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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从考古资料看楚漆画产生的历史背景
作者:许道胜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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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漆画是附属于漆器的装饰图像,其绘制技法、题材以及所表露的时代风格,均反映出当时绘画艺术的一些特征。由于迄今遗留下来的楚绘画资料过于贫乏,楚漆画理所当然地就成为目前了解楚绘画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考古发掘所得楚漆画,多出自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墓葬之中。有关漆画的研究成果虽有不少,但多集中于对个别漆画的内容进行考证,而整体研究显得极为不足,如对它产生的背景研究就是一例。论文结合考古出土实物,从材料与技术、工具与颜料、社会因素、题材内容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楚漆画产生的背景。
       [关键词]楚墓;漆器;漆画;贵族生活;巫文化
       [中图分类号]J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048-05
       漆画是绘画的一个品种,作为附属于漆器的装饰图像,其绘制技法、题材以及所表露的时代风格,均反映出当时绘画艺术的一些特征。由于迄今遗留下来的楚绘画资料过于贫乏,楚漆画理所当然地就成为目前了解楚绘画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考古发掘所得楚漆画,多出自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墓葬之中。就其原来所依附的器物而言,楚漆画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与丧葬制度有关的文物,如漆棺等;另一类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皿。前一类器物发现较少,其上所绘漆画多为宗教迷信的内容,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而后一类器物相对发现较多,因器类、用途而异,画面尺寸大小悬殊;受装饰部位形状的制约,构图变化较大;内容多关涉社会生活,既有神秘色彩的虚构形象,又有真实模写人间生活情景的画面,有的甚至是生动的古代生活风俗画,倍受重视。
       有关漆画的研究成果虽已不少,但似乎多集中于对个别漆画的内容进行考证,而对其整体研究方面还显得极为不足,如对它产生的背景研究就是一例。因此本文拟结合考古出土实物,从材料与技术、工具与颜料、社会因素、题材内容等几个方面,对楚漆画产生的背景作一讨论,以就正于大家。
       一 材料与技术
       (一)美材——丰富的漆资源
       楚国具备制造漆器的物质条件。楚国的中心处于长江、汉水流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温差较大,生长着大片制造漆器所必需的漆树、油桐和其它木、竹资源。其中,漆树可以采集生漆,桐油可以生产油漆,木、竹可以用于制作漆器的胎体。
       (二)利器——铁工具的使用
       已有研究表明,楚国很可能是“最早冶炼和使用铁器的地区”,冶铁业出现的时代可能早到春秋以前。从考古出土实物看,自春秋晚期、战国初期开始,楚地已出现铁工具,包括生产工具、武器、杂用器三类。其中生产工具包含农业生产工具和手5252具,手工工具有削、凿、斧、锛等几种。由于冶铁技术的发明,由于铁矿的开发,由于冶铁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到战国中期以后各种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已普遍用铁制。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木、竹胎漆器的生产效率,还使木、竹器的精、细加工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楚人加工木器平面时采用斫制法,其工具包含斧、锛之器,它们的作用有所分别:斧用于斫断木材,而锛则用于平斫木材,是“用于构件和器皿平面制作的主要工具”。有研究者指出,楚国“所有的木材平面制作均为斫制,并系一次性加工而成”,当然,“由于木料面宽窄不一,斫制的工具也应有所区别”。锛斫制的工效并不低于斧,而且板面制作也较斧制的光滑、平整,不需再次加工,可以和刨制的板面媲美。制作出光滑、平整的板面(胎体),是制作漆器的关键一步,为其后的打底、上漆、彩绘等主要工序打好了基础。
       二 社会因素
       战国时期,楚地漆器高度发展,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以至达到了工艺历史发展水平上突飞猛进的繁荣时期,产量多,品种备,制作精,分布广,其社会原因何在?我们认为:
       第一,战国时期,奴隶制瓦解,礼崩乐坏,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作为统治者“家国重器”与名分表征的青铜礼器走向衰落,其特殊作用也因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诸般不利因素而丧失殆尽。在意识形态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的美术思潮与观念改变了固有的“造物观”。在经济领域,农业迅速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加速进行和手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至迟在战国中期,漆器制造业已完全脱离木器业,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金银器、铜器、玉器、玻璃器等工艺的繁荣,也深刻地影响着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冶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漆器的制胎和加工水平也大大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大量漆器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了流通领域,市场规律要求漆器生产不仅要有高效率,还要适应人们的实用、审美需求。因此,漆器制造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物质文化史进入战国大舞台上的主角,令人刮目相看。
       上层统治者对漆器的重视,无疑对漆器的普及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公元前401至380年间,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变法,使符合奴隶主贵族利益的礼教迅速崩溃,青铜礼器不再成为表明奴隶主贵族的身份和地位的标志物,日常生活用品在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中占据了比青铜礼器更为重要的位置。在所有的生活用品中,漆器也因为上层统治者的推崇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物。楚国的漆器生产适应了社会的变革,也适应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第二,漆器本身具有轻便、华美、坚固、耐酸、耐碱、耐热、防腐,外形可根据用途灵活多变,装饰可依审美需求花样翻新等优良品质,所以为人们所青睐,并在生活领域中逐渐取代了青铜器。
       三 工具与颜料
       (一)画笔
       毛笔是书写用的文具。据不完全统计,楚墓中已发现3管毛笔,它们均由笔杆和笔毫组成,在形制上略有差异。
       湖南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1管,系竹质笔杆,长18.5厘米、直径0.4厘米、笔毫长2.5厘米,以上等兔箭毛做成后,用丝线缠于杆的一端并髹漆。
       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一件工具箱(标本1—730),箱中装有竹杆毛笔1管(标本1—708),长23.4厘米、直径0.9厘米、笔锋长2.5厘米,笔头套在竹管内,笔毫以丝线捆缚在杆上。此笔带有笔管。
       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出土苇杆毛笔1管(标本2:423),笔毫上端用丝线捆扎后套在笔杆下端的銎孔里。全长22.3厘米、笔毫长3.5厘米。
       楚墓出土竹简甚多。简文均系墨书。湖北江陵九店56号墓出土一批竹简,简内裹墨盒,盒内盛墨。
       从出土的众多竹简、简文以及少量的遗墨分析,楚墓中出土毛笔应是书写用具。不仅如此,毛笔还应当是画画的文具。这是因为:首先,楚墓(如包山二号墓等)所出毛笔与现代书画用笔几无二致,“简直就是一项无须商榷的声明”。当然,楚国的画笔同书笔可能不尽相同,其制法实行技术保密和封锁,实行国家控制与垄断,“秘不外传”。但其基本形
       态与用于书写的毛笔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这样看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其次,楚漆画的线条,既有畅如行云流水的,也有常见的藕断丝连的“枯笔”现象,由此应该可以推断,楚漆画的主要工具是毛笔。
       (二)矿物颜料
       楚国漆器装饰的主体是漆画。楚国漆画分为两大类,一类反映社会生活,另一类描绘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世界和奇异动物。前者常以贵族、乐师、舞女、猎人、巫师等人物形象为主体,以各种鸟兽、花草、树木、车马及一些连续图案作陪衬,组成车马出行、宴乐、狩猎、烹饪及巫师作法等内容的画面。后者则主要反映了楚人的迷信以及“巫文化”对漆器制作的影响,表现出楚人在巫和鬼神面前的畏惧与恐怖心态。
       漆器的装饰艺术是与其造型艺术、绘画艺术同步发展的。楚漆画主要采用描漆、描金等手法。描漆是最常用的方法,虽然只是用笔蘸色漆在有漆地的器物上涂画,但由于色彩运用和搭配得好,颜色错杂之中,一个个光怪陆离、富丽堂皇的世界便跃然而出。这种技法讲究线条的流动之美,线条勾勒交错,韵味无穷。平涂设色之中兼施渲染,单线勾描之中又加以风格的变化。线条有粗有细,疏密、刚柔适当,着色或浓或淡,又常常透出深浅之别。着色讲究色调的和谐及色彩的艳丽,主要采用红、黑、黄、蓝、褐、金、银等七种颜色,尤以红、黑二色使用得最多。不过,对这七种颜色的使用,并没有贯穿楚国漆器发展的始终。据实物考察,只有中期才七色俱备,早期没有蓝、金、银三色,晚期没有蓝、黄、金、银四色。描绘技法的娴熟,设色和谐以及与器形的统一,反映出楚国在漆绘方面已具很高的艺术水准。楚国漆器上那些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题材的漆画,都是用描漆法绘成的。描金银是指用毛笔蘸金、银粉在漆器上描绘纹样,使漆器光芒四射,富丽堂皇。
       实物资料显示,楚漆画的颜色已有黑、朱、黄、紫、白、绿等十余种之多,它们大体上是用各种矿物质配合而成的。其中,以黑、朱两色为主,常见的是黑地朱彩,墨朱流韵,光彩四溢。下面,就以这两种漆色为例,加以说明。
       1.红色:采用的是丹砂。丹砂又名“辰砂”、“石朱砂”,它是一种天然硫化汞矿,其化学成分硫化汞(HgS),有红、黑两种不同的结晶构型。“先秦时期人们所开采的一般都是指红色的硫化汞矿物,所以称为丹砂是因其显红色的原因”。攻取朱砂本是“濮系氏族传统的特有技术”,濮人还曾以丹砂向周天子进贡⑨。先秦时期,濮、楚相邻而居于汉水流域一带,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楚人取濮人之所长而为己之所用,也学会了丹砂的开采技术与使用方法。楚地本身拥有丰富的丹砂资源,不仅丹砂的得名与楚国的丹水有关,而且湖南辰州所出丹砂(称为“辰砂”)为佳品。
       2.黑色:采用的主要是烟炱。
       四 漆画取材的历史背景
       (一)知识的进步,成为漆画表现的对象
       中国古代为了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把天上的恒星几个几个地组合在一起,一个组合就称为“星官”。各星官所包含的星数多寡不等,所占天区范围也不相同。在众多星官中,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二十八宿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二十八宿又名“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最初是古人为了比较日、月、五星的运动而选择的二十八个星官,作为观测时的标志。“宿”或“舍”,意为“停留”。《史记·律书》:“舍者,日月所舍。”二十八宿的名称,从角宿开始,自西向东排列,与日、月视运动的方向相同。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牵牛)、女(须女或婺女)、虚、危、室、壁(东壁);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觽)、参;南方七宿: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
       在古代文献中,二十八宿中的部分星宿出现较早。殷墟甲骨卜辞中已记载了鸟星(七星宿或柳宿)和大火星(心宿二)。春秋时期的《诗经》和据传为夏代之书的《夏小正》等文献中,也记载了二十八宿中一些宿的名称。《诗经》中除牵牛、织女外,还记有火(心)、箕、斗、定(营室、东壁)、昴、毕、参等宿名。《夏小正》中则记有大火(心)、昴、参、鞠(柳)、房、尾等六个星宿。《尚书·尧典》中,有“四仲中星”的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从所记天象来推测,“日中星鸟”即“七星”宿春分时昏中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即殷末周初,因而有人认为二十八宿即产生于这个时代。但是,也有人认为少数星宿名的出现,并不能证明当时二十八宿的完整系统已建立起来。
       早期载有二十八宿的可靠文献是《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周礼》等书,它们中时代最早的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而从所载天象推算,则可前到春秋中叶(公元前7世纪)。
       战国中期的星占家甘德和石申,分别著有《天文星占》和《天文》,可惜原书已佚,《汉书·天文志》中保存甘、石二人的二十八宿星表。《周礼·春官·冯相氏》、《秋官·簇氏》以及《考工记·舆人》都有“二十八星”之称,但没有列举星名。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见载于战国晚期成书的《吕氏春秋》。该书《十二纪》、《有始览》中都有二十八宿的各星宿名称;《季春纪·圜道篇》中尚有“月躔二十八宿”一语。这些情况表明,战国时期,对于二十八宿的完整体系古籍中已有明确记载。
       曾侯乙墓东室出土一件载有二十八宿图的木胎髹漆衣箱(标本E.66)。该箱长(不计把手)71厘米、宽47厘米、高40.5厘米。木胎,盖、身分别用整木剜凿而成,箱身作长方体,以子口承盖。盖隆拱,盖顶两端各凸出一只凹形足,便于开启时搁置。身、盖的四角伸出握手,握手中部周缘刻浅槽,扣合后可用绳索捆缚。衣箱内红漆,外鬃黑漆。
       这件衣箱的最大价值,并非在于箱体本身,而是在于其上所绘的二十八宿图。盖面中央用红漆书写一个粗大的篆书“斗”字,象征北斗七星。环绕“斗”字,依次清楚地书写二十八宿的古代名称(个别字笔划稍有脱落)。星宿的名称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它们是:角、(阮土)、氐、方、心、尾、箕、斗、牵牛、犂女、虚、危(?)、西萦、东萦、圭、娄女、胃、矛、毕、此佳、参、东井、与鬼、酉、七星、张(?)、翼、车。(阮土)宿下还有“甲寅三日”四个字。“车”字和“角”字之间空隙较大,看来书写时是起于“角”字而终于“车”字的。盖顶一端绘象征东方的青龙,另一端绘象征西方的白虎。青龙的首、尾及盖的边缘处,阴刻用途的文字。该衣箱的发现,将二十八宿的文献证据以及二十八宿与四象相配的最早记录都提前到公元前五世纪,已充分认识到北斗的特殊重要性,凡此均表明在战国早期以前,我国就已存在完整的28宿观象体系,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因此,作为我国现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天文文物之一,该箱对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二)巫文化背景对漆画题材的深刻影响
       
       楚国社会包容着原始社会的若干精神因素,这使得楚人的精神生活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他们解释自然现象的种种变异,惯于用超凡的想象来弥补知识的缺陷。当殷人极盛的巫风被周人逐渐抛弃,中原的理性精神逐渐突破巫术的束缚之时,楚地却保存并发展着巫风,仍然沉浸于神化世界之中。随着政治实力的强大与疆域的扩展,“信巫鬼,重淫祀”的楚人,既信奉本民族之神——太乙、东君、云中君、司命、风伯、雨师等,还信奉北方诸夏的高辛、轩辕等神以及南方夷越的伏羲、女娲等神,将形形色色的鬼神兼容并包于自己的意识之中,蓄以备用。在这种背景下制作出来的器物,往往笼罩着一层浓重而神秘的“巫文化”色彩。例如,楚墓中常见的虎座飞鸟、镇墓兽等,匠思独运,想象雄奇,成为楚人观念中魔幻世界的神物。附丽于漆器上的绘画,更是如此。曾侯乙墓彩漆内棺外表所绘漆画,是非常典型的例证。所绘除由龙、蛇等动物组成的近900个动物形象外,尚有四个人面神和二十个神兽武士。其形象多在《山海经》等古代文献中找到记载。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锦瑟上描绘了不少关于巫师活动的画面,巫师或持法器以降魔,或戏蛇戏龙,降服群兽,折射出楚人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
       (三)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以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锦瑟和包山二号墓奁外壁的漆画为代表。
       1.信阳楚墓《燕乐图》
       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锦瑟瑟首绘《燕乐图》。图案均为碎片,残长6.2—10.2厘米,宽2.7—6.7厘米,厚2.2—2.6厘米。画面以熟练的用笔彩漆技巧,描绘了贵族、伎乐人、猎人等各种人物的形象:贵族作独坐状;伎乐人戴高冠,着长衣,举止安详,或击鼓,或吹笙,或弹瑟;猎人的着装简短、贴身、或携犬追捕,或弯弓急射,或缚兽欲归。此外,该瑟瑟尾尚绘有《狩猎图》等图案。以上画面栩栩如生,折射出当时楚国贵族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
       2.包山楚墓奁画
       包山二号楚墓出土一件彩绘漆圆奁(标本2:432)。该奁盖外壁上、下各绘一周红色带纹,带纹之间用橘红、土黄、棕褐、青等色绘一组由26个人、4辆车、10匹马、5棵树、1头猪、2只狗和9只大雁组成的通长87.4厘米、宽5.2厘米的漆画。
       对以上五段漆画的内容,学术界至今看法不一。其主题是车马出行与“出迎”。还有的认为是“金秋郊游”。
       国外有学者认为,该漆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战国时代活泼的外交礼仪,充满了温馨、祥和的气氛,令人遐思当时贵族们定期互访的情景。写景状物,场面十分壮观,生活气息浓郁,实为一件不可多得的漆画艺术珍品。所绘内容,可能既是墓主生前某件轰轰烈烈的大事的形象记录,也是当时的风俗。
       无论如何,这幅漆画在艺术史上具有很大的价值,画中所体现的楚国车马、旌旗、服饰、道路等形象资料都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