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代“科举学”是指备考科举之学，现代“科举学”是指研究科举之学。科举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逐渐形成和正在发展壮大的专学。科举学的形成，经历了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文献整理与资料编纂，走向理论探讨与专学构建的过程。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分散走向综合。21世纪科举学的波澜起伏，将堪与20世纪的红学相比，具有远大的发展前程。
[关键词]科举；科举学；考试；专学
[中图分类号]G6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4-0005-06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或者说是类似于《
红楼梦》学、敦煌学、甲骨学的一门专学。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它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科举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逐渐形成和正在发展壮大的专学，或者说是一个成长中的新兴学科。
一 “科举学”的由来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说其古老，是因为“科举学”或“科举之学”的用法出现很早，科举时代有千百万读书人曾热中备考科举的学问，且自从科举制产生一段时间以后便有人开始进行科举制度及科举史研究，其研究历史长达千余年；说其年轻，是指以往并未有意识地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研究，至1992年正式提出将“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或者说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研究之后，才更注意以整体的观点，以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视角、从新的高度对科举进行科学的研究，赋予了“科举学”一词以新的内涵和意义。
与“文选学”、“红学”、“徽学”等词语类似，“科举学”一词并非现代人的生造，而是古已有之。自从宋代“科举”逐渐取代“贡举”的概念之后，有不少人使用“科举学”或“科举之学”的称法，以下略举数例。
宋代《宣和书谱》卷十二《米芾》载：“米芾字符章，初居太原，后为襄阳人，官至礼部员外郎。博闻尚古，不喜科举学。”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最早使用“科举学”一词的文献，这里的“科举学”意指应举的学问或备考科举的学问，也就是一些应试的文体作法或学问。换句话说，即岳珂《愧郯录》所提到的“决科之学”。宋代黄震《黄氏日抄》卷九七《广德县尉赵君墓碣》载：“(景定四年)既葬碣墓，千里请铭于某曰：吾父幼尝刲股活其母，长魁国子监，以杂犯黜，遂弃科举学。”
元人姚燧为宋人高翥《菊硐集》所作序文中说：高翥“少颖拔不羁，抗志厉节，好读奇书，厌科举学”。此处的“科举学”也是指应考科举的学问。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五○《题噩上人叠秀轩赋后》云：“渡江以来，诸贤蹈袭苏学，以雄快直致为夸，诗与文率相成风。科举学盛，屈宋不入于口耳，积弊几二百年。”
明代永乐七年，晏璧为陈谟《海桑集》所作序文说：“先生生元大德乙巳间，敏而力学，犹及登宋元遗老巨公之门，务躬行践履，尝与计偕，试于有司不偶，即弃去，肆力古文辞。元运既迁，科举学废，乡人士子从先生讲道德性命之懿，接踵于户。”张岳《小山类稿》卷十六《荒山朱先生墓志铭》载：
“先生讳轸……以成化甲午七月十四日生……尤留心世务，尝采择当今可行者，聚以成帙。通达详练，见之者又知其有治事之才，非止于经学专门者也。自科举学兴，国论不下采于乡。”
清代汪琬《尧峰文钞》卷二十《陈处士墓表》：“君，书生，又贵公子也，苟不得志，则当键户濡首，习为科举学耳。”又如清代文学家沈曾植在光绪年间所撰《海日楼诗集》卷一《古诗》开首便有“少为科举学，壮涉百家流”之句。
使用“科举学”一词的中国古代文献还有许多，但以上诸例，已足以说明“科举学”一词乃古已有之。“科举学”实即“科举之学”的简称。在科举时代，除直接使用“科举学”一词之外，更多的人是使用“科举之学”的提法。如孙鼎臣在《治论》中说：“天下之习，不惟其教，而惟其所取。所取而为科举之文欤，则其学为科举之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六在谈到元代袁俊翁《四书疑节》时，认为该书“虽亦科举之学，然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有关“科举之学”的提法实在太多，本文没有必要详细列举。总之，“科举之学”是当时人的惯用法，而“科举学”实即“科举之学”的简称，通常带有一定的贬义。
古代“科举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科举学”含义是有所不同的，古代的“科举学”或“科举之学”通常指的是如何考中的学业或学问，即应举之学或应试之学；当代的“科举学”指的是研究中国及东亚国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学科或学问。简言之，古代“科举学”是指备考科举之学，现代“科举学”是指研究科举之学。古代广大读书人热中于“科举之学”留下了大量的资料，为今天研究“科举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 科举学的形成
科举学的形成，经历了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文献整理与资料编纂，走向理论探讨与专学构建的过程。
就科举研究专著而言，法国人艾特尼·资1894年在上海出版了法文著作《中国的文科举制度》，1896年又在上海出版了《中国的武科举制度》，这可以说是现代科举研究的真正发端。这两本书既是西方传教士对科举研究的最早专著，也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现代科举研究著作。作者既具备现代的科学研究眼光，写作此书时又还在科举时代，可以方便地考察科举制度实际运作的各个方面。书中对从县试到朝考的清代科举各个环节都有十分细致准确的叙述，并附有大量插图，为我们今天了解科举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而中国人进行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科举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2005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0年至1949年，为中国科举研究的奠基期；第二阶段，1950年至1979年为大陆科举研究低谷期；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科举研究进入兴盛期。由于问题重要、牵涉面广，科举研究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成果层出不穷。
1980至2005年的26年间，除了重印许多科举古籍以外，大陆共出版了248本科举研究著作，各年出版的著作数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科举研究著作包括实际上以科举为主的中国考试史、中国选士制度史、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以及属于广义科举的察举制度史等方面的著作。其数量包括大陆学者在台湾出版但未在大陆出版的4本著作，以及香港、新加坡、韩国学者在大陆出版的3本科举研究著作。上表已基本上将1980年至2005年大陆的科举研究著作统计进来，但并非完全没有遗漏，尤其是近两年出版的著作和一些小的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可能笔者未能悉数寓目。20世纪80年代共有19部科举研究著作面世。而进入90年代以后，科举研究空前繁
盛，仅专门著作便有100余部，研究成果蔚为大观。而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更是出版28部，2005年出版了25部，2006年29部，进入一个科举研究著作出版的新时期。
外文科举研究著作，据不完全统计，约有英文11部、日文22部、韩文24部，越南文11部，法文4部，还有一些德文、意大利文科举研究著作。科举研究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截止2007年5月所知，仅中文博士论文便达70篇以上，硕士论文150篇以上，另外还有多篇以科举为题的博士后研究论文。
一个学科、一门专学从萌芽到成熟，一般要经历“资料搜集”、“制度描述”、“理论形成”三个阶段。科举学并非一门严格意义的学科，但其形成和演变也经历过这三个阶段，只是三个阶段并非一直递进，而往往是交互进行而已。
(一)文献整理与资料编纂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为科举研究的开展和进一步深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大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是点校出版古代科举文献。科举文献有广义科举文献与狭义科举文献之分，不仅数量巨大、自成体系，而且内容丰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废科举后至今中国大陆和台湾重印的科举古籍至少已达90种以上，如算上不同版次则有160余种。除了一般影印科举古籍以外，还点校整理一些古代科举文献。较早者如1978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唐摭言》、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清秘述闻三种》、1984年出版的《登科记考》点校本。其他如李调元《淡墨录》、梁章钜《制义丛话》和《试律丛话》、黄佐《翰林记》、鄂尔泰与张廷玉《词林典故》等。这些古籍整理著作为研究者提供方便，今后还大有可为。
其二是编纂科举史料。除了民国时期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资料》以外，对科举史料尤其是中国近代科举史料的整理最用力的是教育学界的学者。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等成套资料工具书中，都收有许多关于清末科举革废的专门资料。1990～1993年间由中国劳动出版社出版的尹德新主编《历代教育笔记资料》四册，其中科举方面的资料占到全书的半数以上。另外，还出版有10余种八股文和状元策选编等专题科举文献。科举史料专书，有黄山书社1992年出版的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全套共七册十卷，近一千万字，是全国数十位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家历时十年的劳动成果，其中所收最主要的还是科举文献，是大陆近年来科举研究的一大工程，该套文献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科举研究的深入。
其三是对科举文献的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姜汉椿《唐摭言校注》等书，则是关于古代科举文献的研究专著。
(二)制度研究与事实描述
早年的科举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科第中人所作，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了末科榜眼朱汝珍的《词林辑略》，以及进士傅增湘的《清代殿试考略》。关于科举的回忆和考述方面，1956年贾景德在香港出版了《秀才·举人·进士》，1956年齐如山在台湾出版了《中国的科名》。作为清末最后一科探花，商衍鎏也曾对自己幼年读书预备科举和考试生员、举人、进士的情形作过回忆。50年代初，清朝末科举人钟毓龙写的《科场回忆录》一书也于80年代出版，书中对小试、岁科试、乡试的回忆颇详。
接下来学术界侧重于制度研究，对科举这一复杂精细的制度进行考证和解释。制度的考释方面，商衍鎏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制述录》，是此类著作中最详尽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商衍鎏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该书虽然影响较小，但颇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面的著作。其他较具水平的专著有盛奇秀《抡才大典》、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王炳照和徐勇《中国科举制度研究》、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等，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2004年田建荣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考试思想史》一书，则将科举研究扩大到思想史方面。
(三)理论形成与专学构建
重考据的科举制度研究与重义理的科举问题研究，体现出略为不同的研究旨趣。科举是一种制度，因而科举研究首先是制度研究，有大量的论文研究科举制度通史或断代科举制度。但科举又是一种考试活动，是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因而在继续进行制度考释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注意研究科举制的实施及其影响方面，进行问题研究和理论研究，使科举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多学科的研究尤其是非历史学界学者的研究多属于问题研究。
在科举研究蔚为风气的大背景中，刘海峰于1992年提出了“科举学”的概念，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指出“科举学”与科举研究是两个基本相同而又略有区别的概念，凡是对科举本身及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问题所做的研究，都属于“科举学”，略有区别在于，提出“科举学”的概念，更强调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强调科举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同时还关注科举研究史的研究，并提出了科举学的主要内容和专学的基本框架。
此后，有不少学者探讨了科举学的意义和价值。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一文指出，首倡“科举学”，是很有远见的创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学术价值。“全世界都在研究科举，它的故乡不应落后。”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一文，从研究对象、概念术语、已有研究成果及社会需要等方面论述了科举学得以成立的原因，并根据科举学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展示了科举学的学科体系，最后还就科举学研究的多学科方法论进行了探讨。郑若玲结合现代考试改革问题研究科举学的现实意义，指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考试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对当今考试的影响波及文化、制度与技术各个层面。对现代考试制度与古代科举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进行对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科举学研究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李均认为，虽然目前的科举学是一种以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专学，但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只是科举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无论从科举学的演进历程和发展需要来看，还是从科举学本身的特点来看，未来的科举学都应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科举学只有成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才能获得繁荣发展，真正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李兵指出：“无论从其时间跨度、空
间分布，还是科举制度所涉及的学科、研究者的各种学术背景等方面而言，科举学具有其他任何一门专学所无法比拟的包容性。”至今专门探讨科举学的专文已有50余篇。而200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刘海峰著《科举学导论》，标志着科举学的形成。
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科举学研究走向繁荣，至今我们还只能说科举学已初步形成，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 科举学的发展
现代科举学源于科举又高于科举。2003年4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和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中国科举文化展”。在为此次展览所写的介绍文章中，主办方说：“我们的科举研究和展示的实践，证实了科举主题的展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具有广博的知识内涵和历史研究价值，还具有可贵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我们举办‘中国科举文化展’后，要努力建成一门符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新型的‘科举学’。”所谓“新型的科举学”，当然与历史上古旧的“科举学”有所不同，要以新的眼光，将科举放到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新的研究。
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分散走向综合。由于科举制对中国一千三百年间的政治、教育、文学及社会历史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今人也分别从历史、教育、政治、文学、社会、文化等不同侧面对科举进行研究。科举是历史上存在的考试制度，科举学是历史色彩极浓的一门专学，历史学界当然是科举研究的主体力量，科举成为唐宋元明清各断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由于科举的核心和实质是考试，且科举本身具有教育考试性质，加上清末主要是为了兴学堂而废科举，因而历来都有许多人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科举，而且教育学界的科举研究往往会联系现实考试改革展开论述。科举是古代文官考试，政治学界或行政学界的科举研究侧重总结科举制的利弊教训，为当今人事选拔制度创新提供历史借鉴。文学界的学者主要研究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科举文学，其中对八股文的研究形成一个热点。另外，还有许多学者从社会、文化、地理、民俗等方面研究科举。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各学科的科举研究都是分散进行、互不往来的。其实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制度，但不同学科之间却相当隔膜，有的学者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很不了解。这种状况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改变，科举研究开始走向多学科的汇聚和交融，1998年5月在北京召开过“中国考试史专题研讨会”，讨论的主题实际上集中于科举考试，来自历史学界、教育学界、文学界和考试管理部门的许多专家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科举研究见解，会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9年7月出版了《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书后还附有中国考试史部分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科举学是历史学与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地理学、民俗学等等学科相互渗透、高度综合的一门专学。既然是研究同一个制度，借鉴各学科的观点和方法、从分散走向综合是科举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多学科的研究不仅为科举学的创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且有助于丰富科举学的内涵。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和分析科举考试与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互动关系，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我们对科举制的起源、性质、演化规律、地位和影响形成更为完整、深入的认识，有利于打破不同研究者的学科壁垒，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
2005年是中国科举制百年祭，标志着中国科举学的新纪元。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波科举研究热潮，人们对科举及其废止的评价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争论剑拔弩张、精彩纷呈。2005年9月举行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标志着海内外的科举学真正走向汇聚与融合。史学界在回顾2005年中国史方面的学术会议时，便将2005年9月2-4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视为重要的学术会议，并指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门崭新而独立的研究领域，‘科举学’成为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聚焦的一大亮点。所谓‘科举学’，其宗旨即在于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及理论化、系统化，探究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有益借鉴。此一理念，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且也具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无疑将有力地促进科举研究的系统化推进。”“据新华社记者报道，科举学是正在孕育成长中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个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这个视角切入，可以挖掘出一个既古老又全新、既专门又广阔的学术新天地。”
其实，不仅仅是2005年，对中国人来说，科举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经历过中国科举百年祭的洗礼之后，科举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06年，便有五场与科举文化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即日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7月9日在东京大学举办的“从科举看东亚——科举社会与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9月23日由台湾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与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在高雄联合举办的“科举文化讲座”，10月27-29日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和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在上海嘉定举办的以科举文化为主题的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12月11-13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在仙台主办的“应用科举史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12月21-22日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台北举办的“101：后科举时代的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了将科举研究推向深入、全面，现在正组织每年一届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2007年6月底，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黑龙江大学在哈尔滨共同主办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2008年，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计划将再主办以“科举与儒学”为主题的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目前已初步规划2009年在日本北海道大学举办第五届科举学会议。这个系列学术研讨会将来还考虑在宁波天一阁、四川阆中贡院、湖南岳麓书院、山东曲阜等地方陆续召开。由于科举学是一个与中国几乎所有地区和传统文化领域所有学科都相关的学问，可以预见，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研究科举的专门研讨会，将科举学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21世纪的科举学的波澜起伏，将堪与20世纪的红学相比。
有的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兴起了一股“科举学热”，出现了当代“科举学热”的现象，回顾中国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透视当代“科举学热”背后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教育考试的内在特质与规律，从而在此基础上真正建立起科学的、合目的的教育考试制度与方法。“今天的科举学热已不再是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一种简单的肯定与推崇，而是意在寻求对科举制度给予一种公允、客观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科举制度对于我国现代教育考试及人才选拔制度的影响。”
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都有20多部，发表科举研究论文300篇以上，毕业答辩的以科举研究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10篇左右，硕士学位论文20余篇，成果相当丰富。预计在2007年以后，每年也都会有20部以上的科举研究著作出版。自2005年中国科举百年祭之后，我认为新世纪中国科举学正在进行的有六大工程：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世愉研究员主持的《清史·科举志》、教育部考试中心杨学为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科举图录》、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持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主编的《科举学丛书》(包含科举学译著)、天一阁整理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这些工作量巨大的计划都已启动或获得进展，陆续完成后，必将大大促进中国的科举学研究。
总之，科举学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等各方面的科举研究熔于一治，是一门融会古今、贯通中外的学问，因此21世纪的科举学会像一块“学术磁铁”一样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力，具有远大的发展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