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 要]在韩鲜时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地方学校的书院，与社会特别是士林势力共同消长，紧密联系，在不同时期，其内容、作用和机能等有不同表现。出现在16世纪中期的书院，是由开始显露头角的士林势力所主导的。书院培养了大量士林，对于韩国16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初的“士林时代”，书院是其产生的母体，也是维持时代的核心机构之一。17世纪，书院滥设、滥享引发的弊端开始显现。进入18世纪，随着社会变动，“士林时代”落下帷幕，书院随着士林势力的衰退而没落。
       [关键词]韩国书院；士林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3-0012-07
       一 序 言
       至今为止，对朝鲜时代书院的认识，还不是很肯定的。一般认为，书院只不过是两班子弟为了出人头地而学习的学校，以及为了维持体制，普及保守的儒教思想的教化机构而已。尤其书院不仅是两班阶层欺压和榨取百姓的根据地，而且还是置民生问题和国家命运于不顾，为了掌握权力，不惜展开血斗的党争的根源。结果，书院被看成是导致国家衰退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否定的理解和评价，占据了对书院认识的主流。
       对书院的这种否定认识，必然会导致对两班阶层的曲解。两班被殖民史学定位为无能腐败的社会存在，被民族史学说成是应该承担亡国责任的卖国势力，并且被社会主义史学看作是榨取人民而应该打倒的社会阶级，确定了其历史地位。最近又被民众史学认为是一种阻挠作为历史主导势力的民众发展的存在。所以，对由两班势力之一的士林建立和运营的书院，当然也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认识。
       不只是对两班的认识，对书院的认识也是同样的，只看到末期出现的颓废现象，而完全否定从16世纪开始持续了三百多年的历史，这并不是阐明和正确地理解历史事实应该持有的态度。书院也同其他的历史事实一样，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而出现的，并且对社会运营作出了贡献。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到了后代，也出现了逆机能的现象，最后走上了被清算的历程。因此，韩国应该在正确把握这样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对书院的一般认识。
       二　士林的时代
       朝鲜时代在进入16世纪，迎来了新的变化，被称为士林的理念集团的社会势力开始抬头。成宗(在位期间为1469年－1494年)年代，金宗直(1431年－1492年)得宠，其门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从被世人称为士类开始，士林势力的存在最初得到确认。这些士林势力原来以乡村社会为根据地。当然，后来栗谷李珥(1536年－1584年)把该势力称为“夫心幕古道，身饰儒行，口谈法言，以持公论者，谓之士林”。可见，士林势力的范围扩大到京城与京城附近。虽然其地域范围扩大了，但是，信奉道学、注重实践的共同因素，及士林所赋予的地方和乡村色彩，得到存续。
       总之，士林势力进入政界以后，使正在掌握政权的勋旧戚臣势力等既得利益阶层陷入不安。士林凭借注重忠节和臣下的义理发动政治攻势，否定了曾以现实论使世祖政权合理化的勋戚势力，确立了士林的政治名分。从燕山君(在位期间为1495年－1505年)以后，到中宗(在位期间为1506年－1544年)和明宗(在位期间为1546年－1567年)时代的16世纪前半期，历经4次的士林惨祸即士祸，就是在这种名分论和现实论的矛盾和对立中发生的。虽然受害者是士林，但是结果却导致勋戚败北。在士林的名分论面前，勋戚的现实论变得无力以对。例如成宗、燕山君时代，即使是曾代表勋戚势力的任士洪，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任熙载成为金宗直的门人，可见勋戚势力已经日益萎缩。特别是这些人的腐败和胡作非为，更加快了其衰落的命运。因此明宗末年，尹元衡(?～1565年)被逐出，勋戚的时代落下帷幕，大举进入政界的士林，成为名符其实的主导势力。直到18世纪前半期，其存在被荡平政策否定时为止，主导了社会。以前认为在士林执政的同时，出现了导致国家亡国的党争，所以降低了对士林历史存在的评价。以壬辰倭乱为分水岭，以前的时期划分为朝鲜前期，以后的时期划分为朝鲜后期。一般认为，朝鲜后期是在前期的各种制度崩溃的情况下，主要在社会经济方面，产生了新的发展因素，才展开的时期。但是在士林势力成长的同时，朝鲜社会也变得与以前不同了，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首先在政治方面，正如前面说明的，随着勋旧戚臣势力被排斥，乡村士林势力的登场变得更加显著。因此在宣祖(在位期间为1568年－1608年)时代，对政界的改组，几乎不亚于丽末鲜初的改组(即从高丽贵族到朝鲜的士大夫的交替)。不仅如此，政治决定的标准或者政局运营的方式也与以前大有不同。士林主张以义理名分为基础的人心收拾和安定，比重视现实论的霸道的富国强兵更重要，改变以前由少数的权利集团决定政策的方式，采取通过一个支配阶层的整体参与讨论，得出公论，决定政策和政局的方式。当然，有时为了提高名分和论议，必然会导致意见一致的势力互相联合，形成朋党，因此而产生政争的激化(上面所称的党争)，在这里笔者并不想避开这一点。
       但是，对于不图谋私利，而追求共同善的公党，并没有理由因被称为朋党而遭到排斥。不能根据以性理学为基础的理论，把光明正大展开的论战行为，与通过密室阴谋，追求个人利害关系决定主要政策的政治形态相提并论。有的党人，明知自己的朋党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事实，但是为了适应礼法，维持社会伦理秩序，不得不提出降低对去世的王的丧服等级的理论。我们不能围绕这些党人谈论党派的属性。士林所采取的这种政治形态，被称为朋党政治，区别于15世纪的勋戚政治和18世纪以后的荡平、势道政治。
       从士林所主导的16世纪到18世纪前半期，朝鲜的社会、经济状况普遍表现为以作为士林的母集团的士族为中心而运营的乡村共同体。主要有记录有力士族名单的乡案，对规定被记录在乡案上的士族之间的纽带关系的乡规，通过其物质基础的洞契等而形成的士族之间的联合，以及为了乡村社会的自治运营，而记录士族和一般乡村民的相互关系的乡约，还有通过由士族主导的乡村民救恤机构的社仓制等组织而形成的士族中心的乡村民统治，利用乡会和乡厅等机构的自治的乡村社会运用等。壬辰倭乱时，在士林的主导下，有大量的乡村民参与。为了防卫自己乡村的义兵活动，就是直接说明这种乡村共同体存在意义的实例。战乱以后在复原过程中再建的该乡村共同体，在作为地主的士族和生产者的农民的共同努力下，改良了川防(为了确保农业用水而堵截河川)、移秧(插秧)、畎种法(在地垄之间挖坑播种)等农耕法，提高了生产力，带来了乡村社会的安定。这为18世纪以后正式开始的流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士林在其活动时期，在文化方面的现象，可以概括为清一色的朱子学风，以理气心性论为中心的思
       想论证，或者以家礼为主的礼学研究正是如此。虽然多少有些不现实，但是，当时朝鲜人认为在夷狄满族所建立的清朝支配下的中国，已经丧失了其作为文化中心地的中华价值，反而倒是朝鲜继承了明代的正统性(祭享明代皇帝的万东庙就象征该点)，成为中华。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意识的澎湃，作为朱子学风的结果，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6世纪和17世纪，与以前和以后的社会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以该时期为中心，把以前的时期划分为前期，以后的时期划分为后期，把朝鲜时代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的朝鲜中期说，正在讨论之中。特别是与书院相关，有人提出了把该时期称为“士林时代”。像所谓的豪族时代一样，在贵族社会，根据社会主导阶层，赋予时代的名称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下所示，书院正是培养士林的场所，是其活动的基地和根据地。书院是伴随着士林的抬头而出现的，所以两者之间是一种共有随着低潮而衰退的命运同伴者关系。
       三　李混的书院普及运动
       历史上最早的书院是唐代唐玄宗所建立的丽正书院。但是直到北宋初期，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大书院的建立，书院的存在才广为世人所知。进入南宋时代，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确立了书院制度，以此为根据地，广泛进行讲学活动，从此书院得到广泛普及。后来到了明代，全国有名的书院达到300多所，书院大为盛行。明代的大学者王阳明，通过以龙冈、稽山书院为根据地而开展的讲学活动，成立了阳明学。还有出身于东林书院的官僚形成了东林党，在当时政界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这些事实都显示出了中国书院的机能和性格的一个侧面。
       在韩国，书院的起源开始于中宗38年(1543年)，庆尚道丰基郡的顺兴建立的白云洞书院。该书院的建立时期，正好与士林势力开始抬头的时期相吻合。所以在考虑我国书院的设立背景时，不可避免要与该时期士林的活动相联系。从士林的祖先在乡村社会安定下来的15世纪以来，士林便通过实施社仓制、乡饮酒礼等活动，试图以士林为中心改编社会秩序。为此，士林首先处心积虑地构成自身的活动根据地。特别是成宗以后，随着士林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中央政界，更增加了其必要性。因此，金宗直等士林为了该问题而恢复了留乡所。留乡所自朝鲜初期以来，作为地方势力的私人自治机构，因与守令权发生摩擦，并为了防止其被叛乱所利用，曾被废除。但是重新复活的留乡所，反而变成勋戚势力掌握地方的机构，士林另设置的司马所试图与之抗衡。但是，在反复发生士祸的情况下，被警惕士林势力形成的勋戚势力镇压，没有获得显著成果。在该过程中，通过标榜教育和教化，与留乡所和司马所不同，在避开朝廷疑心的同时，出现了作为乡村士林的根据地和活动中心的书院。
       但是，书院在16世纪中叶，中宗末年建立的直接契机，在于士林促进的文庙从祀③和教学体制的革新。以赵光祖为代表的士林，主张体现道学政治，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政策。其中之一是要求文庙从祀作为士林学统上的渊源的郑梦周、金宏弼、郑汝昌(该主张具有敦促一般士林奋发的意义，也具有证明士林比勋戚势力道德优越性，强化政治名分的意义)，以及代替因被士林的忽视而日渐衰退的官学，确立了以为己而学为主的新教学体制。当然，随着这些士林的下台，这些活动都被中断了，但是却确立了兼备士林系统人物的祭享和讲学、藏修(通过修己的德性涵养)的书院的形态。
       众所周知，我国最早的书院是周世鹏(1495年－1554年)建立的白云洞书院。但是该书院与后代的书院不同。周世鹏建立的书院，只不过是为了祭享同乡出身的高丽末期儒学家安珦(1243年～1306年)，是文成公庙的附属建筑。所以，该书院单纯是儒生们聚在一起，准备科举的学习场所，只是官学的辅助机构。书院的基本构造，主要是有讲学和藏修处的讲堂、东西斋及作为尊贤处的祠庙。书院排斥准备科举，把讲学和藏修作为基本机能，这与把祠庙作为次要存在有所不同。朝鲜时代书院的典型，是由继周世鹏而赴任丰基郡守，并把书院发展为绍修书院的李混(1501年～1570年)提出的。
       士林出身的李混，也主张赵光祖德道学政治论，以实现被称为太平盛世的三代的至治为目标。但是与赵光祖等先辈士林们试图通过王自上而下的实现目标不同，他更加寄希望于乡村士林。特别是在李混40、50岁时发生的明宗时代的乙巳士祸，更加坚定了其信念。因为乙巳士祸，在中宗末年，暂时登上政界的士林遭遇惨祸，他本人也曾被免职，其兄李瀣受到士祸连累身亡，他放弃了只要是儒学者就应该协助王，展示经纶的想法。他认为不如以乡村为单位，靠自身的信念教化百姓，培养士林，以他们为中心带动乡村，即使不依靠王，也能以乡村为单位，形成以士林为中心的治化，因此他转换了政治态度。
       为此，需要一个担当乡村教化主体，以性理学武装起来，培养潜心修己的士林的适当机构。李混采用了由朱子确立的书院。他认为书院继承了三代的学校制精神，乡校这样的官学一般设置在都市，环境喧闹。与此相比，书院地处寂静而风光好的地方，学习条件更加良好，并且也不受地方官的干涉，与科举和权利等现实的利益和欲望也距离遥远。所以作为进行讲习道学，熟悉义理，修养德性的场所，再没有比书院更好的制度。总之，作为再现至治的前提，作为培养担当教化人心的士林场所，书院是必需的。这就确立了书院存在的理由。在这种理论根据的基础上，李混利用被任命为丰基郡守的机会，首先充分活用自己的学问基础，使其门人掌握白云洞书院的运营权，形成该地区士林的学问根据地。接着，为了使书院得到公认，使其存在广为人知，要求对白云洞书院赐额和提供支援。
       虽然正值国家下赐绍修书院悬板的时候，李混辞退丰基郡守之职，隐居陶山，正式开始潜心研究性理学，但是他同时直接参与了迎风、伊山、研经、易东等10多所书院的建立，或者使其门人提供支援，一直尽力于书院普及活动。到明宗代为止，建立的书院有22所，其中的一半与退溪有关。退溪不仅致力于书院的普及，而且还使作为士林的道学讲明和内心修养空间的讲堂，东、西斋，祭享士林师表人物空间的祠庙，正式被确定为书院体制的基本构造，还设立了院规，确立了关于书院讲学、藏修及书院运营的各种规定。
       因此，从15世纪开始，在乡村，通过士林活动的中心体机构的探索努力，通过中宗代赵光祖等后起士林等促进的对郑梦周等的文庙从祀运动和新的教学体制的探索，书院的妥当性得到公认。最后，书院显露出其具体面貌。因此可以说，是被称为朝鲜士林之祖的李混使书院固定下来并得到普及。
       四 书院的发展和变迁
       如上所述，为了构筑士林乡村的活动基础，作为政治活动之一而追求的文庙从祀，树立新教学体制等，构成了书院成立的背景。周世鹏虽然不是很完全，但是使书院的面貌具体化，李混使书院成为士林
       的讲学、藏修与先儒祭享兼备的学校形态，并得到普及。之后，书院伴随着朝鲜王朝历史的展开而发展变化，并且走上了衰退的历程。下面通过能够反映书院盛衰的书院建立趋势表，来探讨一下书院的发展变迁情况。
       是把朝鲜时代建立的书院按照时代、地区整理的。进入肃宗以后，书院和祠宇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祠宇也统称为书院。所以包括祠宇在内，书院数量达到909所。平均每个邑有3所。如果以该统计中显示出的书院建立趋势为中心，对书院变迁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划分为：1)到明宗代(1546-1566年)为止，2)宣祖－显宗(1567-1674年)，3)肃宗－英祖代初期(1675-1741年)，4)英祖17年(1741年)以后的四个阶段。第一时期建有22所书院，相当于初期阶段。
       该时期共有4个书院得到赐额。从此可以看出，在该时期，书院已经被承认为教学机构。这是李混及其门人所展开的书院普及运动的成果。从该时期书院的内容来看，为以后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全面健全运营书院，各书院都制定了院规。在地方官积极的援助下，促进了以乡村士林为中心，通过筹备书院田、奴婢及鱼物盐等实物体制的连续化，而构筑了安定的财政基础。在明宗末宣祖初期，士林之所以对书院积极提供供给，就是因为有这种健全的书院运营基础才可能实现。
       士林势力以明宗末年的文定王后之死为契机，成功地驱除了尹元衡等权臣势力，通过积极参与拥立宣祖，掌握了作为其出身基础的乡村社会的主导权和政治实权，成为带动整个社会的名符其实的主导势力。前文所提及的“士林时代”正式开始。所以，已经预测到该时代到来的退溪，在事前就做好了准备。虽然只限于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对培养大量的士林，形成士林系统的官僚阶层做出贡献的书院，在士林时代，得到广泛普及，并获得很大发展。
       首先从量上来看，如上表所示，到显宗末年为止的106年间，共设立了193所书院(年平均建立1.8所)。被赐额的书院有91所。从地区上来看，逐渐摆脱初期出现的庆尚道一边倒的现象，扩散到全罗、忠清道、京畿道，甚至逐渐普及到汉江以北的一带。这是书院在外形上表现出来的发展景象。
       书院发展的情况也表现在质的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书院原来机能的讲学活动，在该时期也很活跃。前文所提及的讲学，原来是宋代的朱熹和陆九渊，各自在武夷精舍和象山书院，聚集数千名的书生，讲解自己对经典的见解和学说的形态。宋代的朱子学或者明代的阳明学的发达，主要是在这种书院讲学活动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当然，在国家运营的官学里，也有教师讲学，但是主要是解释应付科举考试的诗句，只不过是单纯地传达知识，不同于书院。书院谈论天理和人性高度的哲学体制，通过理的实践，实现君子所具备的人格塑造。书院的院规中规定，藏修的重点在于儒生自己奋发，自发地修己和修养。例如，讲学在以名儒硕学(或其弟子门人)所进行的学问研究和以心性启发为目标的书院机能中，占据很重要的部分。
       因此，在书院发展阶段，讲学活动的活跃进行是当然的。因此，在岭南地区，继承了退溪学脉的郑逑(1543～1620年)、郑经世(1563～1633年)、张显光(1554～1637年)、张兴孝(1564～1633年)、李玄逸(1627～1704年)、赵德瞵(1658～1737年)等，在陶山书院以及道南(尚州)、临泉(永川)、玉山(安康)书院，讲解退溪所主张的主理中心的性理说，或者以退溪的礼说为基础，进一步深化礼学研究，并且讲授给士林。同样，在京畿和湖西地方设置的书院里，金长生(1548～1631年)、金集(1574～1656年)、宋时烈(1607～1689年)、宋浚吉(1606～1672年)、尹宣举(1610～1669年)、俞启(1607～1664年)、尹拯(1629～1714年)、权尚夏(1641～1721年)、朴世采(1631～1695年)等儒学家，根据栗谷李珥和牛溪成浑(1535～1598年)的性理学，理解朱子学，解释经典的内容。特别是忠清道的遯严书院，是祭享朝鲜礼学泰斗金长生的场所，其门人对礼学的研究和讲学非常活跃，成为朝鲜礼学的中心。17世纪的朝鲜学界两分成主理派和主气派，也被称为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随着学统和师承关系而出现的学派形成以及朱子学的发达，也是由此而实现的。
       总之，在17世纪，书院在儒生自我奋发和自身修炼的藏修基础上，通过著名儒学家或其门人，活跃地进行讲学活动。为了扩张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学派的祭享机能也得到强化，出现了书院在质上的发展。所以可以说，书院通过正式启动藏修、讲学、祭享的机能，确立了作为培养士林机构的学校的性格。但是在该时期的书院，已经超出了作为学校性格的存在。随着“士林时代”的正式开始，书院就成为士林展开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乡村据点和基盘，具备了政治和社会机构的性格。
       士林执政不久而发生的朋党现象，大体上主要是由以学缘为媒介的学派所决定的。以退溪门人为中心的岭南学派成为南人，花潭徐敬德(1489～1546年)和南冥曹植(1501～1572年)的学派为北人，由栗谷和牛溪的门人构成的畿湖派成为西人，这种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从此可以看出，书院是各个学派形成的据点，也是朋党结成的基础。
       不仅如此，对在使各种与义理名分问题有关的案件公论化过程中展开的讨论和论争，书院调节和收敛各乡村士林的见解，从而发挥了作为造成对自己所支持的朋党有力的舆论场所的机能。例如，西人企图把栗谷和牛溪包括在文庙祭享人物之内的举动，还有围绕孝宗丧礼时应该穿的丧服的问题，西人和南人之间展开的礼讼论争中，支持自己党的儒生就是以书院为据点不断提出上诉的。书院除了讲学、藏修和尊贤的机能以外，也发挥着政治活动根据地的作用。
       在这里还要说明的事实是，士林在书院展开的政治活动，并不只局限于中央的政治问题。因为士林是以乡村为基盘的社会势力，所以，清楚地认识到乡村问题比政治问题更重要。因此，士林从书院出现之前就开始不顾勋戚势力的防碍，促进了留乡所的复立运动。在防碍和限制都消失的情况下，书院自然成为乡村活动的根据地。书院发挥着作为士林展开乡村活动的基地的作用。
       但是在该时期，书院在建筑物构造上出现了特别的现象，作为宿舍的东、西斋衰退缩小，甚至设置在讲堂的左右耳房里。与此相反，讲堂的规模大为增加。例如位于忠清道连山的遯严书院(祭享金长生，位于论山郡连山面)和位于鲁城的鲁冈书院(祭享尹煌，位于论山郡鲁城面)就是如此。从该时期的院规规定，出入的儒生要自带食粮的这一点可以看出，因为在财政不足，不可能供给儒生的情况下，不得不缩减不必要的东、西斋。但是，必须要确保召开士林会议和会合的活动和集会空间。
       这样的书院，在进入18世纪前后的肃宗代，也
       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前表所示，最重要的是书院的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一种书院滥设的现象。肃宗代的4(1年问，一共建立了166所书院。该时期，包括与书院几乎没有大区别的祠宇(174所)在内，实际上其数量达到了340所，相当于年平均建立7.4所，与前一时期的1.8所相比，增加率非常大。不仅如此，随着书院的滥设，在祭享人物的选定上，原来必须是儒学家的规则也开始崩溃，政治争斗中的牺牲者，孝诚、学行以及在乡村有名的儒生，施行善政的守令，甚至只凭其后代成为贵人的事实，而平凡的人物也包括在内。虽然当时的有识之士针对这种现象，指责说是没有一定的标准而任意祭享的滥享和猥享，称之为陋习，要求国家进行适当的统治。但是这种趋势很难制止。实际上，肃宗代发生的这种书院的滥没，也正是这种滥享和猥享的结果。
       书院的滥设、滥享和猥享现象，脱离了书院最初设立的意旨，而被政治目的所左右。肃宗代，与以前不同，政权因西人和南人发生四次交替。在政权交替过程中，随着山林和外戚势力的联合，名分论证的色彩更加露骨化，甚至有两位王妃(仁显王后闵氏和禧嫔张氏)被废掉，包括宋时烈和尹镌等山林在内的数十名官僚丧生。像这样标榜名分义理论而强烈展开的论争一直继续下去。各个朋党，为了强化自派的政治名分，作为方案之一，必须展现自己派别人物的道学和忠节，获得一般士林的舆论支持。原来祭享受士林尊敬的人物的书院，就沦为被利用于该种目的的机构。由于反对废掉闵妃而身亡的老论的领袖人物宋时烈，在死后仅仅20多年之间，就被40多所书院所祭享，该事实就能证明这一点。宋时烈也是一个道学者。像金寿恒、闵鼎重这样的官僚，以及因各自呈交支持老论的和南人党论的上疏而被定罪的儒生，也被包括在祭享对象之内，书院被各个党派利用于政治目的的事实是无法否定。
       因为政治的原因，一旦其束缚被放松，书院就变得与士林的公论无关，随着乡村社会的私的利害关系，转变成祭享特定人物的祠堂，这正如上述，导致祭享有行谊的儒生，施行善政的守令以及一家之祖的滥享和猥享的结果，书院被滥设。
       书院的这种滥设和滥享，必然会导致书院质量的低下，引发社会弊端。由于重视对特别人物的祭享，就使原来就具有祭享机能的祠宇发生混淆。再加上祠宇也除了具备祭享以外，还出现了在左右耳房里设置了小规模的书斋，增加了讲堂形态的讲学空问的倾向，导致书院和祠宇只在名称上存在差别，在祭享中心的机能上，变得相同。但是，与之成反比，因为财政上的问题，原来就不太景气的讲学活动，变得更加萎缩，最后儒生藏修的内容完全消失了。因此，书院虽然日渐增加，斯文却日趋走人低潮，义理也日渐黑暗，导致书院无用论抬头，这也成为后来书院撤毁的原因之一。
       五 书院的弊端及其对策
       对于书院的弊端，早已在壬辰倭乱时，王宣祖就曾指责书院带来以文字到处喧哗的文胜弊端。仁祖(在位期间为1623～1649年)时，因为不适合资格的人物被祭享而引发问题。特别是孝宗8年(1657)，忠清监司徐必远(1614～1671年)痛切地告发了书院的四种弊端：即引起乡校衰退；造成军役弊端的原因；因祭享人物的是非而发生纷争；因祭享费用的负担而引起的官厅经费的消耗。所以，当时对书院的弊端发生了争论，对书院适当统治的必要性也被提起。但是直到肃宗(在位期间为1675～1720年)末年，国家的基本措施是唤起道学，鼓励和正确带动作为国家起源的士林的原则论占据优势，所以并没有脱离奖励书院政策的方向。
       对书院的统治政策的正式施行，开始于采取撤毁全国173所书院(包括祠宇)的英祖(在位期间为1725～1776年)时代。之所以采取强硬政策，就是因为书院所引起的弊端。肃宗年间，因滥享、猥享而发生滥设，在英祖17年(1741年)，全国书院和祠宇的数目接近一千所，随之产生军役弊端，官厅经费负担的增加，引发祭享人物的是非等问题，因此在乡村两班之间不断发生纷争等。但是，更加直接的契机与其采取的荡平策的实施有密切关系。
       在促进荡平策上，英祖把引起和激发朋党之间政争因素全部革除。因此，被荡平派认为是导致党争原因的书院被厉行撤毁。之后，如统计所示，书院的增设倾向大受挫折。在正祖(在位期间为1777～1800年)和哲宗(在位期间为1850～1863年)年问，又采取了几次对书院的统治政策，不少的书院因与禁止令发生抵触，而被撤毁。这主要是该时期书院所显示出的两个弊端所导致的。
       其一是书院所引起的社会弊端。因为实行撤毁书院等强硬措施，禁令强化，地方官对书院的物质支援几乎断绝。因此一直都很贫乏的书院财政进入困境。作为解决方法，书院向祭享人物的后孙邀请财政支援，克服禁令，使一般百姓隶属于书院，免除军役，代替征收钱财，肆行以前使用的方式，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把百姓抓到书院，进行恐吓和施加私刑，做出勒索等非法行为，像这样对民作弊的事情举不胜举。尤其是受到中央权力庇护的书院，其对民作弊的情况更加严重。其中，象征世道政权理念，祭享宋时烈的华阳书院的横征暴敛，甚至达到了连集权势力也无法容忍的境地。
       该时期书院弊端的另一个方面是书院逐渐变成由祭享的后孙运营，不再是士林公共的机构，只是某个门中或者同姓集团的私人机构。因为书院原来是由士林的公论所建立和运营的，所以在原则上后孙是无权干涉的。但是因为书院的建立和维持需要大量的费用，所以从初期开始，后孙给与大量的物质支援。但是那只不过是后援，为了避人耳目，没有表面化。但是进入18世纪以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以前的士族中心乡村支配体制崩溃，像乡案这样巩固士族之间的联系的组织体开始瓦解，两班地位的保障开始动摇。因此，士族就开始关注通过血缘上关系密切的族的集结谋求自身保障。结果，族谱开始广泛盛行，门中契、族产、墓位土的筹备，花树会的召开等，门中组织强化的现象变得显著，最后集中为同姓村落的形成。
       这样的社会条件，对书院起到直接影响，使后孙开始露骨地参与书院，最后集结文中的力量，祭拜自己家门里的显祖和仲始祖，以此作为文中活动的据点，建立了文中书院。当然该种书院和寺庙，并不包括在中央书院的统计之内。所以并没有出现在前面的书院建立表上。但是根据最近的研究，其数字只全南地区就达105所(上表上中央所把握的数字，全南和全北共有185所)。虽然文中书院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机能，但是从其原来的士林藏修和讲学处的性质来看，是其末弊的现象。
       因为荡平政策，士林的政治理念被否定；因社会经济，士林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士林时代”落下帷幕。随之曾作为其基础的书院也衰退为一种有名无实的存在。结果导致韩国全境只剩下47所书院(20所书院，29所祠庙)，大院君对书院的撤废政策，是针对如上的问题，为了革除其弊端而施行的。
       六 结 论
       我国的书院，最初出现于16世纪中期。当时的书院，是由在16世纪以来，无论在乡村还是中央政界，开始显露头角的士林势力所主导的，是一种再生产这些势力的学校，具有在乡村或中央展开生活和政治活动的根据地的机能。书院为政界培养了大量的士林。结果16世纪后半期，士林开始掌权，直到18世纪初，主导了“士林时代”。书院正是产生士林时代的母体，也是维持士林时代的核心机构之一。
       但是进入18世纪，书院也随着因荡平或者经济变化而发生的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士林势力的衰退和没落，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变成两班家门的门中组织之一，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是如果脱离士林的公的领域，其主导权被门中所把握的话，无论如何，书院也不能离开门中私的关系。所以朝鲜后期，对于书院变成对民榨取的魔窟的问题，应该放在这种氛围里去理解。
       在朝鲜时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朝鲜时代的地方学校的书院，特别是与士林这样的社会势力互相消长，紧密联系，在各个时代，使其内容和作用及机能等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应该改变只根据书院末期的现象，而对书院做出否定评价的认识。对于被称为儒教和党争的朋党活动，两班的存在，以及其历史机能和位相的评价和意义，应该重新得到认识。