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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刘向之《诗经》学家法，前人每有论及。然其论据及研究方法。均仍有可改善之处。本文从家学、异文比较、《诗》说比较三方面，考论刘向之《诗》学家法，以图全面分析刘向《诗》学家法的问题，并希望由此而于两汉《诗》学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刘向；《诗经》学；家法；鲁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2—0009—11
       一　引言
       刘向(约前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历仕西汉宣、元、成帝三朝。向博览典籍，尝校定群书，乃西汉著名之经学家、文献学家。
       向为学既博，博通五经，《诗经》固非其为学之唯一焦点。唯今存向之著作，若《说苑》、《新序》、《列女传》，以及《汉书》所录向之上奏应对，皆引《诗》说《诗》甚富，由是似可细察向之《诗经》学究属何家矣。
       
       汉代《诗经》之学，鲁齐韩毛，四家分立。然鲁齐韩诗，今文三家之义，相继亡佚，后世亦难以观其全。自宋王应麟始为《诗考》，迨及有清，三家诗义，乃至其异文之辑佚，渐趋详密，其中尤以陈寿祺、乔枞父子及王先谦，博采众说，为有清三家诗研究之集大成者。然迄今为止，三家诗之辑佚成果，仍乏学者详细整理、检讨。
       历来均视向所引之《诗经》经文、诗义为辑佚西汉今文诗学之重要材料。故辨明向之《诗经》学究属何家，自是三家诗辑佚之要务。唯前人于向之诗学家法，则人各有说，莫衷一是。当今学界一般均以向之所习为鲁诗，而历来更有学者，扩而张之，将此说用于三家诗之异文辑佚之中，以为向之所引所说，所据全为鲁诗经传。然向习鲁诗一说，至今仍欠周详之分析，故依此而定向之所习，实亦失诸片面。本文即欲考察刘向之《诗经》学究属何家，并借此个案管窥锥指，指出历来三家诗辑佚之部分方法论问题。
       二　前人之研究成果及其评价
       向之诗学家法问题，前人说法，大体有五：
       (一)鲁诗说
       此说始自宋范处义《诗补传》、王应麟《诗考》。范氏《诗补传》云：“鲁诗出于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刘向乃交之孙，其说盖本鲁诗。”王氏《诗考·后序》云：“楚元王受诗于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孙，所述盖鲁诗也。”(案：并见王氏《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二》、《困学纪闻·卷三》。)其余以为向习鲁诗之学者，所持之论据，实亦范、王之所主。此说明显非出于对向所引《诗》说之全面分析，而仅以世守家学之角度立论，实难以让人信服。然若范家相、黄位清、黄奭、马国翰、陈乔枞、王先谦等清代学者均信从是说，现代学者信此说者，亦不乏人。
       (二)韩诗说
       王引之《经义述闻》举《列女传》诸篇与《汉书》所载向之上灾异封事，以为当中说《诗》有与韩诗遗说相合者，故“向所述者，乃韩诗也”。王氏所举若《贞顺传》云“蔡人妻伤夫有恶疾而作《芣苢》”，与《文选·辩命论》注所引《韩诗》合(案：刘孝标《辩命论》：“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苢。”注云：“韩诗曰：‘《芣苢》，伤夫有恶疾也。’”)，即从向之说《诗》与韩诗遗说相合立论；又若向之上灾异封事引《诗》“密勿从事”(案：《毛诗》作“黾勉从事”)，与《文选·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注所引韩诗“密勿同心”，皆以“密勿”为“黾勉”(案：傅季友《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注云：“《韩诗》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亻黾侥也。’”)，此则以字形与训诂相通立论也。马瑞辰《列女传补注·序》复加考证，指出《列女传》所引，唯说《周南·关雎》为“康王晏起，《关雎》起兴”与鲁诗遗诗合(案：见《汉书》注引臣瓒之说。)、引《邶风·燕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案：《毛诗》作“以勖寡人”。)与鲁诗经文合(案：见《礼记·坊记·释文》。)。除此二例，其余引《诗》、说《诗》者，大体均同于韩诗，故马氏以为向之所学，当为韩诗。王、马二人能从三家诗义、异文之比较立论，方法固甚可取，唯向之所引所述虽有同于韩诗之处，实亦未能遽以定向之所述所学为韩诗。因西汉鲁韩之诗义、经文，自非断然有别，故向之所引所述或是鲁诗而有合于韩诗者，此亦足见王、马二人所论之不足。
       (三)兼习鲁韩说
       陈奂《诗毛氏传疏》疏《二子乘舟》云：“《新序·节士》篇云：‘仅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此与《列女传·孽嬖》篇不同。刘子政习鲁诗，兼习韩诗也。韩诗多同毛诗。”案《新序·节士》云：
       卫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息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于是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又使伋之齐，将使盗见载旌，要用(案：疑“用”为“而”字之讹。)杀之。寿止仅，伋曰：“弃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寿又与之偕行，寿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寿无为前也。”寿又为前，窃饭旌以先行，盗见而杀之。伋至，见寿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载其尸还，至境而自杀，兄弟俱死。君子义此二人，而伤宣公之听谗也。
       《列女传·孽嬖传》则云：
       宣姜者，齐侯之女，卫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为太子，又娶于齐，日宣姜，生寿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寿，乃与寿弟朔谋构仅子。公使傻子之齐，宣姜乃阴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杀之，曰：“有四马白旌至者，必要杀之。”寿闻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弃父之命，则恶用子也。”寿度太子必行，乃与太子饮，夺之旌而行。盗杀之。伋子醒，求旌而不得，遽往追之，寿已死矣。伋子痛寿为已死，乃谓盗曰：“所欲杀者，乃我也。此何罪，请杀我。”盗又杀之。二子既死，朔遂立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为惠公，竟终无后，乱及五世。至戴公而后宁。《诗》云：“乃如之人，德音无良。”(案：《邶风·日月》)此之谓也。
       今观二书所记，《列女传》并未有言及《二子乘舟》一诗之作。二书所记唯仅之死事稍有不同。陈氏强谓二书所说《二子乘舟》一诗有异，实强生分别，未足以证向之兼习鲁韩也。又近人向宗鲁《说苑校证·叙例》亦以为向兼习鲁韩，向氏云：“今《说苑》等书取《韩诗外传》文甚多，陈氏《鲁诗遗说考》于用《外传》者，亦以为鲁诗，说大谬。”向氏此说，其毛病正与上引王引之、马瑞辰同，即向之所引，有与韩诗合者，并未能遽以定其必习韩诗也。且向所编之书，其有与《韩诗外传》合者，或因二者有相同之资料来源，并非一定向之取《外传》文，此又为向氏之所未论也。
       (四)存疑说
       全祖望《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卷三》：“问朱竹坨曰：‘刘向所述皆鲁诗未知果否?其亦有所据否?’
       答：‘刘向是楚元王交之后，元王曾与申公同受业于浮邱伯之门，故以向守家学，必是鲁诗。’然愚以为未可信。刘氏父子皆治《春秋》，而歆已难向之说矣，安在向必守交之说也。向之学极博，其说诗，考之《儒林传》，不言所师在三家中，未敢定其为何诗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大张其说，以为定向之治某诗，必先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故亦未敢言向之所治为何家矣。全、余之论可谓知言，虽二人未为向之所引《诗》述《诗》作详细考订，唯其治学态度远较前举诸家可取，且余氏又尝指出向之著作，或有仍自前人之处，故今人只能于其著作中语气出自向者，求其诗说之家法矣。此亦足以发凡起例，裨益后学者也。
       (五)兼采各家，不偏主一家说
       此说为今人吴正岚所主。唯要证明向之所习乃博采诸家，不偏主一家，则先要证明向之所引所说，与各家之说均有同有异矣。然是篇于材料搜集，以至引例论证，均有欠详密，是此说又未成的论矣。
       总括上引诸家所论，前人研究向之诗学家法，方法大体有三：1)论其家学渊源；2)比较刘向著作引《诗》与四家诗之异文；3)比较刘向著作说《诗》与四家诗之诗说。本文即重新就此三个角度，全面分析向之诗学家法。
       
       三　“世守家学”说考论
       前人每谓向为楚元王后代，而元王前受《诗》于浮邱伯，与申公同师，则向必守家学而为鲁诗学，今即就向之家学作一考论。据《汉书·楚元王传》，向之家族谱系如图1。
       向乃元王四世孙，而《楚元王传》云：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邱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元王诗》，世或有之。
       是元王与申公同学《诗》于浮邱伯。元王与申公之《诗》学既同出一源，则二者所守之《诗》，经文应无大别。唯此段文字有一解读的困难，“申公始为《诗》传”、“元王亦次之《诗》传”中之“传”，是否传记之传，仍需细加考辨。《史记·儒林传》：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
       案：“无传疑疑者阙不传”一句，中华书局点校本作“无传(疑)，疑者阙不传”，以为衍一“疑”字，《索隐》云：“申公不作《诗》传，但教授，有疑则阙耳。”即《索隐》所见本亦当作“无传，疑者则阙不传”。《汉书·儒林传》云：“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又《楚元王传》则云：“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似是一云申公为《诗》传，一云申公不为《诗》传，互相抵牾。马瑞辰即谓：
       《汉书》说本《史记》而误脱一“疑”字……陆德明《经典序录》言：“鲁人中公受《诗》于浮丘伯，以《诗经》为训故以教，无传，疑者则阙弗传。”“无传”下亦少一“疑”字，盖承《汉书·儒林传》之误。《史记索隐》亦谓“申公不作《诗》传”则误以《史记》“无传疑”疑字为衍文耳。
       
       今考宋黄善夫、元彭寅翁本《史记》亦作“无传疑疑者”，是宋元本已重“疑”字。然《史记》所录，只云申公以《诗》为训以教，若其文本作“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也只是说申公不传授有疑问之经句说训而已。故即便《史记》真的重“疑”字，亦不能因之以为申公曾撰《诗》传。又《汉书·艺文志》云：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是鲁申公只作《鲁故》之证。而《楚元王传》谓“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或指申公编次《诗》之经本以传，句法与“上始为微行出”同；又或如徐复观先生所言为一时之讹误，亦未可知。然申公之非为《诗》之传记，则甚明，故《楚元王传》但称其所为之书为《鲁诗》，而非《鲁说》、《鲁传》。而“元王亦次之《诗》传”，或亦指元王编次《诗》之经本以传，又或同为讹误，故其亦号为《元王诗》而非《元王传》、《元王诗传》或《元王诗说》。元王、申公编次经文以传，而申公更“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此足证汉初鲁诗之学甚为简朴，以诂训为本，并未有撰成详加诠释或发挥义理之传、说。而鲁诗学之传、说，应是鲁诗学之后学据其师之口说所推阐撰成的。
       由是观之，申公与元王二人均曾编次《诗》之经文，而申公更为诂训而已。申公所为之诂训，当即《艺文志》所录之《鲁故》。据《史记》，申公于高后(187—180)时，与元王子郢(即《楚元王传》之“郢客”)，在长安受《诗》学于一师。又据《楚元王传》所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载，申公此次游学长安，所从学者即为浮邱伯。申公少时曾与元王一同学《诗》于浮邱伯，因秦焚书而各别去，故未克卒业，此次乃其第二次学《诗》于浮邱伯，且与郢客一同卒业。孝文二年(178年)，元王薨，郢客嗣而返楚，故郢客与申公之卒业必在此前，即高后当政之始至文帝二年，约十年之间。而申公所编之《鲁诗》及其所著之《鲁故》，亦当成于其卒业以后。又：
       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立二十三年薨……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楚元王传》)
       申公得为博士及失官二事当发生于文帝元年至二年之间。上引文明记申公于文帝时得为博士，而最迟在文帝二年，申公便已失官，因二年郢客嗣为王，当即返国，而申公因失官而随之归。申公既为博士，其《鲁诗》、《鲁故》很可能已经成篇，用以教授。而他随郢客返楚，则所编之《鲁诗》、所著之《鲁故》亦很可能因而得以流传于楚。《楚元王传》谓元王诸子皆读《诗》，诸子最初所读之《诗》，很可能便是元王所编次的《元王诗》，及至申公之《鲁诗》、《鲁故》流入楚地，诸子或亦因此得以兼读之。
       刘向之祖刘辟强“亦好读《诗》”，辟强父休侯富为元王子，既谓元王诸子皆渎《诗》，则富亦在其列，而辟强少时所读或亦与其父富所读之《诗》相近，应为《鲁诗》、《元王诗》及申公之故训。唯富于景帝三年因楚王戊之乱而避难京师，后得更封为红侯，而辟强则淹留京师以供养祖母，至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是辟强于景帝三年至武帝间均处京师，其或因之而得受别家《诗》说。考景帝时，鲁诗学者王臧、齐诗学始祖辕固生、韩诗学始祖韩婴，均曾处京师，三家之《诗》学，辟强均有机会得闻。今既史无明文，而只谓辟强好读《诗》，则其博览各家《诗》
       学，自非不可。由是观之，辟强之《诗》学已大有可能得自别传，而非独守家学矣，然其于《诗》亦自有家学之源，此又不可不辨。
       向之父德，史但称其“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而未有言其治《诗》、读《诗》，即便德亦习《诗》，因史料有阙，亦难以知其所守之《诗》学为何。刘向之《诗》学为何家，于史亦无明文，其于楚元王已历五代，就《史记》、《汉书》所载，四代以上于《诗》同学者，若从宽而论，仅得韦孟及其五世孙贤、贤子玄成、玄成兄子尝共治鲁诗一例而已，且韦贤之鲁诗学，史传明载其出自大江公及许生，而非承自家学，则世守家学说，似乎难于成立。刘向虽则不无家学传承之可能，然单以世守家学为据，而谓刘向习鲁诗，实亦难以使人信服。不过，刘向之祖与鲁诗渊源甚深，亦是毋庸否认之事实。
       四　刘向引《诗》与四家《诗》异文考
       两汉四家传《诗》，所据经文当非统一，而各有经本，故龚自珍尝谓汉人：“家各一经，经各一师。”由是似可从《诗》之异文，考核学者引《诗》之学派归属。上文亦曾提到王引之、马瑞辰曾比较向所引《诗》与四家异文，而谓向习韩诗，唯其所论，引例不足，似亦有以偏概全之憾。故今当全面比较刘向引《诗》与四家之经文，以察向之所引，是如前人之说只为鲁诗经本，抑其所引亦杂有各家之经文。
       
       据笔者统计，《说苑》引《诗》92次，《新序》引《诗》52次，《列女传》引《诗》129次，《汉书》所载刘向奏议封事引《诗》19次，共292次，当中引逸诗4次，与今本《毛诗》可比者，共288次，涉及今本《毛诗》共123首604句。笔者尝为《刘向引(诗)与四家诗比较表》，以逐句比较的方式，比较向之所引与四家《诗》的经文，然因篇幅所限，未能详录于此。故今大略将比较之方式，录之如下：
       《毛诗》以阮刻《十三经注疏》为本；《鲁诗》则以马衡《汉石经集存》为本，亦间取新近出土之成果，又史传明记某治鲁诗，其所引《诗》，亦并取之；《韩诗》则以《韩诗外传》为主，以许维通《韩诗外传集释》为底本，并取诸书传注若《文选》、《诗考》、《释文》所引之《韩诗》；《齐诗》则以史传治齐诗之学者所引为主，若非史传明记其治《齐诗》者一概不取。而经比较之后，则得出以下的数据(表1，表2，表3)：
       案：向所引《诗》，可比之《齐诗》经句则仅得两句。其一，《毛诗》：“君子好逑。”齐作“君子好仇”，鲁亦作“仇”(《集存》图版一/1)，而向之所引则同于《毛》(列1/3b)。另一条，《毛诗》：“式号式呼。”齐作“式号式嘑”，向所引与《毛》同。由于句数太少，故今不论《齐诗》与向所引《诗》之关系。
       据上诸表可知，向所引《诗》与《鲁诗》最为接近，相同率接近百分之九十，而与《毛诗》、《韩诗》的相同率均只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然各家可比之句数差别太大，且向所引亦有与《鲁诗》相异之例，故亦未可轻言向所引《诗》，必据《鲁诗》经本，当再就当中各例所引，而详细分析之。就表(2)所录，向所引与《鲁诗》异者共六条，分别为(表4)：
       第1条《毛诗·周南·关雎》“君子好逑”：《列女传》所引与之同，而与鲁、齐异。然此或为后人顺毛而改之。
       
       第2条《毛诗·召南·草虫》：《说苑》引作：“未见君子，忧心慑慑。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悦。”(说1/4)作“觏”与毛同、作“悦”与毛异。《说苑》此段故事全取《孔子家语·五仪解》，二者引《诗》亦全同。故其引《诗》异于鲁，或因其采《孔子家语》而未改之故也。
       第3条《毛诗·邶风·日月》“乃如之人兮”：《列女传》所引无“兮”字，鲁韩所引均有“兮”。《毛诗·桧风·素冠》：“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列女传》所引亦无二“兮”字(列4/5a)，王先谦云：“(《列女传》所引)无二“兮”字，乃省文，古书多此例，如“棘人脔脔兮”，《说文》引亦无“兮”字。”是此当非四家之异文。
       第4条《毛诗·邶风·北风》“雨雪其霏”：《列女传》引作“雨雪霏霏”，与毛、鲁异。然《小雅·采薇》有“雨雪霏霏”之句，向引《邶·北风》作“雨雪霏霏”，或因之而误。
       第5条《毛诗·魏风·硕鼠》“适彼乐土，乐土乐土”：《新序》(新5.26/763)引作“适彼乐土，乐土乐土”，与韩同而与毛鲁异。然《新序》一本亦同于毛鲁，作“乐土乐土”，则此或本同于毛鲁矣。
       第6条《毛诗·大雅·文王》“裸将于京”：《汉书·刘向传》载向引《诗》与此同，或与鲁异。《鲁诗》之作“灌[将于京]”，乃马衡据罗氏校记推测而得，或非。
       向所引《诗》，其与鲁异之6条，均有可疑之处。
       由是观之，向所引《诗》应据《鲁诗》之经本。然亦不能因之而谓向之著作中，所有的《诗经》经文全为《鲁诗》之经文，尤其刘向之《说苑》、《新序》明显取自诸书，若向所取诸书之引《诗》有别于《鲁诗》，则其亦可能因袭之，而未必均改之从鲁。故当对向之引《诗》细加审视，若其著作之引《诗》，是源自他书而非出于自引者，若上文表(4)《召南·草虫》之源自《孔子家语·五仪解》，则亦不宜轻率将之辑为鲁诗经文。
       五　刘向说《诗》与四家《诗》说考
       上章从异文比较方面，得知向所守之经本当为《鲁诗》，此或许如前人所说，乃向之家学所传。今再从向之《诗》说，考论其《诗》学家法。刘向说《诗》之例，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已详为辑录，今为免文繁，故不于此全录向之说《诗》条目，而仅举例比较刘向说《诗》与四家之《诗》说：
       1．通于鲁说例
       (1)《周南·关雎》
       《列女传·仁智传·魏曲沃负》云：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预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列3/10a)
       而《汉书·杜钦传》云：
       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呜，《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几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
       师古注引臣瓒曰：“此鲁诗也。”是向之所说与鲁说均以为《关雎》乃夫人晏出，而诗人叹息之作。
       (2)《召南·甘棠》
       《说苑·贵德》云：
       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丛刊本作“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案：见《公羊传·隐公五年》)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说5/95)
       《史记·燕召世家》：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
       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史公之所述为鲁说，陈桐生先生已有详细考证，是向之说此，与鲁说同，均以为《甘棠》乃诗人怀召公之诗。
       2．通于韩说例
       (1)《周南·关雎》
       《后汉书·明帝纪》注云：
       薛君《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絮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
       此以为“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而贤人思淑女以配君子，因而作《诗》以刺时，与上引向所说合。
       (2)《周南·芣苢》
       《列女传·贞顺传·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恶疾，其母将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适人之道，一与之醮，终身不改，不幸遇恶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苯莒之草，虽其臭恶，犹始于捋采之，终于怀襁之，浸以益亲，况于夫妇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终不听其母，乃作《苯莒》之诗。(列4/2b一3a)
       《文选·卷五十四·刘孝标辨命论》李注云：
       《韩诗》曰：“芣苢，伤夫有恶疾也。”……薛君曰：“芣苢，泽写也。芣苢，臭恶之菜，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发愤而作，以事兴芣苢，虽臭恶乎，我犹采采而不已者，以兴君子虽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也。”
       向所说与韩说同，二者均以为《采苢》乃女性所作，以表虽伤夫有恶疾，而仍守之不去之意。
       3．通于齐说例
       (1)《小雅·十月之交》
       《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上疏云：
       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而背君子……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想，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日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又《汉书·翼奉传》则云：
       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
       向之说以为《十月之交》一诗所展示的天文异象，乃“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所致”，而齐诗学者翼奉亦从天人感应的角度来理解《十月之交》。固然，《十月之交》为朝廷腐败、上应于天的主题，未必为齐诗一家所主，但至少此例说明向之所说与齐诗相通。
       4．通于毛说例
       (1)《庸阝风·载驰》 《列女传·仁智传·许穆夫人》云： 许穆夫人者，卫懿公之女，许穆公之夫人也。初，许求之，齐亦求之，懿公将与许。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言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维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今舍近而就远，离大而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孰可与虑社稷?”卫侯不听，而嫁之于许。其后翟人攻卫，大破之，而许不能救，卫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齐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卫侯于是悔不用其言。当败之时，许夫人驰驱而吊唁卫侯，因疾之而作诗云：“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列3/2a—b)
       《毛诗·庸阝风·载驰序》亦云：
       《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
       是向所说与毛说同，均以为《载驰》乃许穆夫人闵卫之亡而作。
       5．异于韩说例
       (1)《王风·黍离》
       《新序·节士》云：
       寿(案：卫宣公子)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其诗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新7.8/879—880)
       《太平御览·卷四六九·人事部》：“韩诗曰：《黍离》，伯封作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离离，黍貌也。诗人求亡不得，忧懑不识于物，视彼黍离离然，忧甚之时，反以为稷之苗，乃自知忧之甚也。”是韩说以为《黍离》乃伯封(尹吉甫子)作，而向以为乃寿所作。另《毛诗·王风·黍离序》则以为：“《黍离》……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是毛说以为此诗乃周大夫所作，向之说此，同时异于毛韩二家。
       6．异于齐说例
       (1)《大雅·荡》
       《说苑·贵德》云：
       孙卿曰：“夫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须臾之怒，而斗终身之祸，然乃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离散，亲戚被戮，然乃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致恶，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兽犹知近父母，不忘其亲也。人而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不若禽兽之仁也。凡斗者，皆自以为是，而以他人为非。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与小人相贼害，是人之所谓以狐白补犬羊，身涂其炭，岂不过甚矣哉!以为智乎?则愚莫大焉。以为利乎?则害莫大焉。以为荣乎?则辱莫大焉。人之有斗，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则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恶多同。人之斗，诚愚惑失道者也。”《诗》云：“式号式嘑，俾昼作夜。”言斗行也。(说5/112)此段文字本《荀子·荣辱》，然《荀子》文末并无引《诗》，是此引《诗》当为刘向自加。而《汉书·叙传》载班伯云：“‘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号式嘑’，《大雅》所以流连也。《诗》、《书》淫乱之戒，其原皆在于酒。”师古注曰：“《大雅·荡》之诗曰：‘式号式嘑，俾昼作夜。’言醉酒号呼，以昼为夜也。流连，言作诗之人嗟叹。”班伯习《齐诗》，以为“式号式哮”乃形容耽于玩乐之象，向则以为此乃“言斗行”。是向与齐说解此句见解不同之证。
       7．异于毛说例
       (1)《邶风·燕燕》
       《列女传·母仪传·卫姑定姜》云：
       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于野。恩爱哀思，悲心感恸，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归泣而望之又作
       诗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列1/5a)
       《毛诗·邶风·燕燕序》则云：“《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是向以为《燕燕》乃定姜送公子妇之作，而毛说则以为此乃庄姜送归妾之作。
       (2)《王风·大车》
       《列女传·贞顺传·息君夫人》云：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妻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乃作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嫩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楚王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列5/4b)
       《毛诗·王风·大车序》云：“刺周大夫也。”向以为此诗乃息君夫人作，乃欲向息君表明己志，而毛说则以为此诗刺周大夫。
       由是观之，向之所引与韩、齐、毛说均有同有异，而与鲁说则有同无异。然学者吴正岚认为向之说诗，亦有与鲁异之处，其所举共有二例：
       (1)《列女传·贞顺传·卫寡夫人》：“《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列4/2b)而贾谊《新书·容经》：“夫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文。富不可为量，多不可为数。故《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棣棣，富也。不可选，众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贾谊以为这两句诗言威仪之盛大，与刘向说不同。而贾为太傅时唯有鲁诗，故此《新书》所引当为鲁说，而向与此异，即与鲁说异。
       (2)《汉书·楚元王传》：“(成帝)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谏日……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庙。诸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是其以《斯干》为美宣王“俭宫室，小寝室”之诗。蔡邕《宗庙祝嘏辞》云：“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己行之事迁。周德缺而《斯干》作，应运变道，自古有之。”而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七十九》引此文题作《告迁都祝嘏辞》，则蔡邕以为《斯于》一诗咏迁都事。而蔡邕述鲁诗，则向之说《斯干》与鲁说不同。
       其实，此二例均不成立。第1条中，刘向之说《诗》即便真的与贾谊所说有别，亦不能因之而谓其与鲁异。因为贾谊为太傅唯有鲁诗之说，显然未为的论。吴正岚以为贾谊必在文帝二年被登用，而其时唯有鲁诗，故其所述当为鲁诗。文帝二年之时，申公当已完成《鲁诗》，然而其时是否已定为一尊，以致习《诗》者必参其经本，则显然大有疑问。又1977年于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之墓中，发掘出《诗经》文本，且其文每异于四家诗，已可知汉初传《诗》实不止四家之数，而文帝时亦不止有鲁诗之经本。故此条实未可据信。
       至于第2条中，蔡邕之是否习鲁诗，其本传实无明言。然据《后汉书·蔡邕传》云：“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宫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石单、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邕之所书，即著名之熹平鲁诗石经。邕既自书《鲁诗》于碑，则其所习大有可能是《鲁诗》。然即便岜所习真的为《鲁诗》，其文只说“周德缺而《斯干》作”，仍很难说他以为《斯干》为言迁都之诗。按照邕之语意，其亦可能以为周时德缺而有《斯干》之作，而《斯干》或即如刘向之说，指宣王“俭宫室，小寝室”之事，以明“应运变道，自古有之”、汉室卑而迁都之意。
       由是观之，向之所说，并未有与鲁说违背之例，固然此或许因材料不足而未能全面比照刘向与四家之间《诗》说之异同所致。但至少由此我们亦可以说刘向习《鲁诗》是大有可能之事，且说其习各家《诗》说，而未有偏主一家，似乎亦难于成立。
       六　总　结
       本文从三个角度考析刘向之《诗》学家法：第一，从其家学作考论，发现向之先祖，与鲁诗之学渊源甚深；第二，比较其《诗》与四家诗之经本异同，发现向之所引，与《鲁诗》经本之相同率最高，而其异于《鲁诗》者，均有可疑之处，且向所引与鲁同者，往往有别于他家之倾向；第三，从其说《诗》之例作考论，发现向之《诗》说，与毛、韩、齐说均有同有异，独于鲁说则有同无异。综合三方面之考论，刘向引《诗》、说《诗》与《鲁诗》、鲁说之相同，当非巧合，乃是由于向习鲁诗所致。前人谓刘向习鲁诗，其结论应当不误，唯其考论方法未够详密，致使后人疑窦丛生。又有论者以为向习各家《诗》说，而不偏主一家。固然向之著作说《诗》，的确有与毛、韩、齐三家《诗》说相同的地方，但问题是这些与别家相合的《诗》说，并未必一定与鲁说相违背，且从上文的研究显示，向之说《诗》，应当未有违背鲁说。因此，今后若要重辑三家诗，应可将刘向自引之《诗》文及《诗》说，辑入鲁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