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一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关键词]科举；宋元文言小说；题材
[中图分类号]1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4-0053-05
文言小说是宋元时期重要的文学体裁，其创作者多是文化素养较高的读书人，他们以志怪、志人故事来反映社会现实。随着科举制度地位的提升，对宋代的社会结构、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举成为宋元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现实。于是，对科举制度了如指掌的小说作者们纷纷以科举为题材进行创作，这些短篇小说不仅直接反映科举制度本身的现状，而且还以文学的形式来反映科举生活与科举文化，能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重要材料。笔者选择部分重要的短篇小说展开分析，力图将宋代文言小说对科举的反映呈现出来。
一 指陈科场的种种弊端
宋代是科举制度建立、健全的关键时期，考试的公正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挥，选拔了大量的人才。但由于科举制度只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实施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取决于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环境，而且在传统人治社会中，制度能否得到执行还取决于执行者的素质高低。正因为如此，宋代科举虽有较为健全的制度，但仍然无法完全杜绝舞弊行为的发生。因此，在宋元文言小说中，科举舞弊是小说作者们比较热衷的选题。
贿赂考官和相关考场工作人员是科举考试中最常见的舞弊方式。《缙绅脞说·戴昭领钱》是以考生向冥吏行贿以获得科举功名为内容的作品。主人公张君房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的那年，梦中沿着蔡河东行，在一间茶肆中休息时，来了一个公差模样的人，他不答理任何人，就坐在上座。张君房认为这个人太不讲礼节，十分生气地离开了。在出门不远的地方，碰见了进奏官何果，张君房就和他谈起那个人，何果说：“你马上回去求那个人，他是决定你功名前途的人。”张君房立即意识到那个人可能是冥吏，立即返回去拜见他。
接下来作品通过简单的语言和动作刻画了一个向考生索要钱财的考官形象。张君房在茶肆碰到了他，立即上前问候，那个人直接对张君房说：“秀才将来名第，某必把手拽上也。”按照宋代贡院规制，考官被朝廷确定之后，需要锁院，以杜绝举子的请托。那个人直接向外公布自己的身份，明显是违反了科举关防制度的。当张君房表示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时，他的表情似乎有所求，“复有言若邀其多少之限”。当张君房当即许愿以十万贯作为感谢时，那个人马上喜上眉梢，好像是张君房给钱远远超过了他预想的数目。作品还特意安排了一个细节描写，就是这位喜出望外的考官快步离开了饭馆数步之后，立即返回了，他喘着气对张君房说：“某姓戴，名昭，本江南人。奉钱日但呼戴昭，即自来领。”作品将情节置于梦境中展开，索贿的考官戴昭虚构为冥吏，但反映出当时科场徇私舞弊行为的客观存在。
除向考官和考场工作人员行贿之外，“通关节”也是科场中经常出现的舞弊行为。科举取士实行糊名与弥封之后，尽管考官无法通过看到考生的姓名和笔迹来徇私舞弊，但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事先约定的暗记来作弊，即所谓的“关节”。罗大经编辑的《鹤林玉露·玉山知举》就是围绕主考官汪玉山与其朋友通“关节”舞弊展开情节的。汪玉山即将任考官时，与多年不第的挚友相约在富阳的一寺庙中见面，约定在考卷中用三个“古”字。汪玉山说：“某此行，或者典贡举，当特相牢笼。省试程文《
易》义冒子中，可用三个‘古’字，以此为验。”
在省试时，汪玉山果然在《
易》卷中找到了一份有三个“古”字的试卷，立即将其列为上等，名次还排在前列。但等拆号之后，发现这份试卷并不是挚友的名字，这使他感到十分意外。后来与朋友相见时，汪玉山十分气愤地责怪他：“此必足下轻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负乃如此!”他的朋友称自己因为得了急病，连考试都没有来参加，更谈不上出卖他们之间的秘密。任他怎么解释，汪玉山都还是不相信他。
不久，那位凭借三个“古”字及第的考生前来拜谒，汪玉山问他：“你为何在头场冒子中用三个‘古’字?”这位考生沉默了片刻之后，对汪玉山说出了实情：他在赴举的途中，借宿于富阳的一座寺庙中，散步时在寺庙的庑下看到一口棺材，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尘土，从庙里的和尚口中得知，里面是一位官员女儿的尸体，由于没有亲人来认领，无法安葬，他心中十分怜悯这位姑娘。当天晚上，他梦见一个女子在寺庙的庑下对他说：“官人赴省试，妾有一语相告，此去头场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人土。”他依照这位女子的话，果然高中，并打算前往安葬这位女子。汪玉山听了他的回答之后，觉得十分奇怪。
这篇小说属于文言小说中的志怪之列，作者通过虚构故事情节，目的在于宣扬善恶有报的伦理道德观念：其一是，功名富贵是“有定分”的，只有那些平时积德行善者才能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命运；其二是警示那些科场舞弊者，无论他们的舞弊手段多么隐蔽，都有可能被人发现，企图通过不良手段来获得科举功名，最终是会得到报应的。作品最后说：“人发一念，出一言，虽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于冥冥之中，而日莫予云觏者，又惑之甚者也。”
宋代以后，为协调各地应举读书者的比例，要求考生必须在籍贯所在地报考。由于各地解试竞争激烈程度不尽相同，有些考生为能到竞争相对较小的、录取率较高的地区应试，就冒充这些地区的籍贯，或者冒充有关官员的同姓亲族以达到报考的目的，这称之为“冒籍”，与我们现在“高考移民”十分类似。洪迈《夷坚甲志》卷十九的《沈持要登科》就是以官员和考生串通试图“冒籍”作为故事情节的开端：
沈持要(枢)，湖州安吉人。绍兴十四年，妇兄范彦辉监登闻鼓院，邀赴国子监秋试。既至，则有旨：唯同族亲乃得试，异姓无预也。范氏亲戚有欲借助于沈者，欲令冒临安户籍为流寓，当召保官，其费二万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为共出钱以集事。在这段话中，范氏亲戚在讨论为沈氏冒籍时，知道保长的要价是二万五千，这说明保长所经营的冒籍手续也是有基本定价的，他们为士人提供冒籍手续是经常的事情。不仅如此，作为监登闻鼓的范彦辉也没有阻止其亲戚的行为，至少是默认了这种行为的存在和发展，这更能反映冒籍这种舞弊行为在南宋时期的严重程度。这篇小说属志人小说之列，作者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进行人物塑造和情节展开，以文学的手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科举舞弊丛生的现实。
二 宣扬报恩及第的伦理道德
虽然两宋科举考试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录取名额，但由于读书应考者数量的增幅远远超过了录取名额的增幅，录取的比例仍然很低，解送考试的录取比例仅为十二分之一左右，而通过解试的考生还要参加礼部考试，大多数考生只能以名落孙山来结束其为之奋斗一生的举业。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士人并未怀疑科举能使他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他们对宋真宗在《劝学诗》中所宣扬“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如簇”之说也深信不疑。于是，大多数读书人会“六经勤向窗前读”，希望自己的寒窗苦读能换来金榜题名的荣耀。但由于科举考试的竞争过于激烈，读书人对自己能否在科场脱颖而出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往往会将及第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在宋元文言小说中，作者们大力宣扬通过积德行善就可以及第的观念，由此积德行善一科举及第成为宋元文言小说的故事情节的重要模式。
聂田的《祖异志》中收录的《梦擒虎》一文以一位侯姓考生依靠神灵在梦中传授的诗歌而登第的故事，他之所以能得到神灵的帮助，源于其父捐建了庙宇。侯生的父亲为茶商，家境殷实，当他路过润州金山时，捐钱修建了一所庙宇，希望菩萨保佑自己的儿子考上进士。后来梦见自己擒住一只猛虎，将其放在自己的座椅下面，果然生出属虎的侯生。侯生长大之后，准备参加解试时，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他与姑表兄秀才陈雍谈到了这个梦：
侯居家曰：“常得梦人授诗云：‘今年应未第，须待报黄精。’研其词恐未得。”陈曰：“事故不可易知。”既到京就试，题日“大射”，果不捷解。寻有大科场诏下，解试“圣人则物”，既捷解，明年春省试“惟几成天下之务”。未见榜，侯与父于石令公店中安下，钟鼓后始人行，有款户者曰：“奉先院主(或日嵩山道士)送蜜煎黄精与二郎及秀才。”侯得之，且喜符其梦，餐之。蔡齐状元下及第，后授真州幕。
在这篇作品中侯生的及第完全应验了梦中情景，最后有人送蜜煎黄精又照应了其父捐资建庙的情节，说明侯生的及第是感动神灵的结果。
与侯生的故事大致相同的还有刘斧的《青琐高议·朱蛇记》。郑州人李百善(名元，字百善)从钱塘县出发赴举，他独自在吴江岸边走的时候，看到了一条小朱蛇，长度不足一尺，红色的鳞，花白的肚皮，在阳光下显得十分可爱，正在被放牛的小孩玩耍。李百善很可怜它，就花百文钱从牧童手中买下。然后，他用衣服包裹着带回住所，并用药水给它洗澡，等到傍晚时分放在草丛之中。第二天，李百善发现小蛇已经离开了，也就没有再过问了。
第二年，李百善再次经过吴江时，被所救的小蛇——朱浚请到家中，与其父亲——南海之王相见。当南海之王问他：“我怎么才能报答您的救子之恩呢?”李百善直接表达了希望能帮助自己实现金榜题名的要求。朱浚的父亲说：“我有一个女儿叫云姐，年纪还不到十五岁，想让她当您的奴仆，她能帮助您实现梦想的。”三年之后，李百善再次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云姐曰：“吾为君偷入礼闱，窃所试题目。”元喜。云姐出门，不久复还，探知题目。元乃检阅宿构，来日入试，果所盗之题目，元大得意，乃捷。荐名后，省御试，云姐皆然。元乃荣登科第，授润州丹徒簿。云姐或告辞，元泣留之，不可。云姐曰：“某奉王命，安可久留?”元开宴饯之，云姐作诗曰：“六年于此报深恩，水国鱼乡是去程。莫谓初婚又相别，都将旧爱与新人”。
尽管小说一再强调是记述的真人真事，但云姐奉王命报恩显然是作者虚构的情节，不过这也反映出一种社会心态，即善有善报观念。因此在作者看来，李百善救蛇是一种义举，得到朱浚父亲的报恩是合情合理的。
但也有些作品中虚构的神灵是以真人为原型的。佚名所作的《刘煇》中以白居易的姓名出现的神灵则显得相当真实，他不像云姐之类的神灵，通过非正常手段来帮助自己的恩人及第，而是传授给刘煇读书、应举作文的方法。刘煇是信州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家里十分贫穷。刘煇所寓居的江州东林佛舍中有白居易的画像，他每天在白居易的画像前默默祈祷，希望能得到其帮助。他的诚心终于感动了神化了的白居易，有一天刘煇在小溪边遇到了一个自称为白居易的老翁，将作文秘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并告诉他如果能深刻理解这些秘诀，肯定能在场屋竞争中脱颖而出。说完之后，这个老头就消失了，后来刘煇潜心钻研仙人所授秘诀，果然高中状元。
尽管这些小说将神灵或者某种超人的力量以报恩的方式来帮助某些人登第的情节附会在真实人物的身上，但仍然显得相当荒诞、不真实。如陈正敏《遁斋闲览·编竹桥救蚁》，故事以北宋著名文学家宋郊和其兄宋庠为主人公，以二宋同时登科，宋庠高中状元为背景，虚构宋庠编竹桥救蚂蚁的情节，以说明宋庠的善举在科场中得到了报答。
在宋元文言小说中，与行善积德可以获得科举功名回报的情节相对应，有的作品还以恶有恶报一落第的情节来警示读书人。郭彖《睽车志·刘尧举》是写刘尧举应试时做了不道德的事情而落第的故事。刘尧举租船前往郡城参加科举考试时，看到船主的女儿十分漂亮，就以言语来挑逗她。船主的老婆觉察到了，就和船主尽力阻止刘尧举的轻浮举动。等到考试的那天，刘尧举看到试题都十分熟悉，但是所要求使用的韵脚不同，需要花费时间进行思考，直到黄昏时分才出考场。
第二场考试时，试题依然为他平时所练习过的试题，因此还不到中午他就交卷出考场了。船主夫妇以为他会像头场考试那样晚才回来，就都出门逛市场了，只留下他们的女儿一个人在家，刘尧举就趁机污辱了她。当天晚上，刘尧举的父母都梦见有人举着喜报来，大声说刘尧举考了第一名，这时旁边出来一个人说：“您的儿子考第一名是不可能的，他作了不道德的事情，要下一次才能考上。”他的父母醒来之后，都为做了这样的梦而吃惊。果然，刘尧举因“杂犯见黜”，也就是答题不符合要求而被判落第。显然，作品将刘尧举落第的原因归结为他的不道德行为，认为落第是他恶行的因果报应。
宋元文言小说以报恩一及第和作恶一落第为情节来设计故事情节，既是科举社会中士人普遍希望能得到超现实力量帮助的心理的反映，也可以给读书人乃至全社会一种道德警示——积德行善是获得科举功名与荣华富贵的重要条件，这有利于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维系。
三 反映科举士人的婚恋生活
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士人的婚恋生活是相当重要的题材，宋元文言小说也不例外。由于士人是与科举关系最为密切的群体，因此这类题材中涉及到科举的内容相当普遍，而这些小说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才子佳人”私订终身的模式；另一种则是才子金榜题名并未成为推动恋爱深入发展的力量，反而由于士人地位的变化而抛弃恋人，出现了“登第负心”的情节模式。在宋元文言小说作品中，两种情节模式都存在，但后者的数量远远超过前者，塑造了不
少科举及第后负心的人物形象。
在古代，饱读诗书、外表英俊的士人历来被称为才子，由于长期寒窗苦读，两耳不闻窗外事，较少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加之他们大多知识渊博、谈吐儒雅、外表俊朗，较容易获得青年女子的青睐，这样以科举士子的艳遇为题材的作品就相当多。李献民的《云斋广录·钱塘异梦》中主人公通过贤良方正科及第的马桶衣锦还乡，故乡百姓无不以为荣，他也成为青年女子心中的白马王子。作品将年轻女子对他的追求以梦的形式表现出来，“(马槱)在私第赐书阁下昼寝，乃梦一美人翠冠珠耳，玉佩罗裙，行步虚徐，颜色艳丽，徘徊阁下，顷谓君曰：‘妾幼以姿色名冠天下，而身无所依，常以为恨。久欲讬附君子，未敢面问，余俟他日。今辄有小词一阙，寄《蝶恋花》，凂黩左右，为君所讴焉。’乃命板缓歌之。”这位美女大胆地向马椭表露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希望能与之结成夫妻。因为在她看来，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马槱是自己将来的依靠。
王明清的《沈生》是写沈元用的从兄与一位美少妇恋爱的故事。沈元用与其从兄应试时同住在一起，其从兄相当贫穷，基本上是靠沈元用资助。突然有一天，从兄对沈元用说自己遇到了一位歌女，并邀请他前往探望她。他们俩人到达她家之后，她设宴款待他们。在宴席上，这位绝色女子直接对沈元用的从兄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她说：
闻君未偶，他日中第，肯以为汝家妇乎?吾家累千金，室无他人，君年亦长矣。使名门贵胄，未必能逮我之容与资也。幸君勿以自媒为诮。倘子文战不利，吾亦当别为之图，亦须痛饮而别。
沈元用从兄落第之后，他们前往美妇家里喝酒，并且十分伤心地分手了。半夜时分，狂风大作，美妇消失，人家告诉沈元用两人，这是某氏的废宅，很久没有人住了。美妇对于应试的沈元用从兄的追求，欣然应允，但她的前提是他的科举及第。换言之，沈元用从兄能否与美妇结合的关键是科举及第。沈元用从兄的艳遇由喜而悲的情节发展，表明了科举已经成为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表征，成为择偶的重要条件。
除这种才子佳人私定终身的模式，在宋元文言小说中，有大量以“登第负心”为情节模式的作品。刘斧的《摭遗·王魁传》写王魁负心于桂英，最终遭到报应的故事。王魁应试落第之后，到山东莱州，遇到了一个姿色绝艳的妇人，在一起饮酒时，她自我介绍说：“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禄，足下得桂英而饮天禄，前春登第之兆。”经过一段时间交往之后，王魁与桂英相恋了。
过了一年之后，朝廷下诏开科取士，桂英为王魁准备好了赴举路途上所需的一切东西。他在出发之前，在海神庙前发誓：“吾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可是，在殿试中夺得了状元之后，王魁暗暗想：“科名若此，以一娼玷辱，况家有严君，不容也。”遵照父亲的旨意，王魁背着桂英娶崔氏为妻。得知王魁授官为徐州教授之后，桂英十分高兴：“徐去此不远，当使人迎我矣。”便派人送信给王魁。王魁看到书信之后，大发雷霆，并将书信退回给桂英。桂英知道之后，叹息说：“魁负我如此，当以死报之。”桂英挥刀自刎。王魁在南郡贡院时，桂英从灯下冒出来，厉声责备王魁说：“君轻恩薄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王魁羞愧不已，要自刺而死，被他的母亲阻止。后来王魁悒郁而死。根据程毅中先生的看法，王魁的原型是《括异志·王廷评》中的王廷评，只是《王廷评》的情节安排略有不同，是从嘉祐六年状元王廷评释褐任官后，在南京任主考官时出现了相当奇怪的事情：
未试间，忽谓监试官曰：“门外举人喧噪诟我，何为不约束?”令人视之，无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时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惧，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伤，即归本任医治足俞旬创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
对于王廷评发疯的原因，是他曾经和一位妓女关系非常密切，相约登第之后迎娶，但他高中状元之后，将其抛弃，女子自杀之后，变为厉鬼来向王廷评报复，他最后因此而死。王魁是小说精心刻画的负心汉的典型。
士子中举后负心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士子中举之后，因社会地位的变化，不愿意和地位低下的女子交往，以影响自己的声誉和仕途发展；客观原因则是家庭和社会往往不接受中举士子迎娶地位低下，或有污点的女子为妻，这种社会舆论随着科举取士制度地位的提高而逐渐加强。宋代出现相当数量的“痴情女子负心汉”科举文学作品，无疑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在宋元文言小说中，也出现了李娃式的女性——胡文媛。《续青琐高议·茹魁传》情节与其他此类题材的小说一样。以茹魁和胡文媛恋爱作为情节的开端，茹魁中举之后，试图与她断绝关系，被她发现之后，据理力争，终于得到茹魁及其家人的认可，成为茹魁明媒正娶的妻子。这篇短小的作品塑造了一个性格刚烈、敢爱敢恨、有文化素养的女性形象。身为名妓的胡文媛，爱上了赴考的举子茹魁。她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之后，“魁出则阖户，虽万金之子莫得见。”但与桂英只是全身心地投入爱情不一样，她对与茹魁的爱情能否经得起考验有十分清楚的认识：
媛尝为《蜀葵花诗》曰：“却有一端宜恨处，开花相背不倾阳。”媛日：“物之同本者，开花相背。况二姓结一生之好，能无反覆乎?”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认识和心理准备，当茹魁及第后要抛弃她时，她跟茹魁据理力争。茹魁厚颜无耻地说：“尔心如玉，事有不得已者。且天地有混辟，日月有圆缺，夫妇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针对茹魁以无义作为分手理由，胡文媛声色俱厉地反驳道：“妾尽家资以奉子，道通塞以遂君，何尝无义?”接着胡文媛以赵飞燕、李娃为例子来说明娼妓并不低人一等，“夫飞燕本从宫妓，李娃亦是倡始。今仕宦之家，伦没售身，流为娼者，幸不幸也。君女候成人嫁之，妾刭首以谢，郑玉为厉，当踵前人。”并开始绝食抗议茹魁的无情。这段对话是情节的高潮，也表现出了胡文媛刚烈的个性。
无庸讳言，绝大多数的宋元文言小说都篇幅短小，无论是从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环境营造，还是语言运用等角度看，宋元科举文言小说的艺术价值是无法和中唐时期的传奇小说比肩而立的，其反映科举制度的深度和广度也无法和晚清小说相较。但从文学的视角研究科举，是科举学多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进一步拓宽科举学研究的领域，让科举学这一门新兴的专学内容更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