文’或‘文章’的实际构成状况”，这是《正宗》对中国文体学最大的贡献。
《正宗》的文体分类、排列次序、选文原则都标榜“明义理，切世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体现了以真德秀为代表的南宋正统文学重视作家道德修养、注重文章为现实服务的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
一 尊王尊圣的选学观
真德秀身为偏安朝廷的文臣，具有强烈的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政治观念和文学观念。《正宗》采用四级分类的编选体例，将辞命、议论、叙事、诗歌作为第一级，第二级又以周天子辞命开篇，选录《国语》、《左传》中《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隧》、《景王使詹桓伯责晋》等37篇关于周王训诫诸侯的辞命，以此表达真德秀彰显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思想。这种思想还体现在辞命分列赐夷狄书类、叙事分列伐夷类。赐夷狄书收录了《
汉书》中《遗匈奴书》3篇。伐夷类中收录《左传》中《中行穆子败狄》、《富辰谏以狄伐郑》等篇。这些篇目体现了鲜明的尊王攘夷的思想，和南宋盛行的《
春秋》学宣扬大一统的政治观念不谋而合。
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以下简称《纲目》)谈论辞命时说：“文章之施于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为重，故今以为编之首。《
书》之诸篇，圣人笔之为经，不当于后世文辞同录，独取《
春秋》内外传所载周天子谕告诸侯之辞，列国往来应对之辞，下止两汉诏册而止。学者欲知王言之本体，当以《
书》之诰、誓、命为祖”(《纲目》)。在真德秀看来，辞命是读书人学习写作、提高个人修养的最好教材，而辞命中最正宗的文章首推《
尚书》，因为《
尚书》传达了圣人和王者的思想。其中诰、誓、命，圣人以为是“王言之重”者，故“录之以示训”(《纲目》)。他把记录圣王、圣人言辞的辞命置于卷首，目的就是要突出辞命的重要地位。关于春秋诸国往来之辞，真德秀引吕本中阐述编辑的原因说：“当时圣人余泽未远，涵养自别，故辞气不迫如此，非后世人专学言语者比。”(《正宗》卷1《王孙圉对赵简子》后注)他认为诸国辞命之所以成就很高，是因为这些辞命深受圣人思想道德的润泽，非后代讲究语言技巧的文辞所能比拟。
二 重视礼制道德的选学观
儒家的典籍在谈论治国方略、评判事物，以及探索历史发展趋势时无不以儒家礼制和道德为标尺，真德秀也不例外。他任礼部侍郎时，曾上奏理宗云：“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晋废三纲刘、石之变兴，唐废三纲而安禄山之难作。”(《宋史·真德秀传》)明确指出道德纲常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基础，没有纲常必生祸乱。所以，《正宗》仅议论一门所收论礼的文章就有24篇，论德的10篇。如《臧僖伯谏观鱼》论出行之礼，《司马子鱼论用人于社》论祭祀之礼，《穆叔论立子稠》论立子之礼，《子产论晋侯疾》论男女之礼，《孟僖子语大夫》则称赞孔子重礼等等。
到南宋后期，理学家把作家的道德人格和文格视为一体，宣扬有德者有文章，无德者无文章的思想。真德秀甚至认为无礼无德不仅不文，而且不足以立国、立身。曾上书皇帝，提出以德治国，他说“陛下傥能敬德以迓续休命，中原终为吾有”(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卷25)。如果国家真正实现以德治国，恢复中原也就指日可待。他在《子服景伯论黄裳元吉》尾注中，指责南蒯无忠信仁和之德，将必然导致失败。《叔向论楚子干得国》注，批评子干无德不适合做国君。《定王使王孙满对楚子》则表现了德重于鼎的思想，“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强调以德治国，是否有借此讽刺赵汝愚宣扬“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宋史·赵汝愚传》)，企图篡夺皇位的寓意，今天不得而知，但强调以德感化四方却勿庸置疑。辞命类中《楚屈完对齐侯》一文，以屈完的口气，就表达了“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的宏论，显然真德秀是有意在标榜以德治天下的设想。
三 经世致用的选学观
真德秀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地方及朝中任职，对南宋王朝面临的严峻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他力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能有所作为，倡导学以致用。所以他对文学的评判，对作品的审视“完全是以文章的实用价值而不是文学价值作为衡量的标准”。他在《纲目》中说：“士之所学，所以穷理而致用。”我们从《正宗》所选文章也可以体悟到，经世致用贯穿全书，真正体现了真德秀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和对国计民生的关注。
《正宗》维护国家主权的选学观体现在辞命类春秋列国往来应对之辞中。春秋时期诸侯盟会征伐频繁。各国交往，外交辞令就是“枢机之发，荣辱之主”(《正宗》卷1《子产对晋人问献捷》注)，不仅仅展示个人的口才和外交智慧，而且往往表达诸侯、使臣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南宋后期，宋金两国一直处于长时间的相持阶段，双方特使互相往来，外交言辞便显得格外重要。真德秀曾充当出使金国贺位使，由于金国内乱而中途返回。他对外交言辞的重视，和他对国家主权的认识密不可分。《正宗》编选这类辞命文章，正是为了表达真德秀自己对南宋外交政策的认识。其中选录的《左传》中《郑子产告赵宣子》、《郑公子騑于晋盟》等文章，就有不少郑国子产、子驷等人维护郑国权益的言辞。尤其8篇子产辞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子产在晋楚两个大国围困之下，为维护郑国权益所作的不懈努力，充分肯定了子产在保卫国家利益斗争中所展示的个人魅力和取得的功绩。这和真德秀一贯反对同金、蒙两国议和，反对通过进贡求取苟安的思想不谋而合。
《正宗》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和真德秀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
宋史》本传记述，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上书宁宗，指陈南宋之“忧不在敌而在我”，国家的危机在于朝廷的“上恬下娱”，提醒宁宗“邻盗不可轻，幸安之谋不可恃”。《正宗》24卷，收录圣贤、贤臣论谏、论
说的议论、叙事就占了15卷，内容非常详备，关乎时政、灾异、游畋、淫侈、宗室、女宠、佞幸、食货、征戍、边备、刑罚、职官、举劾、道术、都邑、陵庙、分封、褒奖、治河、作战、从谏、伐夷、备火、戒骄等，几乎涉及国政的各个方面。真德秀的编纂目的，除了表明自己的治国理念外，恐怕还有为朝臣提供学习借鉴历史教训和写作文章范本的设想。
叙事类中一些关于治乱兴衰的篇目，如卷16收录的《叙晋文始霸》、《叙晋人弑厉公》、《叙宋乐喜备火政》、《叙子产从政》、《叙晏子辞宅》、《叙楚灵王之败》等文章，可以考见政事成败得失的原因，具有以古鉴今的意义。卷16《叙郑庄公叔段本末》、《叙晋重耳出亡之本末》，表现了兄弟之间围绕王权展开的斗争，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据《宋史·史弥远传》，嘉定十七年(1224年)奸相史弥远发动废除太子、拥立赵昀为帝(理宗)的政变，擅权用事，引起皇室和朝廷的动荡。真德秀“与史弥远及其党羽对抗”，一月之内四次辞免直学士院，“弥远益严惮之，乃谋所以相撼”(《史弥远传》)。史弥远擅权长达26年，“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沦敔，法度废弛”(魏了翁《鹤山集》卷18《应诏封事》)，曾公开引导来客参观收受的贿赂品。面对南宋日益腐朽的国政，真德秀也想有所变革。其中卷17叙事类《太史公叙秦孝公变法》，实际表明了他希望南宋王朝顺应时势进行变法的愿望。另外，诗赋类选唐诗333首，其中杜甫诗125首，占三成余，很显然真德秀看重的是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主题。如卷24，注杜甫《叹庭前甘菊花》说：“此诗讥小人在位，贤人失所也。”又《秋雨叹》注云“此诗刺贤者退处，而民渐溺于涂炭也”，注文紧扣国计民生。
四 崇经尚古的选学观
真德秀的选学观和唐代古文运动一脉相承，承继古文家独孤及文章“大抵以五经为泉源”的衣钵(独孤及《毗陵集》卷13《赵郡李公中集序》)，主张文章本道尊经。真德秀认为辞命类文体源于《
尚书》，议论、叙事类源于《
尚书》、《
春秋》，而且《
尚书》之《尧典》、《舜典》与《
春秋》，纪一代之始终，是后代本纪的源头。《
尚书》之《禹贡》、《武成》、《金滕》、《顾命》等，纪一事之始终，是后代志、记文体的源头。就是诗赋一体也滥觞于《
尚书》中《赓歌》、《五子之歌》等古诗。真德秀甚至强调只有“体本乎古，旨近乎经”的文章才是“正宗”文章的观点。他在《两汉诏册》结尾引朱熹之言云：“三代之训、诰、誓、命皆根源，学问敷陈，义理粲然，可为后世法。”他和朱熹一样，对三代文章念念不忘，认为“《
书》之《大禹》、《皋陶》、《益稷》、《仲虺》之语，《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高宗肜日》、《旅獒》、《召诰》、《无逸》之政，则正告君之体，学者所当取法”(《纲目》)。
韩愈自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16《答李翊书》)，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真德秀继承了韩愈的文学观，大量选录先秦两汉史传文。在他思想中，上古三王时代是历史上政治清明的理想时代，春秋时有孔子等圣人，天理倡明。两汉浸润圣人余泽，文尚质朴，可资学习者较多。汉代以后，圣人之德不昌，圣人之学不传，文章几无可取者。《正宗》将唐文附于汉后，原因在于符合他编选标准的唐文实在太少，“不能自为类”(《纲目》议论条)。
《正宗》编选诗文1185篇，其中散文691篇，计《左传》133篇、《公羊传》11篇、《谷梁传》10篇、《国语》35篇、《
战国策》8篇、《
史记》65篇、《
汉书》271篇、《
后汉书》29篇，又班彪1篇、徐斡1篇、诸葛亮2篇、韩愈76篇、李翱4篇、柳宗元45篇。先秦两汉文563篇，占所选散文的81％；唐文125篇，只限于韩愈等三位古文家的作品。诗歌共494篇，虞夏以来至汉魏63首，晋宋至唐前98首，唐代333首，其中杜甫125首，唐代约占70％。真德秀文重先秦两汉、诗重盛唐的选学观直接开启了明代李梦阳等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思想。
五 摈弃辞藻技巧的选学观
《正宗》对文章辞藻的摈弃和崇经尚古思想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过于强调文章的内容，忽视艺术形式对表达内容的积极作用。这一思想，首先体现在文章体裁的取舍方面，骈体文、格律诗一概拒而不收。原因在于后代文章过于骈俪，不利于义理宣扬。即使辞命一体，汉文帝之后可取者也不多。真德秀在《元帝使车骑将军谕单于诏》后注中说：“自汉及唐，惟兴元赦令，能兴起人心，以其辞尚偶俪，故不入《正宗》而附于此。”(《正宗》卷3)在他的编选视野中，骈体文属于打击的主要对象，即使内容较好，因文体所限也一应排斥。同样，真德秀在论述议论文体时也反映了这一选学观，自晋及唐，奏议“尤卓伟者，魏文正、陆宣公论建所及，皆正君定国之言，篇数既多”，但“其文可尚偶俪”(《正宗》卷11《再出师表》后注)，也不予收录。至于诗歌，由于深受朱熹“至律诗出而后诗之古法皆变”的影响(《纲目》诗赋条)，即使“律诗虽工，亦不得与”(《纲目》辞命条)。
为了贯彻“明义理，切世用”的选文标准，尽管真德秀自己写作也讲究辞藻的工整，但他对文章的辞藻技巧大加挞伐。他在《沉简肃四益集序》中进一步高扬“文辞，末也，事业，本也”，“以实学见实用，以实志起实功，卓然有益于世”的文学观(真德秀《西山文集》卷28)。他认为讲究文辞不利于宣扬义理，所以辞虽工而亦不录。真德秀完全对立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似乎两者存在不可统一的矛盾。他在评论汉代诏令时完全对立“文”与“质”的关系，他说：“自昔方隆之时，事从简实，故文不胜质；及世之将敝，则文盛而质衰矣。”(《正宗》卷3《光武帝作寿陵诏》后注)因此，《正宗》大量选录《左传》，而较少选录《
战国策》，如苏秦文只录其目，不具其文，因为“苏秦游说之士，其辞虽工，不当与《正宗》之列”(《正宗》卷6《李斯谏秦王书》后注)。《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后注也认为“用事太多，而文亦寝趋于偶俪”(《正宗》卷11)，不予收录。这也是真德秀对李密《陈情表》录目而选文的原因所在。
我们比较《文选》与《正宗》，真德秀选学观会显得更为清晰。《文选》收录诗文762篇，《正宗》收录诗文1185篇，和《文选》属于同一时代的文章727篇，两者篇目大体相等，但编选的同一时代的相同篇目却只有80篇，仅占全书的九分之一。《文选》看重的赋体文、骈体文，《正宗》弃而不选。《文选》编选陆机诗文达111篇，《正宗》仅选了4首；《文选》编选江淹诗文34篇，潘岳诗文22篇，《正宗》一篇未收。相反《文选》很少选录的《左传》、《国语》、《
史记》、《
汉书》等史部文章，《正宗》却大量选录。说明《文选》所重在辞藻审美，《正宗》所重在义理致用。
《正宗》选文严格遵循理学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原则，虽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忽视文学的抒情言志、陶冶性情的美感特质，影响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鉴赏性。真德秀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为了弥补缺陷，他提出创作方法可以效法《
诗经》的比兴手法，不必直言义理，可以写得含蓄而有韵味。他在《咏古诗序》中说：“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门理义之秘。”(真德秀《西山文集》卷27)宋代理学家作诗基本都用此法，期望取得“吟咏性情之正”的效果。
真德秀的选学观深受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具有浓郁的理学色彩。在真德秀、魏了翁的扶持倡导下，“理学诗派的势力和影响遍及天下”，理学诗派成为南宋后期的正统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