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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运用近年来中、西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从文化堕距、文化分层、文化选择、文化形态、文化自觉等方面对大学文化进行剖析，指出大学文化是高层次文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书卷气息与大众习俗的统一，是个性与共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大学文化带有继承性、创新性、综合性、科学性和先导性等特点。走学文化的灵魂是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主要表征是学生的文化素质、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学校的文化品位。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研究；文化选择；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123－04
       文化研究无疑是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一门显学，是当代知识生活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领域，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突出的现实参与意识、尖锐的社会批判精神，使其在学术界日益成为一种被人广泛运用的有效分析手段乃至时髦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及理论范式的不断引介，国内一些理论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国内教育理论界也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特别是用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研究大学文化更是一个热点。
       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以文化人的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传统、大学精神，实际上是大学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所谓校训，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所谓校风，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传统、精神、校训的文化自觉和习惯。不同的传统、精神，不同的校训、校风，是大学展示的“文化名片”，大学绵延的“文化基因”，使它构成了学生思想和行为的不同“文化模式”。
       (一)关于文化和文化研究
       “文化”的概念历来模糊而不确定，千差万别。克鲁伯(A·L·Krober)与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检讨了一百六十多个关于“文化”的界说，认为文化是一种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种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因此在社会科学家之间获得广泛的流行”。与“文化”的多义性一致，“文化研究”不能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安德鲁·爱德加、彼德·塞德威克认为文化研究有两种定义，一是泛指对文化的多个方面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它等同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文学批判等学科的学者对文化进行多种理解和分析；二是特指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
       “文化研究”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文化研究”是对于“文化”的研究，是运用各种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种志等各种分析手段对某种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这是一种较为传统、宽泛或广义的理解，人们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以及其它社会问题，文化研究提供阐释的参照背景。其二，“文化研究”是通过文学或其它社会问题来研究文化，前者充当了后者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以及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致力于考量它们与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研究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种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因而我们可以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分析的立场、策略甚至技术手段，它表明一种参与的、批判的、实践的态度，为我们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分析框架与运思理路，简言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指导。
       在当前大学文化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大学文化视为某种具有超越独立品性与普遍永恒价值的事物，而没有把这种文化放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剖析。如果把大学文化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的社会结构的话，“大学文化研究”首先是关于“大学文化”这一局域性的、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文化研究”；其次，它可以是关于“大学文化”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策略的大学文化研究”。因为研究立场与视角的选择，意味着迥异的研究对象、运思理路乃至研究进路。
       大学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而更应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契入点、对我们所处时代与社会作出深刻理解与剖析的研究。大学文化不再是大学围墙内的单一文本，而成为社会系统中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一方面，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微缩景观；另一方面，大学由于其自身对于某些价值理念的坚守与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传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
       (二)文化堕距理论：大学文化应引导社会先进文化
       文化堕距，又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指在社会变迁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构成文化各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是不一致的。当文化各部分之间出现了较大差距或错位时，就形成了“文化堕距”。当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时，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较快，其次是风俗、文化的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文化变化速度的差距引起了文化失调，进而造成了社会问题。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于道德观念不能与技术发展相适应而引起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关系紊乱和社会行为无序，必将产生文化堕距，也势必影响到大学文化中。以迪尔凯姆和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有机整体，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一旦社会结构中的任何部分出现了功能失调，都将使大学的文化环境受到破坏，影响到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从这一理论出发，“文化堕距”对大学文化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大学文化应是属于变迁较快的一方，也就是说，应引领社会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创新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与社会其它部分出现的“文化差距”，必然使得体现文化重要载体——师生员工的文化素质受到挑战，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影响大学生的成长。目前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关于道德滑坡、价值移位、信仰迷茫等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大学不仅有弘扬、传播先进文化的责任，更担负着创造新思想、新文化并以之来辐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大学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保持与社会生活的适当距离，对社会需求作出理性审视，并为社会文化进行价值定向。它不断的制造“文化堕距”，同时也在不断的修复“文化堕距”，使其达到动态的平衡。
       (三)文化分层理论：大学文化是“大文化”与“文
       化多元”的统一
       西方关于文化的主流研究基本认为：首先，文化是由某一群体共享的因素构成的；其次，文化是组织成员行为的解释框架；第三，文化既是所有成员共享的，但是不同群体的文化具有典型性。当代著名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曾把文化界定为“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区别于其它群体成员的集体性的精神规划”。这些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多数时候认为文化是潜意识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特定组织的共同价值观。
       从种种关于文化的表述中，我们还发现研究者倾向于文化是分层的。如文化分层的“冰山模型”(Iceberg Mode)把文化分为外显、内显两层：一层是可以看得见的“典型”层次，包括行为规范和技术制品；另一层是看不见的共同“核心”层次，主要指价值观等。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洋葱模型”则把某一民族的文化比喻成为一个洋葱：最外表的一层称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等等。第二层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种文化里，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也就多少代表了该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因此了解英雄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就了解了英雄所在的文化的民族性格。第三层是礼仪(Ritu-als)，礼仪是每种文化对人和自然独特的表示方式。最里面一层是价值观(Values)，这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难理解的部分，也是文化的基石，我们每天都在其中，可又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思宾塞－澳蒂提出的分层在“洋葱模型”中显得更符合逻辑。她把基本假定和价值观放在了同一个层次，作为民族文化的内部核心层，包括信仰、态度和习俗；它影响着外面的“体制和制度”层；再接着外面的一层是“仪式和行为”、“人工制品和产品”。前者代表人的行为模式，后者代表非行为模式。该模型与“冰山模型”相比，更易被学界接受：第一，文化分层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第二，对价值观进行了细化和分解，因而把价值观表述得更加精确。
       对于大学文化研究来说，“洋葱”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文化不同维度内容的分析，针对某一文化群体搜集资料，并对该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所谓静态描述。其次，可以根据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界线分明或者单向影响的就内部因素之间如何互动来考察某个特定大学文化形成的过程，并且进行一定的动态分析。按照这种理论，一个没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学，可以尝试利用制作标志等“人工制品”来塑造大学成员的态度和规范，可以通过启动礼仪和仪式系统来影响制度文化的改变等。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传统的大学则可以通过启动外围层次——“人工制品”、“礼仪”与“行为”或“体制”与“制度”——影响或引导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
       借助文化分层理论，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学文化”与其元文化(例如社会文化，先进文化等)或者与亚文化(例如院系文化、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大学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与非文化因素(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的理论。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由多种“小文化现象”构成的集合体，考察一种文化不能忽视大、小文化之间的联系。法国人类学家莱韦·斯特劳斯认为，如果缺乏“大文化”(culture)的参照背景，就无法理解各种“小文化”(cultures)，不同的“小文化”以“大文化”作为参照对自己的特定模式给予阐释。文化不是多种文化属性的总和与累加，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诸多因素共同构建的集合体。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要树立一种“大文化”概念，以便更好地解释一些文化现象，包括大学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决策方式、管理风格、成员交往方式、校风、校训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功能和作用。
       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共享的，但是它强调了文化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解释功能，也指出文化处于人性与人格之间，是不能被遗传和继承的，尽管组织成员享有共同的文化，而表达自己的文化都要经受个体人格的调控。因此，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对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理解。
       (四)文化形态学理论：大学文化的“挑战与应战”
       文化形态的理论源于摩尔根、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等创建与发展的文化形态学理论。这是一种关于研究人类社会总体以及不同区域文化形态差异的理论，其理论本质在于以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比较的话语揭示人类社会总体或不同区域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发展规律。汤因比认为“挑战——迎战”是考察人类社会文化形态演变应遵循的基本法则。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就是“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予以考察和比较的方法。文化形态学理论既可以揭示某个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从理论上反映创造其在文化形态的相应人类群体当下呈现的生存方式及其可能的优化、发展途径。
       解读大学文化的内涵，可知大学文化内部呈现的各种形式连同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约束促动的形态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一个具体的、生动的、特殊的、微观层面上的文化形态，并从本质上反映大学的生存方式、竞争方式。在世界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以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为基本语境的无边界时代，遵循“挑战——应战”的基本法则，采取文化形态学的方法研究大学文化，其本质就是要以深刻的根源性的方式重构大学的生存方式和竞争方式，增强大学的生存力和竞争力，实现以人文价值为主导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相统一的教育文化回归，最终实现大学的社会目的和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目的。
       (五)文化选择理论：大学文化在文化批判中前行
       文化选择是人们在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发展多种可能性进行的选择，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调节和适应机制。通过文化选择，人类文化得以进化。大学作为文化传承、传播与创造的机构，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进行着文化选择。大学具有文化属性，它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与创造，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个性化、文明化，从而成为健全的人，完善的人。按照潘懋元先生的观点，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文化功能，即文化传递、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要实现大学的文化功能，必然要进行文化选择。蒋梦麟认为大学有三股势力：校长、教授和学生。这些人是大学的主体，也是大学文化选择的主体。大学的管理者(以大学校长为代表)对于大学文化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在文化选择中主要体现在：建立和规范大学价值体系与确立大学理念；增强学校凝聚力，进而强化师生对大学所选择文化的认同；通过硬件和软件建设，增厚学校文化底蕴，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在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充当协调人；等等。大学教师(以教授为代表)是大学教育和科研活动的主体，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最终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教师。其在文化选择中的作用体现在：规定、维护大学文化选择价值标准，创建、培育学科文
       化，承担、实施学校文化选择，引导学生文化；等等。学生作为大学教育活动中的另一个主体也对文化选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学校选择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将新的文化因素引进校园，甚至出现“文化反哺”现象，改变学校文化面貌；进而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丰富大学文化的内涵；其所形成的青年亚文化对大学文化选择具有较大冲击，而青年亚文化所特有的反叛性对大学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可以产生正向作用，也可以产生破坏性的负作用。
       大学文化选择首先表现在以文化批判为文化选择的推进机制，大学的文化选择总是紧随着文化批判而展开，同时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文化更新机制，并带有双向选择的特点。对于社会来说，大学文化选择一方面可以推进文化的进化，另一方面则规范社会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良心”。对于大学的发展与大学教育自身而言，大学文化选择既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文化模塑，提高个体的文化选择力，也将促进大学文化创造，孕育发生大学文化精神。
       (六)文化自觉理论：大学文化必须实现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所反复倡导的一个理念。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第二，要自觉到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条件下形成的，要使它有益于今天，就必须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第三，要自觉到我们今天是作为全球的一员而存在，已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个体，因此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参与世界文化的重组，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
       “文化自觉”观点对于研究大学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今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由此也引发出一个文化转型时代的到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尤使大学人的“文化自觉”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反对文化浮躁，反对文化作秀。
       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中心，大学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大学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选择的自觉与文化的创新。在文化选择的基础上，通过继承借鉴与综合创新，传播、引导先进文化：以“大学人”的责任自觉担负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清理、批判、传播；把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思考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利用不同学科团队共同担负起社会文化系统的预测、修复、综合、完善；认真做好外来文化的鉴别、选择工作。可见，大学的“文化自觉”根本在于文化创新，使大学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为社会改革和创新提供动力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