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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者寻求自强的一种努力，科举考试在这时也得以复兴，并迫于时局而进行了变革的尝试。但由于这时期的科举被赋予了化解社会危机的政治重任，晚清统治者企图以功能之需去强化科举，不仅没有因时救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清朝科举固有的弊端，直接导致了清末科举被废除的命运。
       [关键词]洋务运动；科举；晚清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4-0018-05
       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者寻求自强的一种努力，科举考试在这时也得以复兴，并迫于时局而进行了变革的尝试。对这一时期的科举复兴作如何的评价，本文试图作一探讨。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本文的时间上限涉及到了咸丰时期。
       一
       按照美国学者芮玛丽的说法：“科举制度在太平军起义期间已经瓦解了。”这个说法虽不完全准确，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极大地冲击了清朝的统治秩序，科举考试也在这一形势下处于部分瘫痪状态。据商衍鎏先生的统计，“自咸丰元年至同治六年，十七年间停科者共十四个省，除顺天、山西外，盖无有不停试之省。”但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这14个省不仅立即恢复了科举考试，而且将过去耽误的考试也迅速地补回了。例如，广东在咸丰五年的停考，于次年便立即补行。湖南在咸丰二年的停考，在咸丰七年补行。江南自咸丰五年至同治元年停考，但在咸丰九年借浙江考场补行1次。广西自咸丰元年至咸丰九年停考5次，分别在咸丰六年、咸丰十一年和同治元年补回。
       贵州则在同治六年和同治八年分两次补齐了过去10年所耽误的6次乡试，云南也在同治九年、光绪元年、光绪二年分三次补齐了过去耽误的6次乡试。也就是说，至迟在光绪二年(1876年)各省已补齐了过去耽误的47次乡试，其中咸丰朝补行9次，同治朝补行35次，光绪朝补行3次。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之下，清朝统治集团却能强力作为，在短时期内迅速补行因政局动荡而耽误的科举考试，这是本文“科举复兴”命题的依据之一。而到了光绪朝，科举考试基本恢复正常，并在规模上还有所发展。以会试为例，至1904年最后一次会试，光绪朝在30年间共举行了13科。历科中额进士数量多为三百余名，仅次于清代开国之初的顺治朝。而13科进士及第总数为4078人，为清代历朝之最。
       那么，在清朝统治遭遇严重危机的咸丰、同治时期，清朝统治集团为什么会对恢复科举考试投入如此的热情?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清朝军队攻占南京，曾国藩立即组织人手加紧修复贡院，并于九月十一日连奏两折，要求朝廷派遣考官来南京主持十一月举行的本届甲子江南乡试和补行以往耽误的乡试。他在奏折中强调这个工作对恢复地方社会秩序十分重要：“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远近一闻乡试之信，四民辐凑奔走偕来。”以科举考试为号召力，为向心力，以迅速恢复遭遇破坏的乡村统治秩序，这是清朝统治集团的主要考虑。
       陕甘总督左宗棠也是如此。在清朝军队刚平定陕西之时，左宗棠就立即恢复科举考试。以往甘肃与陕西合试，考场设在陕西，因路途遥远，导致甘肃士子“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业不能赴乡试者”。于是，左宗棠要求陕西、甘肃实行分闱乡试，要求朝廷派考官赴甘肃主考，并从陕甘录取名额总数中划出一部分专门给甘肃，他强调：如能“照各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左宗棠对八股取士制度是有看法的，但他说：“臣亦知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然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致之，固非谓科第文章足以歆动庸耳俗目，兼可博取民誉也。”
       这种治理思路在广东也得到了印证。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发生了土客大械斗。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广东巡抚蒋益澧基本解决了长达13年的土客械斗。在着手安置客民生活的同时，他偕同两广总督瑞麟奏请将客民读书子弟另编客籍，参加乡试，每20人取进一名。同年，总督瑞麟、巡抚蒋益澧又看到广东“学额日益广，试士日益众”，而广东贡院号舍严重短缺，于是积极向民间筹措资金，蒋益澧自己也慷慨捐银200两，用以扩建广东贡院。据蒋益澧在同治六年为贡院扩建所撰碑记称：同治六年，广东贡院又增号舍三千间，共为一万一千七百八间。“是岁乡试之得与试者，万余人，取中一百九人，自开科以来所未有也。”
       蒋益澧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当然是他的政绩体现，然而从这一政绩追求的后面又反映了当时的地方督抚乃至朝廷有意借助科举之力迅速恢复地方统治秩序的意向。正如御史马元瑞在一则奏折中所强调：“宜令各省大吏督率地方有司正本清源，与民休息。”而正本清源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发挥科举考试对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尤其是在整合乡村宗族社会方面的功能，从根本上重新构建朝廷对乡村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王权意识形态更深层地渗入民间社会，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科举考试又是清廷推行程朱理学、加强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这应该是咸丰同治时期科举复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太平天国起义对清廷的震惊，乃在于其“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深切的思想危机使朝廷上下认识到推崇程朱理学的重要意义，一批著名的理学家在咸丰年间被召至京师，委以重用。至于民间的教化，清廷要求各地督抚“均令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使之家喻户晓，礼义廉耻油然而生，斯邪教不禁而白化，经正民兴，庶收实效”。防邪教而敦教化，运用科举考试的手段，当是最为有效的。
       整肃吏治也是同治时期清廷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自太平天国爆发以来，为了解决统治危机，靠捐纳和军功两条途径获得官职的人数大增。这种状况给晚清官场带来两大弊端：一是官员冗杂，通道壅塞，办事效率低下；二是官员素质普遍低下。如何扭转官场的这一颓势，当时朝廷官员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要求朝廷对因捐纳、军功而任命官职时，应强调和注重其读书资历；二则希望朝廷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顽症，严格限制捐纳乃至停止这一做法，坚持朝廷命官必须任用科甲正途出身者。这些意见又在客观上进一步促使朝廷乃至地方督抚更加重视科举考试。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的科举复兴，乃是清廷为迅速恢复农村的统治秩序，为加强程朱理学对社会的思想控制，为整肃吏治而直接促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复兴，可以这么说，清廷寄希望于科举者，乃在化解统治危机。
       二
       洋务运动时期科举复兴的另一个表现便是进行了考试改革的尝试，这主要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人引发了对人才规格的新需求而导致。改革的表现是
       在1888年举行的戊子乡试中开设了算学一科，表达了朝廷要选拔新式人才的意向。
       那么，清朝统治集团是在怎样的考虑下同意设置算学科的?
       设置算学科，不过是对科举考试内容的一种改革。洋务派的理由，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两点。
       第一个理由，八股取士空疏无用，不利于人才的成长。1874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鉴于“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指出“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育人才之道”，他质问道：“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因此他建议，在“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的情况下，可将考试功令稍作变通，另开辟洋务进取一科以选拔洋务人才。第二个理由，洋务派认为学习科学技术的基础是算学，正如闽浙总督英桂和船政大臣沈葆桢所强调的：“水师之强弱，以船炮为宗；船炮之巧拙，以算学为本。”为了使顽固派能够认同算学科的设置，御史陈琇莹将这一理由表述得更充分：“西法虽名目繁多，皆权舆于算学，洋务以算学入。……国子监原设算学，比年各省学臣亦知试算学。”也就是说，设置算学科，既是当今兴办洋务之需要，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固有之意。
       应该说，洋务派的这两个理由合情合理，但顽固派却坚决不认可。其反驳的理由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设置算学科，学习西学，是“师事洋人”，是“用夷变夏”。当李鸿章提议开设洋务进取科后，通政使于凌辰指责“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师事洋人，可耻孰甚?”“人才是今日作事根本，如李鸿章、丁日昌讲求洋学，实愈加败坏，尚何人才之可言?”大理寺少卿王家璧认为：“李鸿章以我朝取土，惟以章句弓马所学非所用，无以御敌，遂议变科目以洋学。臣惟本朝以弓马开基，文德武功，远轶前代。枪炮固可兼习，本业岂可全忘?”
       第二，顽固派认为，培养御敌之才根本在尚气节，明大义，而不在学技艺，重名利。张盛藻强调：“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如果令人才去学习这些技艺，必使其“重名利而轻气节”。倭仁则认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杨廷熙则说得更直接：假如令学子师事仇敌，“而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以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
       第三，顽固派认为如果此例一开，很可能在社会上引发学习西学的连锁反应，导致统治危机。1884年7月，国子监司业潘衍桐请开艺学科，内阁大学士徐致祥坚决反对，他强调说：“近世士大夫议及西法，或歆羡弗遑，或逊谢弗及，积习移入，势成固结。”如果朝廷允许设置艺学科，鼓励西学，“恐将来更有以铁路之说进者，以气球之说进者”，西方文化的涌入将不可收拾，所以应“亟思防其微渐”。
       以上理由貌似堂而皇之，然细致分析，顽固派并没有针对洋务派的观点，围绕着科举考试本身的问题来进行讨论，并没有正面回应八股文是否空疏、算学是否需要这些考试内容的问题，而是大谈诸如“师事洋人”、“用夷变夏”、“重名利而轻气节”这些科举制度所体现的政治功能问题。很显然，双方的争论其实并不是(至少开始不是)在同一个层面展开。洋务派只是想在考试职能层面提出科举考试内容及方法的改革主张，而顽固派则立足在科举功能层面坚决反对考试内容的变革。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科举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全国性考试，其职能转化机制已经深深地被纳入其专制统治的框架之中。但凡对考试职能改革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会转移到对其社会功效的关注。将职能与功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并对科举功能过分迷信甚至任意夸大，实则是清朝科举制度改革举步维艰的死结。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以夏变夷”、“重本轻末”、“重义轻利”这些传统价值观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的稳固，于是将本是一场关于改革考试内容的争论，偷换成一场捍卫科举功能的争论。以科举功能之需来反对考试职能的改革，以防范统治危机的产生，就是这场争论的实质。
       问题是，洋务派也不能根本摆脱这种思维定势。他们只是从“学贵适用，事贵因时”的角度，主张在考试内容上稍作变通，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他们的内心深处也十分不愿看到因设置算学科而引发的连锁反应，因而在他们的改革方案设计中，首先便承认了“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的前提，首先便认可了“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的现实，首先便强调了“原与科目并行不悖，并非如王家璧等所称以洋学变科目”的原则。之所以坚持科举之制不变，根本的还是害怕引发统治危机，还是以科举功能之需来制约着考试职能的改革。
       争论的双方最终在重视科举功能上达成妥协，趋同一致。双方所形成的共识，成为清朝礼部在设置算学科文件中所申明的原则，即“试士之例未容轻易变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这个话的意思，算学科的设置必须纳入不容轻易变更的八股制之下。这个原则很典型地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在科举改革方面的态度。所以，清末算学科的设置，从本质上讲还是清朝统治集团企图借科举之力来化解统治危机。
       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借科举之力来化解统治危机，这就是洋务运动科举复兴的个性特征。那么，清朝统治集团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时，在科举上的这种强力作为对科举本身的发展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里首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清朝统治集团在科举上的强力作为应该将方向定位在哪里?只要简单回顾一下清朝关于科举争论的历史，这个答案就很清楚。清朝科举的功能发挥长期不如人意，其根源在于八股取士之制的僵化。清朝所推行的八股之制，早在立国之初就已有了停废之举。虽然至康熙七年(1668年)再度恢复，但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朝廷中要求改革科举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嘉庆、道光年间，批判八股之制的言论再度兴起。例如，包世臣就曾抨击科举制度以“比小技取士”。龚自珍更是指责八股取士无异是在“摧锄天下人才”。魏源则抨击八股取士“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考选学子。这些事实说明，八股取士所规定的考试内容、考试方式和甄别标准都极大地限制了人才的发展，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政治及教育的发展。
       既然如此，清廷在科举上强力作为的主攻方向就应该定位在改革僵化的八股之制上。对这一点，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朝野人士的意见倒是十分明确的。如潘德舆就提出了废除八股文法、重定取士之制的主张。桂文灿则认为考试必须不尚楷体。薛福成在《选举论》中说：“为今之计，其必取之以征辟，而试之以策论乎。黜浮靡，崇实学，奖荐贤，去一切防闭，破累朝积习，则庶乎可以得人矣。”冯桂芬则提出“特设一科，以待能者”的主张。王韬则明确宣称：“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起。”按王韬的想法，科举考试应分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图、格
       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等10科考选人才，“凡区十科，不论何途以进，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
       这些言论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清代科举考试职能的僵化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其严重程度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第二，科举考试职能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需求，特别自鸦片战争以来，这种需求已经表现得十分强烈和紧迫；第三，科举考试职能的改革关键是要废除八股，构建人才考核的多元格局，讲求命题的实用性。也就是说，这些意见很清楚地表明，清廷的强力作为应集中在科举考试职能的改革上。
       但是，清廷的强力作为却恰恰没有抓住这个方向，而是将科举复兴的侧重点定位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科举考试的社会功能，以缓解甚至化解清廷所面对的统治危机。这个定位显然是南辕北辙。之所以如此，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在内外交困的时局下，清廷害怕任何微小的改革都会危及清朝统治。当时曾有人提议将江南考场的江苏、安徽考生分闱乡试，反对者则强调：“今圣主缵承大统，正当冲龄，苟非万不获已之图，皆宜杜渐防微，未可轻言改易祖宗之旧制。”正是这种防微杜渐的担忧，正是这种不可轻言改易祖宗之旧制，使清廷的这次强力作为，不仅没有抓住科举考试职能的改革这一方向，而且继续驾驭着已经僵化腐朽的八股之制，去努力化解统治危机。其结果，这场科举复兴的闹剧，就不可避免地将科举制度顶向了不归之路。
       首先，导致了算学科的失败。由于清廷坚持八股之制不可轻易变更，算学科的考试实际上并没有纳入正式的科举考试之中。按清廷礼部的规定，所谓算学科，只是允许报考者在府、州、县学的岁、科试的正场考试之外加考一场算学题目，成绩合格者再参加由总理衙门单独组织的考试，考试过关者参加顺天乡试，但顺天乡试不再安排算学内容的考试，决定算学科考生命运的，根本的还是八股时文。也就是说，在正式的乡试中，这样的考试根本排不上场面。况且，即使报考人数再多，最终录取名额不得超过3名，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报考算学科的规模。事实上，这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算学科考试也只举行了一次，第二次便因报考人数过少而作罢，而被归之于历史。所以，清末算学科的设置，表面看来是迎合时代变化的一种改革，实质上只是在旧体制下增添了一点新因素。而这点新因素在旧体制的运行机制中也只能落得立即被消解的命运。
       其次，进一步加剧了科举考试的异化。清朝科举的腐败典型地体现在把广大求学士子禁锢在操练时文帖括以应试的枷锁中。清廷在洋务运动时期对科举的强力作为，不仅没有对这一弊端进行有效的治理，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学风。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一书中对清朝科举考试内容的演变作了分析，他指出：咸丰同治以后，这样的风气进一步发展成重技巧、重韵律、重小楷的倾向。这种甄别标准完全把学子引向投机取巧、舍本逐末的应试训练中，使社会上下把科举考试的本来目的弃之脑后，把“得科第”视为惟一的价值取向。诚如严复所指出的：“父兄之期之者，曰：得科第而已。妻子之望之者，曰：得科第而已。即己之寤寐之所志者，亦不过曰：得科第而已。应试之具之外，一物不知。”这种价值取向进一步激化士子对功名利禄的热烈渴求，进一步强化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功利性取向，导致人们益发重道轻艺，鄙视自然科学和技术。这一社会效应与时局的新需要正好背道而驰。
       再次，导致制约社会流通的阀门失效。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科举制度既成为社会各阶层流动的促进机制，也同时充当了制约这种流动的总阀门。封建统治者以官员补充数额为基本线，由上至下确定了进士、举人、秀才的大致比例，以避免人才淹滞壅塞之弊。根据张仲礼的研究，清廷在乾隆九年(1744年)将乡试的应试人数与录取数的比例作了明确规定，但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复兴使这个比例大大被突破。例如，广东同治九年(1870年)举额为72名，副榜14名，应试考生应为4740人，但这一年广东考牛达到9000多人，整整超过一倍。又如，浙江的举额为94人，副榜应为19人，应试考乍应为8280人。但在同治四年(1865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浙汀6次乡试中，每次应试者都达到一万多人。江南乡试在同治三年的考生约为1.6万人。山东在同治末的应试考生达到12900余人，而举额才69人。乡试考生的剧增，是由于各地督抚为鼓励学子应试科举而在童试中增加了录取数额，从而带来了乡试考生的壅塞，问时也导致了乡试落榜考生的数量剧增。同理，咸同以来，各省乡试录取数额都有所增加，而进士录取数增幅有限，又导致落第举人的数量剧增。大批落榜士子长期入仕无望，对社会、对朝廷产生了新的失望。广大士子的不满与时局的动荡相结合，直接导致了清末社会对科举制度更为猛烈地批判。自维新运动以来，科举被视为祸国殃民的罪魁，几成为维新人士的共识。
       由是观之，洋务运动的科举复兴，意在赋予科举以挽救统治危机的政治功能，让科举考试承担了许多不应有的社会责任。而清廷所倚重的这个工具，早已是破败不堪，清廷的刻意强力推行，只能是进一步放大了或扩展了八股之制的弊端，进一步加剧了八股之制的负面效应。更为严重的是，清廷的这个失误发生于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关键时刻，这个时期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但清朝统治集团深陷于固守“中体”的窠臼之中，死抱着早已僵化的八股之制不放，不仅延误r改革时机，而且把科举作为卫道的利器，作为固守“中体”的桥头堡，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最终把科举制度推向了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