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形成过程及教育特征来讨论韩国初期书院在教育史上的意义，从社会经济背景来看，韩国初期书院的出现，反映了在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变化的基础上，教育逐渐从一般的中央集权转变为分权的新形势；儒学工夫论是书院教育得以巩固的特有理念经间，退溪的心学道统论对初期书院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书院祭享空间与讲学空间关系反映了儒学知道体系中尊德性与道间学、道与学的关系，其祭礼礼仪有社会约束及符号意味；从家学和家庭教育的特征来看，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并入了初期的书院教育之中。
[关键词]韩国书院；教育史；书院礼仪；教育特征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3-0023-08
一 序 言
在韩国教育史上有关书院的实质性研究现今仍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包括李万珪先生与渡部学先生的概论性分析，以及丁淳睦教授的比较深层次的学术研究。但遗憾的是这些前辈们的努力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有关书院的研究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在教育史上有关书院研究的匮乏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于长期的学术偏见造成的。自开港以来，新教育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书院则未能摆脱封建性与前近代性的枷锁，被排除于主流教育史的谈论之外，这是因为书院被认为是阻碍发展与进步这一近代教育理念的绊脚石。直至20世纪初，中国的蔡元培与胡适等人，根据自身的亲身体验，在指出近代教育的不足与传统书院教育的长处之后，中国的书院研究与书院实践运动才得以复兴。
在教育史领域缺乏对书院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对原有史料理解的不足以及缺乏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往的教育史研究大部分依赖于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因此在教育的角度理解书院，存在着根本的局限。虽然偶尔有分析书院的学规或讲规，试图探索新的教育方案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多停留于分节与断片的层次，只是对书院研究的一个试论。而且现存的文集以及有关书院的古文书中，教育方面的资料极其有限，这给多角度分析带来很大困难。因此在上述这种情况下对书院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也是不多见的。
即便如此，对书院的再认识有益于真正实现教育学的本土化。时代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书院研究的必要性，并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对书院教育的意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教育史领域有关韩国书院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有关书院教育的人文方面的研究。通过对朝鲜时代书院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进行的哲学的以及思想方面的探索，确认教育哲学的普遍价值是十分必要的。诸如由于畿湖学派和退溪学派等多种学派间的分歧而产生的各自的思想指向性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又有何教育意义等问题也需要得以确认。为此，对朝鲜时代知性史的脉络以及各学派的道统脉络的整体而全面的理解就显得十分重要。
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就是对书院教育进行社会经济方面的探讨。即书院教育是在何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得以生成、发展、变化和消灭的，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相关领域的研究都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在书院内部进行的教育也是在特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才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支撑书院的经济基础、身份制的特性以及宗法秩序等都是决定书院教育特征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认识而对书院教育的研究只停留在抽象的理解上，则会有可能歪曲历史事实。
其次，留给教育学者的重要问题是对书院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课程和授课方法进行细致的分析。为此，首先要对朝鲜时代书院、书堂以及乡校的教材进行全面的调查。书志学以及文献学的研究学者已经对这一部分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调查，然而在教育学方面仍缺乏集中调查。只有通过对这一部分的调查才能发现韩国书院的特殊性以及独创性。另外与周边国家进行的比较文化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二 韩国初期书院的形成过程及其教育特征
众所周知，朝鲜时代的教育机关分为官学的成均馆和乡校以及私学的书院、书斋和书堂。这些学校都具有各自的特征，并与科举制相结合，构成朝鲜时代的教学体制。但是这些机关各自承担了怎样的教育职责，他们的相互关系如何等问题仍期待深入的探讨。对其相互关系的比较有益于深化对书院的理解，这意味着对书院的研究应置于朝鲜时代整个教学体制这一大范畴中去。例如我们会经常误以为在将乡校归为官学，将书院归为私学的二分法的模式中，两者的关系已经得到了鲜明的整理。不过在具体的教育活动和担当的职责方面，却存在很多混淆以及重迭的部分。一般认为书院与乡校的人员构成是前者的身份为两班，而后者则主要由低于两班的阶层所构成。不过这一点也不十分明确。甚至作为私学的书院也履行了作为行政下属机关的职能，负责接纳乡校、家座以及人口等的成册调查报告。
另外，就书堂与书院产生决定性分岐的时期和原因尚未明确。一般来说，书堂与书院的差异在于是否享祀，以及教育对象的差异，对此也需要做充分的补充。在诸多历史记录中可以发现，在书堂中也有设置祭享空间的记录。而且书堂只以儿童为对象之处，也需要考虑到各个村落的特征以及各个时期的特征。16世纪以安东为中心设立的书堂，事实上在教育内容方面与书院毫无任何差别。其实与通念不同的，是在教科课程以及教育内容方面，书堂、乡校和书院的差别并不十分明显。
综上所述，本文要论述和强调的是书院的形成是依据怎样的历史必要性的问题。在时代的要求中寻找书院的存在意义，并且在宏观的角度上分析其中包含的教育展望和方案。为了找出区别于成均馆、乡校、以及书堂的书院教育固有的特征，首先应从书院出现的时代意义讲起。
(一)初期书院教育的社会经济背景
朝鲜时代的教育经历了几次明显的变化过程与构造变换。在朝鲜初期，对高丽时代的遗制进行了大胆的清算，这期间经历了官学制与科举制的整理过程。在16世纪，士林派开始设立书院，李泰镇教授和郑万祚教授等历史学家已经对书院的出现背景做了大量的论述，以先行研究为依据，在此有必要分析书院的出现在教育史上的意义。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教育制度都是在对其它教育制度与教育形式进行一定的批判、克服、扬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即书院和书堂都是在国家与士林，或者村落共同体的相互关系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教育内容存在差异也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对朝鲜时期教育的研究应兼顾对朝鲜社会整体特征的把握。就这一点首先应该探讨的是国家在教育方面的职责。这里应该看到的是朝鲜社会是建立在国家对农民的专制支配基础之上的事实。这对于理解朝鲜时代教育的特征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朝鲜王朝之所以能对百姓施行专制统治，除了儒教统治理念的强大影响力以外，还应考虑到其重要的物质基础，书院的出现也离不开这种经济条件的变化。
在朝鲜时代出现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的变化过程
中，我们有必要瞩目国家担当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有关这一时期国家特征的土地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土地经济史的研究来看，朝鲜前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为国家所有制、地主所有制、小农地主所有制等多种特征重迭并存的所有制。不过这其中究竟哪一种所有制形态最具有：规定性，是最直接的物质基础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即使对朝鲜前期所有制形态的定位仍存在分歧，不过不能否认这一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存在。李荣熏的研究表明朝鲜前期土地所有制形态的基本构造是以“国家”——“户”，这一国家与农民间的法制对抗关系为基轴的国家土地所有制。
而地主制作为国役收取的单位，具有限于户内的次要意义。而且对朝鲜前期国家土地所有制以及地主土地所有制应进行统一把握。在考虑小农民经营的不安定性的同时，应强调国家土地所有制具有的规定性作用。特别是在将朝鲜前期看做是集权的封建社会的研究中，将这种国家土地所有制归结于王土思想，认为这是对小农经营的生产以及剩余劳动处理全过程的直接干预。
笔者认为，朝鲜社会具有的这种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状况对确立朝鲜时代教育的特征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朝鲜社会的各种教育活动以规定国家对农民的统治为主轴，这为强化中央集权社会的统治理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国家对教育的支配权作为国家的统治理念的方式在朝鲜后期虽然不断弱化，但仍然得以维持。国家对教育的支配权在朝鲜初期非常强大，朝鲜初期最能反映教育是一种“国家集中型教育构造”的代表事例可以在对科举制度、成均馆、乡校等官学制度的彻底整备过程中找到。朝鲜王朝在建国的同时清算了高丽社会贵族主义的特征，而且为了构筑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采取了一系列寻找科举制度与官学制度有机关联性的政策。当时作为中央集权化的物质基础，采取了对应于高丽社会田柴科体制的科田法。田柴科体制是在国家权力无法完全制压地方豪族的情况下，将分散在地方的土地集中到官职体系内部的一种形式。相反科田法则是具有中央集权的特征，而且科田法制度将国家设定为通过收租权分给制度的土地上级所有者。
将教育置于国家强大支配力下的努力在朝鲜初期对科举制、成均馆以及文庙的积极参与中也有如实的体现。在这一时期，强化成均馆与乡校等官学的职能正意味着国家对教育施行的绝对支配权。朝鲜初期成均馆担当的职能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王权而废除高丽旧贵族的温床——座主门生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新学制和科举制。这时的成均馆在与以佛教和私学为基础的旧贵族势力的斗争中发展成为新进儒学者研究朱子学的研究机关。朝鲜初期，成均馆担当的主要职责与其说是维护新兴地主阶层的利益，倒不如说是贯彻以王室为中心的国家少数支配集团的利益。成均馆赋予功臣、勋臣子弟各种科举教育的特典，这成为他们立身出世的工具。另外朝鲜初期成均馆施设的整备工作并非侧重于学事管理，而是侧重于文庙制和泮宫制。由此可见，其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国家统治的绝对化与神圣化。
同样，这一时期教育隶属于中央集权政治权力的特征在乡校的运营状况中也有体现。国家对乡校的监督权和管理权贯穿于整个朝鲜时期，其影响力在朝鲜初期尤为明显。这一时期朝廷在隶属于行政阶层的观察使以外，还随时派遣行台监察、分带御使和敬差官等负责监督守令。同时为了强化乡村社会的守令权，施行部民上诉禁止法和久任法，这就为抑制乡村地士民提供了制度保障。另外，还赋予守令对教官和生徒以监督权，以实现教育的中央集权化。在这样的法制保护下，乡校促使乡村支配势力通过科举教育来接受国家统治理念，并形成指向于中央的价值体系，而且通过乡校可以弱化乡村支配势力。乡校教育的活跃意味着地方支配势力被纳入国家权力之下，最终保证乡民的力役和田税为国家收取。朝鲜时代的乡校教育并非侧重于讲学活动，而是侧重于祭享活动，这表明乡校教育隶属于国家的特征。
16世纪书院的出现与国家对教育的统一管理不无关系。国家掌握着教育的主导权，到了16世纪，随着士林势力的出现，教育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教育开始逐渐从一般的中央集权化转变为分权的形式。对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做深入的研究，这里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初期书院的出现是由占有大量土地的土地所有者主导的事实。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生产方式是以具备独立经营的率下奴婢的赋役劳动为基础的直营地农场经营。而且这一时期的农业劳动基本上具有集团协作的特征。在身份构成上，当时的农业劳动力中约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为奴婢。特别是朝鲜时代两班士大夫成为国家租税收夺的主要对象，他们试图通过留乡所和乡约等形式实现对乡村的独立支配。
有关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土地经营方式还需要今后深入的研究，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初期书院的设立是以大土地所有者为中心进行的事实。即在16世纪以后的初期，在书院与书堂的设立和运营方面，大土地所有者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确立初期，对书院的特征，并起到书院勃兴震源作用的李滉和岭南士林派，他们大多数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层。单看当时主导设立书院的李滉家门的和会文记就能一目了然。他们的财产为奴婢367口，田1787斗落，1166斗落，家舍5；田亩的分布从世居地礼安县开始，一直到奉化、荣州、宜宁、丰山等地。再来看易东书院，其主导层的经济背景并非是中小地主层的联合体，而是大土地所有者的联合体。积极参与易东书院设立的金富弼和金富仪等鸟川光山金氏，他们是至少占有700余斗落的田和230余口的奴婢的大地主。另外汾川人李叔梁是著名儒学者李贤辅的儿子，他开垦祖上传来的田亩和荒芜地，改筑废寺，占据了周围田民大量的土地。
这种现象在河回柳氏的屏山书院以及良洞李氏的玉山书院的设立过程中也有体现。根据柳成龙那一代的成给文记的记载，他们的田亩数至少达到1600～1700斗落，奴婢在壬乱中流离失所，大部分死亡。即使如此，剩下的奴婢也有146名。⑨李彦迪家门的玉山书院，凭借其外家孙绍家门的强大经济势力和妻边的财产，又以其官职为媒介，占有了相当数目的田亩。玉山书院的院位田，在17世纪大体上保持为20～30结，书院奴婢数在1629年为59口，由此看来他们也占有了大量的土地。
综上我们可以得知，16世纪书院设立的一个主要经济基础是大土地所有型的农场经营，而书院的运营也是与这种土地所有形态相适应的。与文庙从祀不同的是，书院的享祀充分反映了设立势力的独自性，这说明他们在构筑土地基础方面取得了新的转机。书院的享祀，弱化了国家对教育的单方支配，另一方面又赋予士族对农民支配的象征性权威。在书院与书堂的设立过程中时而打击乡村民淫祀行为，这是为了通过奉祀城隍神来打破持续以来的农民共同体秩序，从而确立两班的支配秩序。不过书院的主导势力并不一直是大土地所有者。在16世
纪曾出现中小地主层的联合体形式，在大量出现书院滥设现象的17世纪，这种形式更趋于一般化。但是在16世纪中叶，为了对抗以前的国家集中教育结构，先导设立个别学派(岭南、畿湖士林派)，以促进教育体制分权化的核心是以广大农场经营为物质基础的书院。
另一方面，书院的教育活动也侧重于调整和解决由这种生产关系而引发的各种矛盾。在士族层计划于乡村社会中实行的朱子家礼和各种礼教中，有针对以上矛盾的解决方案，如在学堂里不允许沿袭民间的习俗和商人的杂戏等。这表明当时的教育领导层不主张各阶层间个别文化形态的存在，他们试图通过以士族为中心的教育文化对社会进行重新编制。他们对巫觋和阴祀采取的果断态度也正表明了对农民层脱离统治理念的担忧。书院的主导势力自信自己是农民的态度，以及期待在没有官方职员而在乡内百姓共同体的一体感中实现学舍的设立，都是与在地基础的坚实结构相关联的。
但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书堂成为村落共同体的设立主体，这样教育的状况开始发生多样的变化。17世纪以后，大部分的书堂是以地主一佃户的关系为基础的。特别是同族部落成为书堂设立和运营的主体，确保书堂的财政基础，以谋求经济再生。同族部落的这种共同体特征同时采取了地主集团村落与佃户集团村落的双重聚落形态。即同族共同体首先以私有为前提，其中小经营担当补充的作用，因而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书堂教育的特征显然不同于前代的书院。
(二)初期书院理念的基础
关于韩国书院的多种学科分化以及其展开过程，主要是以哲学为中心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朝鲜时期的所有思想家都是以书院为其学问的背景，因此可以说朝鲜的思想史即是书院的历史，朝鲜时期得以发展的理学、礼学和心学等，都是以书院为基础的。在此统观整个思想脉络似乎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本文主要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将至今为止在对书院教育的研究中缺乏的、以及需要补充的部分提出新的问题。
朝鲜的书院为性理学的本土化解释提供了基础，特别是退溪李滉和栗谷李珥通过书院发展了他们的理气论，领导了韩国儒学的两大主流——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因此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容易将书院研究还原于理气论的构图之中。以往对书院教育的研究也大都倾向于这种理气论的解释。所以在对书院进行思想史方面探讨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儒学者提出的本体论和心性论。不过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研究书院的最终目的是在于唤起对工夫论的认识。以尊德性和道问学为两大支柱的工夫论的核心在于儒者们梦想成为“圣人”的学习过程。儒者们平时积累的知识不仅停留在“知”上，重要的是知识要与培养德性相关联。
一般称为“人格知识”(personal knowledge)的这种知识形式在为提供初期书院理念基础的退溪、栗谷以及南冥曹植等人身上均有体现。他们认为以自然为客体，并在经验的角度加以理解，不是真正的“知”。关于自然和宇宙的知识，要求人间道德与伦理问题的调和与合一。近代的知识体系是由相互分离的、作为事实的物理世界和作为当为的人道世界结合而成的。工夫论是作为所以然的知识和作为所当然的德性，并以理为媒介的结合。这种儒学工夫论完全区别于近代的知识体系，是书院教育得以巩固的特有的理念空间。
将工夫论作为初期书院思想基础的人物是退溪李滉，当然最初设立书院的周世鹏也有研究工夫论的著作，不过直到16世纪中叶才出现体系化的形式。这一时期，在分辨正学与异端的同时对既存的道学渊源的解释产生了一大刷新运动。既存的儒学表现出老佛、词章学以及过于功利的倾向，因此没有实现真正的道德觉醒。这一时期，正是士林势力以文庙从祀的论议为中心逐渐确立独立的道统论的时期。自中宗反正以后，士林势力试图通过郑梦周的文庙从祀的论议来确保其历史正当性。另外还试图通过文庙从祀为在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中牺牲的金宏弼和郑汝昌等人伸冤。
不过退溪却对这种文庙从祀论议持否定态度。特别是他对四贤的学问提出质疑。退溪就当时以成均馆儒生为中心展开的对四贤的文庙从祀运动提出如下批判见解。退溪对于晦斋李彦以前的朝鲜儒学持非常批判的立场，他认为当时的儒学未能实现真正的“为己之学”，只停留于词章学和文章学的程度。他还认为静庵赵光祖的“学力未充”是造成士林的道学政治失败的主要原因。他期待书院通过“为己之学”的工夫论成为指向道学世界的场所。与退溪相比，栗谷的道统论在治国与治人的问题上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栗谷认为，与王权相结合的道统形态是最理想的形态，他的这种主张对理解其教育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指出“道统之传，始归于间巷之匹夫，道统之不在君相，诚天下之不幸也”。他认为道统归于匹夫的原因在于随着历史风俗的改变，圣君将大统禅让于圣君的传统消失，而王位实现世袭。他试图在节制人情和忖度时务的能力中寻找道统的核心。栗谷道统论的核心在于既是成德君子，同时又通过国家经营而迈向大同世界的君师的出现。他主张“道统在于君相，则道行于一时，泽流于后世。道统在于匹夫，则道不能行于一世，而只传于后学。若道统失传，并与匹夫而不作，则天下贸贸，不知所从矣。”
退溪试图以工夫论为中心，勾画道学系谱图的主张，在与栗谷的论争中也有体现。在退溪看来，栗谷的这种道统论有可能与其强调尊德性的学问构图相违背。退溪与栗谷已经通过对学与道关系的激烈讨论，各自阐明他们对工夫论的不同见解。例如，栗谷认为学与道是不可分开的，而退溪则将两者的关系看做是能和所能，事实上是将二者看成是相互分离的关系。栗谷的这种主张来源于他试图在现实世界中寻找道的意义的一贯主张。现实世界，即将气的世界作为“知”的对象研究的“学”的领域以及对形而上学提出疑问的“道”的领域分离，在他强调理气不相离的立场来看，绝对是无法容忍的问题。因此在他的道统论中，必然会出现“君师”的概念，并将伴随具体现实变化的治国道学放在首位。
相反，对于退溪来说，历史和现实是难以信赖的复杂的世界。他将学与道的世界活用为能与所能的说明体系，这是出自于他以本体论来明确区分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的世界立场。当然天理和人事本来不是两条路，但是这两个世界为了汇合，必须经过长期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修养，这是退溪的一贯立场。与其在现实中急于实现道的王国，不如首先明确心学的方法，这是寻找纯粹的理的世界的方法。
另外，退溪的这种心学道统论对朝鲜时期书院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朝鲜时期的书院根据这种心学工夫论对思想的多元性和现实性、以及标榜经世学的吕祖谦和曾领导事功学派的陈亮等人的思想纯正性提出了质疑并加以排斥。退溪的道统论纯粹是寻找无杂的理的一种过程。而且他试图通过敬的工夫论在综合李延平的道南学与张南轩的湖湘学中寻找可能性。以退溪为中心吸取的南宋儒学⑥的特征是将工夫论(moral self-cultivation)，圣
人论(achievement of sagewood)与本体论相结合，从而确立通向道的学问之路。
(三)书院仪礼在教育方面的意义
众所周知，朝鲜时代进行的祭祀分为大祀、中祀、小祀。大祀分为社稷、宗庙，中祀分为云雷雨、岳海渎、先农、先蚕、文宣王、历代始祖，小祀分为名山大川、醮祭、厉祭等。除这些正祀以外，还有俗祭和州县祭等，这些祭祀的行礼顺序又在复杂的礼节中加以区分。将文庙祭礼视为中祀，将州县乡校的释奠视为小祀。郡县的书院采取比中祀的释奠低一级的仪礼。这在高丽史礼志中“诸州县文宣王庙”吉礼部分有记载，在《
新唐书》中“州县社稷”和释奠并人小祀项目是遵从《国朝五礼仪》。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学校仪礼制度史在教育方面所具有的意义。书院由祭享空间和讲学空间两个主轴构成的事实意义匪浅。至今对祭享空间的讨论还不够详尽，一直存在着祭享空间是扩大朝鲜社会党派特征的主犯，是压缩儒家教育各种矛盾的空间的认识。朝鲜后期这些祭享空间曾引起很多社会弊端也是明确的事实，朝鲜时代教育的讲学机能极其萎缩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祭享机能的畸形发展。
朝鲜时代教育的最大难题是学校的祠堂化。我国的学校同时具备祭享和讲学机能的特征是学习中国文庙制的结果。在新罗的国学中采用唐朝制度设立文宣王庙，而在新罗和高丽时期，祭享的职能却次于讲学。但是在朝鲜初期以后的朝廷中，随着对祀典体制的正式系统性的整理，祭享的社会意义才逐渐扩大。对朝鲜时期的儒学者来说，通常祭香仪式要比讲学活动占据优势，是一个十分矛盾的情况。因此，就如何设定祭享与讲学的关系曾有大量的讨论。当时的儒者们也感到教育为了找到立足之地，首先要克服祭享与讲学问的不均衡问题。他们认为这一问题产生的背景在于朝鲜社会对学校的本质做了错误的评价。
17世纪的南人学者洪汝河在强调将学堂固定为享祀处的情况会威胁国家根本的同时，在先贤享祀中寻找书院卷入党争中的理由。他引用中国的事例，主张学堂的职能应以讲学为主，以享祀为副。而且他指出，在中国，是书院的讲学职能在先，享祀职能或者没有，或者只限于一定的形式。与此相比，朝鲜最重视祭享的功能，将养士和劝学作为次要的功能，书院只以春秋进行释奠，师生讲规在全国也是寥寥无几。朝鲜的许多儒学者也对该事态表示担忧。李簠也认为学校的根本功能在于讲读，享祀的功能应次之，而朝鲜的情况正好相反。茶山丁若镛也指出，“今也书院为祠庙，非当学堂之旧观也。”
为确切理解祭享的本质，我们有必要找出乡校和书院为何采取前学后庙的形式完成空间构成的本来意义。而其空间构成的意义又应该在儒学的教育目标或者与儒学知识体系的关联性中寻找。祭享和讲学在保持对立关系的同时又是构成学校的两大要素。如果说讲学空间是对大多数开放的空间，祭享空间则是在一定的“仪礼和节次”中才能取得参礼资格的封闭的空间。这时讲学的空间以“知”为先，是道问学世界的表象。道问学最关心的是对客观世界事物的理智的学习。与此相比，祭享空间重视以心为中心的尊德性。同时实现尊德性与道问学是期望实现内圣外王精神的儒家的根本理念。根据儒家的工夫论，祭享与讲学的空间是学的世界与道的世界的表象。如果说以明伦堂为中心的讲学空间，是参与学的世界的话，那么在道统世界中的祭享空间，就是道的世界的表象。如何将学的世界与道的世界进行有逻辑性的联接，是儒家工夫论的核心。朝鲜的性理哲学认为，讲学空间的不足，在于容易陷入道问学和外王的世界，而祭享空间正弥补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根据对这种原理的理解，对朝鲜祭享空间做以新的教育解释。
这里我们应注意的一点是，书院祭仪中最敏感的问题不是祭仪的本来意义，而是进行祭仪的形式和步骤。这一点正是驱使书院教育的畸形，不根据教育而是根据政治和权利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即与施行礼的本来意义相比，执行礼的主体是谁，先配享谁等社会层次和约束才更成为问题。这在朝鲜享祀问题中最激烈的论争，即位次是非与文庙配享的正统性问题中可以发现。以屏虎是非、寒旅是非、怀尼是非等为代表的位次论争通常以道学正统论来说明，论争的核心在于谁在位阶秩序中占据上位。这时他们所重视的神主虽然在名分上代表道和理，实际上具有社会约束以及符号的意味。例如退溪死后，学统与学派形成。在决定配享人物的过程中，最忠于退溪学问宗旨的高峰奇大升和月川赵穆等都被排挤在学统嫡传之外，以安东圈为中心的学团完成再编，这说明他们的学脉是一种社会符号或约束性要素。
三 初期书院与家庭教育
前面已经提到过书院的教材、教育课程、教授方法、评价方式、院生的特征、各种讲仪、教育财政、师长的特征、书院教育与科举制度、学规、讲规、学契、居接、夏课等，都是今后教育学者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这一研究，为了导出有意义的结论，需要对文集和古文书做通时的积累，并将其目录化、分类、体系化，而且还应该对其做综合性的解释。值得高兴的是，近来有少数学者开始试图研究这一领域，但仅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只有通过研究人员的组织化和集中支持才能取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最近台湾的高明士教授等人编纂的《东亚传统教育与学礼学规》、《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书院教育与科举关系研究》可以成为在教育的角度研究书院的一个良好示范。
不过，以上提及的课题还需要在积累一定的研究成果之后才能进行，这里就初期书院教育中引入的当时家学和家庭教育的特征做简短分析论述。很明显，书院的设立与运营是在与门中或家门的关联中实现的，但是有关书院教育的研究却忽视了这一问题。为阐明初期书院的特征，对性理学的流入、士族层的出现，以及官学的衰颓等历史的理解是重要的，同样对当时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如何并入书院教育之中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对称为书院的学校和家门，或者门中，其互相交换和共享“教育”的过程的研究是也十分必要的。
例如，为了与书院研究做比较，可以参考当时在民间广泛阅读的家训和庭训，或者居家杂仪类等书籍，其中反映了当时人们要求的教育价值和目标。这一时期家庭教育采取了强烈的自我规制和检束的方式。儒学者们要求家中的孩子检束和克己，保持心理上的紧张状态，决不允许有任何松懈。在他们认为，家不是一个世俗的生活空间，而是一个高层次的教育空间。甚至有些人将家作为一种类似于修道院的宗教空间。这种倾向在保闲斋申叔舟和默斋李文楗的家训中都没有任何差异。退溪的高弟权好文在家中的空间构造上并非重视日常的实用性，而是强调反映儒学的区分意识和差等观。
这种现象到了16世纪，开始进行将朱子家礼适用于家庭内部的正式实践。在眉庵柳希春家门的庭训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士大夫家门已经深入仪礼世界的事实。在庭训中对尊卑的区分、长幼的区分、以及日常生活的细节都有详尽的描述。呼称、言语、服饰、座席、年齿、进退等细节也是遵循了固有的仪礼。在待人、礼人条款中记录了包括男女内外法、主客关系、各种见面等数百种事例的具体礼节。这反映了幽闭于仪礼中的个人，以及在人间关系网中，他者化的个人面貌。笔者认为，这种将家视为节制的仪礼空间的做法与初期书院相类似。即排除家中所有可能的世俗要素，以圣的要素构成家庭氛围的努力，正反映了儒家追求塑造完人的书院教育的宗旨。
四 结 论
现在有关韩国的书院文化与书院教育的研究正式开始起步了，有关书院教育的跨学科交流，有利于深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不必将书院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单位，而应在一个广泛开放的空间内赋予书院以新的生命力。古代书院教育是古人高品格文化的一个典型，在书院教育中包含了深刻的哲理。而且书院教育中的工夫论可为克服当今教育的难题提供新的思路与展望。韩国“书院学会”的创立，为理解书院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