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分析了“日本书院”的教育特征，无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学习，是为了教育，认为藩校、乡校、塾、寺子屋等近代化教育前人机构为书院，简素书院即为现代书院教育，并概述了日本近代化后的书院教育。
[关键词]日本书院；书院教育；简素书院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3-0019-04
一 “日本书院”教育的特征：无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学习
17世纪初，日本结束了由于内战而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由德川幕府统治全国，一直到欧美列强侵略东亚，将东亚带入近代化为止，前后大约维持了250年没有战争的和平社会。在这段期间，统治其他阶层的武士们，热衷于文武两道的学习。农民、工匠、商人等庶民们则在乡校接受教育。
进入了19世纪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幕府体制的崩坏，欧美列强的侵略，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各阶层开始意识到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断地寻求解决之道。在各地方的藩，建立起藩校和乡校，以及以习字和算数为主的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以汉学、医学、洋学、剑道、茶道、花道等为内容的约三千种的专门教育机构；私塾和家塾也纷纷开设。根据明治二十三年编纂的《日本教育史资料》一书的统计，藩校共295所、乡校共568所、私塾共1090所、寺子屋共11754所。说得更准确一些，定义和区别私塾与寺子屋是非常困难的，根据后来的研究调查报告显示，私塾和寺子屋的数量又有大幅增加，同时也在不断变动，在此特别加以指出。
上述的这些学校是以培养专业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为主要任务的教养教育机构，这使得一般大众的识字率急速上升，在开始进入近代化国民义务教育前，男子的识字率便已达到了50％以上，女子具有读写能力者达20％左右。这可以说是稳固了日本近代化后人才培养的根基。
在考察中国和韩国书院的历史时不难发现，这两个国家书院的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然而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却不存在这种所谓为了成为官僚而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由于武士和庶民之间有着阶级的差别，并且依照职业性质区分为士、农、工、商，这种特殊的世袭制——身分制度，成为了抑制通过科举晋升官僚的主要渠道。
而另一方面，德川幕府除了认可基督教，还认可了人们思想与宗教的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学习，并接受儒教、佛教、神道等教育。幕臣们的教育主要是学习朱子学，但是也能够自由学习其他学说，例如：阳明学、荻生徂徕和伊藤仁齐的古学、本居宣长的国学等。所以，朱子学虽然只是这众多思想学说中的一个，却是江户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学说。随着各种学校的设立，在幕末维新时期的汉学塾，和较为冷门的明末清初时的东林书院所提倡的新朱子学、刘宗周的新阳明学也都受到重视与学习。
江户时代的教育与中国、韩国的教育相似，都是以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的儒教势力为教育主流。但是江户时代的教育，其学习动机并不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武士为了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领导者而进入藩校学习。而占社会人口80％左右的农民，同主导市场经济的商人和工匠们一样也都为了学习一技之长和陶冶思想品格而进入乡校、寺子屋、私塾里学习。与还在考试炼狱里轮回的东亚初、中等教育相比，没有考试制度的江户时期的学校，就像一个摆在眼前的教育实验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考试，也自觉自发学习的最好例子。
换而言之，江户时期的学校重视教学，但是办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更精辟的说，日本书院的建学动机和目的，与中国和韩国的书院并不相同，虽说私塾之中，也有像中江藤树的藤树书院，楠本端山的凤名书院一样以书院命名的学校。从教育层面来看，日本的学校也和中国、韩国的书院一样采用朱子学和阳明学教学，但是从中国、韩国的书院观来看，是否能称之为书院，实在还有探讨的必要。将日本近代化前的教育机构——藩校、乡校、塾、寺子屋定义为日本书院为敝人之浅见，所以在此次发表之标题上，以引号加以定义和区别，为此用意所在。
二 藩校·乡校·塾·寺子屋
江户时代因为不存在科举制度，所以接受学校教育，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
藩校、乡校、塾也都有各自的教学理念与方针，并不是墨守成规，采取单一化教学制度。寺子屋教育(幼儿教育)也针对各个学习者的实际情况和学习目的，采取各式各样的教学方式，做到了因材施教。
日本学校教育的定型化是在1872年颁布《学制》之后，1886年由初代文部大臣森有礼主持实施了《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校令》等一连串相关的教育法令，确立了天皇国家体制下的近代教育制度。最初实施的小学教育，就是以寺子屋和私塾教育为基础的。而中学教育是以藩校和塾的指导思想为依据所创办的。但是随着校舍的兴建和教育内容的改革，江户时代旧有的学校教育传统，渐渐被淡忘丢失，取而代之的是近代化的新教育体制。
当时的文部省(教育局)总务局长曾感叹说：“明治以后的近代化教育，并未继承江户时代的教育遗产，而其原因就是教育沿革史并未得到有效整理。”封建制度下的文教事业，分别委任于各个藩(地方分权制)，所以数据的整理必须仰赖中央集权的出现。文部省在明治十六年(1883年)，开始针对各地方创办的各种学校，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资料调查。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资料调查委员会负责人指出，虽有10％～20％的调查资料遗失，但仍然编纂了被称为当时日本教育史上最好的参考书——《日本教育史资料》(文部省篇)。该书共分为九卷，分别针对各藩学事上的各种制度，藩校对士族、塾和寺子屋对庶民的教育方法和其制度与设置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际调查。并将其分为学制及学校、参照、学记、黉图、释奠、藏书小传、学议等八大类加以整理，一直到今天，这些资料集仍是研究江户时代学校和教育基本的文献资料。因此，日本书院的研究应着眼于武士教育和庶民教育。
1960年所发行的笠井助治所著的《近世藩校之综合研究》、《近世藩校出版书之研究》、《近世藩校学统学派之研究》上下，对于补充《日本教育史资料》不足之处有很大的贡献，可称为研究藩校制度和教育内容的基本文献。
在此之前，也有石川谦对武士和庶民教育进行了全方位调查研究，为江户时代的研究，做出了不错的成绩。特别是《日本学校史之研究》、《学校的发达》、《近世庶民教育史》、《寺子屋》、《石门心学史的研究》等，对学校和教育内容理论的阐释，和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丰富数据，都经过了精心归纳与整理，可以称得上是江户时代教育研究文献的代表。另外还有，继承父志继续进行研究的石川松太郎所监修的《图录日本教育的源流》更可譬喻为江户时代教育研究的入门书。
而在庶民教育机关——乡校的领域，则有《闲谷
学校资料馆图录》和多久市乡土研究会编的《丹邱之里》等，是地方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另外，在关于塾的研究领域，有海原彻的《近世私塾之研究》、《吉田松阴和松下村塾》，幕末维新期汉学塾研究会的《幕末维新期汉学塾之研究》等，特别是地方研究者针对各个私塾的研究，不论是从质或量上来看都有显著提高，俨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而全方位的江户时代的学校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起，到90年代，多数的研究成果被公开。特别是海原彻的《近世的学校与教育》、本雅史的《近世教育思想史之研究——日本(公教育)思想的源流》等，江户时代的教育研究无形中给现代社会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这样全方位的江户教育的研究，受到了欧美研究学者的注目，进行了一连串有组织性的研究。例如R.P.Dore的Education inTokugawa Japan?、Herbert Passin的Society Edu-cation in Japan等。这些论著可以说是阐明江户时代教育和现代社会关系的先驱。平成十八年2月18日到3月26日，在东京的江户博物馆，举办了名为“江户的学校(学问)——教育爆发的时代——”展览会，在那里所展出的市川宽明、石山秀和的《图说江户的学习》中提到：“江户时期的日本，就如同幕末维新时造访日本的许多外国人所称赞的一般，人们拥有很高的识字率，是当时世界级的教育先进国……江户时代是文书的社会。这一点从当时幕府给城乡的文书指令，和商家的看板、账簿中就能略窥文字在当时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另外还有日本传统的俳句和川柳等。从游戏中去学习的江户文化是丰富而成熟的。”
上述，对于江户时代的教育研究，不单单是“书院”研究，还有对藩校、乡校、塾、寺子屋的研究。为什么我要将这些学校作为日本书院来研究，是因为唯有研究中国、韩国、日本的书院，并将这些历史遗产活用在现代教育中，才能更容易让三者互相认同、了解、交融。中国、韩国、日本的书院体系，本质上就不同，所以与其强制其同化成同文同种，不如以和合为原则，将其转化成异文异种。由于书院制度和书院教育内容也不尽相同，才能成就如此丰富的教育史遗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重要的是，与其将中国、韩国、日本各自所拥有的共性与个性互相比较，还不如将这三种不同形式的书院教育遗产加以结合，让其规模和力量扩大增强。并且，不要像明治时期的文部省官僚感叹的那样，让欧美型近代化教育和江户期教育对立。重要的是，如何让两方面(东洋和西洋)的教育体制有效结合，创造出一个真正适合东亚的新教育体制。因此，面对现代教育所出现的混乱与危机的书院教育，当务之急是应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如何构筑、如何推展，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研究课题。
三 冈田武彦博士和简素书院：现代书院教育
日本一直是秉持着教育立国的理念，然而20世纪末期到2l世纪初，日本的学校教育呈现着荒废的现象。初等教育的校园暴力、学生互砍事件、自杀；中等教育的考试竞争激烈、考试科目以外的必修科目不允许放弃，造成学生毕业困难；高等教育的学生素质低下、少子化现象引起的招生不足；私立大学由于经营困难纷纷倒闭等，教育体制出现崩坏的危机。现在，教育基本法正在进行修订，学校进行改革，但是愈改革，教育现场的腐败却愈有增无减。
改革的基准和方法一直以欧美为模本，东亚的学习和教育改革，应该要跳出以欧美近代化教育为模式的框框，将书院教育和近代教育想结合，这种新的教育改革，才是现代书院教育所需要的。
在儒学研究界的权威——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的指导下，1998年3月开设了书院建学准备会。1991年，冈田武彦教授以指导刚从中国学成归来的难波征男“以书院建学立场进行研究”为契机，招集了法学家、会技师、新闻社工作者、商店主、公务员等十名成员，成立了筹备会，整理了《白鹿洞书院揭示》、《简素书院趣意书》、《简素书院规定》等，进行了书院史的学习，于1999年7月在西日本最大的繁华街福冈市天神成立了“简素书院”，一直到2003年共持续了4年。随着书院长冈田武彦老师95岁寿辰的到来，后来的指导渐显困难，再加上其他的原因，“简素书院”也荒废了。
简素书院在每个月的第4个星期日开课，30名到50名不等的书院生出席，由独自提倡“崇物论”、“身学说”的冈田武彦教授进行指导、静坐。其他还有如《
论语》齐唱，中国哲学者和书院研究者、医师、法学家们的莅临，用汉文训读来朗读古典和讲学，清扫等课程，特别是冈田教授的哲学讲学，和书院研究权威——华东师范大学李国钧教授的来校，更是让书院生们深受感动。
简素书院是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体认的研究为基础，再加上冈田武彦教授所独创的儒学哲学为课程的学习型书院。就某种意义而言，如果没有冈田武彦老师渊博的知识和崇高的人格，也就不会有简素书院的存在。再者，简素书院的特征就是将近代的教育和儒教教育结合，并在学德性兼备的儒学者指导下所产生的现代书院教育。简素书院的教学活动，可以说是21世纪初实验型书院教育的准则，也可说是今后书院学校成立的活的标本。
四 近代化后的书院教育：21世纪的改革
宋代朱子学是在外来思想——佛教的普及，还有因社会弊端丛生而产生的社会危机意识的背景中所诞生的。现代的东亚文化因引进欧美文化而产生危机，但并不是让欧美文化和东亚文化对立，而是要从中寻找出一条解决之道。
提起东亚教育，就不得不赞赏民主主义社会推行的国民义务教育。这不但提高了就学率，连识字率也急速上升。但是，接受近代化教育，不代表就得一定要放弃拥有悠久历史的东亚传统书院教育。可是在这一百多年的东亚近代化演变的过程中，书院被逼到废校的窘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造成的结果是现在的中国、韩国、日本的初等、中等教育陷落于考试的泥沼中。为了应付考试而产生了学习过热的现象，唯有克服这种终日为应付考试而学习的弊端，树立培养学德兼备人才的新观念才是最重要的。融合了近代化教育和书院教育的现代书院教育，是应该要追求新理念的。在冈田武彦教授所著的《崇物论》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日本自古以来就有万物皆有灵性的想法，就如同人有人格，物也有‘物格’。人格因为有尊严而存在，物格也可以如此定义。特别是日本人，将那一份尊严神格化，虽说是神，但却不是西洋的一神教的神，也不是‘神道’的神。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万物原本就有灵性，日本人对于这种纯粹的灵性特别的尊敬，那是一种敬畏和崇敬，并且供俸祭祀。”
如同上述，通过对人对物的认识，而主张崇物敬人的观点，是冈田教授从宋明儒学的格物观，和日本文化研究中得到的体验。21世纪初对于环境破坏和轻生观念横生的世界，从精深奥妙的哲学中所得到的，是体悟，也是警钟。冈田武彦教授的“崇物论”，不单是教育改革的指南针，更可说是探讨现代书院问题不可忽略的学习课题之一。
(翻译：福冈女学院大学台湾书院研究生 简亦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