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选尤》是明人邹思明的《文选》评点著作。该书对原《文选》类目、篇目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删节，从中略可窥见邹氏更喜篇幅短小、风格轻清流丽作品的审美趣味。在具体批评时，大量采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形象化的评语所表达的内容或与原文内容相似，或只是指向对原文艺术特点的评论，本身就颇具文学意味。对用字造句之奇、构思之奇、风格之奇的崇尚贯穿于《文选尤》全书，最能体现邹氏的文学批评思想，反映出该书受到当时社会风气、文学思潮及八股文写作及评选风气等的影响。
[关键词]邹思明；《文选尤》；评点；比喻象征手法；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082－05
邹思明，字汝诚，号见吾，浙江乌程人，出生于1542年左右，嘉靖甲子(1564年)举人，曾任霍山、彭泽两县县令，著作今天仅存关于《文选》的评点书目——《文选尤》一部。该书天启二年(1662年)由吴兴闵齐假刊刻，四周单栏，无界行，半叶八行，行十八字。眉端、篇末施评，行间有圈点，朱、绿、墨三色套印。共分十四卷，前三卷为赋，四、五卷为诗，第六至第十四卷为丈。前有邹氏同乡朱国祯、韩敬两篇序及《凡例》八则，卷末附萧统《文选序》、邹氏《镌文选尤序》。萧序附于卷末，于此本外，别无他见。书名谓“尤”，据朱国祯序，是因此书既精且博，“莫可加之为尤，殆所谓不拔之拔”，推崇备至，不无溢美之意。
一
不论《文选尤》质量是否即如朱序所言之高，但与其他《文选》评点本相比，它确有颇为独特之处，首先就表现在对原《选》类目、篇目的调整、删节。
先看《文选尤》对类目的调整。于赋、诗二种，《文选尤》皆不标类目。对照于胡刻本，该书所录赋实只有十三类，原“耕籍”、“江海”二类三篇文章全部删去；排列顺序较胡刻本亦稍作改变，把原“宫殿”、“论文”二类所录两篇文章，提于“畋猎”类篇章之前，“纪行”类录一篇，置于“志”类之后。胡刻本诗共分二十三类，《文选尤》所录诗篇则只占其中之十七类，原“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军戎”、“郊庙”六类所收篇章全部删去。文类，《文选尤》虽每类标目，但情况却更为复杂。胡刻本文共三十五类，《文选尤》删去“史述赞”一类，这与诗类悉数删去“补亡”、“劝励”、“献诗”、“郊庙”四类所有篇目相一致，表达着邹氏对四言体的不喜。所余三十四类，排列顺序较原作有较大改动，且未于《凡例》中交待理由。《文选》文类原来的次序，“诏、令以后便是‘策问’，然后是表、上书等。前者是上对下，后者是下对上，然后是略有平等地位的书信，最后是对死人的祭文”，实还有规律可寻。而邹氏之拆分重组，则显草率。
《文选尤》对原《选》篇目作了大规模删节，仅诏、辞、上书、设论、连珠、册、令、奏记、对问、箴、墓志、行状等十二类所收全部保留，其余文体基本上都十取其六。仅从《凡例》中，我们看不出邹氏对《文选》原篇目进行诸多删节的充分理由，所谓“兹之所取，则于意致委婉，词气渊含，才情奇宕者耳”的标准不免失之于浮，具体操作是否即符合该标准，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四库馆臣称其“臆为删削”，实在也不是过分冤枉之语。但仔细分析比较邹氏所删节与保留篇目，还是能略窥其审美趣味：赋、诗、文三体皆多保留篇幅相对短小、风格轻清流丽、能表现作者才情之作；多删篇幅较长、风格雍容典丽或慷慨激昂、与国家军政相关之作。陆机、颜延之一系作品词藻富丽、风格典雅，且多长篇，《文选尤》删去最多。昭明原《选》于诗中之“公宴”类最推重颜延之，选人两首，其他自曹植至沈约皆选一首。颜延之最善此类雍容典雅的应制作品为历代批评者所公认，《文选尤》却将他的两首作品全部删去，陆机一首亦未幸免，“行旅”类二人作品亦全不录。刘琨与卢谌往来作品因表现了悯时忧世的内容、相应呈现出慷慨激烈的风格而特出于那个文风靡弱的时代，且因此受到多数研究者的关注与喜受，《文选尤》却将二人作品悉数删去。文中“笺”与“书”二类原《选》共收三十一篇作品，所表现内容可分为军国政治和个人感情两类，其中以军国政治为内容之五篇被悉数删去。此五篇作品与风格较流畅婉转的其他二十六篇作品相比，偏于慷慨激烈，篇幅也较长。“笺”、“书”二类弃此五篇与诗中不录刘琨、卢谌二人之作标准似颇为一致。所可注意者还有，《文选尤》于诗中之“赠答”类还舍弃了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此篇作品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历代文学批评家对它的重视及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这里都不必多言，邹氏对它的舍弃大概也只能是因其篇幅偏长、风格慷慨悲凉，不是他所欣赏的类型。与上举作品不同，谢胱的诗作一般篇幅较短、风格轻清流丽，沈约深然关于其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之评，《文选尤》基本未作删舍。
沈约既颇为欣赏谢脁诗作，《文选》所录其作品，风格亦多有与谢脁相类者，《文选尤》亦绝大多数保留。可见，邹氏删《选》，还是在他心中一定标准指导下进行的，体现着其审美趣味。只是其标准是建立在对作品风格体会的基础上，不免主观，易遭人疵病。
《文选尤》的大规模删节、移易篇目，后人多有不满，屈守元先生就说：“(明代)《文选》的翻刻虽多，但是‘明人刻书而书亡’，窜改也很厉害。发展到张凤翼的《文选纂注》、邹思明的《文选尤》、闵齐华的《文选瀹注》，几乎把《文选》等同于村塾古文，科声墨卷，实《文选》和《文选》学之大厄矣!”邹氏之不慎，原是当时习气使然。
二
《文选尤》全书采取眉批、总评两种评点形态。“缀言有朱有绿有墨，各有所取。……释音义、解文辞、考古典则用墨。”可见，以墨笔显示者，实属注释，它们全部见于眉端。这些注释之语，邹氏并未标“某日”，很容易使人以为即是邹氏自注之词。然对以《四部丛刊》本《六臣注文选》可知，《文选尤》注释之语皆翦裁合并加工李善、五臣注而成。释字全部采用直训方式，释句多录李善、五臣疏通文义之语。其注释方式整体接近于五臣，以疏通文义为最主要目的。其实，不止注释部分，即使带有批评意义的一些评论性语言，如阐述发明写作背景、揭示篇章大旨、辨析篇题，邹氏也极其充分地利用了李善、五臣注，或原话照录，或稍作改编。偶有不同于六臣观点者，亦是针对之而阐明己意，但为数较少。邹思明大量用六臣注而不标出处，大有窃书的嫌疑。其实不单邹氏这样，此实有明一代之学风，顾炎武就说：“吾读有明弘治以后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经解之书尚且如此，无怪乎集部作品了。
《文选尤》全书，除抄录六臣之注释、评论外，还辑录了下列诸人的评语：刘勰、真德秀、楼肪、陈仁子、蔡清、林希元、杨慎、邹守益、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王世贞、沈位、冯觐、胡汝嘉、邓以赞、冯梦桢、杨
起元、焦竑。除刘勰是南朝齐梁人、楼昉、真德秀是南宋人、陈仁子生活于宋末元初外，其余都是明人，以出生于明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的蔡清为最早，卒于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的焦竑为最晚。这些人的评语多则十几条(如林希元)，少则一条(如杨起元)，全书仍以邹氏自评占最大部分。且就算他采摘前人评语，也总还表明其赞同的态度，所以下边一并论述。
《文选尤》最突出的一个特色是以比喻象征的手法来品评《文选》篇章。这些形象化的评语几乎贯穿于全书每一篇，其中很多与篇章描写有某些相通之处，可通过对评语的体悟来理解篇章。《西都赋》“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数语，眉端邹氏评云：“芝田花发，金谷春明。”赋中数语描写了西都之富庶，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和美宁静。邹氏评语简短的八个字，描写了一幅优美的春景图，画面既美好和平，又生机盎然，欣欣向荣。评语与原文给人的联想是相通的，正是基于此，邹氏以自然景物象喻人事的评语才见出色，既赏析了原文，又给读者美妙的审美体验。再如陆任《石阙铭》“于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极，把钩陈，翼百神，禔万福。龙飞黑水，虎步西河，雷动风驱，天行地止”数语，写皇帝率军队铲平祸乱，将士如生龙活虎，勇往直前。且看邹氏评语：“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出自《
世说新语》的这两句非常有名的话，被邹氏借用于此处亦是以自然景物象喻人事，生机勃勃之自然景物象极了具有同样精神状态的皇帝与将士，其间的联系微妙而有趣。当然，除与原文内容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外，上举评语实际还非常形象地概括出了原文的艺术特征。《文选尤》中更多的比喻象征性评语纯粹指向对作品的艺术形式的批评，而不再关系与原文的某种相似性。与前述相比，此一种评论脱离了赏析的层面，进入了更高的文学批评范畴。陆机《文赋》有云：“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邹氏评云：“璧飞章华台，珠走绮谷堂。”陆机原文虽为论文而作，却很讲求文采，辞藻华美，上引数句即是比较典型的表现，邹氏的评语实以比喻的方式说明了此点。再如李斯《上书秦始皇》“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纳，疏士而弗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数语，“客何负于秦哉”一句结住上文，斩截有力。“向使”以下四句又从反面论述，与上文所说仍属一意，而对文意起补充作用。且看邹氏评语：“‘客何负’一句如危峰阻日，‘向使’四句如三峡余波。”危峰阻日正是割断，戛然而住，三峡余波正是余意悠然，真是能想得出此等景象!
《文选尤》全书这种评语是很多的，上举四例都是眉批，总评中此类语言更几乎篇篇皆是。又由于总评一般篇幅相对较长，评语既形象生动，又讲对偶押韵，简直可以作为短篇骈文来欣赏。我们稍举一例以窥斑见豹。孙绰《游天台山赋》总评云：“此赋搞天上云锦之章，疑怀连城而佩明月；离人间烟火之气，若饮坠露而餐云霞。异姿、异想、异色、异声，艺海词坛，英英楚楚。”从两个方面来评论《游天台山赋》，一说其文辞华丽，一说其内容清虚不俗，评语亦是既丽且新，颇富美感。可见，以比喻象征的手法进行批评，如果运用得当，既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同时又获得美的享受。然而，若一味求新求奇，评点者自己过多陷于对华美语言的追求而不能自拔，反而将评点的初衷置于次要地位，则就不免让读者如坠云雾之中，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总评曰：“奇异怪丽，雄竦陆离。若丹霞飞华顶之峰，接天峻，拔紫雾，锁方瀛之路，峭壁崔巍，惊心骇目，疑鬼疑神。”大概可以看出邹氏是说这篇作品风格比较独特，然似也无更细致、更深刻的分析，只觉是作者在炫采逞奇而已。
其实，比喻象征的批评手法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有悠久的历史，从东汉末年的人物品评开始，到后来东晋、南朝的广泛应用于文学和书法评论中，再到李白、杜甫，经皎然《
诗式》发扬光大，至李商隐、司空图而发展到极致。邹思明在《文选尤》中大量运用这一批评手法，是对我国这一文学批评传统的有意继承与张扬。但同时也应清楚看到，邹思明于此实存在极明显的炫耀才情之意。生当思想自由的晚明时期，人们都注重个性的追求，而才情自是个性很明显的表现，尤为文人看重，在评点著作中炫耀才情在当时实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邹氏大批量采用此种批评手法，有其别有用心处。
三
尚“奇”是《文选尤》一书最重要、最突出的批评思想。在短短数条《凡例》中，邹思明三次提到“奇”字；在具体篇章的批评中，“奇”亦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
自刘勰开始，“奇”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范畴。在《
文心雕龙》一书中，“奇”与“正”相对，表现于内容、语言形式、风格等各个方面。“刘勰认为‘奇’有两类。一类是好的，大致上指属于语言形式的奇辞异采，……一类是不好的，片面追求奇，易成‘体有六义’的对立面，产生情诡、事诞、义回、文淫等现象。”而在邹思明《文选尤》一书中，以“奇”字评论时都无关作品内容，而是大概指向这样三个方面：用字造句之奇、构思之奇、风格之奇。且“奇”无好与不好之分，能表现出“奇”这个特色的作品都是邹氏极力赞美、极为推崇的：
第一、用字造句之奇。《文选尤》一书称扬作品用字造句之奇的地方很多，是作者有意识、于全书一以贯之的一个批评角度。扬雄《甘泉赋》文首眉批邹思明引杨慎评语曰：“赋家往往铺张数段以示宏丽；一气写就，奇字警语层见叠出，独相如、子云耳；孟坚辈不免填塞。”无“奇字警语”就不免“填塞”，则“奇”者，必须用字、用句流丽畅通。邹氏所谓的用词造句之“奇”看来要符合字、句既不常见而组合起来以后又能流丽通畅两方面的要求。要达到此要求，在他看来，琢磨锻炼之功不可少。而根据一般的阅读经验，我们知道，运用大多数读者不用的字、句，人为锻炼的痕迹如果再过多，作品就很容易流于艰涩难通，而非通畅流丽。邹氏所要求的用字造句之“奇”，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做到几乎相反的两方面的结合，实属不易。不过，大多数时候，邹氏更强调的还是所用字、句的不常见、不同凡俗。《上林赋》“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沉沉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濦漂疾，悠远长怀”数句之眉评颇直接道出了此点：“声调句字，迥异凡流。”句中所用字偏难，且又以拟人手法出之，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不同凡俗是有了，但今天我们很难再感到此数句是通畅流丽的，在《甘泉赋》中提出的二者结合的要求，看来邹氏自己也深知难以贯彻《文选尤》全书，而只能重视一方面了。对用字造句之“奇”的追求，亦多见于诗体之评中。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一首，“成装候良辰，漾舟陶嘉月”二句眉批曰：“‘陶’字奇。”“浮氛晦崖(山献)，积素惑原畴。”眉批曰“‘惑’字更奇”。前面“陶嘉月”实
际出自《
楚辞》“陶嘉月兮综辔”，“陶”即“喜”之意，此一义项较不常用，易给人新奇之感。若用“喜”字则湿过熟、过俗，且读起来不响亮，远没有“陶”字铿锵有力。后二句之“惑”字用以表现原畴因满是积雪而迷茫一片，这个常用来表现人的字眼，出现在此就觉得很新鲜。邹氏对作品在炼字组词造句上不落俗套非常看重，而这也正可以解释《文选尤》何以有那么多讲求词藻的评语的原因。但事实上，我们也可看到，对于字句之奇的追求，邹氏不免有过分之处，《上林赋》所用字句是不常见，但所用难字太多，给读者的阅读带来诸多困难，“奇”得有点过分了。就连邹氏自己的评语有时也因过分追求此种“奇”之效果而让人不知所云了。
第二、构思之奇。《文选尤》对作者能想前人所不能想，构思上自出机杼的篇章颇为欣赏。《子虚赋》“于是郑女曼姬”一段有评语云：“插入美人一段，此文之奇幻变化处。复入游清池而歌讴齐发，水石皆鸣，诚为信手拈来，头头是道，愈出愈奇，愈灵愈怪。”邹氏所以于此处称奇，是因为司马相如在写畋猎繁忙激烈的场面时，忽然就能想到于忙中着此一闲笔，从容写到宫中美女。既写宫中美女，则又可顺势写清池歌讴，水石相击，弋钓之乐，是奇中再出奇。这种构思并不是一般作者所能有的，所以司马相如成为“畋猎”类赋的第一作手。当然，司马相如的写法为后来诸多同类大赋作者所继承，反又变成俗套，但作为创始者，又确实是可以以“奇”称之的。再有谢惠连《雪赋》起语云：“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为寡人赋之。”邹氏眉评云：“起有奇致。”此赋假借梁王起兴，通篇所写亦是借司马相如之口出之，与谢氏之前开首直道其事之小赋确不相同，让读者感到新鲜。而同篇总评又进而对此作之“奇”进行了发挥：“形容处纤细入微，寓言处须眉独湛。文气古雅，局度优裕。奇而不诡，异而不怪。”申明此篇虽奇，但奇得适中，给读者的只是新鲜感，而绝对不是突兀。构思奇特往往意味着突破前人而有所创新，这种创新既表现在整篇文章的构思布局上，如《雪赋》的通篇假借古人写景；也表现在局部上，如《子虚赋》的某个场面。欣赏且注意挖掘文章的构思之奇，从小处说可以发掘单篇文章的创新价值，从大处说则可以发现某类题材、某类文体的发展演进轨迹。因为这些创新不断被后来者学习，然后又有新的创新，正是这样一步一步丰富着文学史的内容，推动着文学史的发展。
第三、风格之奇。相对于前两者，邹氏更重风格之奇。在他看来，所谓风格之奇在不同篇章可以有“古”、“秀”、“华”、“有神”等等各种表现形态，但必定要超越凡庸，能够让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相对于前两点之“奇”，于风格之“奇”，邹氏多是通过阅读作品而得出的印象式的感受，对其内涵，并无特别的要求，相对于前人，也未向深广处挖掘，此不再赘述。
“奇”是邹氏评论作品艺术的一个最重要标准，《文选尤》全书几乎每一篇的评语中都有该字出现。但事实上，“奇”只是文学批评的一个范畴，《文选》许多篇章本不是以奇致胜。评点者一味以此种标准衡量作品，有时就不免对作品的认识出现偏差。但邹氏如此重“奇”，却也是一种必然，与他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晚明追求个性自由，邹思明又生当李贽思想影响颇盛之时，虽然现在我们对他所知甚少，但也可以大概明确时代的大环境必定对他产生作用。而更为具体的原因可能是，邹氏受到了竟陵派文学思潮的影响。宣扬竟陵派文学思想的《诗归》在当时士子间传播甚广，“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父之删定。”邹思明与竟陵派的接触则更为直接，据陈广宏《竟陵派研究》一书考论，“万历己未(1619年)秋冬，钟、谭各自为探房望师友而游访吴越”，在这一次游历中，钟惺曾专门到湖州访同年友韩敬，而韩敬正是《文选尤》的作序者之一，在乡里颇有一些影响。钟惺访韩敬又恰在《文选尤》的创作前后，邹思明受到竟陵派的影响应该说是没有疑问的。邹氏在对艺术形式之奇的片面追求中，又陷于偏执，固执地以此衡量每一篇作品，明显带着一种刻意和人为的痕迹，似想以此来引起同时代诸多尚奇者对其《文选》评点更多注意。
在《文选尤》的两篇序言中，朱国祯有言曰：“方今操觚而工六籍者，率借《文选》为资，苦未得其要领。先生是编一出，并得游而习焉，以之扬芬蜚藻，共登作者之坛。”韩敬有言曰：“嘉惠后生。”两人都非常清楚地指出了此书的创作与刊刻目的：指导后学，供士子学写文章，为科举考试之一助。其实这已是老生常谈，明清有太多的评点之作都是为此而发，这些评点之作本身又受到八股文文法的影响。以时文之法评点作品是当时的普遍现象，《文选尤》亦不例外。全书中疏通文义、讲解篇章结构、提示起承转合之语相当多，与任何一种《文选》评点本一样。但是，时文对评点的影响还不止于此，除评点方法外，当时时文的习尚也影响到了《文选尤》。主要生活于隆庆、万历年间的邹思明，其时八股文的写作是怎样一种状况呢?“或讲机局，或尚才情，或喜词藻，独独不讲恪遵传注与代圣贤立言，……这些八股文炫怪矜奇，标新立异。”同样是受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八股文写作既有此种风尚，当时的时文评本亦重抉幽发奇，邹氏《文选尤》中尚“奇”的思想受它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文选尤》一书明显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邹思明以己意删削《文选》原录作品、抄录六臣诸多注释及评论性语言而不标出处等诸种不审慎之举，是明末常见的事情。邹氏自己评点的部分虽很多评语是以时文之法出之，但除此而外，大量地以比喻象征的手法评论作品、论作品形式时最重“奇”，是《文选尤》在明清诸多《文选》评点本中表现出了自己风格与特点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最有特点之处又是受当时社会风气、文学思潮、八股文写作及评选风气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