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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考差是清代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肇始于顺治年间，至雍正形成考差制度，乾隆、嘉庆-诸朝不断调整、完善，使其成为清代科举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从制度的建设去评价，还是从实践的效果去衡量，清代考差制度都有其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清代；科举；考差；评价
       [中图分类号]K249,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4-0011-07
       考差是清代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清制，乡试考官届期从京官中差遣，称为“试差”，而对其之选拔考试，即称“考试试差”，简称“考差”。考差乃清代之创制，体现了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因此，搞清这一制度推行的原因及状况，对深入研究清代科举制度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　考差之缘起
       清初，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派，并无考试一项。顺治二年定：“顺天乡试主考，该府尹先期题请；各省主考，该巡按御史先期题请。礼部将应差者先后疏名上请。”同年又定：“今后乡试主考，除翰林、六科照例皆以次差遣，临期倍取正陪，题请钦点外，其余各衙门咨送，务遴才品，不得但取资次，亦不得浮猎声华。”可见，从最初定制时，清政府即要求主考官必须是才品兼优，因为这是保证公平取士的必要条件。所谓“倍取正陪”，即指按规定选拔人数的两倍推荐，一为正选，一为备选。据文献记载，顺治五年之乡试，曾对各省正副主考官，“令内院、吏部、礼部公同考选派发”。这次所谓的考选，并非严格意义的考试选拔，而只是一般的考核。总之，由礼部开列名单，题请上裁，一直是清初选拔乡试主考官的基本方式。
       乡试主考官选拔方式的变化，主要在于科场弊端的不断暴露。自顺治十四年顺天、江南科场案发后，大小案不断，乃至每科乡试后都会有士子鼓噪，指责取士不公。这当然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除了严惩违法的考官、考生外，还要通过完善制度，尽量杜绝弊案发生。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科举制度中有许多新的内容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如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平取士。还有发还落卷，也是清代的新举措。康熙七年明确规定：乡会试榜发后，十日内允许落榜士子领取自己的试卷阅看，考官不得“藏匿勒索”，落卷必须由考官批注不中缘由，如考官“妄抹佳文”，允许该生赴礼部控告。此外，试卷磨勘、科场回避制度在清代也更加完善。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清政府为公平取士所做的努力。
       如果说上述措施重在针对考官的人品，那么，考差的创建则是针对考官的学问，因为这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阅卷取士过程中，往往因为考官学问有限而造成取舍不当，雍正帝就曾明确指出这一问题。他认为，朝廷选试差，以往主要强调“人品端方、素行谨恪”，这对于“慎守法度、洗涤弊端”是有益的，但忽视了对考官学问的要求，以致“有学问不及者”亦膺是选，造成“所取之文未尽满人意”。显然，考官学问不及，即使他人品再好，也难保证阅卷的公平。因此，保证考官的文化素质、业务水平，也是清政府十分重视的环节。雍正帝继位之初，即指令吏部不得开列文章荒疏之人，“若将此等人差往，不能阅文，殊属无益”。并一再强调：“考官专司衡文之任，必须学问明通者，始能鉴别不爽。”
       乾隆帝也多次指出：“各省正副考官，司鉴衡之任，必得学问优瞻，校阅精明，而品行端方，秉公持正者，始足以获真才而襄巨典。”正是从雍正朝起，对考官的学问鉴定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必然是在各项防弊措施完成之后才会顾及。因为顺康时期，科场弊端成为主要矛盾，因此，狠抓考场纪律，严格考务管理是首要任务，对考官文化素质的要求只能放在次要位置。康熙帝甚至认为，学问不是最重要的，而人品尤重。康熙四十四年，顺天乡试榜发后，人多议论，“怨其不公”，以致“应试者各执落卷以示人，又作草人，至试官家门砍之”。康熙帝指责考官，并称：“科场之设，以为选择人材之地，于此事而行之不正，虽学问优长，何益之有?”显然，康熙帝更强调人品。在严厉整饬考场弊端的过程中，康熙朝还出现了一个现象，许多乡试主考官在入闱前撰文自誓，向世人表明要秉公办事，“为朝廷遴拔真才，不为身家营谋私窟”。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康熙二十年顺天乡试主考官归允肃的《闱中誓词》。强调考官人品，不等于可以忽视其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
       因此，雍正帝继位后，在其父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提出既要注重考官人品，又要重其学问，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只有对考官进行人品、学问的全面考量，才是最佳的选择，忽略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而对考官学问的鉴别，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进行公开的考试。正是在强调考官学问的情况下，考差制度出现了。
       自雍正帝提出对考官学问的要求，到实行考差，有一个过程。雍正元年四月首开登极恩科乡试，正月，雍正帝从开列名单中选派云贵二省乡试正副主考官四人，其中正主考二人为翰林院官，副主考二人分别是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刑部员外郎朱崧。数日后便谕吏部：“开列各省试官，在部院之举人、进士者，不比翰林人员，文章或致荒疏。若将此等人差往，不能阅文，殊属无益。伊等如有自称文章未经荒疏者，著开列，朕加考试。”对于雍正帝的指示，吏部不敢怠慢，而部院属官(指郎中、员外郎、主事等)亦无自请考试者。其后：分四批派出的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湖广、陕西、江南、河南、山东、山西十二省二十四位正副主考中无一部院属官，多为翰詹科道。其中翰林院官十五人，科道官五人，内阁学士一人，詹事府一人，另外二人则为刑部右侍郎黄叔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嵇曾筠，属部院长官。此次选派试差，虽未进行考试，但雍正帝的决心已下。雍正三年正月，吏部奏请差遣湖南及山东学政。学政为学差，本与试差无关，而雍正帝却抓住时机，果断决定推行考差制度，并立即颁旨：“从前学政、主考，皆就其为人谨慎者派往，并未考其文艺。其中竟有不能衡文者，或因中式之后荒疏年久故耳。著将应差之翰林，并进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员查奏，俟朕试以文艺，再行差委。”此时距雍正四年的乡试还有一年又七个月，这绝不是雍正帝的心血来潮。从两年前提出考试选拔试差，到此刻做出决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同年三月初二日，“考试翰林及部院进士出身等员于太和殿，以备学政、典试等差也”。正如清人所言：“此考差之始。”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雍正帝不仅对正副考官进行考试选拔，同时规定，对各省乡试同考官也要进行考试选拔。因同考官不属“试差”，因此，对其考选，不列入“考差”之内，故本文亦不赘述。
       二　考差之沿革
       考差自雍正三年创建之后，迭经雍正、乾隆、嘉庆诸朝不断调整、完善，其制逐渐确立，成为清代科举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下面就涉及考差制度的几个方面做一简要阐述。
       1．考差制度之确立
       
       雍正三年，“吏部遵旨将翰林院及进士出身官员具奏，召集于太和殿，试以《四书》文二篇，弥封讫，恭呈御览，亲定甲乙，封储内阁，以备乡试差遣”。对于这些第一次由考试选出的主考官，能否秉公取士，使天下士子悦服，雍正帝是十分关注的，因为这毕竟是检验考差效果的惟一标准。雍正四年四月，在派出第一批乡试考官前，雍正帝专门颁谕给“各省乡试正副考官”，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谕旨内容十分明确，就是强调文行之关系：“夫文行原无二理，岂有文艺优通而品行卑劣者。况国家以文章取士，尔等以文章发科，今膺鉴衡之任，若文优而行劣，使天下之人谓文章一道全无足凭，则是读书通籍之人贻玷于名教，国法尚可容乎?料尔等必无此事，但朕慎重科场大典，不得不谆谆告诫。尔等其共加勉力，勿负朕心。”雍正帝可谓用心良苦，他强调学问的同时，仍不忘人品，因为这也是他所担心的，因此特别提醒考官的是，“文优而行劣，使天下之人谓文章一道全无足凭”，那将是读书人的悲哀与耻辱。应该说，雍正帝抓住了读书人的要害，对那些即将上任的正副主考官可以起到警醒和激励的作用。实践证明，这次乡试效果不错。第一次考差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条例。至雍正七年乡试前，由于以前考取人员，有的已迁外任，有的告假回籍，所余不足差遣，因此，雍正帝谕内阁：“著照雍正三年之例，通行考试，俟朕分别记名，以备持衡之任。有不愿就试者亦听其意。”这样，雍正七年进行了第二次考差。雍正九年，因“从前考取之人，俱已陆续差遣”，雍正帝又令再行考试，以备十年乡试之用。从雍正朝考差的情况看，有在乡试年之前进行的，有在乡试当年进行的，总体状况是“非每科必考也，考取人员渐少，则复试一次”，而且一切由皇帝临时决定，颁旨而行。乾隆元年，举行恩科乡试，乾隆帝以“即位之初，不能深知诸臣之底蕴”，遂仿雍正朝之例，令张廷玉、鄂尔泰等“于翰林、科道、部属内，各据所知，多举数员”，通过“考试简用，庶得才品兼优之员，以副抡才之大典”。其后，每当需要考差时，皆临时颁旨。乾隆三十三年，适逢翰詹官员大考，乾隆帝令停止考差，“各衙门应行开列试差之进士出身人员，著吏部传集带领引见”。
       数日后又重申：虽停考试，但各衙门不得将“年力就衰，学殖荒疏者”概行开送。然而，令乾隆帝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詹事府推荐名单中有赞善路斯道，其人“年逾七旬，久经衰迈”。乾隆帝大怒，令将该堂官交部议处。此事对乾隆帝震动很大，因此，在三十五年特开皇太后八旬万寿恩科时，又恢复了考差。乾隆四十七年，礼部奏准：“凡乡试之年，考试试差。”至此，考差成为定制。“自后则乡试年分皆考差”。除正科的子、午、卯、酉年必考外，遇有登极或万寿恩科亦行之。
       考差之前，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或由礼部将应差者先后题名上请，或由吏部开列名单进呈，或由各衙门推荐，最后由皇帝钦定。行考差之初，并未完全摆脱旧的推荐形式。雍正朝基本采取将应行开列人员通行考试的方式，而乾隆初则改由大臣保举后再行考试。乾隆元年，乾隆帝以不了解诸臣之学问、人品，“著张廷玉、鄂尔泰、朱轼、徐本、邵基、任兰枝、徐元梦、福敏、孙嘉淦、杨名时，于翰林、科道、部属内，各据所知，多举数员，于五日内交送内阁汇奏”，然后进行考试。经大臣保举的人数毕竟有限，且不论公正与否，至少选拔范围受到局限。乾隆三年三月，乾隆帝先是令大臣保举，再行考试，数日后又颁谕称：“今思翰林、科道、部属等官，应差主考者，人数甚多，其未与保举之列者，亦著一体考试。不愿出差者听其自便。”实际上，“无论保举与否，一体考试”。乾隆六年则仿雍正朝旧例，“通行考试”。乾隆九年，又命大学士、尚书、侍郎先保举，再行考试，但特别强调，于应差人员内“择其人品端方、学问醇正、堪膺衡鉴之寄者”，“其非科甲出身及无真知灼见者，不必强举”。就在大臣保举之后，监察御史李清芳奏称：大臣保举不公，在保举的四十九人中，各省籍官员只有十六人，满洲四人，其余二十九人全是江浙籍官员，而“河南、四川、贵州、广西、云南五省，未见一人获膺是选。可见保举者，皆平日往来相知之人，而所举之人，大抵饶于财而凭于势。至守正不阿者，不肯伺候公卿之门，边隅之士，声气不通，交游不广，是以无人荐举”。因此建议，“将合例人员，通行考试，庶得者不由奔竞，而边省亦无偏枯”。李清芳所奏，并非捕风捉影，但却是对乾隆帝决定采用保举法的挑战。乾隆帝自然不会接受，遂颁旨称：“李清芳所奏，似是而非。审如是，则朕所用之大臣等皆不可信矣。”并认定李清芳是“借触大臣进直言以为忠”。此事的发生，不可能对乾隆帝无所触动，他也知道，外间对保举议论颇多，因此，十二年考差时，改变了方式，令“将应行开列人员通行考试，其不愿考试者听”，同时又提出：“仍于应行开列中，著大学士、九卿等，将学问优长、精于衡鉴者，各举所知，密封交送内阁进呈，候朕酌用。如此，考试与保举并行，内有保举而考列优等者，固可简任文衡，即未经保举而文艺入选者，亦一并简用，则人才不致屈抑，而众心亦当允服矣。”乾隆帝的举动，似乎是为平息议论而找平衡。其实他也清楚，仅凭保举会有弊病，但又不能一下子否定自己的决定，故而采取了所谓“考试与保举并行”之法。实际上，在通行考试的情况下，再由大臣保举，已无多少实际意义。至乾隆十八年，则令应行开列人员通行考试，否定了保举后再考试及考试与保举并行的原有方式。即使在乾隆三十三年停止考差，也只令各衙门于合例人员内拣选推荐，汇送吏部，带领引见。乾隆三十五年恢复考差后，仍照雍正朝旧例，通行考试。至此，凡考差时，所有应行开列人员通行考试，成为定制。
       2．考差人员之资格
       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一律由京官担任，这是清初制定的方针，也是自明嘉靖以来的一惯做法。考差沿袭了这一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只有京官才有资格参加考差。顺治时期，并未对京官的出身有限制，康熙十年曾要求用进士出身人员，但并未严格遵循。雍正三年行考差，明确规定考差者为进士出身之官员。乾隆九年，在令大臣保举时，再次强调，非科甲出身者不必强举。显然，进士出身已成为考差者的必要条件。至于参加考差人员的身份，雍正三年只定为翰林及各部院官员，乾隆元年进一步明确为翰林、科道、部属。科道，即指六科给事中、各道监察御史。部属，即指各部院之属官，包括郎中、员外郎、主事等。乾隆四十四年，扩大了考差人员的范围，允许国子监监丞、助教等，“凡系进士出身者，一体考试试差。至别项人员，不得援以为例”。参加考差人员并非全部差遣人员，因为按规定，部院长官如派出任试差是不需要考差的。实行考差后，顺天主考官一直用一二品大员，江南等省主考也常有侍郎等官充任，他们属于“例不考差”之员。乾隆五十五年，由于“题派各省乡试主考，开列人员，向有照常开列及通行开列两单外，又有考过试差官单，分款虽多，其实
       止有京堂及考差两项”。因而明确规定：“嗣后题派各省主考，除本年考过试差官单外，其余止将例不考差之侍郎以下京官另列一单。”嘉庆五年，改变了这一做法，所有差遣人员均需考试。是年颁旨：“传集满汉二品以下进士出身之侍郎、内阁学士、三四品京堂及未经考试试差之四五品京堂，俱赴尚书房考试。不愿赴考者听。”至道光二十九年，又恢复旧例，将“未经考差之京堂各员另缮一单”。
       按规定，部院各官，必须是补授实缺者方得放为试差。行考差后，同样只准实缺人员参加考差，“候补人员不能与考试差”。然而也有个别例外现象，如嘉庆九年四月，候补赞善黄钺，得旨允许一体考试，并于“是秋简放山东副主考，洵异数也”。此外，翰林官考差，不包括在庶常馆学习的庶吉士。庶吉士必须在留馆授职后才可考试差。一般考差均在四月，即庶吉士散馆及殿试前。嘉庆十三年，考差时间推迟，定于庶吉士散馆及殿试之后举行。为此，嘉庆帝特谕：“现在考试试差，虽已在各项考试之后，所有前项人员，仍俱毋庸与试。嗣后凡与考差，如在本年散馆、殿试以后，即著照此办理。”与庶吉士不同的是，一甲三名例外，因一甲三名已授实职，可以考差。然而这一惯例在嘉庆二十三年发生了变化。嘉庆帝认为：“向来新科一甲进士适逢大考翰詹之年，以该员等尚在庶常馆教习，未经散馆，皆不就试。及考试试差，则以已经授职为辞，一体与考，事属两歧。该员既不与大考之列，则考差亦不应与试。”遂规定：“著自此次为始，凡一甲进士未经散馆，遇考试试差时，亦毋庸与考，以归画一。”向例，捐纳人员不得考试差。道光十六年规定，“由捐纳各官中式进士，并中式进士后加捐者”准考试差，但要在“题本内分别注明”。尽管限制有所放宽，但进士出身这一基本原则还是要坚持的。至光绪时，对考差人员资格的规定，仍旧是“所有试官，均系翰詹科道，并进士出身之实缺部属，方准考差”。
       3．考差之各项规定
       考差的时间，没有严格的规定。雍正三年的首次考差在三月初二日，其后的考试一般都在四月，正如清人所言：“考差者在子、午、卯、酉年之四月。”具体日期由皇帝颁旨决定。定于四月考试，是考虑到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题请及派出的时间。清代文献对此有明确记载：“考取试差，则自四月间阅卷进呈之后，陆续简放主考。”按规定，依各省路途远近不同，乡试主考官分五批由礼部具题请旨，题请时间，云贵最早，为四月中旬，其他四批的题请时间分别为五月中旬、六月中旬、六月下旬、七月中旬。如五、六、七月遇闰，则相应推迟一月。“凡放试差，五月初一，以远省云贵为首批，陆续放至七月，以近省山东为止”。也有几次考差是提前到三月或推迟到五月进行的。如乾隆四十四年，定于三月二十五日考试；嘉庆十三年则“定于五月初六日考试”；道光五年定于五月初四日考试。还有一次特例，乾隆四十四年开恩科乡试，是年三月考差一次，因次年将届庚子乡试正科，遂于十月二十六日再次进行考试。
       考差的地点，均在宫中殿廷之内，故时人又将此考试称为“廷试”。具体地点，亦无固定。雍正朝是在太和殿；乾隆三年在保和殿，其后多在正大光明殿；嘉庆、道光朝多在上书房，间或在正大光明殿、保和殿、乾清宫；至光绪初又在保和殿。
       考差的内容，雍正三年规定为“试以《四书》文二篇”，乾隆时增加排律诗一首。嘉庆二十四年奉上谕：“考试试差人员，自此次为始，《四书》题文两篇内著减去一篇，添《五经》文一篇，仍用五言八韵排律诗一首。著为令。”至此形成定制：“考试试差，钦命《四书》题一道，《五经》题一道，诗题一道。”
       定制：考差只进行一天，所有应试差者集中于殿廷考试，自备试卷笔砚，当日交卷，试卷弥封，但不誊录。至于阅卷评定等第，以定去取，则几经变化。雍正三年始行考差，并不急于差遣，因此，考试结束后，只将试卷“弥封讫，恭呈御览，亲定甲乙，封储内阁，以备乡试差遣”。至雍正四年乡试前，才“将记名人员掣签命往，使典试事”。具体做法是：“将御试取定人员，书名牙签，盛以金筒，每届按省分差之期，设黄案于午门外，令书名人员齐集，命大学士同礼部堂官捧金筒置案上，掣签唱名，宣上谕毕，大学士将所掣名签恭请钦定正副主考，遵旨差往。”乾隆以后，因考差与差遣时间很近，因此钦点大臣于考差次日进内阅卷，“第其高下，引见记名，以备简用”。从此时起，所有试卷均由阅卷大臣评阅，并排定名次。有时还将考取名次发单传知本人。一般来说，名次靠前者，多放江南、浙江等省，以至每次差遣时，外问多有猜测。为了不泄漏考差名次，乾隆三十五年谕：“著将应行开列人员仍照向例考试，其试卷不必分别等第，止将拟取之卷进呈。入选人员，即按各衙门开列名单，交该部各依衙门次序带领引见，候朕陆续点用。”这样一来，“与考之人，即使自知考取，亦不能豫知简拔何省”。嘉庆初，又恢复由阅卷大臣拟定名次之例，然“另书空名之名单，随卷进呈”，由皇帝“亲拆弥封，填注姓名”，外间不得知考差之名次，且简放试差时，“有名次在后而出试差者，亦有名次在前并房考官俱不用者，原不拘定所取之高下”。这里的“房考官”指顺天乡试同考官。因顺天乡试主考官用一二品大员，故个别考差录取者亦用作顺天乡试同考官。嘉庆年问，由于外间多次议论“考取名次漏泄”，因此在嘉庆十五年，嘉庆帝再次决定：“阅卷大臣不必排定名次，惟各于所阅之卷，将取与不取分为两束，自注衔名，一体进呈，候朕详加披览，亲定去取、前后。”
       关于考差的各项规定，至嘉庆时均已成为定制，其后少有变化。而前后表现出的不同，多是执行中的问题。
       三　考差之评价
       清代之考差，不论从制度的建设去评价，还是从实践的效果去衡量，都有积极的一面。首先，实行考差后，提高了各省乡试主考官的文化素质，加大了任职的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任职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清初以来，对乡试主考官的出身并无严格限制，“国初掌文衡者，间用举人出身人员，不必皆甲科也”。而行考差后，要求任试差者必须是进士出身，而且还要经过考试的选拔。这样，人选者的文化素质显然要比以前提高了一步。从雍正、乾隆、嘉庆诸朝所选各省主考官来看，的确是集中了一批当时较高水平的人才。清人评价说，考差以后的典试者，“多为才望之官”。如乾隆二十四年乡试，顺天主考是尚书梁诗正、侍郎观保，江南为裘日修、钱琦、翁方纲，浙江介福，河南朱王圭，山东钱大昕，山西纪昀，广西钱载。一科之中集中了如此多的才学之士，令时人赞叹。这正是选拔人才的需要，也是从制度上保证公平取士的重要措施之一。任试差者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而且要经过考试的检验，得差要比以前难得多。因此，凡得试差者均以为荣，并受到人们羡慕。嘉庆九年，候补赞善黄钺以特恩与考试差，中选后简放山东副主考，时人极为羡慕地称之为“异数也”。而且，凡考差者无不盼望中选。当时流传一首
       打油诗，嘲笑不得试差者：“自从云贵盼山东，盼到山东又落空，学政乡房都过了，团圆家宴月明中。”嘲笑中恰恰反衬出得试差者之荣耀。得试差者，既感自豪，又多能秉公甄拔人才，表现出他们的责任感。这方面记载颇多。尤能反映出他们政绩的便是“试差未回即授学政”，这在实行考差前是罕见的，而行考差后，“每科间有之”。特别是道光二年乡试后，适逢各省学政任满调整期，当时除直隶、浙江、江西、广东、云南五省学政留任或调任他省外，有八省乡试主考官任本省或他省学政，“其由内简者四人而已”。时人赞曰：“考官留学政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这恰恰是考差后出现的现象。
       其次，考差弥补了制度上的一些漏洞。清初以来，派遣试差，均有一定之规，如顺治八年始行定差制，即某衙门官专差往某省；康熙以来，顺天主考多用前科状元。因此，外间多可预知，于是请托之事不断。对此，舆论多有指责，清政府也一直关注这一问题，不断改进。如康熙三年废定差制，顺天乡试自归允肃以后不再用前科状元。“但差遣之先后，资俸之深浅，各衙门开送俱照成例?”因此，“按册而计，无不预知”。康熙时，给事中张鹏建议：“不拘开列前后，亲定简用，以示不测，则揣摩之端绝，而侥幸之源塞矣。”行考差后，特别注意解决的就是这一问题。雍正时钦定考差名次，且临期掣签差往，无人可预知。乾隆时由大臣阅卷，评定名次，并公布录取名单、等第。尽管如何差遣不得而知，但毕竟为外间猜测留下可能。因此，乾隆三十五年规定，“试卷不必分别等第，止将拟取之卷进呈”。四十七年又规定，考差“录取名单毋庸发出”。至此，考差“始密定名次，不复揭晓矣”。
       尽管采取了保密措施，但外间仍有知晓者。嘉庆初，多次发生考差名次外泄事。嘉庆帝要求追查，阅卷大臣纪昀奏日：“臣即漏泄者。”上问其故，复对曰：“书生习气，见佳作必久吟哦，阅卷时记诵其句，出而告人，欲访为何人手笔，此所以漏泄矣。”上含笑，遂寝其事。事后监察御史周廷森奏请于考差当日即点阅卷大臣入值住宿，次日阅卷，以重关防。嘉庆帝认为：“此事之慎密与否，全视乎阅卷之人，其存心慎密者，即有人探问，自不肯稍露端倪，亦不必豫为防范；如其人不慎密，即使前期加以关防，而阅卷之后随时将卷中文章诗句任意传援，又岂能日久关防乎?”遂未准奏。但在嘉庆十五年考差前还是做出了新的规定：“著阅卷大臣竞不必排定名次，惟各于所阅之卷，将取与不取分为两束，自注衔名，一体进呈，候朕详加披览，亲定去取、前后，以杜浮议。”至此，阅卷大臣“不拆弥封，取否均不知也”。显然，为防止请托，对预选试差人员进行保密，这在制度建设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我们肯定考差制度的同时，也应看到，考差制度毕竟是在科举制度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根除腐败的灵丹妙药，执行中不可能不受到政治腐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