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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制度的建设意义重大。我们不仅应该大量建立健全各种制度，还必须注重提高各种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我国在提高制度的适应性效率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也面临着制度效率的．缺失。应该从转型方式选择、制度创设以及制度实施等方面入手，致力于提高制度适应性效率，促进转型的实现和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制度；适应性效率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3-0070-04
       一　制度适应性效率概念及其内涵
       在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史上，交易成本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大多数学者都曾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交易成本虽然对研究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但它毕竟还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如果要全面而准确地分析制度的效率，还必须研究制度的时间维度。库兹涅茨曾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人们提供种类繁多的经济产品能力的长期上升，而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基础上的。诺思也认为，“在进行时间历程中经济绩效的分析时，新古典理论有着两个错误的假设：一是制度并不重要，一是时间并不重要”、“制度形成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由此政治与经济制度成为经济绩效的基本决定因素。与经济和社会变化相联系的时间是人类的认知过程影响制度演变方式的维度。”(P416-P417)“配置效率是一套给定制度下的静态概念，而持续良好经济运行的关键则是要有一个灵活的制度机制，它能够根据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变化以及制度的震荡来进行调整。”(P13)基于此，诺思大胆地宣称，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而是制度的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在他那里，一个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可以实现以下目标：“适应性效率考虑的是一个经济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各种规则，它有助于一个社会去获取知识、去学习、去诱发创新、去承担风险及所有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瓶颈的意愿。”“有抵挡冲击的能力，有战胜频繁出现的问题的能力”，掌握了适应性效率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能够抵挡各种冲击、战争和彻底的基本变化，并通过始终成功地改变自身的制度结构实现长期持续增长”。
       从诺思的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概念以及内涵，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的制度适应性效率，是指制度对制度环境(包括其他制度、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环境)的现实与变迁相适应的程度，是一种关于时间进程的适应环境的灵活性能，有了这种性能，制度能推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今天，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制度的建设至关重要。采取何种制度变迁方式、如何建立健全各种经济制度规则以及如何将制度有效地融入到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来，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上述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概念和思维方式，以其对制度变革的丰富而深刻的思考，或许可以给我们的转型带来某些有意义的启示。
       二 我国转型时期的制度适应性效率分析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案，这种方案是基于对传统的尊重、对现实的准确认识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审慎把握之上的，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在制度变迁中也存在着效率的损失。
       1．顺利转型的经验：对制度适应性的重视
       (1)对历史传统的尊重与利用。几十年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传统，已经在我国的经济社会中根深蒂固。为了实现制度变迁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我们所做的是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变革。要在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下进行变革，就必须采取一套具有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改革思路和方案，所以，一些传统的制度规则和意识形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新制度对原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的适应性的、嵌入式、局部性和试验性式的改进是有目共睹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实行双轨制，它最初出现在价格领域、然后逐步向外贸体制改革、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住房体制改革等领域推行，它明显地包含了对历史的一种主动适应。此外，传统制度也必然存在着某些可取性，这些无疑都是转型中可供利用的资源，所以有人认为在制度建构中需要注意制度的“内生性”，“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要善于挖掘和利用原有体制下的一些合理的成分”，“因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是难以完全割舍的，充分利用原有制度安排中的合理成分既可以节省大规模制度变革所耗费的成本，又有助于制度变迁过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P188)毋庸置疑，我国在实践中对传统的尊重与利用，都是有助于提高新制度的适应性效率的。
       (2)对现实制度环境的适应。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并非简单地以市场代替计划，而是一个用利益驱动的自主经济替代命令驱动的统制经济、用经济性市场信号引导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代替行政性计划指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过程，这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制度要素植入经济社会肌体之中的长期而复杂、且充满曲折的过程。中国改革肇始时期的制度变迁是主动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当时我国的主要特征是政治生活欠发达、经济改革触及敏感内容以及社会发展僵滞而封闭等。针对这种现实，国家领导人以其卓越的智慧和勇气带领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正体现了我们在转型中实事求是的作风——它主动地适应了现实的制度环境。例如在产权改革中，为了兼顾现实的要求，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除产权外，作为我国经济体制另一个主要内容的市场的改革也与国情实现了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是基于对现实的观照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的。这些事实都表明了中国经济转型的逻辑——对制度的现实适应性的重视。
       (3)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当我们讲到制度的时候，同时是讲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要在相适应的制度结构中才是有意义的。任何单一的激进改革，都会使新的制度安排与旧的制度结构产生不相适应，因而不能发挥作用。因此，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要求就是其过程的可控性。”(P44)对于转型的过程和未来，中国制度改革表现出了很强的变迁适应性，这不仅表现在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上，更表现在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上。在产权改革中，例如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就是在未提出产权改革具体时间表的前提下进行的。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的经验表明，不进行私有化，甚至没有明确界定产权，也能进行成功的市场改革。”(P158)这种并非一步到位的方式，不仅保证了稳定，而且充分发掘和利用了制度变革的开放性、柔韧性和可控性；这些性质的存在，不但给未来的改革留下了广阔的调适的空间，
       还能够避免因制度环境变化造成的震荡和损失。这种开放性的改革方略的本质是，它是基于过程成效的而非直接而具体的目标的。事实证明，它也是有效的。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具体目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国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其根本原因就是提高了新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2．经济转型的效率缺失分析
       (1)外在制度层面：
       第一，路径依赖。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说，路径依赖是对长期经济作分析性理解的关键。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如制度创设成本、组织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适应等，会使某种制度一旦形成就产生了惯性，这种惯性往往是很难改变的。路径依赖可能带来高效益，也很可能阻碍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事实上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我们拥有一定的制度适应性效率，但路径依赖依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制约因素。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僵硬的制度结构，如产权结构单一、政治和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强力控制等，严重阻滞了新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给改革留下了居高不下的成本，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必将产生久远的不良影响。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也很可能是与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提高背道而驰的。
       第二，制度供需不协调。从制度供需的角度看制度的适应性效率，目前我国正处于一种制度供给过剩和制度供给不足并存的状态之中。供给过剩主要表现在过多的管制、审批制度，特别是行政审批制度。某些部门和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仅极力维护旧有的无效制度，而且还强制性地提供许多新的过剩的制度，如新的乱收费项目，新的不必要的审批和管制等。过多的制度供给提高了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而且给某些人提供了一系列的寻租机会。供给不足的状况也比较明显。国有企业改革在制度上缺少明确的制约，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有待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腐败的预防、监督和惩治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的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同时存在，是与当前的制度环境，也就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不相协调适应的。
       第三，制度摩擦。青木昌彦认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的生成与生效需要满足：其一，制度安排与个人行为之间的战略互补；其二，制度安排在一种经济体制内的“制度互补”或内部的逻辑一贯性。然而制度的生成和生效不可能在所有的时空都是互补和协调的，这样，制度的摩擦就不可避免。制度摩擦有两个表现。一是制度本身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新旧制度的效率差别上。如目前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不但对国有经济本身的发展不利，而且还造成了非国有经济的非效率。二是新制度下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制度变迁很难同时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处境，很可能会有某些成员在其他成员获得增益时遭受损失，所以制度变迁会面临遭受损失的这部分成员的抵触和反抗，这就有可能造成混乱、生产损失和效率损失。制度的摩擦造成了制度适应性的非效率。
       (2)内在制度层面：
       在内在制度方面，我们还在面临着外在制度内在化的问题。诺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是否拥有高效率的经济组织，而经济组织是否高效又取决于对产权的合理界定，而社会对产权的尊重，根源于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决定着的文化观念及其意识形态；如果制度得不到认同、理解和支持，那就形同虚设，制度是应该能自我实施的。我们在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对过去某些意识形态和传统思维习惯表达了恰当的尊重，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努力营造一种自由、民主、竞争、效率和契约自由的市场经济文化氛围，这些思想和价值取向对于我国的制度创新和变迁、对于我国的顺利转型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特权观念以及人治而非法治的管理方式，在今天依然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导致了严重的非效率和腐败，与新制度的目标指向相去甚远。市场经济首先要求的是社会的利益主体具备经济人理性，这种理性不但是追求经济(物质)利益最大化的，也是遵守市场经济制度规则的。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已经展开的制度创新中，独独缺乏的就是经济人理性。”如何将新的制度内化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中去，帮助人们获得一种经济人理性，这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 转型时期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提高：解决之道
       为了提高制度适应性效率，我们认为应当重点重视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坚持稳定而灵活的渐进式改革
       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特别是转变实绩如何，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制度变迁是有效的，或者说，体制转变本身具有“制度适应性”特征。如前所述，我国的经济改革的特征是增量式的、试验推广的和非激进的，这就是对制度适应性的遵循。这样的方式可以实现转型的稳步、有效推进，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在新旧体制之间、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会存在某些矛盾，又如会导致社会分配缺乏有效激励、创新制度收益递减、交易成本和信息费用上升等局面。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渐进式的转型道路，另一方面，应该尽量采取某些具体的灵活的改革方案，如在转型过程为某些阶层提供更多的制度选择，完善各种利益补偿和利益协调机制等，完善法制、弥补渐进改革中的法律漏洞等，这些方案对于减少制度摩擦、逐步解决路径依赖问题以及转型的顺利进行，应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
       2．注重制度的开放性、柔韧性、可控性和可持续发展
       诺思认为，“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其作用如同技术发展对于西方世界增长所起的作用那样同等重要。”非常强调制度在制度变迁中的适应性。在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我们这个有着多重矛盾的超大型经济社会的转型，有着明确方案和具体日程的制度变迁固然必不可少，但对于产权、所有制等敏感而复杂的内容，我们需要的更多是方向性的规范，这种非确定性的规范可以为制度的创新、执行与完善留下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制度的柔韧性、可控性和可持续发展性还表现在制度的创设必须是植根于现实的。一些制度可能在某些国家或者地区是适用的，在普遍意义上来说也可能是先进的，但是它不一定会符合某个特定社会的现实。制度的创设和执行必须符合现实的要求；必须认识到，新制度只能先适应制度环境，而不是制度环境先适应新制度本身；是新制度改造制度环境，而不应是制度环境改造旧制度(这也是一个成本收益的问题)。只有在特定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制度，才能适用于这个特定环境，才更有可能适应这个特定环境的各种变化并逐步改造这个制度环境，促进转型和发展。
       3．注重外在制度的内在化
       外在的制度，是容易建立和改变的，但内在制度，则很难实现变迁。我国传统的保守思想、特权思想人治观念等传统的价值取向，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新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创新思想和商业理性等的被接受和内在化，就将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所以准确地说，我们外在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长期性而非瞬时性的动态的过程。这首先要求制度应具有可接受性，其次要求在实施的过程中，利用多种方式，媒介的宣传导向作用，或者通过更高效、更可靠的新制度、新规则的示范表达作用，动摇人们对落后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思想的依赖，推进人们对新制度的认识、理解、认同和自觉遵守，形成一种尊重新思想、遵守新制度的心理和习惯。这样，被内在化的制度，无疑可以以其较低的成本极大地提高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促进制度的创新、变迁以及转型的成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