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以最新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为依据，对湘江流域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发展过程和特征、演变模式及其原因等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是湘江流域商周时期地方史框架创构的一种尝试。
       [关键词]湘江流域；商周时期；青铜文化
       [中图分类号]J3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042－06
       本文“湘江流域”是指以湘江流域为主体包括资水流域及洞庭湖东岸在内的整个湖南东部地区，是一个广义的地域概念，或可称为“大湘江流域”。
       湘江流域地处长江以南，北临长江、南接南岭、西依雪峰山、东屏罗霄山，为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交接地区，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境内山脉纵横、河流发达，地理环境相对复杂，但自然资源比较丰富，非常适宜人类的生息和繁衍。
       传世文献中关于湘江流域商周历史的记载基本阙如，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考古材料。一部分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数量已近千件，但多为无意中零星出土而非科学发掘品，学术价值相对有限。另一部分是主动发掘的考古材料，包括墓葬和居址类遗存。其中以东周特别是战国墓葬为主，居址和战国以前的墓葬材料较少。到目前为止，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考古材料的时代和地域分布不平衡，致使境内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谱系存在缺环，严重制约了本地区商周时期地方史基本框架的构建。
       (2)对于境内出土的大量商周铜器，国内外学术界研究颇多，并普遍认为湘江流域商代晚期已存在较为发达的青铜文明。但因为缺乏考古学文化背景的依托，这一认识充其量只是一种推测，湖南商周铜器的性质和来源问题一直是一个谜。
       (3)湘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的许多内容，如基本过程和阶段性特征、总体趋势和演变模式及其原因、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等过去极少涉及，但这些却是湘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以最新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为依据，就湘江流域商周时期青铜文化发展的主要方面进行概括，希望读者能够对湘江流域商周时期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不当之处，请不吝赐教!
       一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
       在具体叙述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发展状况之前，这里先依自然地貌将整个湘江流域分为洞庭湖东岸区、湘江下游区、衡阳盆地区、南岭山地区、雪峰山原地区等五个小地理单元，各区地域范围是：
       洞庭湖东岸区，含今岳阳地区全部。
       湘江下游区，洞庭湖以南、衡山以北、雪峰山以东、罗霄山以西，含今长沙、湘潭地区全部，株洲地区北部，益阳、娄底地区东部。
       衡阳盆地区，即湘江中游地区，衡山以南、阳明山以北、西起潇湘之会、东至罗霄山西麓，含今衡阳地区全部，永州、郴州地区北部，株洲地区南部。
       南岭山地区，为南岭山脉北麓都庞岭、萌渚岭至骑田岭、八面山之间的湘江上游高山河谷地区，含今永州、郴州两地区的大部。
       雪峰山原地区(雪峰山高原山地之简称)，即资水中上游地区，含今邵阳地区全部、益阳地区西南部、娄底地区西部。
       湘江流域目前已知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有樟树塘类遗存、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炭河里文化、山门脚类遗存、东周越人墓葬、楚文化遗存等。它们的时空关系和彼此间在文化传统上的联系如下述：
       樟树塘类遗存年代相当于中原夏代末至商代前期，分布地域以湘江下游区为中心并可能包括洞庭湖东岸区的南部，与之同时并存的有分布于洞庭湖东岸区北部长江南岸的铜鼓山一期遗存和分布于湘江中上游衡阳盆地区及南岭山地区的山门脚类遗存第一期。三者在文化传统上的关系是：樟树塘类遗存与山门脚一期遗存文化面貌较为接近，文化遗物均为陶器和石器，不见青铜器；陶器的基本组合均以釜和支座配套作为主要炊器而不见鼎等三足器，器类相对简单，器形流行圜底风格，纹饰以绳纹为主；石器以磨制为主，种类有斧、锛、刀、镞、矛、钻等，总的来看，与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不过，樟树塘类遗存中包含的来自中原地区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期商文化因素为三门脚一期遗存所不见，这可能与两者地理位置的南北分布有关。而分布于长江南岸一带的铜鼓山一期遗存是早商文化盘龙城类型在江南的军事据点，其文化面貌为典型的商文化。这种结构布局反映了夏商之际中原地区的文化变迁对湘江流域产生的影响，随着夏、商王朝的替代，商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长江流域扩张，不仅将在长江中游江北地区立足不久的夏文化势力驱往江南，其前锋已实际越过长江，并在长江南岸建立了军事据点，此前南迁的夏文化残部与本地土著文化结合，形成了樟树塘类遗存，而位置偏南的山门脚一期遗存则很少受到来自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冲击，仍旧保持着强烈的土著特色。
       商代中期以后，铜鼓山一期遗存消失，在洞庭湖东岸地区兴起了一支新的文化，即费家河文化。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费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北抵长江，南边至少越过汨罗江。原先樟树塘类遗存分布的湘江下游区商代晚期的考古发掘材料暂缺，但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樟树塘类遗存仍在延续，另一种可能是也成为了费家河文化的分布区。此时，湘江中上游地区的文化为山门脚类遗存第二期。费家河文化的形成是在中原地区“盘庚迁殷”事迹发生、商文化大收缩的背景下，来自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本地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费家河文化虽然从文化传统上来说是一支土著文化，但因鄂东南、赣西北地区外来文化的入驻及部分铜鼓山一期商文化势力的遗留，文化面貌较此前的樟树塘类遗存有较大差异。其特征之一是青铜冶铸开始发端，能够冶炼铜矿并铸造小型的青铜武器和工具等，成为名副其实的青铜文化；之二是陶器组合中鼎彻底替代釜和支座成为此后相当长时期内本地文化的传统炊器，这一文化传统很快影响到了湘江中上游地区，促使了山门脚类遗存第一期向第二期的演变。
       商周之际，费家河文化消亡，炭河里文化兴起，两者应有某种因果关系。不过，炭河里文化的分布区似乎并未超出湘江下游区，原费家河文化控制的洞庭湖东岸地区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目前还不清楚，湘江中上游地区仍然是山门脚类遗存第二期的天下。炭河里文化也是外来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高度融合形成的区域性青铜文化，是商末周初中原地区王朝更替、文化迁徙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在周灭商并着力经营汉水流域的历史背景下，一部分商的遗民及江汉平原地方势力为周人所迫南迁湘江流域后形成的独立于西周王朝之外的方国文化。炭河里文化的分布区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这也是湖南商周铜器群出土最集中的地区，两者肯定有密切的关系，前者应该是后者的载体，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内涵。炭河里文化时期，湘江流域自身的青铜文明正式形成，社会等级分化加剧，出现
       了具备城墙、城壕及大型宫殿的中心聚落(如炭河里遗址)和有随葬大量铜器贵族墓葬的次中心聚落(如望城县高砂脊遗址)和一般村落。可以推测，这一时期湖南境内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性质的社会组织。炭河里文化的灭亡大约在西周晚期，此后至楚人进入湖南之前，湘江流域的考古材料主要是大批越人墓葬遗存。就目前所见，越人墓葬材料分布范围很广，主要集中在湘江中、下游地区，洞庭湖东岸区极少见到，结合该地区发现的岳阳毛家堰——阎家山遗址楚文化遗存及岳阳筻口凤形嘴、汨罗高泉山两座楚系铜器墓葬材料，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洞庭湖东岸区已为楚文化控制区或辐射区。湘江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为山门脚类遗存三期，该地区的越人墓葬材料应属此类遗存的内涵之一。从墓葬葬俗和出土遗物来看，湘江下游与湘江中游文化面貌基本相同，但因湘江下游地区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背景尚不清楚，该地区与湘江中游是否属于同一社会集团或文化共同体不敢定论，但两地居民的主要族系均应属于古代越族。
       战国初吴起变法之后，楚人开始大规模进驻湘江流域。具体进程是：战国早期完成对湘江下游地区的占领并对湘江中上游地区造成一定影响和冲击，战国中期基本统一湘江流域全境。过去，有学者认为楚人大规模进入湘江流域腹地是在春秋晚期，其结论乃以益阳、湘乡等地出土的楚式铜器和长沙春秋晚期楚墓为证。但近来学术界对这些证据提出了较多质疑，认为上述铜器虽为楚式铜器，但墓葬为越人墓而非楚墓，而所举长沙楚墓的年代为战国而非春秋时期。笔者同意后者的看法，并补充认为，楚人其实早在春秋中期已在湘东北长江南岸设立了据点，岳阳毛家堰——阎家山类楚文化遗存可以为证，但当时楚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区域在中原和淮河流域，湘江流域不是其经营目标，故而只事防守，并且将罗子国迁到今汨罗境内作为其边境的屏障。罗子国的高级贵族墓已在汨罗高泉山发现，墓中出土铜器的文化面貌属楚文化系统，但墓主不是楚人。因此，前文我们说洞庭湖东岸区春秋中晚期已为楚文化控制当然不能理解为由楚人控制，而楚人主动地大规模地向湘江流域拓展是从战国早期开始的。战国时期楚文化在湘江流域的经营较以往任何时期外来文化进入本地不同，不仅规模大、方式是直接的军事征服、对湘江流域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它彻底终止了湘江流域地域性青铜文化的发展进程，将湘江流域带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家庭。
       二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的
       发展过程和总体特征
       基于以上对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的时空框架和文化传统关联关系的认识，结合考古学文化总体面貌和社会发展状况对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的发展过程和总体特征进行以下归纳。
       湘江流域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期六段，各期段大致时间期限、总体特征及社会发展状况是：
       早期，时间期限约从新石器时代末至商代晚期，已知的考古学文化有樟树塘类遗存、铜鼓山一期遗存、山门脚类遗存一、二期、费家河文化等。其中前段遗存有铜鼓山一期遗存、樟树塘类遗存、山门脚类遗存一期，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末至商代早、中期；后段遗存有费家河文化、山门脚类遗存二期，前者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后者年代约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本期湘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整体面貌表现为较浓厚的土著传统，除最北端分布范围很小的铜鼓山一期遗存为外来文化外，其它遗存的文化性质均为土著文化。早期前段，樟树塘类遗存的分布范围为湘江下游或者包括洞庭湖东岸部分地区，湘江中、上游地区是山门脚一期遗存的分布区，这两类遗存面貌非常接近，其日用陶器的炊器系统均为釜与支座配套使用，不见陶鼎，石器种类和形制也基本一致，主要区别是樟树塘类遗存包含一部分从长江以北迁来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而山门脚一期几乎不见，它们很可能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两个不同类型。属于外来文化传统的铜鼓山一期遗存，文化面貌表现出与中原地区商文化强烈的一致性，其中的商文化因素甚至较盘龙城类型商文化中心区——盘龙城遗址更加单纯，显示其为军事性质的聚落，很有可能是商文化在长江南岸的边境哨卡。如果要就本段总体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区域划分的话，界线应在今岳阳市区一带，以北为外来文化传统的青铜文化，而以南广大地区还处在本地原始文化的延续阶段，未成为正式的青铜文化。早期后段，洞庭湖东岸区为费家河文化分布区，湘江中、上游地区为山门脚二期遗存分布区，湘江下游地区本段的考古学文化暂时不明。费家河文化的面貌虽然仍以地方文化传统为主体，特别是其晚期土著特色进一步加强，但前段铜鼓山一期商文化因素的遗留和来自鄂东南赣西北等地的文化传统所占比重也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外来因素成为本地文化的组成部分，地方文化传统得到了更新和发展。费家河文化时期，洞庭湖东岸地区已彻底摆脱原始文化状态发展成为真正的青铜文化。湘江下游和中上游地区虽较前段发生了变化，如湘江中上游地区山门脚类二期遗存与一期的明显区别就是陶鼎取代釜加支座成为主要炊器，但土著文化性质没有发生改变，也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可能仍处在原始社会的延续阶段。本段考古学文化总体面貌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区域界线已经南移到今汨罗、湘阴一线。
       总的来说，早期湘江流域大部分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还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政治制度和组织结构还很落后，应该仍处在酋邦部落制阶段，尚未进入早期国家社会。
       中期，时间期限为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本期考古学文化遗存有炭河里文化、山门脚类遗存三、四期和广泛分布于整个湘江流域的越人墓葬遗存等，湘江流域出土的大量铜器窖藏也与本期的考古学文化相关。亦分前、后两段，炭河里文化和山门脚类遗存第三期属前段，山门脚类遗存第四期和春秋越人墓葬遗存属后段。
       中期前段，时间约为西周时期。从炭河里文化的性质及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铜器群产地、来源等的分析来看，商末周初由于周灭商及周人对汉水中下游地区的经营开发，殷遗民和江汉地区地方势力一起大规模南迁，他们从鄂东南沿幕阜山西进经过洞庭湖东岸进入湘江下游地区，最后在沩水上游地区驻足并与当地土著居民结合创造了炭河里文化。炭河里文化虽然是一支地方青铜文化，但外来的文化传统包括政治制度、宗教观念和青铜铸造技术等对湘江流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文化面貌上表现为不仅日用陶器尤其是青铜礼器上呈现大量外来文化的风格，而且在居址营建、墓葬制度等方面也表现出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直接促使了湘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形成；在社会政治和组织结构上使湘江流域迈进了早期国家社会的门槛，这是湘江流域商周社会第一次大的转折。当然，本阶段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变化可能并不明显，还没有出现自身的青铜文明，其社会政治和组织结构还不属于早期国家形态。湘江流域此时考古学文化总体面貌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区域分界线在湘江下
       游与中游之间。
       中期后段，时间为西周末至春秋中期。本阶段洞庭湖东岸地区已出现楚文化的身影，长江南岸一带的毛家堰——阎家山遗存年代可早到春秋早期晚段，春秋中期楚系罗子国已迁到汨罗江流域。湘江下游地区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本地铸造的铜器地方风格更加突出、外来文化传统的影响逐渐减少和消失，湘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已经形成强烈的土著特色。本段湘江中、上游地区已与湘江下游在各方面开始接近。如目前地点最靠北的长沙金井春秋早期越人墓与位置最靠南的资兴旧市春秋越人墓在葬俗和出土遗物方面并无大的差别；衡阳周子头遗址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遗址中出土有铜器制品；衡南胡家港春秋越人墓葬出土的铜器达39件，表明当地的越人社会已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进入了早期国家社会阶段。本阶段整个湘江流域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已基本接近，文化传统面貌也趋于一致。
       总的来看，本期是湘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仅青铜文明正式形成并具备了独特的地方传统，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组织结构也均出现了飞跃。
       晚期：时间期限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本期考古学文化遗存主要为大量楚墓、楚文化遗址和部分越人墓等。本期同样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时间为春秋晚期，后段为整个战国时期。
       晚期前段，洞庭湖东岸地区为楚系文化的分布区，洞庭湖以南的湘江流域大部分地区仍为土著越人文化，但在益阳、湘乡等地的越人墓中发现有同期的楚式青铜礼器，说明湘江下游地区已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由于楚国东扩至与吴、越争霸，长江下游地区的部分居民经赣鄱地区迁徙到了湘江流域，他们的到来对湘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展应该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早期越式鼎消失，窄叶矛、扁茎剑大量流行等。当然，由于楚人这一时期的战略重点在江淮地区，尽管楚文化对湘江流域的影响力较前期明显加强，但湘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分布格局并未发生大的改变。
       晚期后段，楚文化开始全力经营湘江流域，在前段据有洞庭湖东岸地区的基础上，战国早期已完全将湘江下游地区收归囊中，至战国中期湘江流域绝大部分地区已成为楚国的版土。本阶段除湘江上游部分地区可见到本地文化传统因素的遗留外，整个湘江流域为面貌划一的楚文化，湘江流域青铜文化总体面貌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南北界线基本消失。
       本期是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湘江流域的古代文化基本完成了从区域性文化向华夏文化的过渡，为秦汉时期进一步纳入中华文化大家庭进行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另外，由于铁器的出现和大量使用，湘江流域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政治水平得到飞速发展和提高，楚国在湘江流域设立了洞庭、苍梧两郡，湘江下游长沙一带成为楚国在江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三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
       演进模式及其原因
       通过前两节对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结构体系、发展过程及总体特征的分析，现就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演进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进行总结，这些现象或可视为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演进的基本模式：
       第一，湘江流域商周时期各个阶段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多不是本地文化传统自然发展的结果，大都与以中原地区为主包括江汉和其它邻近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兴衰、更替有密切关系。
       如铜鼓山一期遗存和樟树塘类遗存均是中原二里头文化末至商文化早期中原和江汉平原地区文化南下形成的；费家河文化是商代中晚期之际商文化从南方撤退后原来商文化分布区内文化重组过程中一部分从鄂东南赣西北地区迁入的人群与本地土著居民结合形成的；炭河里文化是商末周初殷遗民和江汉地区地方势力南下与本地土著文化结合的产物；战国时期湘江流域楚文化一统江山是楚人大规模南下造成的就不用说了；就连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湘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风格也与中原及附近地区的文化背景有密切关联，西周早期周昭王南征失利使周人放弃了进一步经营南方的意图，仅在汉水中下游分封“汉阳诸姬”“以屏周室”，西周晚期楚国强大后主要目标是逐鹿中原，对南采取防守之策，客观上为湘江流域地方文化这一时期内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均表明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演变的主要原因不是内因而是外因。
       第二，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演变的节奏基本上与中原及邻近地区古代文化的变迁同步。如中原二里冈商文化替代二里头文化之后，湘江流域出现了樟树塘类遗存和铜鼓山一期遗存；商代中晚期之际商王盘庚迁殷之后，湘江流域出现了费家河文化；周灭商之后湘江流域出现了炭河里文化；江汉地区楚文化西周晚期强盛之后，湘江流域青铜文化逐步呈现出地方特色等等。
       第三，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演变的方式在楚文化入驻之前基本遵循突变、回归，再突变、再回归的反复循环规律，地方文化传统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如费家河文化早期外来文化因素较强，相当于此前的樟树塘类遗存是文化面貌的突变，但三、四期外来因素基本地方化，地方传统以新的面貌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炭河里文化时期，外来文化因素表现亦较强烈，但到西周中晚期以后，又回归到浓厚的地方风格；春秋中期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如晚期前段的越式鼎在春秋晚期又均被地方化了等等。当然，虽然每一次循环回归后的地方传统并不是原先的面貌，而是在吸取外来文化因素基础上的改造和提升，但地方文化传统的根脉一直得以继承和延续，只有楚文化进入以后情况例外。
       第四，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的演变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虽然不同时期南北的实际界线不同，但总体来说以湘江下游和中游为界划为南、北两区是大致合适的，而且两区存在着文化演变诸方面的差异。如两区考古学文化演变的节奏不同，北区演变较快，南区相对较慢，比方说，包括楚文化进入在内，北区考古学文化经历了至少三次大的突变(商代早期、商周之际和战国早期)，但南区只有两次而且时间较北区要晚(西周中晚期和战国中期)；两区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始终存在差距，北区在西周时期已进入早期国家社会阶段，南区则迟至春秋或更晚。
       第五，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的演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面貌关系上存在以下规律，即：时间越晚，外来文化进入的规模越大，冲击的范围越广，对本地的影响越强，文化面貌的南北差异越小。如商代早期，商文化仅分布到长江沿岸一带，南进的二里头文化居民规模较小；商代中晚期之际，商文化的影响南移到汨罗一线，费家河文化中外来文化的规模较大，费家河早期外来文化传统甚至居主要地位；商周之际，外来文化进入湘江下游地区，且规模更大，其间接影响已达湘江中上游地区；战国时期，楚文化进入并占领湘江流域全境，整个湘江流域为清一色的楚文化，本地土著文化传统彻底中断。
       以上演变规律或模式形成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个：一是与中原和江汉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发展和演变背景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二是湘江流域的地理
       位置和自然环境使然。下面试作简单分析：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到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首先出现了无论社会生产力水平或政治制度都明显优于周边地区的早期国家文明，金属武器的使用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强化使中原地区在与周边地区进行的土地等资源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其军事镇服力、政治威慑力和文化向心力对于广大周边地区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衰落之后，中原文化乘机向南扩张，至少到二里头晚期阶段，中原文化已大体控制了长江中游江北的江汉平原地区。盘龙城、荆南寺等遗址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的面貌基本一致，文化性质可以认定为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这种情况下，地处长江南岸的湘江流域应该说是与中原文化直接为邻了，因此，中原地区发生大的政治事件或文化变迁，必然会波及到这里。如战时难民、前朝遗民、持不同政见者等均有可能向江南逃亡，而这些外来者往往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结构上较本地原居民先进，故一般会对本地原有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这就是本节前两点所述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变迁均非本地文化内部自然发展而是外因起主导作用以及演变节奏也与中原地区相同的根本原因。
       本节第三点即在楚文化大举进驻之前湘江流域青铜文化的演变基本遵循突变、回归，再突变、再回归的反复循环规律，是因为中原地区每一次文化变迁之后都有一个稳定时期存在，在这个稳定期内，由于没有一定规模的人群从外面迁入，而此前迁入的外来文化传统在与本地固有传统的结合中必然会入乡随俗，逐渐地方化而回归地方特色。除非像楚文化入驻那样因为势力居绝对优势，迅速打破了本地原有文化传统，对本地居民实行了彻底的同化。那么，为什么商文化、周文化在继承前代控制江汉平原地区以后均不继续南进湘江流域呢?如早商文化在长江沿岸的铜鼓山建立军事堡垒后并不继续南下，而仅事防守；周文化也没有越过长江，甚至连楚文化也是在长江沿岸设下防御据点并将被灭掉的罗子国迁到洞庭湖东岸任其自生自灭。我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不会是商周文化或楚文化的实力不足，而是因为缺乏南下湘江流域的动机。之所以如此，当与湘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
       (1)湘江流域在当时中原人地理概念中是自然条件很恶劣的地方，故在古代往往是前朝遗民逃难和遭贬官员流放的地方，因此就算敌方逃到这里也是自取灭亡，没有必要南下追击。
       (2)湘江流域地处雪峰山与罗霄山之间，北有洞庭湖和云梦泽，仅洞庭湖东岸狭窄走廊可通往江汉地区，不是中原从江汉地区南下发展的重要通道，只要在其人长江口设立据点扼其咽喉，防止其对江汉地区造成威胁即可。
       (3)湘江流域缺乏重要的自然资源铜矿、盐矿等。
       因此，外来文化进入湘江流域并不是延续的，只是每一次在中原或江汉地区文化竞争中失败的一方才被迫进入湘江流域，故外来文化的迁入具有上述反复突变、回归的波段特征。
       至于后两点就更与湘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了。因为湘江的走向几乎是南北向，从南向北流，其大部分支流也是从西南或东南向北流，故湘江流域的古代交通线大多为南北向，流域内小地理区域的分布也呈南北分布，加上商周时期外来文化进入的方向是从北至南，其文化的演变理所当然会呈现南北差异。
       总之，在商周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主体不断向外进行武力扩张和文化影响逐步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湘江流域古代文化虽然总体来看是以被动的角色参与这一过程的，但它也以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精彩纷呈的面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