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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史学]柏拉图禁诗令今读
作者:张文初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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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诗艺价值和诗人地位被普遍怀疑的今天,重读柏拉图的禁诗令有特殊意义。柏拉图禁诗的主要理由是诗艺远离真理。柏拉图的“递相摹仿论”,割断诗艺与理式的“质素性”联系,把诗艺的内容设定成不具有超越性的纯粹具体的表象。后世反柏拉图禁诗令的诗学理论家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立场出发建构了诗艺内容和超越性存在的关联,从而赋予了诗艺以极为崇高的地位。诗艺的当代危机在于:后现代对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意味着把诗艺重新带入无超越性的形态。
       [关键词]柏拉图;诗学;超越性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3-0109-04
       从人文思考的角度看,人类生活的流逝性常让人怀疑:远古时代的观念与感受似乎并没消失,依旧鲜活地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中。在西方后现代质询文学的可持续性在当代中国世俗社会心理普遍认定诗人已经死亡的今天,重读柏拉图的禁诗令就好像是在听一位远方的哲人正就我们自身的生活说话,其中所蕴含的运思方式依旧具有烛照当下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命运的穿透力。
       一
       柏拉图禁诗的主要理由是诗艺背离真理:诗是对真理的摹仿的摹仿。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宇宙间的真实体是理式;“现实事物”是对理式的摹仿;诗是对“现实事物”的摹仿。理式是真实的,理式即真理。摹仿理式的“现实事物”是不真实的,背离真理的。摹仿源自于摹仿理式的“现实事物”的诗更加不真实,距离真理更远;用柏拉图话来说,诗与理式与真理隔了三层。
       柏拉图解读诗艺的理论可以称为“递相摹仿论”。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来看,柏拉图的“递相摹仿论”中所包含的“递相”关系可以分解为下列三种:一是诗与“现实事物”的关系;二是“现实事物”和理式的关系;三是诗与理式的关系。柏拉图对诗艺真理性的否定分别体现在对这三种关系的思考上。首先,诗艺低于“现实事物”,因为诗描写的只是“现实事物”的外形,诗中的事物不像“现实事物”那样实际存在。柏拉图的主要例证是“床”。木匠制造的床是实际存在的床。诗中描绘的床只是床的外形,不是床本身。判断柏拉图的这种诗艺低于“现实事物”的观点是否正确,要进一步从柏拉图所框定的诗艺与“现实事物”的对应上考虑。结合柏拉图和现代人的理解,诗艺与“现实事物”的对应实际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柏拉图的看法,即:具体事物在“现实”中的存在和在诗中的存在这两者的对应。木工制造的床和诗人摹绘的床构成的就是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从这一角度上看,柏拉图的价值判断应该说是正确的:如果诗中摹绘的一个床确实仅仅只是木工所造的一个特定的床的外形,不蕴含其它什么因素,那么,诗中的床确实要劣于被摹绘的木工的床。第二个层面是后柏拉图时代的诗人、特别是浪漫主义诗人的看法:诗中的床不只是木工所造的某个床的单纯的摹绘,它蕴含了远比一个特定的床更为深刻丰富的人生内涵。在这样的意义上,诗是寓言、是象征。这种情形也可以从诗与“现实事物”的关系上来理解。但在这里,诗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层面:它的表象层面和意蕴层面。、就其表象层面而言,诗仍可说是生活中某个具体事物的摹绘,比如说,诗中的床仍是木工手中某个床的摹仿。但就其意蕴层面而言,诗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现实,诗中的床已经不再是木工手中的那个床。从这个意义上看,诗高于“现实”——高于“现实”中具体存在的事物。柏拉图诗低于“现实”的观点放到这个层面上看就是错误的。第三个层面,从纯粹一般的形式上来理解诗中的摹绘和被摹绘的现实。一方面,把“现实”理解成包含所有具体事物的“现实的整体”存在;另一方面,从诗的意蕴出发把诗中的摹绘同样看作是对超越于具体事物的“现实整体”的摹绘。在这样一种诗艺与“现实”的关系上,柏拉图的价值判断又是正确的:诗艺又沦落到了低于“现实”的层面上。这样说的理由不难理解。因为不管一首诗的意蕴有多丰富,它也不可能同生活世界的丰富性相比。不仅是一首诗的意蕴不具备这种可比性,就是整个人类的诗性世界的意蕴也不具备同整个人类的生活世界的丰富性相比的可能。不过就现实社会心理而言,这样的理解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除了哲学家外,普通人是很少在这个层面上来对诗艺和现实世界进行比较的。
       递相摹仿的第二个设定是“现实事物”低于理式。按柏拉图的观点,理式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理式具有单一性,永恒性。“现实事物”是不真实的,是多样变化的。理式是因为单一永恒因而真实,还是因为真实而单一永恒?“现实事物”是因为多样变化而不真实,还是因为不真实而多样变化?这中间有没有逻辑关系?对这些,柏拉图没有说。我们暂且可以按现代人的“互为因果论”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因为“现实事物”不真实,所以柏拉图本人并不用“现实事物”这样的词来指示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事物,他用的是制造物(manufactures),如木工的制造物,鞋匠的制造物这样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一方面是因为柏拉图对“制造”的重视,从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人工世界高于包括动、植物和无机物在内的自然世界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否认人工制造物的真实性。所以,从柏拉图排除自然物和否认人工物的真实性这一点来说,“现实事物”的表述并不符合柏拉图的思想,本文特地加上引号也就是想借以揭示柏拉图本人并不认为它们是“现实的”。要理解柏拉图对“现实事物”的真实性的否定可以从“现实事物”的多变性上看。瞬时即逝的东西就说明它们不真实,说明它们只是假象,有如幻影一般:这种观念在人类文明史上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人类也许就是从“幻影”(阳光月光灯光等光下的影子、梦中的影像、想象中的影像等)与真实体的区别获得启示因而建构了“变化”和“真实”的对立性的。柏拉图对人造物的真实性的否定就正好同他对“幻影”的感觉相连。他用镜中影像和洞穴中火光映照的人影来阐释“现实事物”的虚幻性,来论证他心目中理式的存在。“幻影”在逻辑上对人类可以有两个启示:第一,它说明生活中的确存在虚假和真实的区别。不能说一切都假,或者一切都真。正是因为有真有假,才有人类对真的追求,对假的摈斥。第二,“假”与“消失”相关让人们推论“消失”与“假”同一。柏拉图的人造物虚假论应该说同样包含了上述逻辑。柏拉图的理式是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混合物。从逻辑上说,人们看到了事物有个体与共相的区别。柏拉图的对话中就依据了这一点:“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式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柏拉图想象了理式作为实体的存在。他认为理式是一个实体,是确实存在的。应该说,理式的产生还包含了对经验事实的确认。现实生活中,工匠确实是按照头脑中的意念、想象来制造物件的。先有心理想象中的床,才会有手中被造出的床。个体与共相的逻辑区别在思维上是可以被认
       可的。不管后现代的理论家怎样排斥共相和普遍的观念,也不管现实事物的具体存在相互之间有多大差异,人们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谈论和思考事物的类的属性。当然,摆脱“类”的桎梏,争取个体的差异会是人类思维未来发展的方向,但不管将来怎样摆脱,“类”还是会存在。经验层面的认定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木工确实是因为头脑中有床的形象才会制造出实际的床。要指出的是,用这种具体创造时的情形来说明理式同实物的对立缺乏合理性。木工头脑中的床是哪儿来的?柏拉图会说来自于理式,但现代人的理解是它只能来自于制造业的实践。人们是在漫长的逐渐发展的制造实践中形成头脑中的床的理式的。从具体制造时的情形来论证床的理式的存在,是抹杀了床的观念的现实来源。这里不存在高于现实实践的抽象的床的“理式”。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在今天已经被完全汰除。宇宙中有那么一张由神制造的理式的床或者说有那么一个床的理式,这种观念在今天已无人相信。人们相信世界是具体感性的存在,一切抽象的东西都只是思维和心理的产物,不具有现实性。在2400多年前柏拉图相信有理式的床不奇怪,就如那时的希腊人普遍相信奥林波斯山上确实居住着一伙神灵一样。从发生认识论层面上看,我们可以这样去推测柏拉图的理式的出现:他把从共相和个体的逻辑差异上获得的启示和对具体制造时的心理认定作了一种神秘的想象性的引申与扩展。理式就是此种引申和扩展的产物。
       三
       递相摹仿涉及的第三种关系是诗与理式的关系。按柏拉图的“诗是摹仿的摹仿”的观点,诗与真理与理式距离很远,实际谈不上有多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两者问没什么关系。现代人对“摹仿”一词的理解,部分地保留了摹仿物和被摹仿物之间的悖论性同一。摹仿意味着失真。诗既是摹仿的摹仿,诗的失真性就非常严重,诗因此可以说是对真理的背离。但“摹仿”既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失真”,就还有“真”在;摹仿一词因此就在逻辑上肯定了摹仿物的某种真实性。柏拉图虽然用“摹仿”一词来解释诗、“现实事物”、理式三者之间的关系,但他的“摹仿”与现代人对摹仿的理解不同。柏拉图是在完全否定的层面上而不是在悖论性层面上使用“摹仿”一词的。他的摹仿并不意味着摹仿物继承被摹仿物的某些因素,并不意味着诗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某种真实性。他坚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他只谈诗的非真理性,从不对诗的真理性作任何有保留的肯定:这些就可证明他的“摹仿”概念同现代“摹仿”概念的区别。
       柏拉图的摹仿与现代摹仿的区别也许不是源于柏拉图个人对“摹仿”一词的独特使用,而是源于整个古希腊的摹仿观念。古希腊的mimesis(摹仿)指的是人的摹仿行为。它包含“摹仿物与被摹仿物相似”的语意,它的重心是在揭示摹仿行为的产生和摹仿能力的形成。现代的“摹仿”意味着被摹仿物的某种质素经由摹仿行为“转移”或者“分流”到了摹仿物上,这一层意思在古希腊的mimesis中并不存在。“揭示摹仿行为的产生”当然与“质素转移”无关。“相似”与“质素转移”也是不同的。“相似”只发生在外表上,“相似”甚至还可以构成“欺骗”,如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的表演。柏拉图用摹仿来解读诗与现实事物、现实事物与理式、诗与理式的关系,也就只是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并不说明理式的质素“流入”了“现实事物”或者诗,并不说明诗因为是“摹仿”就具有了被摹仿的“现实事物”和“理式”的品格。恰恰相反,柏拉图所要说明的正是:它们之间没有质素的转移性、分流性,诗并不因为是“摹仿”就分有了理式的光辉、就提升了存在的价值。
       四
       为什么会没有呢?为什么超越具体现实事物的“理式”不能流入人造事物和诗呢?后柏拉图时代追究的正是这个问题。对柏拉图禁诗令的颠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寻找突破口。在柏拉图那里,所谓理式流入具体事物和诗的问题也就是具体事物的真实性和诗的真理性问题。没有理式的流入,具体事物就没有真实性,诗就没有真理性。从真实性和真理性问题的角度,可以不管柏拉图对理式的具体设定,只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解读“理式”:理式是超越具体摹仿物的世界的一般性原理。如果能够证明现实事物和诗尽管具有个别性但同时又包含了超越自身个别性的一般原理,那就证明了现实事物具有真实性,诗具有真理性。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的最初发难就是在这样一个豁口上发生了。亚里斯多德以诗同历史相比,指出历史只叙述个别的事,诗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斯多德的“可能发生的事”也就是超越了事物的具体存在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亚里斯多德这样说就证明了诗具有真理性。亚里斯多德在有关于诗的价值结论上颠覆了柏拉图,但他回避了柏拉图的理式概念。接下来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的普罗提诺则以亚里斯多德的结论为垫底,以更为逼近柏拉图理式概念的方式向柏拉图的禁诗令发动了攻击。普罗提诺以太一、理性、灵魂三位一体的观念建构他的哲学、诗学体系。“太一”就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最高的理式,或叫理念,是超越人世的存在。“理性”,或叫“精神”,是人类所拥有的、显示太一的、撇除了欲望冲动的神圣心灵。理性低于太一。“灵魂”比理性更低。灵魂是创造一切生物的力量,它直接与感性世界相连。普罗提诺在区别太一、理性和灵魂的同时重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他用“流溢”(emanation)一词来定义它们相互的关联:太一“流溢”出理性,理性“流溢”出灵魂,灵魂“流溢”出物质世界和感觉现象。包括诗艺在内的所有艺术不仅摹仿可以看得见的世界,同时还能体现艺术家的心灵,能“上升到自然所借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原则”。[’](P140’按照普罗提诺的这些论述,诗艺就包含了柏拉图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理式,因为与理性、灵魂具有一体性的“太一”即理式“流入”了诗中。理式的流人使诗艺具有真理性、具有崇高的意义。这样,普罗提诺就把存在于柏拉图那里的诗与理式的背离翻转成了诗与理式的同一,在肯定理式的同时肯定了诗的真理性。这一对“理式和诗艺同一性”的明确肯定同时也构成了普罗提诺与亚里斯多德的区别。除此区别外,普罗提诺还开辟了一个对后代诗学发展影响极深的思路:以层次分析的眼光看待诗艺的内容:把诗中描绘的感性现象和其内在意蕴加以分离,使之在不同的层面上定位。此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诗学对柏拉图禁诗令的挑战基本上就都是在亚里斯多德和普罗提诺开辟的思路上建立起来。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都继续对诗艺的超越性、真理性、崇高性加以肯定和强调。特别是在浪漫主义那里,诗艺的超越性和崇高性达到了历史所能想象的极至:其著名的一个例证就是雪莱那一声“诗人是没被意识到的世界的立法者”的宣言。近代与古代当然有不同。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对诗艺感性现象和真理性意蕴的关联性的理解日趋世俗化和心理化。极具神秘性冷漠性的柏拉图的“理式”、普罗提诺的“太一”被同样是用来寓示诗艺真理性意蕴的、更具人间情味的“普遍性”“理念”“理性”“本质”“知识”“历史的深度”等概念所取代。与此同时,诗艺的感性效用也被加以充分的强调。感性,在柏拉图那里以肯定形式出现的仅仅只是“事物的外形”;在近代,特别是浪漫主义那里则包含人的内心情感,而且,情感感性拥有极高的地位。柏拉图排斥感性和理式的同一。普罗提诺肯定感性和太一(理式)相连,但普罗提诺的感性是普遍意义上的,既包括诗艺的感性描绘,也包括现实事物的感性存在。他不认为诗艺的感性有特殊重要性。相反,他认为世界物质的感性存在有很多是具有极高地位的。比如,从反诺斯替教派的观念出发,普罗提诺就认为日月星辰“无可比拟的要优越于人类”,这无疑就是说,天体感性比诗艺的感性更为崇高。浪漫主义对诗艺感性的重视既让柏拉图无法相比,也远远超过普罗提诺。在浪漫主义那里,现实事物的感性存在淹没于功利性的海洋之中。现实事物无法构成与真理、与理性的透明性联系。只有在诗性的世界中,感性才成为挣脱功利桎梏的纯粹感性,也只有这种纯粹感性(包括事物表象和人的内心情感)才能使真理、理性澄明。在这种与真理关联的“唯一性”意义上,诗艺感性的地位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刻度。
       一个值得提出的有趣的问题是,柏拉图何以没能象普罗提诺以及其它肯定诗艺的超越性的思想家们一样去肯定诗艺的真理性?
       对此,笔者将另外撰文给出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