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上世纪50至70年代，台湾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台湾人民反抗日帝殖民统治的历史。这批作品的出现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民众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民族意识，对于反对今天的“台独”思想具有启示作用。可惜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界对这批作品关注很少，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台湾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民众心理状况，对这批作品进行一些梳理研究。
       [关键词]台湾战后文学；日本殖民；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087－04
       在台湾沦落的五十年中，台湾人民抗日救亡的民族呼声与民族意识，像藏于地壳里的流水，暗暗蠕动着，源源流淌着，带有较浓厚的伤感情绪与悲剧意蕴。台湾光复后，出现了一批反映这段时期的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如《八角塔下》、《合欢》、《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步曲》、《高山组曲》、《望春风》、《寒夜三部曲》、《在地上爬的人》、《返乡札记》、《猎女犯》、《吾土》、《高潭村人物志》、《幌马车之歌》、《三脚马》等。这些反映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大都集中出现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这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民众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
       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触目所及皆为日制品，触耳所闻都为日本语，因此产生了欲去除台胞“奴化”、“日本化”的政策。在文学上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倡导战斗文艺，曾有文艺到军中去的口号。而台湾本土作家相比于大陆过去的作家，在50年代“反共抗俄”文艺风潮席卷文坛的环境中，找不到熟悉的题材，但以“反日”为前提的殖民地经验，却成为了立足文坛的避风港。所以在战后第一代作家的作品中，每位主角或浓或淡地皆有心怀祖国、反抗日本的民族情操。这种特色，一方面与作家本身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被殖民的命运，多有所反省有关；另一方面也有避免被反日情绪强烈的大陆同胞指为“奴性”未除的原因。到7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近二十年的中国教育，使得民族主义的土壤成熟了。加上70年代的保钓运动、中日建交等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台湾文化政策的改变。这一段时期，国民党完全禁绝了日文节目和歌曲在电视和广播中播放，日本电影也不准进口。国民党所属的中央电影公司完成了一系列大型的抗日战争电影，包括颂扬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将领张自忠的《英烈千秋》、空军英雄高志航的《笕桥英烈传》以及淞沪战役的《八百壮士》。这些电影场场爆满，观众均为中国军人的勇敢而感动、自豪。在这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和“反日、抗日”的民族情感的激励下，台湾作家创作出一批反映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殖民历史的作品。这些作品表现出的强烈民族意识，至今仍有启示作用。
       一
       “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言觉为我。”川日据时代，“日本人”相对于“台湾人”而言，成为“他者”，“台湾人”在与“日本人”相对的脉络中成为了一个社会政治群体，这个社会政治群体有着他们共同的民族意识。
       这种共同的民族意识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作为大中国情结的民族意识。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对台湾人大力推行殖民教育，希望能消除台湾人的汉民族意识。但大部分台湾人仍然顽强的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意识，“视中国为祖国”。1939年，日本人在总督府内部参考资料的《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的总序中说：“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经常都在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迩来，台湾人在我统治下，所享有的恩泽极大，然而部分的台湾人仍然无视这些事实，故意加以曲解，反而高喊不平不满，以致发起很多的不幸事件。台湾社会运动也以这些不平不满作为其一大原因而兴起的。我们倘若详细检讨此间的情形，除了固陋的、潜在的这些民族意识之外，实难找出任何原因，同时在观察台湾社会运动时，民族意识问题实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光复后，台湾作家将台湾人这种斩不断的中国情结在作品中多有表现。
       首先，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悲壮历史，是台湾民族意识的最集中体现。对于台湾人民来说，日帝侵台的最初20年，是血与火的20年。殖民者以大将或中将为总督，实行武力征服、血腥镇压的政策，台湾民众亦以武装斗争相对抗。这些斗争尤以1895年6月日军登陆台湾的早期阶段最为悲壮和惨烈。《沉沦》恰恰选取了这一阶段，给予浓墨重彩的描绘，叙述了陆家子孙仁勇率领陆家子弟兵与各路义军联合抗击日军的战斗事迹。虽然强弱悬殊，终成败局，但其浩然之气永垂青史。《沧溟行》的主人公陆维梁深入民众，教育、发动、组织他们进行一次又一次以抗暴抗租为内容的合法斗争。虽遭逮捕，却全无悔意。出狱后，当他有可能去日本或大陆读书深造时，他选择了大陆。因为他认为，祖国好比一头睡狮，“既然是睡着了，必有一天会醒过来的，那时她就会成为一头雄狮，仰天一吼，日月都要为之无光，天地都要为之震撼的。让她能早一天醒过来，这不是每个汉民族子孙的使命吗?”《插天山之歌》描写青年陆志骧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与追捕他的日警作斗争，直到抗日胜利。《幌马车之歌》的主人公钟浩东积极投身抗日，带领妻子和同志冒险回到祖国加入抗日队伍，在桂粤两处奋斗六年，连亲生孩子也不得不送给别人家。《川中岛》描写了高山族与日本人英勇的斗争，《寒夜》描写了台湾土著和后住民结盟出战共同的入侵者等等，不一而足。
       台湾抗日文学虽然从数量、质量上都无法与大陆抗日文学相比，但它们是中国抗日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记录下了台湾人民英勇抗日的历史。他们的斗争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血与火的斗争告诉我们，台湾与祖国是血肉相连的，如果分开，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牺牲的千万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这对于今天的那些台独分子是一种启示。
       其次，台湾人在思想、文化、感情上与祖国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它们是民族意识的重要体现。日本为了把台湾变成它的殖民地，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人从读书、写字、吃饭、穿衣、住房、葬礼等方面一律“日本化”，妄图斩断台湾人与祖国在思想、文化、感情上的联系。台湾作家在反殖民文学中表现了日本殖民化的失败：日本占领者，不可能征服台湾人的中国心。如《台湾人三部曲》(钟肇政著)始终将台湾省的命运同祖国大陆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作品的开端，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他们是一群冒险犯难的勇者——在大海尚被赋予不可知的神性的时日里，他们越过汹涌的波涛而来，定居在这蕞尔小岛上。”以此追本溯源，点明台湾人是炎黄的子孙，台湾岛与大陆密不可分，为全书定下一个基调。《望春风》中台湾著名作曲家邓雨贤不愿为日本人作曲，因为“从小他不知听过多少次祖父与父亲提起过，海那边的国家才是我们的祖国……而我们的祖先便是从那边过来的。我
       们说的话，我们用的文字，也都是从那边带来的，风俗习惯也无一不是”。《江山万里》中一位父亲这样教育他的儿子：“吾儿，你知道你的祖国吗?他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我们祖先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说我们是日本人，只不过是表面罢了，我们的血液都是中国人的血液，骨头也是中国人的骨头……”《插天山之歌》的作者记叙了台湾民众是如何在日本殖民当局的禁令下，仍保持中华民族传统习俗的：日本官方禁止台湾人过旧历年，“但是，在我们台湾人的观念中，年依然非过不可”，“偷偷地过”。这就是凝聚在台湾民众心里的“中华情结”。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据时代民族意识的基本内涵，“文化认同”的成分远大于“政治认同”。换言之，当时台湾人所认同的是源远流长的汉文化，而不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政权。台湾作家吴浊流回忆幼时听祖父述说抗日故事之后说：“台湾人具有这样强烈的乡土之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绝对不是清朝。清朝是满洲人的国，不是汉人的国，甲午战争是满洲人和日本人作战遭到失败，并不是汉人的失败。台湾即使一时被日本人所占据，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汉民族一定会恢复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老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坚信总有一天汉军会来解救台湾的。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伟大的祖国。”吴浊流这一段回忆很具体地告诉我们当时台湾人民民族意识中的“文化认同”本质。
       民族意识的第二层次，是作为阶级矛盾的民族意识。绝大多数台湾人在与日本殖民者相对立的政治经济脉络之下，是被统治阶级；而日本人以殖民者的地位居于统治阶级。因此，日据时代台湾人的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有重叠性。将这个问题分析得最深入的是矢内原忠雄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这部经典性著作。矢内原忠雄指出：日本占领台湾后，逐渐将台湾加以资本主义化。这种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使台湾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由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变为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关系；而且因为殖民者日本人与原住者台湾人及“生番人”一起生活在台湾，所以，台湾社会的阶级关系就与民族的对立相互交错而且互相竞争，出现了殖民地特有的复杂状态。对于宗主国来说，殖民地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大批日本人迁入台湾，除了官员，大部分是企业家、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他们不仅掌握着台湾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料，而且操纵着劳动者的生杀大权。这是一个骑在台湾人民头上的特权阶级。正是在这种阶级矛盾中，台湾人认识到日本作为一个异民族统治者的压迫，从而唤起了他们的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意识。
       《寒夜》中彭阿强一家披荆斩棘、开山拓土、艰苦创业，但日本人来了后，他们的土地被霸占，血汗被吸干；《沧溟行》中台湾农民面对剥削他们的日本会社，发出了愤怒的声音：“日本仔会社，就是强盗、恶霸。”“我们所耕种的田园，原本都是我们的。是我们祖先辛辛苦苦用无数的血汗，出了无数的力，开拓出来的……那些日本狗仔，凭什么说我们的土地是他们的?这有道理吗?”“我们辛辛苦苦挣得的，都教那些强盗、恶霸给抢去了!打租谷还不算，向他们买金肥，又要一大笔钱，而且一年比一年贵。我们只有做到老，苦到老，一辈子作牛作马!”《吾土》中的阿荣伯为了开垦出一片自己的土地，流血流汗，同时也被日本人打得吐血、下跪。这些视土地为生命的台湾农民，在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后，对日本占领者生出的是强烈的民族憎恨。
       二
       1945年台湾光复后，杨肇嘉先生深情地说：“台湾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也永远不会丢弃民族文化。”这是日据五十年，台湾同胞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的主流。但也必须承认，日本五十年的殖民同化政策，特别是1937—1945年强制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从语言文字到生活习惯，从宗教信仰到价值观念都实施过持续的、全方位的同化，也确实对少数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造成了负面影响。台湾反殖民文学记录下了殖民文化给一些台湾人留下的伤痕，这是民族意识在苦难伤痕中的反省。
       《高潭村人物志》以高潭村几个小人物的故事，勾画了自日据殖民时代到80年代这段时期的台湾历史面貌。其中“癫坤仔传奇”写的是癫坤仔的悲剧，在日本殖民奴化教育毒害下，他认同日本，效忠天皇，为“大东亚共荣”出力。日本失败了，他无法抛弃“日本精神”和“皇民”的自我肯定，于是疯了。“旺子仙和他的响筒”写的是旺子仙的颓废。他原是日据时代派出所的工友，自日本人将警报器交他管后，他潜伏的英雄欲望得到了满足。后来日本战败，警报器丧失作用，他也颓废了。“狼犬玛利亚”中的狼犬是阿福伯公的，原有日本名字“库洛”，在台湾光复前三年，阿福伯公将它的名字改为美国名字玛利亚。但光复十几年后，狼犬死时，阿福伯公却以“库洛”的名字安葬它，这表现了阿福伯公的认知和情感的变化。“林明的故事”中的林明是阿福伯公的孙子，光复当年出生，他的日据时代的经验是从癫坤仔的癫状和狼犬玛利亚的名字中间接得到的。然而在他大学毕业进人美商电子公司后，他却经历了新形式的“日据经验”，面对美、日经理欺压、侮辱同胞的恶行，奋起反抗。小说中4个人物3代人，经历了不同的“日本殖民经验”。从林明开始，才算走出这种“殖民经验”的梦魔!
       另外，《喝尿者》、《三脚马》、《战火》、《报马仔》、《叛国》、《望春风》等作品同样记录了殖民历史给台湾人留下的民族伤痕。如《喝尿者》中的陈先生作了日本人的走狗，但他内心又时时受到煎熬。因无法排遣自责，每天用喝尿来自我惩罚。作者通过对在殖民文化濡染下变态、分裂的人格的剖析，表露了轻蔑、痛恨和忧患、悲哀的复杂感情。《战火》中高山族人林兵长被日本皇民化，充当日本军队的炮灰，随着日本的战败，他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三脚马》中的主人公白鼻狸志祥因从小鼻子上生有白斑而被小伙伴戏弄，他立志要成为一个让一般台湾人尊敬、畏惧的人，于是投入了殖民者的怀抱。日本战败，他赖以骄傲的现实世界也坍塌了。他没有决心模仿其日本主子自杀“殉国”，也没有勇气去面对百姓们的唾骂。他逃走了，恬不知耻地活了下来，余下的日子只能舔着伤口雕刻木马。经他手“出世”的马匹“面部充满了痛苦的表情，拖着一条折断的后腿”。正直的台湾人说：“马，三脚的比四脚的更可恶!”因为，“三脚马”不但肢残，而且心残(“三脚仔”在台湾喻指汉奸)。在作者笔下，所着意刻画的不仅仅是“马”的丑陋，更有深沉的反思和严峻的思考，这，就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回顾。它提醒人们，万万不可忽视数十年的殖民统治在台湾人民心灵上投下的阴影。
       三
       台湾作家反映台湾人民日据时期生活的作品中，蕴藏着一些具有典型殖民时代意义和鲜明特征的特定语言。如“三脚仔”、“臭味狗”、“清国奴”、“支那猪”、“内地人”、“志愿兵”等。这些称谓从语体风格来看，文字大都极不雅顺，其感情色彩也多为贬意。但从这些堪称标本的语言称谓中，我们可
       以感觉到其中透露出的强烈的民族情感。
       “臭味狗”、“三脚仔”等是台湾人对日本人和汉奸的称呼，“‘狗仔’或‘四脚仔’是我们台籍人私下称日本人的口头称呼，那是含有一种只有台湾人才是人，日本人是四脚兽类的鄙视意义。”台湾人把日本人称作狗，不光表达了仇恨，更有深深地嘲讽。狗是四脚动物，而替日本人做事的走狗只配是三脚。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李乔的《寒夜》三部曲、钟延豪的《高潭村人物志》、郑清文的《三脚马》、《报马仔》、吴锦发的《叛国》等都有“三脚仔”的描写。这些“三脚仔”有两个特点：第一，对日本的一切都盲目崇拜。对日本人也特别谦恭阿谀；第二，对自己的同胞则“狐假虎威”地“作威作福”，比日本人还要残暴。他们学习日本话，学习日本人，希望同化为日本人，所谓“国语家庭”，“皇民化运动”都是这种“积极”精神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恨自己的“台湾”成分之余，心甘情愿当日本人的走狗来摧残、迫害自己的同胞。他们往往在后半辈子忏悔不已，内心充满了苦闷和迷惘，印上了深深的殖民伤痕。这是一群既可恨又可怜的形象。
       “清国奴”、“张科罗”、“支那猪”是日本人对台湾人侮辱性的称呼。主词“奴”和“猪”有鲜明的贬意，奴：奴隶、奴仆、奴颜、奴骨……猪：畜生、肮脏、下贱、非我族类、不需施以人道……这些污辱性的词汇，反映了日本人自觉高人一等，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其实，在殖民者狂妄的轻蔑后边，还隐藏着无法克制的恐惧。“清国奴”、“支那猪”往往是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台湾人而发的。自从日本占领了台湾宝岛后，台湾人民一天也没有停止反抗，他们组织武装斗争，以回归祖国相号召，这使殖民者寝食不安，心惊肉跳。为了消弭属地人民的反抗，他们一方面进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实施“同化、愚化、奴化”的政策，企图割断台湾人民与祖国的传统纽带，把台湾强行纳入日本文化的结构和氛围中去。可是，无论是威化还是感化，都解不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那个仇结。这只能引起台湾人的民族憎恨，《江山万里》中的台湾士兵对着日本人发出仇恨的赌咒：“等美军来了，那时看看我的枪口对准谁吧!”
       “志愿兵”、“内地人”是台湾民众中近乎懦夫或介乎懦夫和败类之间的人。“志愿兵”也并非是志愿者，多半出于被迫。他们是一群戴着面具、言不由衷、自相矛盾、无比尴尬的人。兵长林逸平(《猎女犯》陈千武)押送慰安妇，听着操祖国语言的妇女对他们的咒骂，羞愧难当。尽管他的手在颤抖，心在无声的哭泣，可是不得不端起枪来对准自己的同胞。《输送船》(陈千武)、《求生欲望》(陈千武)中的台湾日本军人是两面人，在日本军队里被歧视，是异类分子；面对百姓又是凶狠的征服者，这是一群角色错位的、可怜的台湾人。“内地人”并非就是日本人，而是指那些一心一意想成为日本人的人，他们立志把“落后”、“不文明”的台湾陋习革除，认为学习日本进步的文化是一种无上的荣誉。然而这种美梦并没有维持多久，从1942年4月台湾正式实施征兵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仅历时三年多的时间，原本在这些热衷于皇民化的台湾青年心目中皇军是永远胜利的，皇国是无敌的神国，他们即将协助天皇实现统一的理想，然而透过广播听到“天皇”宣布日本失败的消息，心中所塑造的皇国形象破碎瓦解，仿佛由高高的云端堕入无底的黑暗深渊里。这些曾深深认同过日本的皇国青年，在小说家的笔下，下场不是发疯，就是不肯接受现实，自筑一个日本王国。如陈培丰《欧多桑时代》写他从小被迫受日本教育、当过皇军的父亲在时代的恶作剧下，无法认同战后社会，熟练的日语派不上用场，活像个哑巴，不满国民政府的施政，于是甘愿退回年轻时的生活记忆，所有的生活方式还是日本化，不肯抛掉，毕竟在这些怀念的器物中，有他年少风光的残影。于是，自筑一个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异乡”，蜷缩其中，自娱心志。在爱亚的短评中，亦陈述自己在童年的回忆中，时常能见到少数几位男士穿皮鞋、戴圆帽，“认为日本是祖国，认为日本语是‘国语’，虽然光复已十多年，他们仍不能自原有的生活中逃脱。”“志愿兵”、“内地人”都是殖民历史悲剧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