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由，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关键词]王闿运；船山书院；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127－06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湖南省湘潭县人，因自署所居日“湘绮楼”，学者称湘绮先生。他曾与四川总督丁葆桢“谈人各有自期许之古人”，以“今志于申屠蟠矣”自诩，希望自己像申屠蟠一样隐居治学，博贯五经。《
清史稿》称：“闿运自负奇才，所如多不合，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唯出所学以教后进……成材甚众。”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湘绮先生致力于书院教育，曾先后讲学于四川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和衡阳船山书院等地。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为晚清书院教育倾注了半生心血，培养了一批英才。
一 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始末
船山书院是晚清湖南的一所著名书院，光绪初年衡阳县令张宪和为祭祀王夫之而创立，位于衡州城南的大码头横街。清光绪八年(1882年)，“兹学臣朱迪然既创立书院，期讲明夫之之学，两江督臣曾国荃复将家藏所刻《船山遗书》三百二十二卷板片捐置书院，又捐助膏奖银两，嘉惠来学。”但当时船山书院因经费不足、院地狭小，影响不大。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彭玉麟“因院地逼近城市，湫隘嚣尘，殊不足以安弦诵”，遂捐资改建移设船山书院于东洲，翌年，船山书院改建告成。书院学生的来源为“先由巡道札饬各府县及各学公同详慎举报，出具切实考语，送道应试。每年期定二月初旬由道甄别一次，复复试以定录取”。书院“延师奖士”所需经费系由“衡、永、郴、桂士绅捐集”。
彭玉麟(1816—1890)，字学琴，湖南衡阳人。曾领湘军水师，为湘军著名将领。王闿运与彭玉麟早在咸丰年间就已相识，并素相“友善”。彭玉麟对王闿运的学问人品非常赞赏，生前曾经多次邀其掌教船山书院。王闿运对彭玉麟评价也颇高，谓之“刚介绝俗”、“功绩昭著”、“行谊可敦薄立儒，嘉言奇行，不可胜记”。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春，王闿运入船山书院掌教，但至为遗憾的是彭玉麟已于前一年去世，“假馆东洲，城中故人散亡略尽，意气衰落，无可告言”。当时船山书院规模不大，“门斗斋夫村陋，不成局面”。与以往其掌教的尊经书院的盛况相比，令王闿运颇感失望，但他并未灰心，决计将船山书院办好，不负亡友之重托。
在船山书院掌教期间，王闿运以经、史、词章等为教学内容，采取“分经授徒”的教学方法。本于劝学之目的，他经常课试诸生。现存的《船山书院课艺初集》8卷，共收录院生论文89篇，都是由其亲自阅定，包括《
易》9篇、《
诗》15篇、《周礼》11篇、《礼经》16篇、《
春秋》23篇、《
礼记》12篇、《
论语》3篇，大多属于经学类范畴。其中《
礼记》、《
春秋》是其讲授之重点，“定讲堂课程，先讲《
礼记》兼及《
春秋》，日讲三时，兼令诸生点书以作日课”。
王闿运为晚清一代文学大家，在船山书院掌教期间，尝教授诸生为文之法。“作文不欲甚通，难于简净。亦不得故意为简，以致伤气。贵辞不贵意，唐宋乃贵意多，意多则词难明白，纠缠顾忌，作文正不必太明白也。人所常言不必言，忌大开大合，则意复而长，疏密易难相敬如宾间，详略之间，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以形其暇”。其中蕴涵的是其多年为文体会之所得，意蕴深长。
除了传授知识，王闿运也很重视院生身心素质的培养。他与诸生“讲《乐记》‘行成而先，事成而后’，行与德不甚可分，正分体用耳”，认为行与德密不可分，德行一致，是为君子之行。尝“为诸生讲《
大学》，(氵契)紧处在自治及不聚财二义，知古今人心不相远也”，要求生徒通过内心的检束收敛心性，通达自治，淡薄名利，从容人生。在书院平时的教学中，王闿运常与诸生讲论时政，深以道术将裂为惧，随事诱诲，冀正人心。在奖励优者的同时，书院实行降等制，对月课成绩差者由正课生降到附课生。王闿运对于屡犯学规的院生也毫不留情，毅然将其驱逐出院：“诸生皆以我为无学规，逐一人肃然矣。”在其竭力整饬下，船山书院变松懈涣散为整肃有秩，创造了一个优良的学术环境，“经学大明，弟子称盛”，“从学者众”，“海内执经问字者踵相接”。
中国古代书院历来比较注重祭祀。祭祀是书院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在于树立典范，劝戒规励。船山书院本为崇祀湘中先贤王夫之而建，所以在书院的日常活动中，祭祀王夫之、宏扬船山精神亦是王闿运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王闿运本人对王船山的评价极高，春秋两祭都要向院生宣讲王船山的生平事迹和民族气节，陶冶院生情操，激发他们的爱国精神。
在船山书院掌教时，王闿运育人不看门第，惟重才学，“湖南耆老皆出其门”，从政从商者亦不少，其佼佼者甚多。例如，他曾将僧人释敬安、铁匠张正炀、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昭吉四人都纳于门下，收为弟子，悉心点化，其后四人均有造诣，人称“王门四匠”。
王闿运在船山书院除讲学、祭祀外，还刊刻书籍，例如，清光绪十九年至宣统三年刻《湘绮楼全集》11册，光绪二十二年刻《周官》、《周易说》2册，还先后刊刻《尚书笺》28卷等。这些刊刻书籍，对传播古籍，提高院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质量，促进学术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王闿运的主持下，船山书院发展很快，“诸生从学者众，斋舍不能容，复于前轩别开学舍”。书院的规模和名气亦愈来愈大，研习传统学术的风气日盛。一次，在评阅院生课卷时，王闿运“看本书院课卷，劣者犹胜省优等，自喜十年有效”。船山书院从“门斗斋夫”、“未知学者有几”至“劣者犹胜省优等”的变化，亦使其颇觉自慰。经过王闿运的苦心经营，船山书院在戊戌变法时期达到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915年，船山书院终于改为学堂，王闿运作为山长的职责也终于行使完毕。船山书院改为学堂后，王闿运为之清理学产。在致友人的信中言“闿运因船山书院命终，特来料理后事”，并作《船山书院记》。其弟子陈兆奎曾就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作过一番评论：“吾湘王湘绮先生，抗心高尚，恢张绝学，遍注群经，殚发键奥，综百家而一贯，应恒期于五百。晚年缀讲东洲，请业之士负笈云合。有叩斯鸣，无悱不发，博我以文，各得其趣。”岳麓、城南等书院有许多高才学子亦慕名而至，一时有“学在船山”之誉。
二 王闿运对船山书院改制的“三步曲”
晚清以降，书院弊端日益显露，书院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期间，正值书院改制声浪日高之时。船山书院作为湖南一所比较著名的书院，自然也卷入了书院改制的浪潮之中。在书院改制问题上，王闿运经历了三个比较保守的阶段，始终坚守自己的底线即在传统的范围内实现书院的稳健改制，而不是至少在他看来是盲目地移植西方教育模式。
对于书院的弊端王闿运早有认识。1893年他曾明确指出“书院之敝，在于师欲束修，弟贪膏火，未知谁始图利，而上下竞予锥刀，市道不如，徒坏心术”。曾“作书致薛觐唐前侍郎，论书院不能经久之故”。然而，在戊戌维新期间，对改学堂一事，王闿运却裹足不前。他曾用俚语俗话讥评时务学堂，谓之“时务议新学，鬼话一络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改定诸生课程，令试诗赋”，恢复书院旧有科目令试诗赋，并无新意。十一月“衡人多请规复书院旧章，复用经解论说”，船山书院继续照旧维持，只是经历了书院改制的风波。此为第一阶段。
1901年9月，清廷颁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诏令全国书院改为学堂，分别建立大、小学堂和蒙养学堂。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1903年颁布《癸卯学制》，并诏令废除书院。王闿运为形势所制，在船山书院改制上所持的态度由反对变为应付。他认为，书院应整饬，但不必皆改为学堂。虽然对外声言“东洲书院亦当改章”，但只是“略定日课，以副改学堂之说”，苟且敷衍，并未真正改章。但就是这么微小的调整，在王闿运看来，“康、谭之徒争骛收召浮薄，故并心于讲报，天主教之宗旨也，然借以整齐学规，未始无益。今书院不如禅堂，禅堂又不如教堂也”。不久，其“因衡学将散，议取膳资，不忍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由陆奔命，庠内尚扃，仍复折还……又复到馆，于佛生日开学，打鼓上堂，宗风复振”。可见，王间运内心仍是欲将船山书院继续维持下去，以使其“宗风复振”。此为第二阶段。
1905年，清政府颁布上谕，“停科举以广学校”，正式废除了科举制，斩断了士子以八股入仕的途径，书院改学堂已经成为必然之势。迫于形势发展，王闿运主张船山书院缓慢改制，增加了一些新学科目，“为衡吏士所邀，勒令改船山(书院)学务，分为四科”。1906年，湘江大水，水势暴涨，船山“书院全没水中，后墙已倒……十年故迹，涤荡无遗”。改制之事也只好暂放，一切复旧。尽管科举制已经废除，船山书院仍有监生、童生之分。“科举既停，童生难得，不必冒监为荣也。所有今年正课监生，均即改填童生，以符彭风直自念孤寒，诱掖贫生之意。寒窗镫火，读史研经，想见太平风景焉”。1912年，船山书院被农业学校占据。王闿运虽声言不再掌教船山书院，但终究不肯坐视其改制，“(民国元年)二月二十日。至东洲见门题忆改南路农业矣，询知为实业分校所占……教员见府君，即日移避。二十五日农人均去。三月书院起学”。“闿运因船山欲收学费，无益取谤，仍来主持”。在其坐镇之下，船山书院得以继续维系。
1915年夏天，湘江水再次暴涨，船山书院又被淹没，已经无力维持，王闿运才最终允诺船山书院与衡阳城外的船山祠合并为船山存古学堂，实际上仍是借此举欲继续维持船山书院“读经研史”之“太平风景”。改制后的船山书院以讲授经史词章为宗旨，设立文经子史四科。王闿运亲定教职员，“以陈宪夫、刘少青为文科，以廖卓夫、邹竹园为经科，以谢玉立为子科，以喻味皆、谭仲明为史科，以程戟传、谭子黄、唐风廷、樊寄吾为监学，彭治青为斋务，以陈芝生为收支庶务，以陈齐七、廖春如为书记，以王鹤仙为管理书员。派定陈复心为代办”。可见，存古学堂不新不旧，文、经、子、史的分科设置从本质上实未脱王闿运经、史、词章之学之轨。但是此次船山存古学堂的创办，宣告了船山书院终将不能复旧，至此，“三步曲”告终。
三 对王闿运卫院“三步曲”的原因分析
作为晚清大儒，王闿运一生受传统教育深厚根基之牵引，虽交游广泛，但从未直接接受过西学教育，更因此没有“扩我奇怀，醒我尘梦”之感。他于书院改学堂一举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当书院改制的浪潮汹涌而来时，其强烈的“卫院意识”便油然而生。王闿运对于船山书院改制的态度恰恰说明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变革面前所呈现的矛盾心理。
王闿运少时就学于长沙城南书院，其深厚的学术根底亦成就于书院，因此他具有浓厚的书院情结。这种内化于心的情结使他对传统书院教育始终难以割舍。对于书院改制的主张亦与他的学术旨趣有一定渊源。王闿运为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家，认为《
春秋》之学是孔子为后世所制之法。《
春秋》中的“张三世”思想对王闿运影响深刻。但他认为治世应本“为政以渐”之原则，不可骤进。他曾在《春秋公羊何氏笺》中哀公十四年经文(“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下作笺曰：“必张三世者，见为政以渐。”主张三世当渐至，而非骤达。当这种“渐”的思想落在书院改制层面时，就演绎为“为学以渐”的办学理路，主张书院缓慢改制也就成为王闿运自然的心理选择。在王闿运看来，船山书院是一处特殊的书院，如前所述，创设的初衷是为“崇礼先贤王夫之而建”。宏扬传统学术、发扬船山遗风是船山书院办院之旨。在王闿运的经营之下，船山书院规模日渐壮大，更何况他受友人所托，理应维护好船山书院的传统学术地位。如若改制，即与先人建院初衷相背。这些都强化了王闿运的卫院意识。
船山书院之所以在书院改制的浪潮中能维持到最后，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
第一，“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时人的批判，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每况愈下。至19世纪末，就已经有人在主张易种变俗，尽弃固有，‘唯泰西是效’了”，随着西潮东涌的势头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巨大冲击。但从1907年至1910年，兴起了一股以“保国粹”为宗旨的创办存古学堂的风潮，例如，张之洞在湖北“改两湖书院为存古学堂，以救新学之弊，研究文史”。王闿运力争保留船山书院，实际上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保存国粹、兴办存古学堂之风潮。
第二，清廷要员不明确的态度和意见亦是促成王闿运在书院改制中犹豫、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此中所言的清廷要员主要包括湖南地方官员和朝廷官员。例如，湖南巡抚俞廉三、清廷中央官员参与到船山书院改制中的管学大臣张百熙等。1898年，俞廉三任湖南巡抚。作为湖南省的高级官员，在书院改制过程中，俞廉三本人并不积极。他曾认为“从前所设时务学堂，亦系中西兼习，初意本为有用之学，无如教习不得其人，致滋邪说，几败士风”。俞廉三在1899年将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并言此书院“延教习必以品行为主，选生徒则以沉静为先……不容稍涉歧途，致蹈覆辙，以仰副朝廷育材致用之盛意”。由此看出俞氏本人对时务学堂的不满之意，
认为改制后的时务学堂已经偏离正学之轨。1901年，俞廉三仅将求实书院定名为省城大学堂，而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则继续存在。作为巡抚他对书院改制的态度和动作必将影响其他人的态度，更给不欲书院改制的王闿运一个延缓改制的来自官方的非常得体之理由——延续正学。
在船山书院改制问题上参与进来的还有张百熙，这位在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清廷要员，在船山书院改制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却十分不明确，甚至可以说其非明朗化的态度影响了王闿运，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船山书院的改制进程。1899年，当湘省书院改制兴起之时，王闿运曾致信时任广东学政的张百熙，阐述自己反对书院改学堂的理由。张百熙未作理会。新政期间，张百熙已经升任管学大臣，在王闿运准备离开船山书院之时，他挽留王闿运继续主教船山书院。“管学员大臣张百熙持电告湘抚，留船山书院”，1904年，“学部尚书张百熙电亦言及之，盖恐府君去而讲舍废也”。张氏此电的理由是恐船山书院荒废。如果说1899年张百熙对王闿运不赞成书院改学堂的态度不予理睬，那么此次他传递给王间运的信息则是：船山书院不能改制，清廷主要教育官员亦不赞成船山书院改制。这对王闿运而言无疑是一种支持，使王闿运感到清政府对于书院改办学堂亦并非是一种强行举措，而是有商量余地，于是船山书院改制问题被一再拖延。
第三，晚清书院改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改制的名义却从经济上和心理上触犯了传统观念。毋庸讳言，晚清书院自身的衰颓，是书院改制的内在动因，但在书院改学堂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诸多实际困难，1898年张之洞曾言书院改学堂“只能量力经营，循序渐进。总之，科举既变，风气自改。务求实效，不在欲速……惟设学堂之难，有两事：一延师，一筹款，而延师尤难”。其中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筹款。书院改为学堂，虽然比另行新办学堂要节省诸多花费。但仍然需要诸多开销，如购买西书，延聘教师等费用。就船山书院而言，经费尚比较充足，但其主要经费亦来源于衡、永、郴、桂四府绅士捐款，如将船山书院改为学堂，四府绅士将不再继续为其捐资，那么只是依赖官府的有限拨款，兴办学堂是比较困难的。从书院改制的实际情形看，延师难也是困扰书院改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书院改学堂的进程。书院改办学堂，增加了许多新学课程，自然需要许多传授新学的教师，但中国本土当时则难于满足需要，所以学堂大多延聘外籍教员。当时延聘外籍教员不仅费用不菲，而且真正热心于中国学堂教育事业的为数不多，因此教学效果不甚理想。王闿运本来对延聘外国人做教习就不能接受，称之为“倭师”，对于船山书院改办为学堂，由外人人教，实难认同。
第四，处于变局中的船山书院的院生大多数还是属于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依然认同传统的教育模式，对新式学堂的教育与山长王闿运一样难以在心理上真正实现认同。船山书院的一些院生亦不愿意书院改制。例如，院生陈兆奎认为：“衡郡属湖南之上游，旧有西湖、岳屏、石鼓各书院，新立船山书院，于东洲以治经史，言学者推衡桂为盛。”依然注重于船山书院经史之学的传统学术地位。王代功曾经在《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中记载：1912年，“衡州院生来言船山书院为人占夺，坚请府君坐镇”。期望在书院改制的大潮中保住书院，是当时船山书院中许多院生的真实心态。此外，院生不欲书院改办学堂还有另一个因素，即“肆业之士恐一经改设则膏火无著，而地方官亦以寒唆无生计不无姑息，致相观甚是”。书院院生不配合书院改制的态度，无疑会强化王闿运的卫院意识，亦为船山书院改制迟滞的一个因素。
回顾船山书院改制的历程，王闿运于书院改制的态度虽然不可取，但综上所述，确实也具有现实因素，如果强行将其改制，无异于葬送这处有浓厚传统特色的书院，尚不如维持其现状。从当时书院改制的情况看，应该说这种考虑在某种程度上亦是颇为实际的。
四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之启示
书院的改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扬弃过程。复杂的社会环境及历史条件决定了改革和守旧在互相对立中又互相联系。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可以任凭后人评说。历史终究是过去了，但历史能使人睿智。这一段历史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教育改革的步伐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作为山长，王闿运对船山书院改制的态度总体而言为囿于传统、守旧缓进，但在历史大潮面前，他只能看着船山书院改为学堂。这一事实凸显了在中国教育近代改革的过程中，一个身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学者在时代面前已然落后。历史的进程向世人昭示：书院的改革与变迁毕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教育改革势不可挡。
第二，教育改革者需要有宽阔的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王闿运不像王韬、郭嵩焘一样踏入过异域土地，切身感受到西方教育的状况，他提出的改革，只是停留在其所能接受的传统和心理限度内，认为书院变革应在传统的体制之内进行而不能超越。王闿运变革书院的思路反映了传统士人强烈的“卫道”意识，即理解书院变革，但反对书院改制，对于西方教育模式走人中国书院难以在心理层面实现认同而产生共鸣。这一点启示我们，要从深层次推动教育改革，改革者必须要有放眼世界的胸怀、有容乃大的豁达，以完成改革的历史使命。
第三，任何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困难重重，必须随时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船山书院改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各种阻力，既有书院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既有教育管理当局的，也有其他人士的；既有领导(山长)、管理者的，也有学习者(院生)的；既有人为的，也有自然的因素。仅从改革经费一项考察，赖于政府拨助的公款非常有限，难以敷用。书院改办学堂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民间筹集，但地方绅士出于各种原因并不是都愿意将资款投入兴起不久的学堂。所以在书院改办学堂的过程中，款项难以筹措，亦是令清廷深感为难的事情。因经费短缺，书院改学堂出现或办不下去、或勉力为之的现象，实际效果往往差强人意。这启示我们，改革道路艰难困苦，做好迎接各种挑战的心理、精神和物质的准备，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第四，教育改革是痛苦的抉择过程，对其认识和理解必须结合时代背景辩证地看问题。在一定程度而言，传统是宝贵的资源，然而有时又成为沉重的负累。当承继传统与走向未来发生碰撞时，抉择便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王闿运的思想植根于传统文化，他怀抱着极其强烈的经世意识与时代隔膜，必然难以脱离传统的书院教育范畴，其书院教育亦因之被涂抹上一层复古保守的色彩，这不能不说具有悲剧意味，但这毕竟是晚清书院教育变革中的真实场景。将王闿运书院教育放到晚清“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考察的时候，我们所要思考的不仅是“旧”与“新”的单纯意义，还应包括承旧与趋新随时空的转换而被赋予的不同含义；更要将近代国人界于承旧和趋新之间痛苦抉择的心路历程一并考虑进去。惟其如此，对近代国人在晚清特殊变局时代所作选择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形态过渡历程的认识才会深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