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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赋诗是春秋时期一种特殊的活动和文化现象，这在《左传》中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载。赋诗历来颇受学者们关注，20世纪20年代以后顾颉刚、朱自清等的研究代表了传统研究模式向新型研究的转折；80年代以后的研究注重新理论、新方法的借鉴和吸收，并进行了多维度的开拓，创获甚多；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研究也颇为引人注目。
       [关键词]左传；赋诗研究；述评；转折；开拓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4-0087-06
       《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明志。《左传》记载赋诗达68篇次之多，这一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非常独特，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为把这一研究推向深入，对近百年研究成果作一全面清理和总结非常必要。
       赋诗研究发轫于《左传》杜预注，清人以前的研究散见于《左传》的各种注评中。清代涌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劳孝舆《春秋诗话》对赋诗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他共罗列《左传》赋诗三十一则六十八次，排比诠次，考较异同，并逐条论析批点，皆“发前人之所未发”。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等重要理论。此书成为后世研究赋诗的必备参考书。此外，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梁履绳《左传补释》、赵翼《陔余丛考》、清姚彦渠《春秋会要》等对《左传》赋诗也有所论述，这些论述总体上虽属评介性质但却给后来的研究者以重要的启发和指导。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赋诗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近百年赋诗研究以80年代为界限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 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赋诗研究
       赋诗研究在这一时期受到的重视不够，只有区区10余篇论文，但却出现了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代表性成果有：顾颉刚先生《(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夏承焘先生《“采诗”和“赋诗”》等。
       20年代初，顾颉刚先生《(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通过对先秦时期用诗情况的深入考辨，认为先秦用诗大致有典礼、讽谏、赋诗、言语等四种情形。典礼用诗是为了祭神和宴宾，讽谏用诗很多，风、雅皆有，而赋诗是交换情意的一件事，在宴会中主宾选点乐诗让乐工歌唱，互相称美或祝颂。“断章取义”是赋诗的惯例，与诗歌本义不相关联。作诗的人尽管作的是言情诗，但赋诗的人尽可用它做宾宴诗。他还认为春秋时人所赋的诗都是乐歌，赋诗等于现在的点戏，是由乐工歌唱入乐之诗，并且认为歌诗即为诵诗。顾氏的研究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和西方文艺理论相结合，继承了清人的朴学精神但已完全走出了经学家的窠臼，其分析更加精细严密，具有广泛基础和开阔视野，对后世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迪和示范作用。40年代，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从诗与志关系的角度去探讨赋诗，指出赋诗言志多用于外交场合，“在这种外交酬酢里言一国之志，自然颂多而讽少，与献诗相反。外交的赋诗也有出乎酬酢的讽颂即表示态度之外的”。“赋诗大都是自己歌唱，有时也有教乐工歌唱”。“赋诗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他认为赋诗一面言一国之志，一面也流露着赋诗人之志。他还以大量的实证材料论述了汉人说《诗》源于春秋赋诗言志。朱氏之作可视为新时期赋诗研究的纲领性著作。
       60年代，夏承焘先生的《“采诗”和“赋诗”》颇为引人注意。夏文认为：卿大夫赋诗功用是多方面的，有国际交涉的辞令，有互相赞美或互相讽刺和规劝的，有揭发统治阶级昏庸丑恶的，也有为人民呼吁、控诉的。他们只求对政治上、生活上有其实际的效果，往往不大理睬作品的原意是怎么样的。他还认为卿大夫在国际庄严场面中多赋民间的恋歌是因为民歌是家喻户晓的，恋爱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拿它表达意思比直说宛转、深刻。
       这一时期的研究在三位先生的开拓下，逐渐变得丰富起来。他们以文献为本，继承了扎实的考据功力，逐步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和读书札记式的论述，同时还汲取了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新的理论与方法，并且都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和问题探讨，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展示了新的学术范式和风格，从而将赋诗研究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
       此外，伍剑禅《春秋左传引诗异同考》、季冰《左传中赋诗通则的探索》、李兢西《左传引诗研究》、李相钰《春秋时代之诗学》、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诗的功用》等也皆有发明。
       二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赋诗研究
       80年代以后赋诗研究蓬勃兴起，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共有论文70余篇，呈现出多元的、全方位的、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景况。
       这一时期同时也出现了几部比较系统的赋诗研究著作。刘丽文《春秋的回声——左传的文化研究》专列“《左传》中的《诗经》文化”一章，从“《诗经》政治化的四种途径”、“赋诗言志是对宴享礼仪中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左传》反映了周代采诗制度”等角度论及赋诗言志，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傅道彬先生《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先秦用诗论”一章，从“诗是全面的社会生活”谈起，认为用诗可分为“具有神圣意义的宗教祭祀用诗”、“作为特殊语言工具的外交用诗”、“作为真理依据和道德规范的政治用诗”和“具有教科书意义和生活指导意义的用诗”等。该书还从“用诗”的“发展过程”、“原则与方法”及“形成及意义”等诸多方面对《左传》赋诗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探讨，见解独到，颇为中肯。俞志慧先生《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中编》，从春秋用诗之学所体现出来的民族诗性智慧等观念来重建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一些基本命题，以赋诗等春秋用诗之学为背景探讨诗学思想，论述了“歌诗必类”的用诗原则，并认为“六义”的次第是一种习诗过程与用诗方法。此外，还探讨了赋诗传统终结的缘由，并在前人基础上对《左传》和《国语》的用诗情况进行细致的统计和分析。
       这一时期的赋诗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赋诗本旨及其相关概念的探讨：
       1．赋诗之“赋”的含义
       杨伯峻、徐提先生《(春秋左传)词典》承继顾颉刚、朱自清的观点，把春秋赋诗解释为歌诗；刘丽文认为“赋诗的形式是唱诗，并多有乐器伴奏”。以上观点都有偏颇，“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朗诵”而非“歌唱”。
       从赋的本义上看，《说文》云：“赋，敛也。从贝武声。”知贡赋之赋是其本义。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引申之，则“赋”与“铺”之意相通。因此“赋诗”之“赋”有“铺叙”之义，班固《汉书·艺文志》日：
       “不歌而诵谓之赋。”孔颖达认为“赋”为“诵古诗也。”刘生良先生《春秋赋诗的文化透视》对“赋”的解释较为允当，他认为，“‘赋’是一种介于‘歌’、‘诵’之间的特殊表达方式，既非‘歌’亦非‘诵’，又近‘歌’亦近‘诵’。与‘诵’相比，它当有一定的曲调，而非简单直白的朗诵。与‘歌’相比，它一般不由乐工演唱。”此外，我们还需进一步明析“赋诗”与“歌诗”、“诵诗”的分殊，“歌诗”是乐工歌唱《诗》，重在突出其仪式功能，必须遵从“歌诗必类”的原则；“诵诗”是乐工抑扬顿挫地朗诵《诗》，重在表现它的讽刺效果；而绝大部分“赋诗”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
       2．赋诗与言志
       张少康先生认为“诗言志”说不是最早见于《尚书》的作“诗言志”，而是见于《左传》的赋“诗以言志”，陈良运先生《中国诗学体系》亦持此说。从外交方面看，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同时也有赋诗者个人的情感体验。徐正英先生《诗言志复议》认为，“志主要指政治抱负和人格修养目标”。王以宪先生《“诗言志”补辩》认为，“志”作“情志、怀抱”解时，应用在各诸侯国及大夫间的交往中要区分所表达的是群志还是己志、是公志还是私志。此外，赋诗言志是相对于赋诗者和观志者而言的，赋诗者言己之志，而观志者对赋诗者之志做出相应的判断，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武亦观七子之志。”即是通过赋诗来看他们的政治态度、理想抱负。洪树华先生《春秋时期的“诗言志”与接受意识》认为赋诗言志包含着阅读接受、表现思想情感的另一个维面。总之，各家有关“诗言志”的解说都是对朱自清《诗言志辨》理论的延伸和推进。
       3．赋诗和赋体的关系
       这一论题曾一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80年代以来展开了有关赋体源流的大论争，以骆玉明先生《论“不歌而诵谓之赋”》、孙尧年先生的《(赋体源流辨)驳议》、傅刚先生《赋的来源及其流辨》、美国学者康达维《论赋体的源流》等为代表，他们认为赋诗之“赋”作为诗的一种口头表达方式对赋体的产生具有深远意义。此后，陈广宏先生《汉赋与赋诗制度》认为，赋诗作为政治理想、文化传统和诗学理论的一部分，对汉赋的产生和发展发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许结先生《从“行人之官”看赋之源起暨外交文化内涵》认为，赋与诗结缘首在赋诗言志，由行人之官到贤人之赋形成了从赋诗到作赋的历史转换。陈、许二位先生把赋与赋诗的关系研究推展得更深入。
       4．赋诗与“赋”、“比”、“兴”之关系
       王昆吾先生《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诗六义原始”一章中认为，“六诗”之“赋”是用言语传述诗的方式，是雅言诵，这种方式成为赋诗的手段，并对“六义”之“赋”政治化、伦理化的倾向产生了影响。安性栽先生《(诗)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认为，“赋诗”、“引诗”是对《诗经》之“比、兴”的引申和发展。
       (二)探讨赋诗的社会功效
       赋诗与外交成为80年代以来讨论的热点问题。其代表性论文有：沈松勤先生《试论(左传)的行人辞令》、艾农先生《(诗)——(左传)的“宴语”》、尹雪梅先生《试论(左传)的行人辞令》、裴默农先生《外交艺术的奇葩》、武惠华先生《(左传)外交辞令探析》等。这些论文都是把赋诗作为行人辞令的一部分来论述的，并且认为从事外交活动托诗谕意，能增加权威感和说服力，会收到微言相感之功效。王扶汉先生《(左传)所记赋诗例发微——论(诗)在春秋时期一种独特的社会功能》认为，《诗》在春秋时被列国君卿赋予了一种极为独特的社会功用，作为列国君卿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直接使用的工具。孔慧云《(左传)用(诗)初探》认为，《诗》是作为治国之道、衡量人们行为准则、先王法令制度来使用的。郑杰文先生《先秦(诗)学观与(诗)学系统》认为，赋诗使《诗》不仅仅作为历史载体，而且还具有表情达志等社会作用，这是对“《诗》载史”观念的挑战。
       (三)从赋诗角度探讨《诗》的编纂结集和传播
       1．从赋诗角度探讨《诗》的编纂结集
       《诗》的编纂结集一直备受关注。从西周时期的典礼用诗到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几成定型的《诗》本，诗不断产生并被纳入《诗》之体系。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通过对《左传》赋诗、引诗情况的统计分析认为，《诗》的编纂结集大体可分为先以周室为中心继而以鲁室为中心两大部分。刘毓庆、郭万金《(诗经)结集历程之研究》在承继冈村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诗》结集有三个逐次递增的层次：第一层次为《周颂》、“正雅”及“二南”，此属于典礼用诗；第二层次是《周颂》及“二雅”、“二南”、“三卫”，为《左传》所记赋诗引诗的主要范围；第三层次为“二雅”、“三颂”、“十五国风”，是传世本《诗经》的内容。此文考之历史，参之经文，对《诗》的结集作出了合乎情理的考证和推论。
       2．通过赋诗探讨先秦时期《诗》的传播和影响
       邢天寄先生《春秋时期的赋诗和引诗》认为春秋时期赋诗引诗兴盛的原因有三：一是《诗》的合乐舞可成为统治阶级的享乐用品；二是《诗》本身的文艺特征适应了统治阶级建立统一思想体系的需要；三是春秋“礼崩乐坏”的政治形势。邢氏之论见解独特，是80年代初赋诗研究不可多得的精辟论断。董治安先生《从(左传)、(国语)看“诗三百”在春秋时期的流传》，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揭示先秦时期《诗》的流传，对各国赋诗情况作了统计并拟测各国赋诗不同的缘由，为后世树立了新的研究模式，可视为新时期赋诗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马银琴《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与特点》在董治安先生研究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数据统计后认为，春秋时代赋引风气兴衰与诸侯争霸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赋引风气的盛行为《诗》提供了最广阔的传播空间，加速了歌辞与音乐的疏离，进而成为儒家诗教传统形成的渊薮。此文注重对赋诗历史背景的全面关照，因此论证更深刻、更具说服力。周泉根先生《从春秋赋诗的多种解释看(诗)的实用化轨迹——兼论赋诗的历史实质》认为，赋《诗》言志始于奏乐歌《诗》言志而亡于言语称《诗》谕志，中间经历由徒歌吟志到诵《诗》言志的过程。其发展的逻辑乃是基于诗乐的普遍传播，藉“乡乐唯欲”之契机，适应礼乐文明兴盛与衰落历史发展的结果。
       (四)通过《左传》赋诗探讨相关文化现象
       张宇恕先生《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通过对春秋赋诗活动的考察认为，鲁文化是贵族文化而齐文化已经具备了士族文化的特质。聂言之、鲁洪生先生《简论春秋赋诗言志》主要探讨了春秋赋诗的文化根源、形式、原则、功用等方面的内容。过常宝先生《从诗和史的渊源看“赋诗言志”的文化内涵》认为，诗歌为巫史的职业性修养，通过赋诗可以观察个人的意志和命运。李青春先生《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认为，春秋
       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王妍《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认为，原始乐歌教化意蕴的铺陈展示与参与主体的体验感悟发展为对《诗》词章的赋、比、兴的应用，形成了赋诗活动的机制。
       (五)赋诗研究的新趋向
       首先，探讨诗与礼的关系成为新时期赋诗研究的热点。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燕享礼、朝聘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刘丽文《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从礼学角度论证了赋诗言志现象的渊源及形成的机制，认为“赋诗言志是对燕享礼仪中固有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王秀臣《宴飨礼仪与春秋时代的赋诗风气》认为燕飨礼仪是赋诗言志机制产生和发展的礼学渊源。
       赋诗虽然是在“言志”，但它和礼乐仪式也密不可分。据俞志慧先生统计，《左传》赋诗涉及外交飨礼场合的有十例，外交聘飨的有四例，外交聘宴的有三例，外交盟享的有两例，外交盟会的有两例，外交聘礼、外交便宴、外交朝宴、外交宴礼各一例，另外还有两例也与外交场合有关，此外的四例赋诗涉及君臣议政、朝廷飨礼等场合。刘毓庆先生《春秋会盟宴享与诗礼风流》认为，赋诗使各国兴起了研究《诗》礼的热潮，促进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丁进《春秋赋诗的真相》则认为，“赋诗”是一项典型的礼乐活动，是宴享之礼中的一个仪注。王清珍《(左传)赋诗现象分析》认为，礼制的僭越是赋诗兴起的前提条件，赋诗标志着诗与礼开始分离。以上各家观点从礼学角度对赋诗机制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精微的考察，对赋诗机制的来龙去脉和衍变史迹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说和考辨。然而赋诗的发生、发展与《诗》的编撰和早期应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还需进一步理清《诗》的编撰和早期应用以及它在礼乐仪式中的功能，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进一步窥探赋诗从兴盛到消亡的流变过程。
       其次，随着上博简《孔子诗论》的问世，赋诗与《孔子诗论》的关系也成为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问题。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论语》中就有孔子对《诗》之功用的看法，把《孔子诗论》同《左传》、《国语》中所反映的诗学观念作一具体比较，对于认识《孔子诗论》产生的条件和特点，对于理解孔子的《诗》学观念都很有意义。黄金明先生《春秋赋诗、言语引诗与孔子(诗)论——以礼用为核心的早期诗学观》认为，《孔子诗论》与《左传》等传世文献中春秋赋诗、言语引诗体现出的诗学观念相一致，其精神脉络也与整个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紧密联系。傅道彬先生《(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亦持此说。张明华先生《(孔子诗论)与春秋时期的诗学观念之比较》把《孔子诗论》同《左传》、《国语》所反映的诗学观念相比较，认为三者对诗的本质的认识，对风、雅、颂的认识和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解释是一致的，而且它们都采用“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这表明春秋时期的解《诗》用《诗》之风，不但是《孔子诗论》产生的土壤，也为其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陈桐生先生《(孔子诗论)研究》用大量的史料比勘说明，《孔子诗论》的作者是在认真研究了赋诗等《诗》学材料，充分吸纳前人《诗》学理论成果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再次，借鉴西方文艺学理论进行赋诗研究。最早是王济民先生的《春秋人的觉醒与春秋诗学》，他把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活动和那个时代的人性思潮相联系，认为春秋诗学是春秋人觉醒的产物，有春秋人的觉醒方有春秋诗学。新世纪以后，这方面的成果不断出现。如，刘勇刚《试论(左传)“赋诗断章”对后世文学鉴赏的影响》将“赋诗断章”现象放在隐喻视野中加以考察，并以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作为参照，认为赋诗断章是一种隐喻的诗性文化，这种思维模式对后代文学鉴赏范式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香港学者陈荣石先生《(左传)战阵赋诗之语境分析例举》选取用于战争的赋诗实例重点探讨赋诗内容与战事情境的意义关系，分析诗意义的变化，探讨诗句的语境功能，很有新意。柳倩月先生《诠释学视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三种取向》运用西方诠释学理论分析赋诗现象，认为赋诗言志蕴含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的文学诠释学观念，重视读者对诗句的主动阐发和创造性的理解与应用，这也就体现了对接受者主体的尊重。
       三 台湾地区赋诗研究
       80年代以来在台湾地区也出现了研究赋诗的热潮，几部研究专著尤为引人注目。
       奚敏芳先生《左传赋诗引诗之研究》探讨了《左传》用诗的概况，全书共分为三编，前编综述了用诗之旨意，探讨了赋之含义、赋诗之风气、赋诗之功用、赋诗之礼仪、赋诗之特色等；中编则按考据方式排比《左传》赋诗76条，引诗180条，逐条考按，以阐明赋诗之取义和引诗之旨，进一步窥测春秋一代诗学风气；后编重点探讨赋诗对后世诗学的影响。
       张素卿先生《左传称诗研究》通过赋诗等活动探讨春秋时代的诗学风尚和相关论题，认为赋诗等重在断章取义，运用频率与政治、世局密切相关。该文还论证了《左传》称诗资料是其书所固有，并非出于后代附益等问题。
       曾勤良先生《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体例模仿劳孝舆《春秋诗话》，采撷《左传》杜注孔疏，兼采《毛诗正义》、《诗集传》等有关《诗》的评介，广博征引，逐条论析考辨，最后还加入自己的按语进行阐述。此书资料翔实丰富，推理严谨密实，精到之论，不时可见，为全面、深入地研究赋诗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
       陈致宏先生《语用学与左传外交赋诗》认为，赋诗是春秋外交辞令中一种强有力的交际形式，并用语用学的新观点阐释赋诗活动与语境，把赋诗活动及其它外交辞令归属于文化、利益、形势、逻辑、情感等因素。
       此外，杨向时先生《左传赋诗引诗考》、张高评先生《左传导读》、黄振民先生《诗经研究·论古人之赋诗及引诗》等对《左传》用诗状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工作，对赋诗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论。
       台湾地区的研究皆考据扎实，论证确凿。他们继承朴学、运用现代语言学、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广阔的学术范畴内探幽索微，在很多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前进。他们倡导尊重传统，注重实证而科学的辨析，要求在广泛搜罗资料的基础上有所发明，但台湾的研究继承了清人札记式的治学方法而显现出琐屑的倾向，因此理论性和系统性的研究还稍有欠缺。
       总的来说，《左传》赋诗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呈现出不断深化和细化的趋势，单篇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长足地发展，但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同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赋诗形成的渊源，春秋赋诗与儒家诗学观之关系，各国赋诗特点及其文化特征，赋诗消亡的文化机制，赋诗中的诗篇与毛诗的差异及其考辨等诸多问题。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兴学科的不断兴起，赋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会不断得到完善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